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1661年2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在位），自号体元主人，年号“康熙”。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西藏方面尊称为“文殊皇帝”。顺治帝第三子，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史载孝康章皇后向太后问安之时，出门时看到有龙绕身，孝庄太后才知道孝康章皇后有身孕。孝庄太后说：“我当初怀顺治皇帝的时候就有这种景象，如今佟佳氏也是如此”。

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专宠贵妃董鄂氏，对玄烨并不非常关心。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天花的侵袭，顺治帝特委托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康熙帝犹抱憾不已。但是他所患天花之症并没有危及性命，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史载玄烨天表英俊，声音洪壮有力。六岁的时候，偕同众兄弟向父皇问安。世祖福临问皇子们最想做什么。皇二子福全说作为一个贤王足矣。唯有玄烨说道希望效法父皇。于是福临十分看重玄烨。

后来，康熙帝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好学不倦”，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他所说的自己的学习情况，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

参见：四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突然病逝。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临终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正月丙辰日（2月4日），玄烨即位于太和殿，时年未满7周岁（虚岁八岁），颁诏大赦，并改为康熙元年。两年后，母亲孝康章皇后佟佳氏病重。生母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十岁丧母，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大赦天下。但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

当时，康熙帝经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布库”之戏，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他突然命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不久鳌拜死于禁所。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的爵位。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康熙帝铲除鳌拜之后，甄别官吏，为被鳌拜矫旨处死的苏克萨哈等昭雪，奖励百官上书言事，禁止圈地等弊政，实操朝政大权。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七月，吴三桂假装请旨撤藩，康熙帝同意。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敌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安亲王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平定。

平定三藩之乱后，将台湾纳入版图又被提上日程。早在吴三桂发动叛乱时，郑经派人与耿精忠联络，派遣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攻城略地。但耿精忠很快“反正”，郑经孤立无援，亦遭失败，退回台湾。康熙十九年（1680），郑氏政权所固守的金门、厦门被清军收复后，再也无力反攻了。郑经回到台湾，不理政务，沉湎于酒色，以“嬉游为乐”。他的岳父冯锡范乘机窃取权力，主宰一切。这预示着郑氏政权正走向衰落。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去世，台湾内部发生政变，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位，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但朝廷对征台灭郑，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反对动用军队征台，以为刚刚平息吴三桂之乱，天下初定，不宜再开兵端；在福建的一些封疆大吏尤其反对武力统一台湾，以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尤力.他断然说:“台湾断不可取！”还有一些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有些甚至怀疑施琅的忠诚，断定他征台湾，“必叛”无疑。以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为主战代表，力主趁机攻取台湾.永绝后患。他们力保施琅可当大任，因为他与郑氏有世仇，其心可保；熟悉海上情况，又有谋略，威震海上。康熙帝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决定下达了进军台湾的命令，正式任命和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委以全权，统率大军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随后明郑纳土归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军入关后，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中国领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廷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沙俄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今黑龙江爱辉县）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沙俄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沙俄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帝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俄将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被清军击毙，俄军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廷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廷答应所请，准许沙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中国的领土。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与清朝关系密切。

康熙年间，准噶尔在领袖噶尔丹的统治下，势力强盛。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策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噶尔丹本来就与喀尔喀三部中的土谢图汗部有矛盾，遂掀起对喀尔喀蒙古的战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蒙古，很快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与哲布尊丹巴一世决定投清，于是喀尔喀三部数十万分路南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死去。至此康熙时期讨伐噶尔丹之战始告结束，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萌生向东扩张的野心。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围剿，才将准噶尔势力赶出西藏。

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立时年两岁的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胤礽之母皇后赫舍里氏的叔父索额图以皇亲而为相，专权贪贿，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杀索额图，父子关系趋于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行宫，皇十八子病重，九月初四日，康熙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理由，宣布废除太子。之后众多阿哥开始了对于皇位的觊觎。

