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六十四屯，是指黑龙江左岸，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历史上曾经有六十四个屯子的中国百姓居住，由此得名。

公元725年，唐朝在内外东北方向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历史记载是明确的。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称库莫奚）各部置饶乐都督府，粟末靺鞨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称“四府”。

另外，在室韦地区还置有室韦都督，但都督所辖仅为其中一部或各部并受节制。凡此，为唐朝对内外东北方向民族地区行使管辖权的大致情形。在四府中，契丹与奚唐代又称为“两蕃”，“同类异种”，到辽代已合而为一。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强大的两部。渤海国（669年—926年）是我国唐朝时期，北方古老的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始建于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初称“震国”。七年后（公元705年）归附于唐王朝，十五年后（公元713年）被册封为“渤海国”。公元926年被契丹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促进了东北边陲的进一步开发，丰富了中华大统一的历史涵量。渤海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方向地区幅员辽阔的强国。

唐政府已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口建立了贡赋征集机构，唐朝官员向来自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部落居民纳贡代表团征集贡赋。唐以后外东北（包括“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先后归辽、金、元、明、清等王朝统治。

明太祖洪武初年，黑龙江奴儿干地区（元代隶属于辽阳行省）的先前依附元朝的部落首领多归降明朝。明成祖永乐元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干，正式招抚诸部。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干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干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流官，后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

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城（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清代称为庙街）特林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两块永宁寺碑（1885年清代爱国学者曹廷杰曾拓回碑文，1904年二碑被俄国劫去，现藏于海参崴博物馆）。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列迷（费雅喀）、阿伊努、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

据《明史》记载，奴儿干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

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以北，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奴儿干与内地的邮传通信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交通全程达两千五百公里。

“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当时就在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内。不过，奴儿干都司与内地不同，主要是实施比较松散的羁縻统治，从其设立的永宁寺碑亦可看出。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第一座永宁寺碑于1413年建永宁寺时所立，一直到1432年明朝政府官员亦失哈才知道永宁寺已毁，而重建该寺，并于1433年立“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旁这两块石碑，一块刻有《敕修永宁寺记》碑文的分别由汉语、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写成，另一块有汉语碑文《重建永宁寺记》，记录了明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实。宣德九年（1434年）之后，奴儿干都司史料不可考，其所辖卫所一直存在，如囊哈尔卫、波罗河卫、建州卫等，以对当地继续实施羁縻。到明末万历年间，奴儿干地区共设置了384个卫、24个所、7个地面、7个站和1个寨，仍奉明廷为主。

江东先有旧瑷珲、前霍尼胡尔哈、腰屯和后屯，随着移民和垦殖活动的展开，才逐渐发展形成江东六十四屯。以江东的老屯为例，老屯又名托力哈达屯，是江东六十四屯比较早的屯子之一。最初老屯只有吴、姚、曹、徐、曾、何几大姓，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了，老屯周边没有富余的土地可以开垦，许多人便搬到别处去另立新屯，于是一屯变多屯，六十四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江东在早期只是有旧瑷珲、前胡尼胡哈、腰屯和后屯，由这几个主要的村屯发展成为我们所说的“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统归瑷珲副都统管辖。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屯数，在《西巡本末大事记》中记载是28屯。1857年（清咸丰七年），在奕山奏折中，称江东“向有旗户三十余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卷十七）。据满铁调查课《近代俄中关系之研究》中记载：江东六十四屯有满族村屯16个、400户、3286人，汉族村屯14个、540户、5400人，达斡尔族村屯14个、280户1960人，共计44屯、1220户、10646人。宋小濂《北缴纪游》和《清实录》称48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方总参谋部中校纳扎洛夫进行实地调查，在《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记载中，有37屯和26个居民点（没有列出名称）。可见，“江东六十屯”的屯数在迅速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清代屯垦政策趋向松动，内地居民大批来到边疆，并多以汉姓窝棚为名建屯于江东六十屯地区的东南部。如：韩家窝棚、曹家窝棚、姚家窝棚、姜家窝棚等。

