土族，是中国人口比较少的民族之一，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国家在1979年为土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字母形式的土语文字。

各地土族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

互助、大通、天祝一带的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察罕蒙古”（白蒙古），民和县的多自称“土昆”（意即土人，吐浑音转），其他地区的自称“土户家”。

附近藏族称土族为“霍尔”（对藏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族；另说即吐谷浑），汉、回等民族称之“土人”、“土民”。

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本民族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说。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

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

土族来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间传说、史籍记载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得到证明。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词汇约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13、14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

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据说是因为古代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区。据初步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这可能是因历史上居住过吐谷浑人而得名。互助佑宁寺名僧、一世土观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浑”村，以后各世土观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认“吐浑”村为根子地方，都以“土观”为号。据《新、旧唐书》、《五代史》记载，吐谷浑后改称作“退浑”或“吐浑”，这些村庄可能因吐谷浑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 过去土族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吐浑扭达”(扭达意为头饰)，这种称呼似乎与吐谷浑有关。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体部分。

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据明、清时期的部分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1949年8月26日，西北重镇兰州解放，国民党在甘、青的基本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9月5日，西宁解放，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四十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接着，人民解放军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民和、乐都、天祝、大通、互助、门源、同仁、甘南等地，这些地区的土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揭开了土族历史的新篇章。

从1950年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土族地区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17日，经政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居住的特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设立了土族乡。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元末明初，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尤为迅速，土族地区出现了许多格鲁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宁寺、华严寺、金刚寺、曼头寺，大通的广惠寺、平安寺，乐都的金角寺等，计有40余座，其中以佑宁寺最大，号称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观、桦布，颇有影响。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如互助县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亩。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土族群众普遍送子为僧，出现了“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的现象，甚至有的家庭“宁绝嗣”也在所不顾。不少土族男子除到当地当喇嘛外，还到塔尔寺等名寺去当喇嘛。此外，多数土族村庄都有一座小庙，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则去小庙烧香叩头，许愿布施，或请喇嘛念经祈祷；遇有忧患之事或出门远行，首先要到小庙许愿，以期借助神的佑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家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寿经，俗称“活人举丧礼仪”。过去，土族老人年过半百，就要准备寿材、寿衣，同时请喇嘛诵经拜忏，亲友们前来祝寿，规模与一般丧葬礼仪相当，只是贺礼为十一只寿桃，以及鞋、袜、枕头等物。他们认为生前念了活寿经，就等于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在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项活动：闭斋、跳神、浪尼、斯过拉等。

土族群众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还有许多民间信仰。首先是萨满教。土族对萨满教的信仰由来已久，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强力渗透，土族的萨满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保留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祭腾格热（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语，土族语叫作“加布来”，意思是堆子，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场所）、白虎祭、选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礼中的绕圣火，请法拉（巫师）作法驱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萨满教习俗的遗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称“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苯教逐渐衰微下去，没能在土族地区建立专门的苯教寺院。如今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庄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职人员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约在元明时期传入土族地区，其后不断发展，而且具有新的特点，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萨满教内容也被搀杂其中。过去，在民和、互助地区，供奉着不少道教之神。特别是在民和地区，每个村庙中，都供奉着一、二个或三、四个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财神、门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阴阳师进行，平时他们给人算卦、看日子，丧礼时给亡人开殃榜，结婚时给人合婚，盖房、选坟茔时给人看风水等。此外，还有插牌子、立雷台、祭神农等几项宗教活动。此外，土族还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民和地区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个家族庙，庙内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还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写“供奉某门三代宗亲之灵位”。家族庙有时请喇嘛念经，有时请阴阳师做道场。春节时，各家去家族庙祭祖；清明节时，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坟。

土族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

元代以前，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食物结构相对单一，以肉类、乳品为主，还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渐转向农业经济，饮食则以青稞、小麦、薯类为主。

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土族的蔬菜较少，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莴笋等10余种。他们平日多吃酸菜，辅以肉食，爱饮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庆节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猪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饮食卫生，用饭时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

