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崇满洲一词源于詹事府少詹李呈祥上书于部院裁撤满官、专用汉官之时顺治帝的答复。即保证满洲八旗在政治权利上的优势地位，是清朝的根本国策之一，基本上与王朝相始终，是清帝国分层次的等级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体现。

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后金的算起，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朝制度的组织。

皇太极即位后，在满洲八旗之外又增设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当清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清军入关之前，清太宗皇太极已仿照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入关后睿亲王多尔衮在基本沿袭明制的同时，为了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满洲王公大臣，也有少数蒙古人员，汉宫不能当议政大臣，除范文程、宁完我系经帝特授外，汉军旗人也不能担任议政大臣。宗室亲王和多数郡王是议政王，一些贝勒、贝子、公也奉旨参与议政，满洲、蒙古八旗开国元勋及其子弟，如弘毅公额亦都之子三等公、和硕额驸图尔格、其弟二等伯伊尔登，直义公费英东之子一等公图赖，栋鄂额驸、三等公何和礼之子二等怕都类，武勋王扬古利之子超品公塔瞻、孙一等公爱星阿，恩格德尔额驸之子一等公额尔克戴青，多罗额驸、二等公英俄尔岱等人，或系固山额真、尚书，或任议政大臣，皆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

清初军国大政，系在摄政王和后来的顺治帝福临的主持下，让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宗室公及议政大臣商议，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多系依议而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权力和地位，远逾于内三院或内阁。

八旗军是清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多尔衮虽然设立了绿营兵，人数超过了八旗军，但八旗军仍是清军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顺治年间定制，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即马兵营）、前锋营（原之噶布什贤超哈营）、护军营（过去的巴牙喇营）、步兵营，从八旗各佐领下正了中佥选骁骑、护军、前锋、亲军、步兵，分别总隶于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及步军统领；都统等官以下又分设参领、位领等职。另设领侍卫府，由领侍卫内大臣等官统辖侍卫、亲军二千余人。

各地重要城市，则造八旗将士驻戍，称驻防八旗，官兵数万，分别屯驻奉天、畿辅、豫、江、浙、陕、甘、鲁、晋等省，后增驻闽、粤等地。八旗军队的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

北京八旗军约十万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卫扈从”，即保卫皇宫，保卫京师，随侍和保卫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战，摄政王、顺治帝派遣满洲王公大臣统领北京八旗兵出讨，如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敬谨亲王尼堪，世子济度，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一等公谭泰，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子洛托、一等子陈泰，定西大将军内大臣固山额真何洛会，皆曾领兵分征，为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故《清史稿》在诸王列传中赞诸王开国之功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清帝福临也嘉慰满洲将土建国之功勋和辛劳，说：“嗟尔将士等，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

诸王管理部院，满官权大。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设六部时，即让诸贝勒分管各部。

崇德八年（1643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表曾罢工公管理部院之制，后又命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港达海、敬谨亲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务。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亲政后又恢复诸王管部旧制，一年以后才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只有满尚书。

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始设汉尚书，且都印俱由满尚书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侍郎皆是满洲、蒙古人员，汉官不能担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统军之权，是清朝的核心统治集团。

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就积极效法中原的先进制度，汲取千百年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入关后，清廷广设学校，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仍讲授儒家经典。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荫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

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八旗官学，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大臣子弟年18岁以下，或在家，或在官学，教授清书，或汉书。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

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享有一下几类特权：

过份安逸的生活终使满洲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以至于可用于国事之人越来越少。随着国力日衰，清政府对满洲人的生计问题已然鞭长莫及。

一方面是八旗生计日益艰难，特别是康熙八年（1669年）最终停止圈地后，旗地已无新的来源，加上旗人生齿日繁，而官兵数额都有定限，新增旗丁已无法按原来的规定计口授田。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趋激烈，旗人又不善经营，因而生计艰难；另一方面，由于旗人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也日益减少，原有的淳朴勇武风气逐渐丧失，而生活上追求奢华、安于游惰的风气却蔓延开来。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不仅影响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也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从康熙中期以后，如何扭转八旗颓废之风，妥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便成为每一位在位皇帝面临的相当头痛的问题。