江东六十四屯，当地人俗称“江东四十八屯”。这里的“四十八屯”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系指江东六十四屯地区规模较大的、知名度较高的屯子而言的。由此可见，“江东六十四屯”作为地理概念是可以的，但作为村屯数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江东六十四屯”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前的通称叫法，从1881－1900年（清光绪七年－光绪二十六年），19年中只增加1个村屯

当时各屯设有屯长（也叫屯千）。大屯有正、副两个屯长，小屯只有一个屯长。徐福刚、李喜元等人说，周围五、六个屯子还有一个总屯长，叫“五护卢”。各屯屯长都直接听瑷珲的命令，办理各屯民事纠纷、征兵征粮等事务。吴小莲说，当时她的父亲是南窝堡的屯长，种地、送官粮、打架斗殴什么事情都管，屯子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就过江到瑷珲城衙门报告。

六十四屯居民，都编入八旗。每旗都归瑷珲各旗营房管，姓徐的属于两个旗，一部分是镶红旗，另一些姓徐的是正白旗。

各屯的青年人，到了十八岁，每逢二、八月都要到瑷珲城进行骑马、射箭等操练。合格的当“披甲兵”，其余的作为“西单兵”（满语）即民勇了。“披甲兵”到二、八月要进行操练，操练完毕，回家种地，战时随时应征参战。徐福刚说，我大哥就是一九〇〇年“跑反”那年被抽去当“披甲兵”的。

各屯每年要定期向瑷珲缴纳官粮。各屯每年秋收打完场封江后，把缴纳的官粮送到瑷珲入库。六十四屯的文化教育。江东六十四屯没有官办的学校，各屯多半有私塾。私塾里学习的内容；汉族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等书；满族念满文书；达斡尔族一般也念汉文书。住在江东老虎屯（即老沽托克索屯）的达斡尔族老人康全瑞说，我七岁在屯子里的私塾念书，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

满族人在私塾里主要是学习满文，三年毕业，然后再到瑷珲城去念汉文书。汉族念四书五经得四、五年才能念完。有钱的再想念，就得上瑷珲城。

江东六十四屯是中国固有领土，从爱辉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面积3600平方千米。在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中，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但由于江东六十四屯居住大量中国清朝居民，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此地归属于中国管理，形成主权与管理权分割的矛盾性历史问题，即主权在俄，管理权在中，埋下历史祸根。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这条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江东六十四屯由中俄共同管理，而在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把整个外东北归于沙俄。 《中俄瑷珲条约》的第一条，对处在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如下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人在六十四屯享有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管辖权，但是中国并无此地之主权。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一九〇二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还江东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这里的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一八八一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尔地区居民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农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补充哥萨克军队”的人员达三千四百一十一人。农民仅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可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证军事占领的需要。移民们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口粮还需要伊尔库茨克的承包商运来。这种运输远不如就地补给便宜和及时，而江东六十四屯“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为沙俄殖民者们粮食的供应地。

六十四屯原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家园，理所当然地应当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生息繁衍下去。俄方谈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国居民的永远居留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事实上这些居民确给俄国殖民者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强占的租借地毫无共同之处。普罗霍洛夫所谓“租借地”之说，无非是妄图证明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强盗行径，反而是“正义”的。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划定边界时，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放弃该地之治权。江东六十四屯这一地区以俄罗斯阿穆尔州一部分治理。

1858年5月28日，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率领军队直逼黑龙江瑷珲城下，用武力逼迫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这一天签订的瑷珲条约规定，原来在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从此脱离了中国版图。瑷珲条约还规定，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归中俄两国共管，实际上是归俄国控制的一种托辞，这一片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划走。当时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经过任何战争便划归了沙皇俄国。

