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明我，明末来华传教士。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第一个是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1610-1689），后来意大利传教士Philippus Maria Grimaldi在清初顶替了他的名字

第一个来华的离开中国后，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充闵明我的名字进入北京，作南怀仁的助手。

闵明我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1635年进入多明我会贝纳菲尔(Peñafiel) 修道院学习，毕业后在瓦雅多丽的圣格列高利 (San Gregorio) 学院任教。

闵明我和黎玉范曾一起在中国传教，两人还曾在1666至1670年间一起遭受牢狱之灾。在解除耶稣会对中国传教垄断的五年后，1643年，黎玉范被召回罗马。他向教廷控诉耶稣会在中国包容儒家礼仪的种种做法，这些做法是由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和利玛窦 (Matteo Ricci)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确立的。此次回国，黎玉范成功说服教皇诺森十世 (Papa Inocêncio X) 颁布敕令，禁止耶稣会的中国教徒继续祭祖敬孔，黎玉范把他们的行为称之为盲目崇拜。

仪礼之争的出现源于耶稣会和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在传教方式上的差异。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一直试图打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垄断，最终，这种垄断局面在1638年由教皇乌尔班八世(Papa Urbano VIII) 宣告结束。

1645年，罗马教皇发布通谕，支持多明我会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正是在这一年里，闵明我与黎玉范神父结识，他决定放弃前途光明的神学家职业，提出去亚洲当一名传教士。1648年6月23日，闵明我经墨西哥抵达菲律宾群岛，在那里，他负责马尼拉 (Manila) 省的传教，但是，不包括马尼拉华人聚居区 ——“商旅”(Sangleys)市场区。他致力于面向说他加禄语的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群的传教活动和马尼拉的多明尼加·德·圣·汤玛斯 (Dominica de Santo Tomás) 大学的神学教育。在菲律宾，他被任命为圣提斯姆·罗萨里奥 (Santísimo Rosario) 省的管区总代表。

闵明我在菲律宾度过了十年传教生活，主要活动是在讲他加禄语的土著人群中宣传基督教和在马尼拉和相邻地区教授神学。十年后，菲律宾的多明我会当局决定让他返回西班牙，理由是：虚弱的健康状况和神学家的辉煌事业需要他承担新的使命。为避免横渡太平洋可能遇到的危险，回程不经过墨西哥，而选择葡萄牙的西航线，穿过麻六甲 (Malaca) 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非洲海岸。闵明我于1657年2月14日从马尼拉启程返回卡斯蒂利亚(Castela)，最初的目的地是望加锡 (Macaçar) —— 西里伯斯 (Celebes) 群岛的香料市场。然而恶劣的海面状况给航行带来重重阻挠，被迫停航和猛烈的暴风雨威胁着乘客的生命。正常情况下不到一个半月的旅程持续了八个月之久。1657年10月，闵明我到达望加锡，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受到两名葡萄牙多明我会神父的接待。

由于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遇到困难 (荷兰对麻六甲的控制影响到伊比利亚人和印度洋之间的交通)，他于1658年6月搭乘一艘中国船只前往澳门，在那里，遇到了另外四名传教士，其中一位是耶稣会教徒卫匡国。三年前，这位耶稣会士在安特卫普 (Antuérpia) 出版了他的著作《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描绘了十年前中国的改朝换代——满族攻占北京城，推翻明朝建立清朝。卫匡国在教皇撤销了多明我会士黎玉范1645年建议颁布的法令之后前往中国，随后他说服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re VII) 准许耶稣会士延续他们的传教方式，容许中国人的祭祖敬孔活动。

又经过数周艰难的航行，闵明我于1658年7月抵达澳门。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两个月里，他一直在期待深入中国内地和其他多明我会传教士会合的机会。显然，澳门的耶稣会方面没有给他任何援助和支持。在他们看来，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干预扰乱了他们已经开展了数十年的传教工作。1659年9月25日，闵明我终于有机会搭乘一艘中国商船来到广州，并于1659年11月3日到达福安，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多明我会传教团体，结识了三位多明我会士：罗文藻 (Luo Wenzao)、贾西雅 (Juan García) 和华罗 (Francisco Varo)。 在最初两年，他全身心投入到闽南话和标准官话的学习当中，很可能还学习了其他不确定名称的方言。闵明我用中文撰写了多部著作，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其中著名的有：《天主教真理阐释和关于在中国普遍错误的争论》(Explicación de las verdades católicas e impugnación de los errores más comunes de la China)。根据作者自述，这部作品共分四卷，出版于1664年至1666年间，当时作者在浙江省。考虑到写作之时闵明我刚刚在华罗的引导和鼓励下开始汉语学习，因此，这部集撰写、翻译和编辑于一体的著作应该是在懂西班牙语的中国教徒帮助下完成的。闵明我在《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中记载，华罗曾于1673年写信为出版这四卷作品征求经费。虽然没有透露最终是否得以出版，但可以证明这部中文著作确有其事。闵明我其他中文著作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它们仅在华罗神父要求出版的信里出现，如《神的奇妙名称》(De los nombres admirables de Dios) 和《温和的统治》(El gobernado gentil)。

