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满语：ᡶᡠᠯᡳᠨ，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朝第三位皇帝（1643年—1661年在位），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初名方喀拉，自号臆庵道人。清太宗第九子，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

崇德三年正月甲午日（1638年3月15日），福临生于盛京，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五岁时，他曾参与在叶赫噶哈岭地方举行的君臣狩猎，射中一狍。此时他被记录为“方喀拉章京”（fangkala janggin），因此他的本名应为“方喀拉”（意为矮子）。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年幼的福临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使得他的尊严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四月，固山额真何洛会等人以悖妄罪告发肃亲王豪格，福临废豪格为庶人，他的党羽俄莫克图等人全部处死。晋封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谏，应当趁机进入中原。福临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并赏赐多尔衮以及从征的诸王、贝勒、贝子。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清军正式入关。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福临迁都京师。六月，福临令洪承畴仍然担任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一起处理政务。九月，顺治帝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顺治帝福临在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此举标志着清王朝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占镇江。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不久，多铎将弘光帝及伪太子一并解往北京斩首。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征四川。增定俸禄给养的规定：最高的是摄政王年俸银两千两，最低的是骁骑校三十两。二月，罢黜江南旧设部院，派遣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各部事务。十月，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还师北京，顺治帝亲自出城迎接并慰劳。太和殿、中和殿修缮完成。制定皇帝行幸迎送的大礼。十二月，位育宫（即保和殿）修缮完成。

顺治四年（1647年），清朝皇室内部斗争加剧。正月，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殿堂的台基逾制以及擅用铜狮、铜鹤，罚银两千两。三月，《大清律》修成，清廷下令停止圈地。七月，加封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多尔衮因为抓住把柄罢免了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的权力，由此，多尔衮开始一人独揽朝政。并且摄政王对顺治帝停止行跪拜礼。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因罪被降为多罗郡王。肃亲王豪格获罪，但是福临以不忍心处置他，将其幽禁起来，不久便为多尔衮害死了。闰四月，恢复济尔哈朗和硕亲王的爵位。七月，初步设立六部汉人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清廷规定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十一月，顺治帝于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祭祀太祖皇帝，追尊太祖以上的四世为皇帝。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定内三院的官制。三月，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还京奔丧。四月，太宗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薨。六月，英亲王阿济格向摄政王多尔衮争叔王衔，被多尔衮论罪并罢免他的职务。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猎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逝世，使得顺治帝福临可以提前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顺治帝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同年八月，顺治帝大婚。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帝开始摆脱傀儡地位，对多尔衮实行了削除封号爵位、罢撤庙享谥号、籍没家财等身后惩处。为加强皇权，顺治帝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尽管顺治帝福临很想有番作为，也颇为中原文化所吸引，但终因他周围尚未形成一支以他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致使他的计划暂时搁浅。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顺治帝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三月，为加强君主集权，顺治帝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四月，福临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规定皇帝一月三朝，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经筵。设置宗人府官员。规定一切礼制。九月，福临拟定亲自出迎西藏的达赖喇嘛。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召见五世达赖喇嘛。在每旗设置宗学，只要是未受封的宗室之子十岁以上均可入学。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顺治帝下令要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局面，此后，凡章奏，令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顺治帝曾阅读《通鉴》，向诸大臣询问历史上汉高祖、文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帝王谁最优，陈名夏对他说唐太宗，而顺治帝以为明太祖的各种立法可以有利于后世。表明了将延循明朝制度之意。三月，顺治帝赐太常卿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命令各部院奏事停用绿头牌。四月，亲自测试翰林官成克巩等人。此时，陈名夏案发生，二十八名汉官遭到训斥。五月，顺治帝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设立十三衙门，谕戒宦官干政，所设太监级不过四品。八月，将太宗皇帝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二十六日，废除皇后为静妃。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顺治帝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生。六月，顺治帝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修《顺治大训》，并且编纂《资政要览》。四月，顺治帝下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病逝。六月，顺治帝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苑南台为瀛台。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内监干政。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董鄂妃被册为“贤妃”。十二月，晋封为皇贵妃。

顺治帝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当年即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十二年（1655年）授为通政使，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这完全是顺治帝重视信任的结果。最初，顺治帝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僧人，成为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禅师，福临和他交谈非常契合，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知道了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况，对他们非常向往。