土族喜欢饮酒，酒在土族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历史上，土族人家几乎都能酿造“酩酼”，即一种低度青稞酒。酿酒已经成为土族地区重要的产业之一。

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式样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传统的男子服装，头戴织锦镶边的毡帽，内穿绣花高领斜襟白短褂，胸前镶一块彩色刺绣图案，外套黑、蓝或紫色坎肩，或穿镶着宽边的长袍，腰系绣花带，脚穿白布袜和云纹绣花布鞋。此外，土族男子还习惯在领口、襟边、袖口和下摆上镶四寸宽的红或黑色的边饰。妇女的衣服更加艳丽，她们头上戴着彩色的圆形织锦绒毡帽，耳朵上戴着长长的银饰，身穿小领斜襟长袍，在长袍的外面套着紫红色的坎肩，腰上系着又宽又长的彩色腰带，彩带两头都有精美的刺绣，上面挂着镶有彩色图案的荷包、针扎、铜铃等装饰品，下穿裙子和长裤，足蹬彩云绣花长筒鞋。她们服饰中最有特色的是七彩花袖，花袖是由红、黄、绿、青、紫五色彩布拼制而成。她们自豪地说，那是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颜色调配，穿在身上格外醒目。和年轻人比较起来，老年妇女的装束要简朴的多，她们不穿五彩花袖衫，也不系绣花彩带。

传统土族妇女的头饰很复杂，戴各种“扭达”（“扭达”即头饰）。由于不同地方的妇女佩戴的头饰不同，所以扭达有八九种之多，包括吐浑扭达、适格扭达、加斯扭达、雪古郎扭达、加木扭达、索布斗扭达等。这些扭达中，据说吐谷浑扭达最古老、最高贵。据传古代土族妇女能征善战、驰骋疆场，她们勇敢顽强，身披战袍，十分俊美。后来土族逐渐定居放牧，以至过渡到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土族妇女便将战袍、头盔，甚至兵器的形象装于头饰上，因此这些扭达异常华丽，好像古代宫女的头饰。妇女在转到操持家务和农业生产后，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不再适宜身着古装，再加上1938年以后，青海军阀马步芳强行改变土族服饰，从此这些式样繁多的扭达不再流行，已在民间绝迹。此后，土族妇女常把头发梳成两根长辫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联，头戴饰有丝锦的毡帽或礼帽。

土族建筑特点突出。在农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习惯将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围墙较高，墙内两面或三面建有房间，多以三间为一组，少数富裕人家则建有四合院。房屋为土木结构，屋顶平展光滑，上面可储放粮草。北面与院门相对的是正房，东西有厢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间，用木板做隔断，中间是堂屋，正面摆一个大红油漆木柜，上面供着神牌，放着祭品；左侧是卧室，火炕上放着火盆和炕桌，卧室的炕是暖炕，连着锅灶，烧饭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着家中的老人；右侧是储藏室或佛堂；东西厢房是孩子们的住室，角房用来作厨房、仓库、厕所、畜圈等。住宅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绘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语中被称为“日麻”（即庄廓），院内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厕所、菜园和打谷场。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尤其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

土族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有客人来访，他们首先请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锅馍”。招待贵客时，桌上摆一个“西买日”（即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盘大的肥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认为这是对贵宾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饮酒时，土族有边饮边歌的习惯，以畅饮酣醉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中国西北盛行的盖碗茶。他们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碟中，在碗内放入茶叶、枸杞、红枣、桂元、冰糖，用开水冲开后盖上碗盖。这样冲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基本词汇和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和保安语则更为接近一些。

土族语分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其间有一定差别。

同时，土族长期同汉、藏人民友好相处，其语言也受到了汉语、藏语的很大影响，在宗教用语上采用藏语借词较多，在生活用语和新的名词术语中，汉语借词较多。

土族没有文字，使用汉字、藏文。新中国成立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国家在1979年为土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字母形式的土语文字。