皇长子胤禔是庶长子，一向不被康熙喜欢，自知无望，向康熙提议立八阿哥胤禩，理由是“术士张明德尝相允（胤）禩必大贵”，又说要替父杀掉胤礽，让康熙极为寒心，严加训斥，同时对胤禩严加提防。这时三阿哥胤祉揭发大阿哥搞魇镇加害胤礽之事，康熙将大阿哥囚禁。康熙厌恶胤禩勾结胤褆，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康熙帝恢复胤礽太子地位。康熙五十年（1711年）末被告与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康熙帝再次下诏废太子。从此废太子一直被圈禁到死。三阿哥胤祉见此乱局，主动退出竞争。太子胤礽再度被废后，八阿哥胤禩转而支持十四阿哥胤祯（四阿哥同母弟，后改名允禵），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附庸八阿哥。十三阿哥胤祥附庸四阿哥胤禛。胤禛在太子首次被废后，敢于为胤礽说好话，属太子党。胤礽二度被废之后，胤禛看到胤礽绝无复立之可能，开始结党营私，窥伺储位。这时形成了以胤禛为首的四阿哥党和以胤禩为首的八阿哥党两大势力。

康熙帝的皇太子两立两废，彻底暴露出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的种种弊端，储位之争的时间之长，卷入者之多，波及面之广，以及对皇朝及皇帝本人影响之大，无不超出前代。

康熙帝晚年一度懈怠，曾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宽事省”，“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不能严禁浮费和规银，宽纵州县火耗和亏空。同时他还标榜仁政，对官吏尽量以宽松待之，导致出现吏治废弛，官场贪污，国库亏空，弄虚作假，粉饰浮夸“大小官员，怠玩成习，徇庇尤甚”，后来的雍正帝还斥责“人心玩偈（贪图安逸）已久，百弊丛生”。个别地区出现暴动和骚乱，统治秩序奏出了不和谐音符。盛世处于衰微的现象，给继任者雍正帝留下许多隐患。更有甚者指出清朝衰亡，病在康熙。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康熙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有江苏无锡县人刘三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聚数百人于山中反抗，后被捕。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玄烨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零10月。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祯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禛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嘱，命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为康熙帝上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

康熙帝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首先，不断削弱八旗旗主的势力。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使“上三旗”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同时，决定改变八旗职官的名称，“以后固山额真汉字称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昂邦章京称总管”。固山额真汉译为“旗主”，改称为都统，这不单纯是一个名称改变的问题，而是通过名称的改变，说明八旗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康熙十八年（1679年）规定八旗官职正式设置都统、副都统，“掌宣命教养，整诘戎兵，以治旗人”。各都统、副都统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听命于皇帝，各旗的王公无权干涉旗务。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八旗诸王和原旗主的权力。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又派遣自己的儿子管理八旗旗务，进一步加强了对八旗的控制。他对议政王大臣们说：“见今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前往出兵，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七阿哥胤祐办理。正黄旗满洲都统巴塞，署理黑龙江将军事务，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十阿哥办理。正白旗满洲都统和礼差往云南，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胤裪办理。如此，则别旗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这样，圣祖就牢牢地掌握了作为清朝军政支柱的八旗，皇权明显地加强。

另一方面，康熙帝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还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并使之草拟圣旨，与闻机要，待遇非常优渥。大量汉族士大夫如高士奇、陈廷敬、李光地、张廷玉、朱彝尊、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查慎行、胡渭、熊赐履、方苞等先后进入南书房任职。南书房的设立，一方面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使康熙受到更多汉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皇权。

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宣布“十三衙门尽行革去”，仍由内务府管理宦官。康熙朝还严格控制宦官的数量和品衔，如限定宫中太监不过四五百人，宦官品衔最高为四品，不得加至三品以上。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二十七日，设置敬事房，这是专管宫内一切事务及管理太监、宫女的机构，也是自康熙朝设置的唯一的宦官机构。其职掌是：管理皇帝、后妃、皇子、皇女的生活，负责宫内陈设、清扫、守卫，传奉内务府的谕令，办理与内务府各衙门的往来文件。可见敬事房仅管理官内具体事务，远离了朝廷政务。这样就使太监难以有干政的机会。这一机构从设置之日起就隶属内务府，不能单独对外行文。康熙四十年（1701年）还下令捣毁祸国殃民的明廷太监首领魏忠贤之墓，以压抑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应该说康熙朝对宦官势力控抑是有成效的。