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玉林通琇禅师）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玉林琇入京面见福临。福临当即封他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并请求他起法名。玉林琇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命名，玉林琇写了几个字，福临选了一个痴字，法名行痴。四月，玉林琇请求回去，福临赐给他黄衣、金印，派遣官员送他回去，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去京师。福临又封憨璞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将其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行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头叫好。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顺治帝陷入了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闷也困扰着他。这时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所以他再萌生出出家之念。大约在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通琇禅师奉诏到京，听说茆溪森已为顺治帝剃度，勃然大怒，立即命令众人堆积柴火准备烧死茆溪森。因此他劝顺治帝说：“如果以尘世之法论的话，皇上应该永远坐在皇位上，上可以安圣母皇太后的心，下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以出世之法论，皇上也应该永久做帝王，对外可以保护操持佛法的人，对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顺治帝听从了他的谏议，同意蓄发，暂时罢了出家的念头。茆溪森也因此免于被烧死，当月便离开京城回到南方。顺治帝虽然不再出家，但内心已然完全受到了佛法的熏陶。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顺治帝安排内监吴良辅出家为僧。顺治帝患痘，病危。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一共三次进给顺治帝预览，顺治帝三次亲自斟酌，刚到晚上才决定。初七日，顺治帝逝于养心殿，终年24岁。

顺治帝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手捧遗诏去奏知皇太后，马上向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人宣布。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初八日，遣官颁行遗诏于全国。初九日，玄烨即皇帝位。

二月，移顺治帝梓宫于景山寿皇殿，裁撤十三衙门，诛杀内监吴良辅。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执行火化仪式。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1736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即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后，福临提前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一月二十六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清入关前，后金清中央机关无内阁。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但依旧沿用入关前的内三院制度，未沿袭明制设内阁。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顺治帝“斟酌往制”，使名义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销毁三院旧印，仿明朝旧制，改称内阁，满文称为多尔吉衙门。另设翰林院，满文称笔帖黑衙门。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之低，正说明清统治者还没有把内阁置于总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学士权力过大。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做法，而大开生路，允许他们改过。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故意为郑成功在东南的抗清活动开脱，把郑成功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官不体会朝廷的深意，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后，赦免其罪并授官，可以驻扎在原地方不必赴京。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并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1658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走投无路，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非常高兴，称赞孙可望是识时务的俊杰。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对他的厚待。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怀着傲慢的态度，甚至纠他的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但是福临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为选好知府，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的根源。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满蒙联姻的政策，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

福临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关外，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张玄锡事件中，他偏袒满人麻勒吉，导致直隶总督张玄锡自杀，连后来的乾隆帝都认为甚失公允。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李应试案。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国，但福临由于维护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崇信喇嘛教，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福临亲政后派遣官员再次请求，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军队没有粮食就会叛乱，人民穷困就会偷盗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

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新旧官员都要分别治罪。

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清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明确表示“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即国子监）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

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沿袭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圣谕六言），颁布“圣谕六训”，作为教化士民的行为准则。

顺治十六年（1659年），批准设立乡约，公举60岁以上、有德有才的生员（秀才），或在当地有较高德望的乡绅耆老，在每个月的朔、望日（初一、十五）向老百姓宣讲六谕，旌表善恶，此为清朝宣讲圣谕的肇始。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顺治帝为抵御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渗透和入侵，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和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次征调属国朝鲜鸟枪兵到黑龙江助剿，朝鲜称之为“罗禅征伐”。

顺治十二年（1655年），俄国派遣使者巴伊科夫带着俄国沙皇（清朝称“察罕汗”或“察干汗”）阿列克谢一世的国书，欲与清帝国建立外交管道。使团出发前，俄国政府已听说中国礼仪繁琐，还会要求外国使者下跪，履行丢脸的仪式。为了避免俄使受辱、维护俄国的体面，俄国沙皇颁下训令，命令俄使巴伊科夫觐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其他如亲吻礼仪、递交国书、呈送礼物等细节，也详列办法，不愿接受中国安排的礼仪。因此使团到了北京后，中俄双方对递交国书、觐见礼仪的看法，争执不下，反复谈判6个月，仍无法解决问题。经诸王大臣部议后，理藩院只好驱逐巴伊科夫使团。后来，巴伊科夫虽派人赴北京求情，并答应行跪拜礼，请求俄国使团能返回北京，觐见皇帝。顺治皇帝虽不同意巴伊科夫重返北京的要求，仍让巴伊科夫携回致沙皇的诏书，以“谕鄂罗斯国察干汗”起头，内容是“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尔其钦承，永劾忠顺，以副恩宠”。可知顺治皇帝认为俄国是归化中国的外夷，而俄国遣使递书的行动只是进贡方物。既然俄国已纳表归化，即是皇帝臣属，应视同藩属国，俄使自然为贡使，故理藩院以“朝贡礼”相待。但俄使要求觐见、面递国书，已逾越藩属陪臣的分际。因此，理藩院若接受俄使的要求，等于让顺治皇帝自降身份，与沙皇平起平坐，才有驱逐俄使的举动。