闵明我在福建生活了两年，一边学汉语一边传教。1661年，他被迫离开福建前往浙江金华，去接替一位回国的多明我会教徒的职务。在那里，他开始着手准备创作一本上下两卷的中文天主教教义要理书。然而，一场变故改变了这个多明我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轨迹，影响了他的写作。

1664年，紫禁城内爆发了一场冲突，对当时在中国内地传教的三十六名西方传教士 (二十五名耶稣会士、十名多明我会士和一名方济各会士) 造成了严重影响。冲突产生于钦天监 —— 朝廷负责编制历法的部门。历法对于儒家礼仪至关重要。1619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9) 来到中国。他因为比中国人更加精确地预测了发生于1629年的月食而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于是被准许在皇宫内建造一座观象台并改革历法。十年后，他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

1664年， 穆斯林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杨光先 (Yang Guangxian) 质疑汤若望对钦天监的掌控(1669年，汤若望去世后，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接替该职)。杨光先创作并传播反基督教的文章(闵明我在《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中对此有概述和驳斥)。在这场由杨光先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中，朝廷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控，召集所有在华传教士即刻前来北京。皇帝先把这些人扣押了三个月，然后，于1665年4月12日命令他们从澳门离开中国。这些传教士(不包括四个住在皇宫内的耶稣会士) 在北京继续被羁押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665年9月被押往澳门。六个月之后，于1666年3月到达广州。然而，广东巡抚拒绝遣送他们去澳门，把他们囚禁在一座老教堂里。

此后漫长的四年里，闵明我和其他传教士们(其中绝大部分是耶稣会士) 在广州过着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在这期间，他开始酝酿撰写关于中国的著作。每天都和十九名耶稣会士、三名多明我会士和一名方济各会士 (利安当) 一起度过，闵明我有机会阅读了数十本已经出版或还是手稿形式的耶稣会教徒编写的介绍中国的书籍 (例如：耶稣会神父殷铎泽翻译的儒家学说，收录于《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三卷，作者附有大量评论和批评)。在那里，他参与传教士内部的争论，在礼仪之争论战中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还写了《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里面的几个章节 (例如：第五章“文学流派”，大篇幅地摘录、编辑和评论一篇未经出版的关于儒家学派 —— 即所谓“儒教”的文章。该文作者是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由于观点一致，他的文章被闵明我引用，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广州拘禁期间，他还写了〈中华大帝国传教士之间历史上的和现代的论战〉(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entre los missionarios de la Gran China)里面的几章 (至少三章)，这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有理论性和思辨性的一篇文章。

闵明我在马德里的时候，受多明我会主教罗卡贝尔迪 (Rocaberti) 的委托编辑出版一本由李科罗 (Victorio Riccio) 写于1667年的书 ——《在华传教士纪实》(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China)。主教把这部书的手稿交给闵明我，但随即又改变主意，将这一任务交给洛尔卡 (Lorca)神父。据说这位神父后来把手稿遗失了。在创作《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时，闵明我参考了李科罗的手稿和另一部黎玉范同样未发表的著作。这两部作品从未被公布，在传教士编纂史书时这是很普遍的做法，也符合教廷的规定，但是却导致作者身份的模糊。当时一部书署名的作者并不一定要写出整部作品；对手稿进行编辑、整理并装订成册的出版商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作者的概念。

闵明我用几年时间投入到《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的创作中，该书于1676年出版。一年后，教皇采纳卡洛斯二世国王 (Carlos II) 的建议，任命闵明我为桑多·多明我 (Santo Domingo) 教区大主教，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去世。

《方星图解》，包括星体1876个。

《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Tratados historicos,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马德里：皇家印书馆，16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