土族的民间文学，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头文学。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现实生活，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与恶势力搏斗的勇敢精神。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土族民间文学按其内容和体裁，可分为“花儿”、叙事诗、家曲、传说故事、寓言、歌谣等。

“花儿”既称山歌，也称“少年”，土语称“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奔放，是甘、宁、青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文学瑰宝。土族的“花儿”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既不与汉族“花儿”雷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所以“花儿”又有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之称。“花儿”一般四句式较多，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表达实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儿”，主要流行在民和县官亭、中川一带。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山冈、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在各地定期举行的传统“花儿”会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对唱不绝，演唱者大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因此，土族之乡素称“花儿之乡”。

叙事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品有《拉仁布与吉门索》、《登登玛秀》、《祁家延西》、《太平哥儿》、《格萨里》、《洛桑王子》、《不柔有》等，其中《拉仁布与吉门索》流传最为广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叙事长诗，人们称之为叙事长诗中的明珠。全诗长达300多行，通过对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的生动细腻描写，向黑暗的封建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它不仅显示了土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美好的新生活无限向往的顽强意志。

家曲，也叫宴席曲，大都一问一答，短小精悍，有赞歌、问答歌、婚礼歌等。赞歌是土族人民在款待贵宾时，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它运用比喻、夸张、象征、渲染等手法，互相称颂。赞歌的曲调很多，旋律柔和优美、悦耳动听，流行于互助地区的有“兴阿浪列”、“拉拉应格列”等十多种。问答歌也叫对歌，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地理、气象、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歌词含蓄生动，曲调悠扬多变，主要有《唐德格玛》、《合尼》、《恰然》、《辛木斯里》、《选择》等曲目。婚礼歌是土族人民在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其歌词和曲调是特定的，随着婚礼进程的不同而各异。

传说故事，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有揭露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的，如《气杀狗地主》、《红水沟》；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莽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青蛙女婿》等。寓言和童话，富有哲理性，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广为流传的主要有《想吃太阳的鸠》、《兔子、狼和卖糖人》、《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

土族的歌谣风趣别致、脍炙人口，流传较广的有《羊粪蛋般身材的蜜蜂哥》、《蒋家阿姑》等。谚语是土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成为人们力行的格言。

土族人禁忌众多，主要有以下表现：忌讳吃圆蹄牲畜（马、骡、驴）肉；忌讳在畜圈内大小便；忌讳让去过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丧的人）和妇女进入土族的寺庙大殿或家庭佛堂内；忌讳妇女不戴帽子、不穿长衫在长辈面前来往；忌讳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经允许就随意进入土族人家的院内；忌讳用有裂缝的碗给客人倒茶；忌讳问客人“吃饭没有”或“吃不吃饭”等话；忌讳客人数他们的羊只；忌讳走远路或办婚事时，早晨出门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干净的东西；忌讳在佛堂、大殿内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忌讳从僧侣的跪垫和其他物品上跨过；忌讳对酥油灯打喷嚏和咳嗽；忌讳在佛堂里转经轮时从右向左转，而是严格遵循从左往右转；忌讳在寺院附近打猎和随地大小便等等。

此外，土族有忌门的习惯，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门、发现传染病等，别人不得进入庭院，就称为忌门。忌门的标志是：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插上柏树枝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

土族的音乐主要是民间歌曲，分为山歌“花儿”和家曲两大类。

土族“花儿”的调令很多，如“尕连手令”、“好花儿令”、“杨柳姐令”等，流行在互助土族地区的就有10多种。土族“花儿”在旋律进程上起伏较大，音域宽广，节奏上大都是三拍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结尾音拖长而下滑，给人以深沉之感。

土族家曲的范围较广，有叙事长诗曲、赞歌、问答歌、圆舞曲、婚礼曲等。每首叙事长诗都有自己特有的曲调，一般是上下两个乐句，曲调优美，屡听不烦；赞歌的曲调柔和优美，悠扬奔放；问答歌的曲调干脆、明快，句末大都有休止音；圆舞曲是跳安昭舞时唱的曲子，比其他曲子欢快，节奏明显。