由于巴伊科夫使团迟迟未归，俄国沙皇担心中国扣留俄使，再次遣阿勃龄来华递书，并准备承诺今后俄国不再骚扰达斡尔地区，以换回巴伊科夫等人。可是，当巴伊科夫等人回国后，俄皇立刻改换新国书，删去原先的承诺。或许是鉴于巴伊科夫的失败，俄使阿勃龄不再坚持亲递国书，同意先将国书呈交理藩院，再觐见皇帝。可是，阿勃龄提出中俄应建立平等国交的要求，并指出中国既允许信奉耶稣教的国家来华传教，俄国也希望与中国建立国交，互换使节，让中俄两国商人可自由通商，希望清政府豁免俄国货物的出口税。顺治君臣在意的是俄使的请觐与国书内容，不愿讨论俄国自由通商的要求。而俄国国书日期采俄历纪年，违反“奉正朔”的原则，而且俄国沙皇自称大汗，对顺治皇帝只称“殿下”，而不是“陛下”。这些要求，让顺治皇帝大感不悦。最后，诸王大臣会议以俄国国书不符合藩属表文格式为由，建议皇帝应驱逐俄使，退回贡物。顺治皇帝虽不满意俄国国书，但没有驱逐俄使阿勃龄，仍视同贡使，命理藩院设宴款待、查收贡物。此后顺治皇帝明令理藩院向俄使说明皇帝拒见的原因，并要求俄国不必再遣使递书，主动切断与俄交涉的管道。

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请贡”名义派船到广东，跟清廷接触，兼做贸易，但未获清廷批准。三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派遣使者抵达北京，“赍表朝贡，并请贡道以便出入”。清廷给予其“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的待遇，实际上是将其视为与朝鲜、安南类似的藩属国。不久，清廷又追加了贸易细则，“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

在跟郑成功作战中溃散的荷军舰船曾驶往中国大陆，请求停泊装水，购买食品和燃料。经由当地官员引荐，靖南王耿继茂接见了船上的荷兰人，通过他们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了清荷联合作战进攻郑成功的设想，并请荷兰派军舰参战，承诺清方将提供必要援助。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当局曾派出由军官考乌率领的援台舰队，准备与清军首次联合作战。然而，这支舰队尚未抵达台湾就被击溃，残部逃回巴达维亚，使首次清荷联军的设想化为泡影。

顺治三年（1646年），贝勒博洛平定隆武政权，带来琉球使者，顺治帝予以厚待，并命通事谢必振为招抚使者，由兵部委派官员二名，护送通事谢必振和琉球使者到琉球收缴明朝敕印。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谢必振一行抵达琉球，琉球世子尚质允诺交出明朝敕印，但迟迟未交。于是谢必振在顺治九年（1652年）第二次奉命招抚琉球，琉球终于交出明朝敕印，并派出以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为首的朝贺使团，并请册封。顺治十一年（1654年），马宗毅一行抵达北京，顺治帝同意册封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并颁敕谕和镀金纽银印一颗，由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前往琉球册封。但由于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活动，册封使和琉球使团都长期滞留福州。顺治帝乃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召还册封使，到康熙初才完成对尚质的册封，正式确立清琉宗藩关系。

顺治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他还对艺术产生了兴趣，所绘山水丹青被认为是“真得宋、元人三昧”。他的书法临仿名家，亦有所成。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著录的顺治御笔书画来看，最早的创作是在顺治十一年 （1654年），而创作最集中的时间则是顺治十二年 （1655年）和十三年（1656年） ，有画18轴、书4轴，但这是宫廷保存的书画，因为顺治帝经常将自己的作品赐给臣下，所以实际数量远不止此。流传至今的顺治帝的作品不多，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少数几家博物馆中。

顺治帝御制（包含敕修）书籍如下：

《顺治遗诏》：实为顺治帝的“罪己诏”，主要起草者是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共罗列了十四条自己的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宠汉抑满等。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十二年（1655年）授为通政使，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福临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为帝位的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后来福临由于完全被和尚所包围，才与汤若望有所疏远，但对其始终怀尊敬信任之情。

据清初学者谈迁记载，福临曾取出明朝皇帝所穿的翼善冠衮龙袍，自己穿上，对着镜子，问太监们如何，太监们都说好，福临也说好，然后又戴上满洲帽子，照完镜子后就把满洲帽子扔在地上，平时常身穿宽袍大袖的汉服。朝鲜国王李淏之弟麟坪大君李㴭在出使清朝时，也从在清宫当差的朝鲜人金汝辉那里听说福临“专厌胡俗，慕效华制，暗造法服，时或着御，而畏群下不从，不敢发说”。