索额图，其侄女是康熙帝第一任皇后。在清除鳌拜势力的斗争中索额图立有功勋，被擢升为大学士，自此成为朝臣中的最大实力人物。其势力就此膨胀，朝臣中党附者甚多，直接威胁到了皇权。为此，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提拔户部尚书明珠为武英殿大学士，用以牵制索额图。康熙十八年（1679年），左都御史魏象枢胤礽争位事发，康熙帝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令宗人府将其拘禁，不久死于幽所。并将索额图诸子逮捕，交索额图之弟心裕、法保拘禁，同时禁锢了党附索额图的大臣麻尔图、额库礼、温代等人。明珠任武英殿大学士之后，其势力也渐大，党附者日见增多。明珠在内阁中与勒德洪、余国柱、李之芳等也营私结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直隶巡抚于成龙疏揭明珠、余国柱卖官纳贿。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与余国柱“结党行私”、“背公营私”，明珠被免去大学士职，勒德洪、余国柱及其他党附的大臣均被免职。这样，康熙朝两个较有势力的朋党集团先后被抑制、粉碎。

康熙九年（1670年），亲政一年的康熙帝晓谕礼部，称“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于是在顺治帝“六谕”的基础上颁布《圣谕十六条》，作为康熙的施政纲领，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康熙帝亲政后，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帝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南怀仁记载他巡视时“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帝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继响应，最终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

康熙朝由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康熙朝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905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更加重视在战争中发挥火器的战斗威力，使火器营成为清军新的战斗编成。

康熙采纳了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郑克塽降清，康熙于翌年设置台湾府。后来雍正帝称述康熙的功绩说：“台湾地方……皇考圣略神威，取入版图。”

康熙亲政后，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经济。康熙帝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帝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

康熙帝秉持“藏富于民”的思想，在陕、云、贵、川、粤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逋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在康熙帝在位的61年间，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

康熙帝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实现了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

清初，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威胁着国库收入和人民生活。对此，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乾清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潢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

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l卢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帝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康熙帝深谙治国之术，统治一个幅员广阔，汉族人居多的国家，依靠武力不行，还要实行文治，笼络汉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十五日，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不顾鳌拜的阻力，首次率礼部诸臣前去国子监视学，举行临雍大典，以示自己尊孔崇儒，兴道致治的决心。接着，他不经鳌拜同意，恢复了顺治朝所定的孔子、孟子、曾子、颜回等圣人子孙送监读书的“圣裔监生例”，并亲自指定孔兴询等十五人到国子监学习。鳌拜被捕后，康熙帝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其尊孔崇儒政策，在宫中特建传心殿，专祀孔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归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诣孔庙参渴，并行三跪九叩大礼，特赐“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并决定重修孔庙。此外，他还亲自撰写孔子、孟子、周公庙的碑文，以及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的赞文。以后，他每次离京出巡，都要给各地孔庙和学府写牌匾，以示其尊孔崇儒之至虔至诚。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康熙十五年（1676年），平定“三藩”的战争局势发生了巨大转机，清廷已经胜券在握，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幻想已不复存在，借此良机，康熙帝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宣布开一次荐举和考试相结合的制科——“博学鸿儒科”。凡属重点人物，无论年纪多大，疾病多重，态度如何执拗，一概抓住不放，此次荐到人员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五十三人。被征之士到京之后，在生活待遇、考试安排、考后授官等各方面给与优待。这次被录取的士大夫们，大多是文才出众、学间扎实的学者。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的人原来抱有严重的反清情绪，可一旦被录用，有了高官厚禄，丰衣足食，享受到各种特权，从而动摇了原有的反清意志，逐渐放弃其反清立场。

康熙帝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有学者指出，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帝常召耶稣会教士进讲西洋的科学，并任用之为历政的顾问，因以改革明代的历法而编纂《康熙历法》。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使得中国古代数学重新受到重视。但是，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除了笼络藏传佛教，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康熙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中国文化传统和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对天主教有所抵制，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在思想上为了控制臣民，兴文字狱，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制造的庄廷鑨明史案等。

有灾必救，赈灾防变，这是康熙帝一贯奉行的原则，即使在平叛用兵极度缺少粮饷期间也是如此。赈灾的办法主要有颁帑赈济、发仓粮赈济、蠲免被灾钱粮、设粥厂煮粥散赈。例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南、山东两省受灾，朝廷一面蠲免受灾地区当年的部分额定赋税，一面委派户部侍郎查库等前往办理赈济事宜，调集钱粮赈济饥民。康熙三十年（1691年），陕西遭受特大旱灾，有些州县出现百姓大批流亡的严重局面。陕西是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爆发地，康熙帝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派员速往陕西查看受灾和百姓流亡情况，决定“大沛恩施”以“遍苏疾苦”。