土族舞蹈主要是安昭舞和婚礼舞。

安昭舞是一种歌舞相结合的形式，舞时人们排成一圆圈，一般由一人带领（通常为老年男子），一唱众和，歌声悠扬，舞步轻盈。每到逢年过节，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喜欢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麦场上跳安昭舞。

婚礼舞是举行婚礼时的舞蹈，一般以两个身着白褐长衫的纳什金为主演，其他人伴唱，动作各地不一。

土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为刺绣、盘线。

土族人民的刺绣艺术明显地表现在对服饰的精心装饰上，土族妇女喜欢在衣服领子、袖头和下边绣上各种花纹，形成一种美丽的图案。

互助丹麻一带的土族男青年胸前大都有块四寸方连续图案，叫“富贵不断头”，不仅富有民族风格，而且非常鲜艳华丽；在鞋上绣的云字花纹，细致匀称、色彩鲜明。

土族妇女从小就要学习刺绣，掌握各种针线技艺，并且要用几年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一套嫁妆，包括精美的服装、绣花枕头、绣花烟包等，同时还要为婆家的老人准备绣花枕头，为家中其他女人准备绣花的长腰鞋等许多女工作品。

每当土族人的传统节日或庙会来到，土族姑娘们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带上自己制作的各种绣品，聚在一起互相评议，看谁的手艺高超。

土族的刺绣独具一格，不论绣什么图案，都用“盘线”绣成。“盘线”是土族特有的针法，同时运用两根针线，做工精致、复杂、匀称，绣出的图案美观大方，朴素耐久。

历史上的佑宁寺是由许多殿宇、经堂、僧舍组成的完整建筑群，吸收了藏、汉建筑的特点和甘肃“河州砖雕”的艺术成就，其精工细作的木刻，陈列的泥塑佛像，充分显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筑和雕刻艺术水平。

土族群众还在住宅的墙壁上、寺院的栋梁和门窗上都绘画或雕刻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图案。

土族的节日主要有农历正月十四日佑宁寺官经会、二月二威远镇擂台会、三月三和四月八庙会、六月十一丹麻戏会、六月十三和二十九松番寺和吐浑村的“少年”会、七月二十三至九月十五民和三川地区的“纳顿”（庆丰收会）等等，其中擂台会、丹麻戏会和“纳顿”最具民族特色。届时，除举行赛马、摔跤、武术和唱“花儿”等传统娱乐活动外，还举行物资交流会。

一年一度的“纳顿”是民和县土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因为纳顿的狂欢起自农历七月，故也称为“七月会”。“纳顿”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活动，从夏末麦场结束时，一直持续到秋天，历时近2个月，所以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纳顿”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亦可由两村联合举行，一村充当“主人”，而另一村为客人。当两村男性村民排成长列，扛着各色彩旗，敲锣打鼓地来到麦场时，“纳顿”的序幕就被拉开了。首先开始的是会手舞，这是由四五十人参加的大型舞蹈，会手们按老幼顺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着长衫，手执扇子的老人，他们往往是纳顿的组织者和纳顿舞蹈的传人。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轻人和拿着柳条的孩子们依次跟在后面，队伍显得欢腾而壮观。在舞蹈的同时，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给会手们敬酒，以此助兴，喜庆和欢乐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此外，土族传统的节日春节、端午节和汉族大同小异。但是互助地区的部分土族忌讳过中秋节，中秋之夜往往向月亮打一把灰。

土族的婚姻，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婚礼仪式、谢宴等程序。仪式隆重热烈，自始至终都在载歌载舞中进行。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决定，都得由男方父母请媒人，向女家求婚。女方家同意后，请来本家各户家长，并邀请男方家的父亲或叔父，同媒人一起来商量定婚。