福临对明朝崇祯帝非常推崇，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立于思陵之前。他还热衷收藏崇祯帝的书法作品，并命明降臣金之俊另撰碑文，并警告群臣不得妄议崇祯帝。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十五日，福临在昌平路过思陵，为之“悽然泣下”，并酹酒祭奠，据说祭奠时还说：“大哥大哥，我和你都是有君无臣啊！”接着亲自为崇祯帝写了一篇祭文。因此，与福临过从甚密的木陈忞禅师将福临称为崇祯帝的“异世知己”。

顺治先后册立两位皇后。一位是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亲政，册为皇后。

由于对多尔衮怀恨在心，他对这位皇后并不满意，多尔衮死后，顺治废掉皇后，降为静妃。

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福临的责斥。但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没有被废掉。

顺治真正视为知己的是董鄂妃，即后来追封的孝献皇后。年轻的福临对董鄂妃一见钟情，有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董鄂妃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福临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理由，晋封她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福临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大赦天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十分欣喜，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对这个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册封太子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模园寝。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从此一病不起，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香消玉殒，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妃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薨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顺治帝与和尚结成了很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和尚叫憨璞，福临亲自到这和尚住的地方叫做海会寺，促膝长谈，相得甚欢，就是谈得很融洽。福临回到宫里以后，又把和尚召到宫城西侧的西苑，里头有个万善殿，继续论佛谈法，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木陈忞，福临到了那儿，他跟他说，说：“我呀，总感觉我的前世好像就是佛家的人，说我到你这个寺庙之后，觉得这是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回到宫里。”还有一个大的和尚叫溪森。顺治就跟溪森一块谈话，他自称是这和尚的弟子，和尚当然也捧这位，有一次他跟一个和尚说，这个和尚叫木陈忞，说什么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想效法他们可不可以。顺治想学释迦，释迦牟尼，想学达摩要出家。后来他就找了溪森说我要剃度，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还是要剃度。行森就把他头发给剃了，剃成和尚头了。这不得了，皇太后怎么可以同意呢。这样，就找了行森的师傅，叫玉林琇（通琇），玉林琇就赶到北京，就让徒弟们架起柴禾来，点上火要把他的弟子行森烧死。顺治一看这个情况不行，我不剃度了，我不出家了，就救了溪森一命。

一天，顺治和玉林琇两个人对面坐着，谈佛论法，两个人都会意地互相笑了，为什么笑了呢？玉林琇看到一个光头的皇帝，顺治看了一个光头的和尚，两个人会心地笑了。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在福建南安石井发现的《延平王起义实录》称顺治帝亲征郑成功，在高崎之战中中炮身亡，清将达素畏罪自杀，清廷对此秘而不宣。但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陈洋认为，顺治皇帝是因病亡故于北京，是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的。《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内的关于顺治死因的文字，尚未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是历史学所称的“孤证”。

《顺治遗诏》的文献记载明确，本无真伪问题。其成为真伪问题，始于孟森（1869—1938年）和陈垣（1880—1971年）两位学者。孟森怀疑遗诏经过太后及诸王篡改，陈垣则认为文献能够印证遗诏的真实性。两位学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与陈垣读过《汤若望回忆录》颇有关系。后来学者们就此问题的争论情况更加复杂，《汤若望回忆录》也无法作为判断真伪的依据。尽管顺治帝与多尔衮不和，与其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一直不好。但顺治帝在临终前主动参与撰写遗诏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实际上,《顺治遗诏》就是一个“罪己诏”。1949年后出土的《王熙墓志》关于《顺治遗诏》起草经过的记载，也能与传世文献印证。通过比较，出土的《王熙墓志》与传世的《王文靖公墓志》内容完全相同，可见属于实录。也就是说，《顺治遗诏》为顺治帝与王熙共同撰写，应该无疑。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死后葬于清孝陵，位于瑞山主峰南麓，背后靠昌瑞山，前朝金星山，位居陵区主轴线上。后世四座帝陵依次分列左右，深刻体会了“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孝陵的陵址是由顺治皇帝生前择定的。但由于定鼎之初，战事不断，国库空虚，加之顺治帝正当英年，并未急于兴建。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兴工，到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十九日，主体工程告竣。

该陵是清朝统治者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陵寝，规模宏大，气势恢弘。该陵始建于17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历时330多年，在自然力及人力的破坏下已经相当残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91年至1993年进行了全面的维修，从而又以健康的风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清史稿·卷四·本纪四》

《清史稿·卷五·本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