“耕九余三”是中国古代的积粟制度，即耕作九年应当有三年余粮存贮，以备荒年。康熙帝在学习儒家经典、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这一思想。在经历了康熙十七年那场灾荒后，翌年六月，他传谕户部，要求全国地方官员大力督促百姓按照“耕九余三”之法积谷备荒。他认定，只要百姓节用积粮，即能“凶荒可备”（《清圣祖实录》）。在此后二十余年里，康熙帝对官民捐积粮谷设常平仓、义仓、社仓作了长久不懈的动员和督催。虽然节食积谷及预设常平仓的谕令屡屡颁发，但每遇灾荒，百姓仍然饥馑流移，朝廷必须调发国库钱粮赈救方能济事。有鉴于此，大约在四十二年（1703年）南巡和西巡之后，康熙帝逐渐感觉“耕九余三”的办法不可行，康熙帝认为，依靠现有的国家库存钱粮和源源不断的漕粮即可应对灾荒。

康熙帝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简言之就是“满汉一家，中外一体”。所说的“外”，非指外国而是指外族，而是泛指除满族以外的中国境内其他各民族。康熙帝认为满族与汉族同为一家，满族与国内的各个民族都是同一个体系。这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在康熙帝的言论中经常流露出来。例如他说：“朕缵承丕基，义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又说“朕统御寰区，遐迩一体，仁育万民，皆欲使之共享安乐”；还说“朕统御天下，要以中外一体为务”。

在康熙帝执政前后一段时间里，由于满族贵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使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康熙帝亲政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首先在经济上停止圈地暴行，限制满族亲贵掠夺汉族土地的欲望，稳定汉族人民的生产情绪。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诏停止圈地时说“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问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为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巳圈者，悉令给还。”同时他又实行“更名田”，即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霸占的田地，还给原种之人。在政治上为了笼络汉族官僚，首先调整汉官员的级另。在顺治时期，满汉官员的政治地位是不平等的，比如满族大学士是一品官的待遇，而汉族大学士却是五品，官员职掌相同而待遇因族而异，自必激化满汉问固有的矛盾。为消除这种矛盾，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对满汉官员的品级进行了调整，井强调“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为吸收更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参政，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下诏举用“山林稳遗”，即吸收那些原来不肯仕清而隐居于林中的汉族知识分子出来做官。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开设博学鸿儒科，大批地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入仕当官。当年正月，康熙对吏部官员们说“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当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博学鸿儒科，共有天下名士学者一百三十四名参加，康熙亲自录用五十名，分别授以官职，其余则全部参加纂修图书的工作。康熙不分彼此地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既消除了满汉矛盾，强化向心力，又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尔喀与内蒙古的王公们会聚于多伦诺尔，史称“多伦会盟”。此次会盟标志着喀尔喀三部归顺清朝，康熙后来表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又言：“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可见康熙将漠北纳入中国版图，并使之成为北疆的坚实屏障。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又下令编修《理藩院则例》，以巩固对蒙古的统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原属准噶尔的哈密统治者额贝都拉内附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清军陆续进驻巴里坤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内附清朝，从此嘉峪关外上千里土地收入版图，成为清朝打击准部、进军西域的前哨。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喇嘛的政策外，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册封罗桑益喜（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进一步笼络黄教。后来由于准噶尔汗国入侵西藏，他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间派兵入藏，驱逐准军。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开始了对藏区的实际控制，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赴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同年，日本政府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锐减。

康熙年间，朝鲜放弃了北伐论，康熙也对朝鲜实施德化政策，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得以平稳发展。三藩之乱时，朝鲜国王李棩（显宗）抵住国内舆论压力，并未起兵进攻清朝，而是继续进贡，从而获得了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鲜发生大饥荒，国王李焞（肃宗）请求清朝赈济，康熙帝慷慨允诺，派人运送5万石粮食以救助朝鲜，并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以纪念此事。

不过，康熙时的中朝关系也有波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生了朝鲜边民越界杀人的三道沟事件，康熙帝对此严肃处理，迫使朝鲜方面处死相关责任人，并罚银20000两。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与朝鲜勘界，划定了鸭绿江-图们江一线的中朝边界，并竖立了穆克登碑。

