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的政权，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农民武装称为“红军”，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或“苏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其中工农武装称为“红军”，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

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赣西南地区领导发动吉安东固、万安、泰和、永丰、赣县（赣州）、大埠、信丰、雩都（于都）、寻邬（寻乌）、南康、谭口和兴国崇贤等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江西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组成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1929年2月，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第十六纵队和兴国游击队组成红军独立第四团，段起风任团长，金万邦任党代表。

5月，由红五军留在永新的一部及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独立第五团，陈雷任团长。同年冬，吉安、延福地区第三纵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团。这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

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闽西地区发动平和、龙岩、后田、永定和上杭蛟洋等地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十九师，成立了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向赣南进军。

2月11日，红四军进抵瑞金与宁都交界的大柏地山区，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旅大部，俘敌800余人。随后北上东固，与红军独立二团、红军独立四团会师，在赣南站住了脚。

3月中旬，红四军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机，第一次挥师入闽，在闽西地方党和邓子恢、张鼎丞等率领的革命武装配合下，首战长汀附近的长岭寨，击溃闽西地方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击毙旅长郭凤鸣，进占长汀县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3月20日，红四军在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在赣西南、闽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3月底，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进占瑞金、雩都（于都）、宁都、兴国等县，进一步打开了局面。

4月初，红四军在瑞金同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

包括兴国、雩都（于都）、宁都、瑞金、安远、寻邬等县的赣西南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1月，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和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共2000余人。

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四、红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赣西、赣南、湘赣边3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领导赣西南的斗争。

3月22日至29日，在吉安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随后，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与此同时，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3月18日至24日，在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

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红六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陈毅，7月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年秋，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也编入红一军团。

8月23日，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共3万余人。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年12月周恩来到任前，项英为代理书记）。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并选举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63名。

11月25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样、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大时辖有瑞金、会昌、寻邬、安远、信丰、雩都（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1个县，人口约250万。它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⑴，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⑵，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⑶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是，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⑷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⑸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⑺，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⑻，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⑼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⑽，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⑾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⑿。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⒁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