婚嫁多在每年正月举行。大约在一个月前，先由男方举行择吉日仪式。土族称婚宴为“霍仁”，择吉日称“砣让霍仁”，即首宴。娶亲的前一天，是女方家的嫁女宴，土族称“麻择”。这时姑娘要哭嫁，哭嫁词委婉动人，感谢山神、土主和娘家的养育之恩。傍晚，男方派两位能歌善舞、擅长辞令的“纳什金”（迎亲人），带上一只活羊、三瓶洒、三付馍和新娘上马时穿戴的衣服前往女方家。女方的女伴在女方家关上大门，在里面唱《唐德格玛》歌，纳什金则必须以歌作答，才让进门。当纳什金跨进门槛，她们又从门顶上向下泼水，嬉笑戏谑，祈求吉祥如意。纳什金上炕喝茶、用饭时，阿姑们开始以唱代骂，唱《纳什金斯果》歌，百般奚落迎亲人，诙谐风趣。阿姑们唱完后，纳什金也要唱歌跳舞，直到鸡叫头遍。这一夜，女方家里不能睡觉。土族姑娘出嫁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小出小进”，一种叫“大出大进”。所谓“小出小进”，即新娘到婆家后才改变发式。这种方式比较复杂、庄重。所谓“大出大进”即在娘家改发式，到婆家后立即拜天地，这种方式比较简便、省事。新娘进婆家大门时，有两个年轻妇女在前面拉着红毡或白毡，新郎新娘跟着毡，男左女右，抱着用红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缓缓迈入庭院。“小出小进”的新娘则到伙房灶神爷前，由事先选定的妇女动手为她梳头改发式，穿新婚服装，举行开口仪式。然后拜天地，由媒人或“红仁切”（送亲队）中的一位长者主持诵祝词：“鲜花般的阿姑，走过金子的楼门，来到金子镶成的庭院，向上天下地、千神万佛叩头！”新郎新娘要连续拜四次，进入洞房。接着谢媒人，土族称“瓦日哇西买拉”。中午时分，娘家送亲人在婆家院里摆嫁妆，给新郎穿戴衣帽等。

过去，土族人民的婚姻中有一些陋习，如“戴天头”习俗，即土族女孩到了15岁未定婚者，要接受成年礼“戴天头”，由父母做主，在除夕那天与天结为夫妻，将女孩的发式改为成年女子的发式并饰以各种头饰，从此该女子可享受自由选择对象、长居母家、继承家庭财产等母系社会特有的权利，生下子女归母家，不受社会歧视。又如，过去的土族地区大多实行买卖包办婚姻，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婚姻不自由，而且聘礼较重，穷人娶妻十分困难。有的女方不收聘礼，但要男子为女家劳动几年以后才能结婚，或者招女婿入赘，或者两家互相娶嫁，称为“换门亲”。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土族人民自动起来废除了传统婚姻中一系列陋习，树立了以自由恋爱、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健康婚姻观。

火葬是土族传统习俗，除对夭折的小孩实行天葬，民和县土族多行土葬外，一般都行火葬。

土族人家死了人，一般在三至七天内送葬，举行丧礼要请喇嘛念经三天，请本村的老人念嘛尼。丧礼最后一天，亲朋来亡人灵前吊唁、献哈达、献馒头。火葬那天，送灵轿至火化现场，将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炉内，用柏树枝点燃火，并砸碎灵轿，投入炉内同时焚烧。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将骨灰装进一尺多长的木匣或瓷罐内，暂时埋在临时选定的地方，待来年清明节，再埋于祖坟墓地。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埋于祖坟地。亡人被葬后，子孙服丧，一般为四十九天。

土族没有特制的孝服，服丧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贴春联，当年不走亲访友。

土族祁土司自始祖贡哥星吉至民国时祁昌寿十七代土司文治武功，是土族历史深厚的大家族。

土族李氏，土族李姓本为土司族姓。土族人口虽少，但其姓李之人却不少。据说，这些土族李姓，是出自前土司（西夏皇族后裔）的族姓。土族历史上曾有西李土司、东李土司和其他等数十土司，属李土司管辖的部分人后来就随了土司的族姓而姓李了。