清朝安定天下之后，关内的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有很多想向关东谋生，为了阻止汉族居民北上，清朝在辽东还修筑了一道种着柳树的边墙称为柳条边由旗民看守，阻止闯关东的人过去。当时的人形容黑龙江流域百年之间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在黑龙江下游千里之地，只有一两个临时行署（每年夏季三个月办公，除此之外则关闭行署）和一些人口较少的村屯，一个驻军点也没有，仅在国境线上专门立有守边部队每年或每三年前去巡逻的“巡逻鄂博”等界标。外兴安岭一带边境由布特哈打牲总管于每年六月间派章京等率领兵丁，按规定路线至外兴安岭河源处巡察，察毕回报总管，转报将军，每三年则派出副总管等率领兵丁于解冻后由水路至外兴安岭巡察一次。黑龙江官兵的守边任务就是每年到黑龙江上游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兴安岭巡查一次，每年在解冻季节乘船到黑龙江下游收一点皮毛税，后来是数年难得去一次下游地区。黑龙江南岸清军的主要驻地瑷珲城，也只有士兵1000人左右。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战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承担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尼古拉一世为了策划和部署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活动，组成了“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俄外交、陆军和海军等主要军政头目组成，并于1849年2月研究了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行动计划。“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由长期预谋进入直接行动的阶段。

1849年9月，俄国军舰闯入黑龙江口，探明黑龙江口可行航海船舶，库页岛确实是岛屿而非半岛。以后俄国武装船只在中国内河黑龙江航行不下四五十次，少则几十人，多则8000多人。1850年，入境侦查的俄军被鄂伦春族边民发现，并遭击退，有3名俄兵毙命，后在俄国的威逼下，这些边民被清廷“绳之以法”，惨遭鞭笞、充军甚至处决。1850年6月，一小股俄军侵入黑龙江下游庙街特林村（明代所建永宁寺所在地），遭到当地200多村民及地方官员的包围和抗议，遂被驱赶了出去。1850年8月，穆拉维约夫公然违背尼布楚条约侵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并积极扩充军队，他宣称：“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武力。”1851年，清廷为确保东北边疆的安全，要求黑龙江将军英隆组织巡边队伍前往黑龙江口、乌第河等处巡边，结果黑龙江将军当年上奏朝廷的时候还说巡视黑龙江口疆界安定。1852年，咸丰皇帝对派兵增强防守的黑龙江将军英隆加以训斥，谕令为免俄国疑惧，不得加强战备。由于清政府在东北贯彻虚边政策，加上巡边制度缺陷和政治腐败，所以对俄国一系列侵占活动有的暂时或者根本不知情，有的知道了也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3月，俄军侵入中国奇集湖一带，5月侵占哈吉湾，8月强占阔吞屯。1853年4月，俄国沙皇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7月俄军即侵入库页岛，在岛西岸建立哨所。1854年1月，穆拉维约夫就重新划定远东地区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以为是讨论久悬未决的乌第河边界问题，也为谈判派出了库伦、黑龙江、吉林三方面的委员。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取出地图，指称“原定界址，自格尔毕齐河长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长止，俱系俄罗斯属界，今应取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等语，清朝代表根据尼布楚条约当即予以严正驳斥，表明对俄方无理要求断然不能接受。

1854年，俄国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为借口，出动七十余艘舰船武装航行黑龙江，横穿中国领土两千多公里，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1855年，穆拉维约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侵入黑龙江，进行武装示威，并要求在松花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划界”问题的谈判。谈判期间，俄国无理要求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归俄国所有，中国代表坚决拒绝。1855年7月，沙皇训令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签订正式条约。1855年9月，清朝派谴的库伦、黑龙江、吉林三委员到达阔吞屯与穆拉维约夫谈判。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库伦办事大臣于1856年1月向俄国发出照会，逐条驳斥了俄国的无理要求，重申了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表明俄国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方占去，“则我三省将军、大臣断不能屈从。”