顺治年间，沙俄对华外交曾受挫。另一方面，俄国殖民者不断蚕食中国东北边境，先后占领雅克萨、尼布楚等地，甚至收容了战败叛逃的索伦（鄂温克族）酋长根特木尔。俄国步步逼近，让康熙帝不得不派兵赴黑龙江一带防卫，并向俄国抗议，要求其交还根特木尔，不许再骚扰边境。但俄国不但不遣回根特木尔，反而派使者密洛瓦诺夫前往北京，宣达俄皇密谕，要求康熙帝向俄国纳贡。密洛瓦诺夫抵达北京后，似未拿出俄皇密谕，也没有向清政府说明俄人占领尼布楚的事实，甚至还向康熙帝行跪拜礼。密洛瓦诺夫的恭顺态度，让康熙帝误以为中俄边界的冲突不是出自俄国政府主导，只是少数哥萨克闹事。于是康熙帝致信俄国沙皇，要求俄国约束哥萨克，不要再侵犯中国边境。俄国政府虽未能解读这封信件的内容，但因当时俄国正与波兰作战，又有贵族引发的内乱，不愿再与中国开衅。因此，俄国再次遣使来华，欲解决边境问题，但对清帝国引渡根特木尔的要求，多有推托。

康熙十二年（1673年），俄国派遣尼果赖率团来华。康熙十五年（1676年），尼果赖使团抵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由礼部侍郎马喇迎接使团，尼果赖却提出接待礼仪的问题：若按照“朝贡礼”的方案，尼果赖等人自然被当作贡使，而贡使入境，应拿出国书、表文，证明其使节身份。尼果赖却表明自己是沙皇全权代表，只愿与中国皇帝对话，并认为中国官员位阶太低，无权过问俄国国书。康熙帝仍允许尼果赖进京谈判，希望能解决哥萨克侵犯边界的问题。尼果赖进入北京后，理藩院要求尼果赖先交出俄国国书，并要求尼果赖觐见皇帝时，需行跪拜礼。然而，尼果赖仍坚持向康熙帝面递国书，还要求觐见皇帝时，康熙帝必须站立，向俄国沙皇问安，表示两国平等。就这样，因递交国书的仪式问题，中俄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理藩院采取折衷的办法，在午门特设一张铺着黄绸的桌子（黄案），让尼果赖将俄国国书放在黄案上，由大学士转交皇帝。对觐见礼的争执，尼果赖也有让步，同意向康熙帝行跪拜礼，康熙帝先后在太和殿、保和殿接见尼果赖，赐宴赏物，表示礼遇。可是理藩院提出的引渡根特木尔、俄使遵守中国礼法、俄国须约束边民等条件被尼果赖拒绝，只好离京回国。康熙帝由此察觉“朝贡礼”不可行于俄国，并清楚俄国已有与清帝国对抗的实力。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东段边境，中俄关系暂时获得稳定。为了防止俄国支持准噶尔，康熙帝认识到武力不可久恃，“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故倾向于与俄国友善，视为“敌体之国”，与之对等往来。《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仍与准噶尔暗中往来，多有边民叛逃之事，让清政府相当不满。适逢俄国使团来京，理藩院曾向俄使伊台斯提出抗议，要求俄国遵照条约，惩处边民，遣送逃人，并希望与俄国举行谈判，议定喀尔喀与俄国的疆界。伊台斯同意行“跪拜礼”，遂获得康熙帝的召见，并提出俄国的6项要求。对俄方的要求，理藩院只同意遣回俘虏，但驳回遣回逃人、互换使节、中国商人可出境通商等节。

另一方面，《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断深化。为此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设俄罗斯馆，隶属理藩院，安置来京俄商及传教士、留学生，附设东正教堂。为了适应中俄交流的需求，康熙帝还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设俄罗斯学，隶属内阁，招收八旗子弟，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同时，康熙对欧洲国家表示警惕，他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大臣图理琛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沿途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后以《异域录》一书呈报，书中甚至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参见词条图理琛使团）。

康熙为了打击郑氏台湾，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此政策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禁，并以广东先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开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史称四口通商。

黄宗羲：

韩菼：皇帝御极以来，政教覃敷，恩泽翔洽，薄海内外，防不率俾，方偃戈衅甲，以文德怀柔四方，煦妪生息，休养万姓，兼容并覆，销弭孽芽。

潘耒：皇上亶聪濬哲，允武允文，法夏后之卑宫，师姬文之昃食，岁下蠲租之令，朝颁省罚之科。转圜从谏，鼗铎遍于宫廷；侧席求贤，弓旌周于岩壑。兢兢业业，无怠无荒，……治定功成，仁渐义洽于是……

