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字源于俄语汉译“苏维埃”。后者在俄文中是“代表会议”或“会议”的意思，即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就明确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二大”后又进一步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苏区的含义，就是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

苏区指的是江西赣南苏区。

中国第一个苏区诞生于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分别在广东的陆丰县、海丰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湖南茶陵建立了县工农政权。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从此开始。

随后，中国东南部、中部、西北部等地区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并于4月建成赣南苏区。同年7月，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苏区基本形成。

江西兴国县社联主席胡玉春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统称中央苏区，拥有21座县城，占地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在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两次向福建和赣东北出击之后，中央苏区面积继续扩大，于1933年达到鼎盛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认可的中央苏区县多达28个，这是指按行政区划的县级数量，如果在当年，中央苏区多达五六十个县，因为新设的县很多。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全国已在231个县、191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苏维埃式政权，苏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除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湘鄂川黔苏区、鄂豫陕苏区、陕甘苏区等，红色政权覆及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河南、陕西等省。 在中国北方的山东、河北、山西也有小片苏区，但坚持的时间很短。

苏区的主要支撑力量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是苏区的执政党，有一套相对完全的国家机器，这是苏区和白区最大的区别。苏区的经济基础是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经济，工业落后，这导致苏区无法长期在国民党政权的包围攻击下生存。

胡玉春说，这种局面不久便被“左”倾路线统治所破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的面积一天天缩小。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军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1934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其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陆续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出发，开始长征。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的谈判协定，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苏区在历经9年又10个月之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1927年冬至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的戏剧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1927年冬至1935年底，以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兴起了以现代话剧为主的革命戏剧运动，被称为“红色戏剧”，也叫苏区戏剧。

1927年冬至1929年冬，是“红色戏剧”的萌发阶段。“三湾改编”后组成的红四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建立了文艺宣传队，运用活报剧的形式，在井冈山地区演出了《打土壕》、《活捉肖家壁》、《毛委员的空山计》等剧目。

1928年元宵节，在江西苏区雩都县创作演出了独幕话剧《收谷》，以真实的生活场面表现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接着，大型话剧的演出也相继出现。1928年6月，红军文艺宣传队为配合庆祝七溪岭大捷，编演了大型话剧《二羊大败七溪岭》，以后又陆续演出了《二七惨案》、《两个面孔》、《豪绅末路》等剧。其中，红军纵队政委何长工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袁文才创作的多幕话剧《二七惨案》，对生活的描绘和人物的刻画较为深入细致，标志着话剧创作的提高。

这一时期，广东省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海南岛工农红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湘鄂边工农革命军都有“红色戏剧”萌发。许多革命领导人很重视革命戏剧的教育作用，如彭湃在海丰县亲自领导组织了白话剧（即广东方言话剧）剧团，方志敏在赣东北主持创作并登台主演了大型话剧《年关斗争》。

1932年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每逢节假日兵演兵，将演将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而罗瑞卿自己则扮演了蒋介石。演出在一座破庙里举行，台上台下，一片欢腾。

红军长征后，宣传工作并未放松，在艰难的跋涉中，战士们将其传奇经历，迅速创作为话剧，以艺术的形式鼓舞士气。如《破草鞋》，反映了红军击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金沙江的英雄壮举。街头小剧《北上抗日》、《我当红军去》，被红军们在行军途中频繁演出，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红军抵达陕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了多个军队话剧演出团体。