风气堕落，生计艰难，违法乱纪案件层出不穷。由于长期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旗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根深蒂固，他们日就华靡毫无节制，甚至终日居家饮酒唱戏，游荡赌博，每月饷银到手后首先沽买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告匮，只好靠预借饷银、典卖旗地直至靠借贷度日，因而生计异常艰难。由于生计异常艰难，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

八旗风气堕落，组织涣散，旗人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归根到底，根源仍在八旗生计艰难问题上，因而，整顿旗风势必要回归到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上。为此，清仁宗嘉庆帝（1796年—1820年在位）在禁止赌博，以政令扭转八旗风气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筹划八旗生计。

嘉庆对于各地的赈济工作本来就十分重视，对旗人遇灾自然倍加关注。嘉庆十年（1805年），他原打算将五营马兵以若干缺归入满洲、蒙古八旗闲散人等分别批充，只是考虑到挑充五营马兵，与绿营一体当差，恐不免沾染习气，致生流弊而暂时搁置。后来根据禄康等人的建议，将差马拨出二千，转张家口收放，但嘉庆为了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养育兵额，认为不必存部，仍于满洲、蒙古闲散人员内酌添数额，以资旗人生计。

与此同时，嘉庆也注意解决宗室子弟的生计问题，即增加其职位，以便他们自食其力。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六日曾谕：“我朝家法，宗室人员以学习清语，勤肄骑射为重，即文学科名尚非所亟，是以宗室考试之例，从前乾隆年间即曾钦奉高宗纯皇帝圣谕停止，所以定其趋向，壹其心志，不致荒弃本业也。近年以来，宗室生齿日繁，朕虑其无进身之阶，屡经加恩于六部、理藩院添设司员十六缺，并准令乡会试，又添增宗学学生六十名。现在宗室登进之途不为不广……”云云。

如整顿东北旗地的做法：一是令旗人私垦地亩自首入官。

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嘉庆“加恩每亩酌中纳租三分，折交钱文，自于旗民生计为便。”同年，嘉庆还令盛京将军清查距各城较远不能放牧的闲荒地，让旗人耕种升科，次年五月，盛京将军清查出马场地近39万亩，令各城旗兵开垦升科，亩征银四分。

嘉庆六年（1801年）九月，嘉庆又通谕各旗查丈土地，预备牛具种子，来年试种，按年起科。对于普遍存在于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地的民典旗地问题，嘉庆于嘉庆九年（1804年）秋天下令清查。

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八日的上谕称：山东民人在八旗各衙门左近托开店铺，潜身放债，名曰典钱粮，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届兵丁等支领钱粮，该民人即在该衙门首拦去扣算，该兵丁于本月养赡不敷，因而下令严禁。同年二月十一日的一道上谕指出：“阅今数十年后，法令益觉懈弛，习俗更加敝坏，八旗兵丁不知勤苦上进，钱粮恩赏随得随尽，逞一时之挥霍，而不顾终岁之拮据；快一己之花销，而不顾全家之养赡，致房产交易，生计荡然，风气改移。”他同时申述世宗谕说：“八旗为本朝根本，凡系生计禁令习俗等事，屡经申降谕旨，从前皇考之时恩赏稠叠，历经多年，而满洲等生计并不见滋植，转益减损者，皆法令懈弛之故也。今八旗兵丁贫乏，即将仓粮国帑尽行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遽即荡然，亦何济之有？并有将愿置房产变易无遗者，若于此辈加以顾惜，不但恶者无所惩，即善者亦无由劝矣。”要求严校阅，教以典礼伦常及照顾其生计。

发展生产。由于八旗人口不断繁衍，而八旗兵额有限，嘉庆虽千方百计增添一些养育兵，但其数量毕竟有限，毕竟解决不了问题，最根本和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鼓励旗人发展生产，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方式。而嘉庆囿于成规，对此拒绝考虑。四年春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就称，口外西北，地广田腴，建议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却遭到嘉庆的断然拒绝，嘉庆在一道上谕中指责说：其奏折“首即有亲政维新之语。试思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由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至口外西北，地广田腴，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等语，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