纳兰明珠：

高士奇：皇上躬诣阙里，盛举仪章，正以宣扬圣化，烝育群生，凡有血气，莫不感发。诚海内向风之自，亿载太平之基，不独孔氏子孙感沐皇恩已也。

徐元正：皇帝于孔氏，既崇其先，厥后宜赉……此治与道偕隆，君与师兼作。盖非孔氏一家之私荣，直邦家之庆而史册之光也。

张玉书：天章云藻，照耀宇宙，载籍以来所未有也。

蒋弘道：千秋文教讫遐荒，俎豆前陈阙里堂。道继唐虞真统绪，星躔奎壁大文章。

朱轼：今圣天子崇儒重道，超轶汉唐。尝谓朕所重者大儒、真儒。所恶者小儒、伪儒也。觉世牖民之盛心至矣尽矣。

雍正帝：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

李绂：圣祖皇帝深仁厚泽，六十余年朔南暨讫，三代以来所未有今。（《广西通志序》）

昭梿：

魏源：

曾国藩：

梁启超：

赵尔巽等《清史稿》：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徐世昌：有清圣祖仁皇帝，以乾德之中，躬儒素之业，少而好学，至老而不休，御经筵者四十年，成图书者万数千卷。观摩朱子之言，撷其纲领推其说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圣祖之教，涵育于二百余年者，信而有征矣。凡斯举譬，并取宏规，自余诸家，各随所造，犹之泰岱之接徂徕，大江之纳汉水。

汪荣宝：圣祖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恢张帝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

孟森：

吕思勉：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

蔡东藩：

萧一山：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

毛泽东：康熙皇帝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康熙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五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二十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康熙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还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他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刘大年：第一，康熙的统治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他的进一步统一全国，抵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斗争，都是富有进步意义的。因此，第二，康熙统治时期和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向前进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袁良义：康熙是清初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开展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有一部分到今天仍然保留它们的深刻影响。至于他的一些缺点，那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只要它们不影响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必过分苛求于古人了。

启功：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力败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的辽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地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

白寿彝：康熙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刚刚从武力取天下转入和平建国时期。他顺应这一形势，大力倡导汉族的传统文化，并率先示范，把自己所学与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辈们所不曾有过的业绩；同时，又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属罕见。

田淼：康熙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政务之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习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为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能不说是非常可贵的。

柏杨：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高阳：（康熙）与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个人修养和道德言行也是无可挑剔。论述缺点时，谓其晚年因传位而至吏治渐坏。

戴逸：康熙帝少年即位，除鳌拜、平三藩，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以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争取汉族士大夫官僚，励精图治；他又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入侵，平定噶尔丹，奠定了清朝统治的基业。不过康熙帝晚年精力衰疲，诸皇子争位，举朝不宁。

李治亭：圣祖即位时，清朝正处于建立全国政权后需要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清入主中原还不足20年，根基未稳，百废待兴。因此，稳固统治，丕扬祖业，是当时历史赋予清朝统治者的重大使命。圣祖亲政后，慨然以维系清朝国运为己任，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消弭叛乱，清除割据，抗击外来侵扰，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逐步进入鼎盛时期。圣祖在位凡61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其间备历艰难，屡经风险，终能化险为夷，恢弘基业，这与圣祖本人的统治风格有很大关系，更与他的为政之道密切相关。圣祖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逐渐成为明君贤主的典范。

白新良：

姚念慈：总体来说，玄烨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统治者，他的内心情感和冲动大多情况下会服从于理性。……玄烨或许是忍人，但绝不是暴君。玄烨勤政，这是公认的。玄烨也比较精明，对于社会隐患，多能防微杜渐。他虽然多年用兵北方，但对于南方反清势力却毫不放松；他虽然时时保护满族的特权，却又很在意赢得广大汉人的拥戴；他注意到大量蠲免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曾注意到财政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存留不足，带来许多弊端，官员薪俸微薄，加派火耗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进入晚年，具体地说，康熙四十六年之后，玄烨变得日益孤独，理性逐渐削弱，更多受情绪支配，立储问题和准部之役都没有处理好，使朝局和社会陷入混乱。……把玄烨视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帝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玄烨非但不如唐太宗豁达，也不如他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率真。更关键是，玄烨结束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之后，其政治取向却与四辅臣一样，都在于中止顺治皇帝的汉化之道。