著名的土族李氏，有明朝官吏李文、元末明初土族官吏李南哥、明朝官吏李央、明末清初土族官吏李天俞等。

李英（生卒年不详）是曾为明王朝招抚过的西番八族，西宁卫指挥佥事李南哥的儿子，因战功显赫，被宣宗皇帝封为会宁伯，成为李土司家族中封爵最高的人物之一。洪武元年（1368），李南哥率众归附朝廷，授西宁州同知，西宁卫指挥佥事，后李英承袭父职。他有胆略才气，精于射骑，对于甘、青四卫的地形险要和各族情况，甚为熟悉。在明成祖北征时，李英所率领的士兵常作先锋，所掳获的胜利品也常比别的军队多，故李英便为成祖所信宠。永乐十年（1413）冬天，土族一首领叛乱，李英兴兵讨伐，捕获兵丁360人，并全部斩首示众。永乐帝因其平叛有功，授予都指挥佥事之职。

土族僧人张答里麻，精通汉文，明成祖授予左觉义，他在西宁恣意妄为，并窃取西番进贡的财物。官府欲捕获予以严国，不料他逃至蒙古边境，为非作歹十多年。李英发现其行踪带领军部下将其捕获并满门抄斩，边境居民无不拍手称快。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明王朝派使臣乔来喜、邓诚等前往西域，途经安定、曲先地区。安定、曲先诸部见利忘义，劫走赐给西域的金银财物，杀害了使臣乔来喜、邓诚和随行人员，边地也骚动起来。仁宗皇帝命令当时任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同知的李英率西宁诸卫士兵前去平叛。李英率部一直追过了昆仑山，掳获安定王桑儿加失夹，俘斩了一千多人，夺回了劫走的财物，平息了骚乱，并得了驼、马、牛、羊14万余只。宣宗皇帝在给李英的敕谕中，对李英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封李英为会宁伯。

（1897.2.16—1972.3.16），字一如。西夏皇族后裔，青海乐都县人。民间历史学家、西夏史学家。

李鸿仪先生自1915年起，在课余研治《西夏李氏世谱》。后又研究西夏史，不问寒暑，五十年如一日，成果颇丰。1965年社教，因写家谱而罗织罪名，遭残酷斗争。家中万卷藏书，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先生爱书如命，目睹此景，痛哭不已，几致大病，竟于1972年3月16日与世长辞，享年76岁。

（1919年—1977年），土族女诗人，西夏皇族后裔，青海民和县人，被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誉为“少数民族难得的女才”，李宜晴一生道路坎坷，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引起文学界的重视，纵观她的诗，清新婉丽，音调和谐，对仗工整；词或豪放激越，或凄清哀婉。其作品感情真挚，情韵缠绵，生动感人，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是土族文学成就的一个里程碑。《土族女诗人李宜晴诗词注释》，收录了诗40首，词79阕，另有残片6首（阕）。

（1934—），字子植，号贝叶，青海乐都县人。世界著名珠算史专家，中国著名中算史学家、数学教育家。

1953年考入西北大学数学系学习，1956年经系主任杨永芳先生推荐，留数学系工作。直到1959年离开西北大学，去安康大学数学系任教，讲授微积分。1962年，安康大学停办，去其夫人家乡岚皋县工作，任岚皋中学数学教师、数学教研组长。1978年调入安康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任教，讲授数学分析课。1981年调入陕西高等财政专科学校，先后任基础部主任、科研处长等职，任教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技术等课程，并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后为陕西经贸学院教授，1992年被西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指导数学史研究生。2004年被马来西亚世界中国珠算心算学院聘为顾问、兼职教授。现为西安财经学院教授，西北大学数学史教授、数学史研究生导师。曾任陕西科协二届委员，中国珠算协会第五届副会长，现任中国珠算协会（2006年1月1日更名为中国珠算心算协会）顾问，中国珠算史研究会副会长、日本珠算史研究学会运营委员、陕西数学史研究会会长，陕西珠算协会副会长，西安市珠算协会顾问，四川羌学学会名誉会长。