1857年3月，俄国已经在外贝加尔省集结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从1854年到1860年，这6年间，俄国军队、哥萨克两万多人分头进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屯兵筑垒，遍设哨所，武装“移民”，沿江列置火炮、建立村屯，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到了1858年装备新式武器的俄国大军兵临瑷珲城下，黑龙江将军奕山大吃一惊，他手下驻防瑷珲的清军不到千人（当时清廷从黑、吉二省抽调了3万多兵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及进入京畿保卫北京和扈驾热河，驻防黑龙江的清军总共只有5500人），主要武器还是刀、矛和弓箭，没有力量抵抗。为了避免开战，在俄军枪炮声恫吓下完全屈服的奕山擅自签订了瑷珲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朝认为过于苛刻没有承认，还处罚了奕山等人。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俄国就乘火打劫，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同英法的战争，却要求报酬，又进行武力威胁，迫使清朝同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由中国共管改为归俄国所有。

对于原来属于中国这一大片土地被俄国占领，沙俄和后来的苏联还一直不承认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他的所谓根据是这个地方原来是无主荒地，按照国际惯例谁先控制就应该属于谁，虽然这明显是强词夺理了，不过清朝长时间有边无防，边疆没有守卫，这也给俄国占领中国边疆大片土地提供了可乘之机。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系指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今俄境，俄称结雅河）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律屯对岸的大片土地。但对江东六十屯地区长与宽却说法不一。经查证，很多说法与事实不符。

《清史稿》中的《地理志》记载：“江东六十四屯在焉，精奇里江以南，黑龙江以北，东以光绪六年（1880年）封堆为界……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里至七十里”。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俄人出版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记载：江东六十四屯长66俄里（相当139.92华里）、宽20俄里（42.4华里）。

1911年（清宣传三年）出版的《东三省政略》的《瑷珲篇》中，有“江东六十四屯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至七十里地”的记载。

1920年（民国九年）的《瑷珲县志》记曰：“瑷珲对岸江左居住旗屯六十四村，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

1933年出版的《黑龙江志稿》卷二《地理志》中说，江东六十四屯“袤一百八十里，广九十余里”。

然而，宋小濂的《北缴纪游》，对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李金镛赴江左与俄官共同挑沟划界，作了及时而又翔实的记录。他写道：“迨十三年（1887年）三月，观察使李公（李金镛）以勘矿来漠（河），奉将军恭檄，饬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庆赴江左分划旗屯原住界址……刻期，两国各派官监工开挖，以杜迟疑生变。乃由补丁屯挖至老瓜林，计一百七十四里。正欲向前，因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辞，暂行停止。按着条约（即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里均应划归旗屯”。

《北缴纪游》中对李金镛过江左同俄官挑沟划界的记述，不仅及时，而且又有经过，为我们研究江东六十屯地区的长度和宽度提供了准确而又翔实的资料。

从宋小濂《北缴纪游》对李金镛赴江左同俄官挑沟划界的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从补丁屯挖至老瓜林，共174里，从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尚有40里未挖。因此，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南北长度应该是214里。为什么多数资料却大大小于214里？其根本原因：一是多数资料的作者没有注意到1858年（清咸丰八年）签订不平等《中俄瑷珲条约》时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长度。二是忽视了自1858年5月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至1900（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俄难”42年间由于沙俄侵略者不断蚕食、江东六十四屯长度不断缩短的事实，不恰当地运用了被沙俄蚕食后的数字。

在记述江东六十四屯的宽度问题上，除了《黑龙江志稿》中有“广九十里”的记载外，其他的记载均与事实相差很大。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作者忽视了沙俄侵略者自东向西侵略，致使江东六十四屯东西宽度步步缩小的事实。有《北缴纪游》为证：1879年（清光绪五年），“俄人愈众，开地愈广，将满洲人所住之段山屯草甸、牧厂（场）侵占，不容满洲屯人牧放牲畜”。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人“不照会中国官员，自由补丁屯后起向石头泡子西，占地十余里；至大泡子、托力哈达屯西止，划犁记两道，计占去熟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尤多，并满洲人种地窝棚一所。又于犁地内划占霍尼音胡尔哈达地四屯草甸，长十七、八里，宽七、八里不等”。同时，“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东南，而彼国犁记由大泡子向西北而下，复占去荒地四十余里”。这就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东西宽由“广九十里”缩到“七十里”，最后到“五十里”的原因。

