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间，中国的贫弱、腐败，外加西方的殖民、侵略，使中国人开始不断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经过数十年的中西方文化对比，以及国内不断的暴乱、恐慌、复古等事件后，一些国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之所以落后、腐败是因为旧的传统文化在作祟；而旧传统文化之所以这样顽固是因为汉字。因此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扫除旧文化；而要扫除旧文化，就必须先废掉汉字。

1867年，在英国使馆任中文秘书的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一部《语言自迩集》，创立了一个拉丁化的威妥玛拼音，使用时间很长，对汉字的拉丁化起了重要作用，以后的方案都有参考。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个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特点是采用符号表示声调，这虽然不是一种直接的拉丁化方案，但用符号表示声调的方法却延续到汉语拼音方案。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交代了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

1928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特点是用字母的拼法来表示汉语的声调。实际上由于流传时间较短，实际起到的作用不大。

十月革命后，苏联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主要参加者有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以及苏联汉学家。瞿秋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0年4月，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和瞿秋白、郭质生3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修订这个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国，吴玉章、林伯渠等移居远东海参崴，此工作由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组织的“中文拉丁化委员会”继续进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并参考中国过去的几种主要方案后，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拟成“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这个方案经全苏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

1931年9月26日，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并通过这一方案。大会成立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在旅苏的10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这种新文字值得研究和推行。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般简称“新文字”。它除了北方话的方案外，还有方言的方案，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是它的代表性方案，所以又简称“北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