（1934—） 西夏皇族后裔，青海乐都县人。甘肃省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成功者研究会理事、香港现代教育理论研究会课题教授。1981年出任兰化公司第一中学校长、兼任西宁博雅外国语学校校长。二〇〇〇年元月以百名校长资格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千人千年座谈会，并荣获“当代中国精神”先进个人代表的称号。锐意改革，实行了“四项整顿”、“三项改革”、“两个拓宽”，走出了一条办好企业中学的新路，86、87先后被国家教委、全国教育总工会、国家体委联名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中小学实验仪器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先进集体”称号，编入《中国名校》。1993年7月出任兰维中学校长后，励精图冶，把一所薄弱校办成一所颇有生气的综合性特色学校。曾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了近三十万字的论文，如《我是怎样做校长工作的》、《论中学的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走进社会——面对21世纪中等教育改革的根本策略》等。

（1942—）青海西宁人，油画家，一级美术师。中共党员。鄂圭俊1960年毕业于青海省文化艺术学校。曾在西宁红旗电影院、西宁市文化馆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油画、版画，并从事美术创作。在此期间曾任青海省青联委员、青海省对外友协理事等职。1987年，鄂圭俊调上海油画雕塑院任专职油画家、一级美术师。他的十余幅作品曾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大型美展。其中油画《迎新娘》在1982年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中获一等奖；油画《春的脚步》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牌；版画《农家》获第八届全国版画展优秀奖，还有《高原情》、《套牛》、《远客》等先后获青海省级文化创作奖八次。鄂圭俊的作品曾参加我国在日本举办的《现代中国优秀作品展》、柏林国际版画展及上海市举办的《上海现代美术作品展》等文化交流展出活动。有些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北京民族文化宫等收藏，并入选《中国美术馆藏画选》、《中国当代油画》等大型画集。

（1962—） 字慎言、号泰乐、别号淡园主人，青海乐都县人。中医疑难病学科创始人及理论奠基人，清代医学家李世泰第七世孙。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后获美国世界传统医学科技大学传统医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凯尔中医院主任医师、香港中华中医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世界中医疑难病学学会副会长、妇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现为世界教科文卫组织医学专家成员、世界中医疑难病学学会学科院终身教授，陕西开源医药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研究，对妇科疑难病及男女性功能障碍相关疾病的中医临床治疗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被学术界誉为中医疑难病学科创始人及理论奠基人。提出“诊病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学术思想，提出“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学术思想，提出中医妇科疑难病“肾虚血瘀”病机理论，总结发明“李慎言断层冲击疗法”。这些理论及方法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的建立、发展与进步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现了“李慎言乳房量化定律”，给乳腺病的诊断治疗提供了量化的科学依据。提出建立“妇科以胞宫为中心的框架理论体系”之观点，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创立“南宫山自然疗法”体系，积极倡导推广并整理研究南宫山自然疗法，总结发明“华夏慎言养生法”，为中国传统医学国际交流项目进行推广。荣获五项国内学术奖及五项国际学术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编《中国传统医学名医特技荟萃》、《中医妇科疑难病临床经验精华》、《全国高校素质教育丛书·学校健康教育》，代表性著作有《李积敏医学文集》。临床擅长：子宫发育不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乳房发育不良、乳腺增生病、外阴白色病变（外阴白斑症）、女性外阴尖锐湿疣、女性性功能障碍、慢性盆腔炎、不孕症等疑难病的中医药治疗。

1994年被授予“中国科技之星”荣誉称号，1998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青年中医专家”称号；2000年被世界中医疑难病学学会授予“二十世纪最杰出贡献奖”及“终生成就奖”。2001年被评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年来对中医学术发展最具影响的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其业绩载入中国国家“九五计划”重点项目《世界传统医学大系·当代世界传统医学杰出人物》、《东方之子》及《世界名人录》（美国）等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