阎崇年：

陈捷先：他请欧洲传教士到宫中教他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医学、语文、音乐等学科，他也是很用功学习的，并且有很好的成绩，使他成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

金庸：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

二月河：论才能，彼得大帝远不及康熙皇帝，但康熙的问题就是不能把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工作联系起来，他思想意识不开放……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康熙皇帝开放“海禁政策”２０年，开始搞对外贸易，但之后又停止了。康熙就是中国的潘多拉，康熙打开潘多拉宝盒，只看到里面装满了战争、祸害、灾难和瘟疫等，之后就把宝盒合上了，也就把光明和希望盖在盒子里……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有机会把中国带进现代文明，但始终没迈出这一步，这就是封建政治家。

德国莱布尼茨：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个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反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法国伏尔泰：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义。

法国传教士洪若翰：他始终很勤奋，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他并不只认死理，总是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他学习的很开心，对于给他上的课程理解得很好。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康熙帝确实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国家的所有夸张的赞美，还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虚荣心。

日本内藤湖南：康熙帝是个对西洋学术非常感兴趣的人，又有统一各民族的雄心，因此，绝对不是只尊重中国学术的人，在尊重中国学术的同时，对西洋的学术也很尊重，大量地使用西洋人。

日本宫崎市定：当时，清朝正如旭日东升一般国运兴隆。康熙帝在其执政初期，不仅平定了国内的大叛乱，巩固了清朝的基础，而且把台湾纳入了版图，蒙古的游牧民族和部落也举部请求投降归附。康熙帝为了保卫蒙古，亲自率兵穿越戈壁沙漠，与阿尔泰山麓剽悍的骑马民族枭雄噶尔丹在昭莫多决战并大败之。那年他四十三岁，正年富力强。然而，与壮年时代光辉的文治武功相反，康熙帝在晚年的十几年里因家庭内讧而精神烦闷，这使他的个人生活愁云密布，自然也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

法国布罗代尔：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

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史景迁《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法国传教士白晋：“他威武雄壮，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举止不凡。他的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虽然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美好形象。”

荷兰使节：“皇帝中等人材，是位慈祥、稳重、举止端庄的人，他那威严的外表，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即使放在千人之中，也与众不同，能够立即分辨出来，这是由于他想使自己的容态和举止，让人一看便是心地高尚的人所造成的。”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中国现状》：“据我所见皇帝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称恣态优美，比我们稍胖些，但还达不到中国人所谓的‘富态’的程度。脸也稍宽，有痘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国普通人小些。嘴美，颐和霭，动作温柔，一切容态举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见便引人注目。”

朝鲜使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广颡，颐稍杀，疏髯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

历代王朝修长城，没有挡住游牧民族的铁骑奔驰。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多伦会盟之后，古北口总兵蔡元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皇太极、顺治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康熙帝总结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教训，悟出惟有“养好”百姓，才会得到治国之本，边境自固而无忧。康熙帝拆除了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墙，不再有内外之分，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帝是仅有的一位认真学习过欧洲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并亲自主持了几项大规模科学活动的皇帝。康熙帝开始注意科学事物并对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中大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时，他亲自加以钻研。而耶稣会士们的测算在被证实是准确的之后，他任命他们来执掌钦天监，并向他们请教西方科学。担任康熙皇帝数学老师的西洋传教士，有比利时的南怀仁、安多，葡萄牙的徐日升、苏霖，法国的张诚、白晋等，他们给康熙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之有关的欧几里得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演示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使用方法。当事人白晋在其《康熙皇帝》一书中，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康熙学习数学的情形。他说：“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已感到最大的乐趣……皇帝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问题，就这样整整几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得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这样学习了五、六个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进步，以致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除上述课程外，康熙皇帝还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种几何学和算术的应用法。”不仅如此，康熙帝还首创“元”、“次”、“根”等方程术语的汉译名，沿用至今，惠泽无数学人。