同时，国民党的军队为了宣传的目的，也组建了话剧团体进行话剧演出活动。

苏区反腐有法可依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同时，为了适应恶劣的战争环境，改善自身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反腐败斗争。在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卓有成效。这充分表明我党从建立政权之始，便具有惩治腐败，并与腐败行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就提出了反腐败，指出必须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密切党群关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在临时中央政府下面，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它犹如一把利剑，在它的监督之下，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而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廉洁奉公的政府官员。工农检察部的工作，在部长何叔衡的领导下开展起来。工农检察部的人员有七八十名，下设控告局和突击队。突击队可以公开突击去检查任何苏维埃机关、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露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现象，也可以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去机关请求解决某些问题，以测试该机关对工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控告局设有调查员，他们每天到各个控告箱去收取控告信，然后根据群众的控告，调查核实。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拉开帷幕。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这些法律的颁布，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苏区对贪污分子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两担红军急需的粮食而被红色法庭判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贴上一张醒目的宣判书：“腐败变质、倒卖军粮的可耻下场！”这些举措，为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逐渐进入高潮。这场斗争直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后才暂告结束。

在中央苏区，涌现了一批廉洁奉公的楷模。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是廉洁自律的模范。他从不搞特殊，就连他的兄长、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前来视察时，他也坚持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杯开水而已。另有一次，方志敏的胞弟、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率先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在毛泽民的严格要求下，苏区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

持续了三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虽然至今尚未有全面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其斗争之坚决、成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单从《红色中华》报就可见一斑。据该报报道，中央各机关仅在1934年4月至7月，行政费就减少30%，共节省经费8.7896万元。中央政府还裁减通信和杂务人员35%、机关人员10%，中央政府各部门裁减工作人员20%。人员的减少，经费的缩减，不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大家反而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工作。在瑞金，还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为预防赤痢，当时军委总卫生部规定部队不准吃酸、辣等刺激性的食品。这一规定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叫苦不迭。他是四川人，没有辣子吃不下饭。有一回，刘伯承实在熬不住了，便偷偷地弄了点辣椒吃，不巧被检查组发现。刘伯承二话没说，把剩下的几只辣椒如数上交，他还为此受到通报批评。一些曾经在苏区中央政府工作过的老红军，在回忆录里回忆道，苏区中央党政机关精兵高效，作风正、纪律严，因此得到群众的高度信任和热情支持。

苏区惩腐第一声枪

在中央苏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被纷纷“曝光”。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在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感人事例。按照临时中央政府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其犯罪事实一经查明，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时根据地内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生动地记叙了这样的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在红色政权两年多的反腐斗争中，揭露并处理了一批腐败犯罪分子。例如，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便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谢步升，瑞金县九区叶坪乡人，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他将一位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掉队的红军军医秘密杀害，占有了其金戒指和毯子。谢步升生活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他嫌自己的妻子杨氏碍手碍脚，便把她卖给邻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却对邻居说杨氏回娘家了，几个月后又说她改嫁了。其实，被卖的杨氏并未到老光棍家，而是回娘家躲了起来。1932年2月，谢步升企图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却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福建省漳平乃中央苏区县

2006年12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漳平是中央苏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漳平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的一部分。2006年12月2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漳平是中央苏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原了漳平历史的本来面目。

漳平是福建省较早开展革命斗争的县份之一。早在1919年，漳平就有一批爱国知识青年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传播马列真理。大革命时期，漳平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县农民协会、县工会、县妇女部等革命团体，开展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境域内的革命烽火迅速燎原。从1928年诞生第一个地方党组织起，到1937年三年游击战争结束，辖域内创建了岩南漳、岩连宁两大游击区；建立了中共岩南漳县委以及10多个县级以下各级党组织；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和15个区，100余个乡村的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县独立游击大队、漳平红二团、岩南漳游击队等各级革命武装60余支，参加正规红军、红军游击队、赤卫队近6000余人，并发展了15000多人的农友，有组织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红八团、红九团等中央主力红军均曾在这块战略前沿阵地浴血奋战。漳平由此承担着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拱卫中央苏区东大门的艰巨任务，不愧于“前哨尖兵”的英雄称号。此后，漳平人民又历经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洗礼，始终前赴后继，赢得了“红旗不倒”的美誉。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朱德、罗荣桓、谭震林、粟裕、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等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方方、郭化若、魏金水、伍洪祥、王直、李德安、熊兆仁等老将军和老红军都曾在漳平这块红土地上战斗和生活过，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