在康熙帝的最后十年中，他选拔了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教士传习，这批人共同编纂了一部包含数学、历法、音乐的丛书，名为《律历渊源》。由于康熙的提倡，西学风靡一时，而“西学”或“天学”这门自晚明兴起的新异之学，在清初也成为最优秀学者争相谈论和研究的对象之一。康熙帝传世还有《积求勾股法》和《三角形推算法论》两种数学论著，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给他，可惜药没送到，曹寅就去世了。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热衷于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派遣白晋赴法国招募科学家来华，并让他携带赠送路易十四的珍贵礼品。这一举动，就是白晋所说的：“（康熙帝）又命我来法国，要我直接向陛下（路易十四）为他派去尽可能多的传教士，尤其是派那些象正在皇帝周围的传教士们一样具有特长的耶稣会士，因为皇帝对这样一些传教士非常器重。”（《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48页）白晋于1697年回到法国，在途中写出《康熙帝传》，晋呈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支持白晋，批准他和他的同行者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十余人乘坐安菲特里特号商船东来，并由他携带赠送康熙帝的礼物，白晋一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返回中国广州。白晋的“出使”，是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直接交往。路易十四派遣的学者传教士和以前来华的同道，共同促进了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情，并起用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人，和中国学者一起，到各直省和边疆地区进行勘测，绘制以行省为单位的全国地图，积十几年之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

康熙帝珍藏的钟表之精之多，从1720年3月13日马国贤所见可知大概情形。他奉命陪同俄国使臣伊斯梅洛夫参观康熙帝钟表收藏，一进入房间，数量和品种太多，令伊斯梅洛夫大吃一惊，他以为那些物件是赝品，观察后知道全是极品，而且这些是用作送礼的，康熙拥有的远不止这些。

康熙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有关。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帝认为人若想长寿，不能靠服食所谓的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有度。这也是他养生之道的核心。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认为：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人们都应该养成干净整洁的好习惯。如果平常注意个人卫生，那么清爽之气便会附着于身，否则自身的清明之气就会逐渐被污秽之气所取代。康熙帝虽提倡洁净，但也反对太过洁净而成癖。

三、饮酒有度，反对抽烟。康熙不反对饮酒，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康熙认为一个人若想做到神静心和，必须坚定自己的意志，不意气用事。若杂念不起，心中清明，即可清察明审，感情和顺，自然身健长寿。此外，康熙帝还劝诫后人要心怀宽广，他在《庭训格言》中说：“惟宽坦从容，以自颐养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把心胸放得宽坦一些，让心气平和一些，才能颐养天年。

康熙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

（关系主要参考资料）

康熙存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176卷，囊括了饬谕、奏书、表、辨、序、记、铭、赞及古今体诗等多种文体，其中古今体诗1135首，词12首，赋18篇。其中代表作品如下：

著名清史专家孟森认为，康熙当年的病情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不使人生疑。曾身临其境的意大利人马国贤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也有人相信官方记载。《清圣祖实录》记：十三日康熙病情加剧，命速召诸子至御榻前，传位于雍正。还说康熙晚年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可见康熙选定的继承人就是雍正。中还说，康熙弥留之际皇四子“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胤禛即位当了皇帝。也就是说，是雍正将其父毒死的。

据当时在畅春园的意大利人马国贤回忆说：皇上驾崩的夜间，园内有呼号之声，不安之状。这就是说，即使没有投毒之类事，但肯定也发生了“突然大变”。野史中还有一种说法，传说康熙临终时召大臣入宫，久无人至。猛地一睁眼，发现皇四子胤禛立在跟前，大怒，摘下自己所佩玉佛珠掷向胤禛。不久，康熙便驾崩了。胤禛拿出经过篡改的遗诏，向诸兄弟及文武百官宣布父皇已经传位给自己，并以佛珠为证。

当然，也有的专家根据官方史书，尤其是根据雍正删改的《圣祖实录》，认为康熙属于病死。康熙自四十七年冬开始，疾病缠身，衰老体弱，心悸几危，右手失灵，头晕、腿肿，“稍早起，手颤头摇，观瞻不雅”，“心跳之时，容颜顿改”，可能患老年心脏和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死得比较突然。

康熙末年，贪官污吏，无视民瘼，懈怠公务，“念念只营功名，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而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关”。吏治之腐败废弛几乎不可救药。康熙帝晚年，上到辅政大臣、总督巡抚，下到总兵守备、知府知县，乃至书吏衙役、八品“老农”，污吏赃官，腐败的乱相丛生。因此，整饬吏治成为继任者雍正帝不得不做的事情。

康熙帝死后葬于景陵。景陵位于清孝陵东侧一公里处，建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景陵建筑规制以孝陵为蓝本，局部又有创新，如圣德神功碑亭内立双碑。景陵的建筑风格和丧葬形式为后世所效仿。景陵内葬康熙皇帝、孝诚、孝昭、孝懿、孝恭四位皇后和敬敏皇贵妃，共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