建国后，老区部门认定漳平的革命基点村31个，重点老区村48个，革命老区村36个，同时确认老区乡镇的比重为100%，老区人口占总人口的90%，属于全国一类老区县（市），这是对漳平老革命根据地光荣革命历史的充分肯定。

广东饶平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

概述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89周年之际，记者从广东省饶平县获悉，该县已正式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县”。原苏区老红军、烈士后裔和当地干部、师生及离退休老同志等济济一堂，追忆峥嵘岁月，共谋传承光荣传统，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当地科学发展。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表示，饶平县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充分说明了饶平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和饶平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希望饶平县充分利用中央对苏区县的扶持政策，积极争取上级更多的支持，上更多的建设项目，并应以此为契机，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全面发展，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往昔峥嵘岁月稠

饶平县位于广东省最东端，东邻福建，南濒南海。据记载，1926年1月，饶平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是闽粤边各县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7年7月成立中共饶平县委。此后闽粤边的革命力量在饶平境内逐渐聚集壮大，初步形成了以饶平上饶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1927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2000多人抵达饶平，并支援饶平农军第二次攻克饶平县城。朱德在该县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军事会议，作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整编为红军第四军。此后，中共饶平县委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并逐渐与广东大浦、福建平和、诏安连为一体，共同创建了饶和埔诏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5000多饶平儿女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有名字可考的烈士488人。

据此史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依照民政部、财政部1979年6月24日下发的有关文件所规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划分标准，根据相关革命历史文献以及老同志的回忆材料和国民党方面的文献档案资料，证明饶平县的大部分地区曾先后系闽西苏维埃政府、福建省（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所辖区域的组成部分，遂确认其为“中央苏区县”。

今朝改革发展引人注目

80多年来，饶平人民秉承革命先辈遗志，弘扬苏区革命精神，艰苦创业，拼搏进取，为苏区的发展、饶平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致力于发展第一要务，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致力于改变城乡面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显著提升；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执政能力显著提高。

特别是，饶平坚持狠抓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港口优势和产业优势，抓优势培亮点、抓重点调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和特色经济，县域经济实力得到发展壮大，形成了陶瓷、水族机电、毛织服装和食品加工等特色工业支柱产业，并在县域经济中发挥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据统计，过去3年，饶平GDP年均增长13.4%，人均GDP年均增长13.2%，外贸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0.4%，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5.3%，全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3%，农村人平纯收入年均增长9.8%。

此次被确定为中央苏区县，进一步激发了饶平100万干部群众改革发展，开拓进取的信心。县委书记杨志明表示，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坚守信念、艰苦奋斗、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苏区精神，与时俱进，树立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理念，推动饶平实现跨越式发展，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苏区广大人民群众。

未来四大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近年来，饶平特色工业发展较为迅猛，形成一定的特色工业集群，但多数企业规模小、管理粗放、技术含量低。为此，饶平启动了“四个创新”工程，提升特色产业竞争力。

首先，紧紧抓住国家和省鼓励企业加快自主创新的政策机遇,积极申报实施节能减排降耗项目，重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促进陶瓷、水族机电、毛织服装和食品、水产品深加工等特色工业转型升级，同时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走产学研路子；引导企业抓住机遇，增资扩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做大做强。

其次，推进管理创新，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融合。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管理模式，逐步实现从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充分发挥技术、管理等优秀人才的带动作用，提升企业的整体层次。

第三，推进品牌创新，积极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健全品牌的培育、扶持和保护机制，进一步提高全县名牌名标的拥有量和行业覆盖率，力争企业在创建国家、省级名牌名标和知识产权优势上有新的突破。

最后，推进市场创新，帮助企业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饶平主导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为此，必须积极引导企业紧跟国内市场形势，融入广货全国行、“潮货北上西行”发展战略，加强营销网络建设，有组织有计划地开拓国内市场，提高产品的内销比重。

国民党在占领苏区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

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