综上所述，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南北长应是214华里，东西最宽应是90华里。

据民国《瑷珲县志》记载，“江左旧居六十四屯约有千余户，男女万余人，著名大村……每屯八十户、六七十户不等，其余小屯仅在四五十户、二三十户不等”。另据俄军中校纳札洛夫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调查中提到的1870年（清同治九年）统计，“六十四屯”有满人3286人，汉人5400人，达斡尔人1950人，共计10646人。到19世纪末，因在海兰泡和金矿做工的大批中国人住在这里，因而居民大增，中国居民近3.5万人，这里“土地膏腴，人民勤农为务，年产诸粮，富甲全省”，是黑龙江中游最富庶的地方。在《瑷珲条约》签订后的40余年间，远东俄国人粮食、蔬菜半数取于此地。到19世纪末叶，俄国移民大量涌来，这块土地旋即成为沙俄侵吞的目标。

江东六十四屯，这里很早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约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其具体数字已大大超过64个，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江东六十四屯。

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准备夺取江东六十四屯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风暴，沙俄政府乘机用武力夺取六十四屯，进而强占东北区域。

当一九〇〇年六月初东北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沙俄总参谋长就电令滨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制止义和团运动的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宣布滨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两天后，滨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四天后，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七月九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黑龙江上空密布战争的阴云。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飞渡往阻”，沙俄“色楞格”号开炮射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中国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黑龙江事件。

这一事件本来是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但是格里布斯基却以中国军队炮击海兰泡为借口，对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和平居民举行血腥的大屠杀。

海兰泡市中国居民区和郊区有长期居住的华侨“几千人”，较大的华商“二百三四十家”，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总数在万人以上。从实行军事动员起，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大批华人纷纷渡回江右。但长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因行动不便或因受骗未去，便成为沙俄屠杀的对象。

鉴于海兰泡市紧张的备战形势，中国居民的代表请示格里布斯基，中国居民是否要撤离，格里布斯基伪善地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中国居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大当。

七月十五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接着市警察局开始“一无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十六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据刽子手的叙述和目击者的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七月二十一日，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七月二十二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

七月十七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最后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这次屠杀，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壅塞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个星期后还在江上浮游。一个俄国上校军官写道“七月二十四日，我们一行人又乘船继续向前航行。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海兰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很不少的。

滔滔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这是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惨案已经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了，但重温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它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感情的波澜。

沙俄当局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破坏了俄国修筑的铁路，杀害了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是它采取的“报复”措施。

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六月爆发，七月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共拆毁铁路五百五十俄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毁坏车头四十五个、平车一千六百节，烧毁桥梁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铁路设施，使东清铁路工程全部停工。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事实，问题的实质是这种破坏是正义的反抗斗争还是侵略行为，能否构成沙俄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并中国东北是沙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国策，而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实践这一国策的中心环节。“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维特，围绕东清铁路的修筑，将巨额资本引入中国满东北，以“经济占领”的方式，逐步实现其最后吞并的目标。在他看来，只要保持住沙俄对东北“经济占领”的稳定局面，保证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最后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工程正加紧进行，当时已铺设铁轨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车头二百零八个，车箱和平车五千四百辆以及其他大量建筑器材。铁路沿线盘踞着六千余名全副武装的沙俄“护路军”。旅顺口驻扎着一万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规军，封锁着东北的门户。铁路一旦修通，沙俄大军朝发夕至，和以上武装力量“联为一气”，整个东北便唾手可得。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欲得志于整个东北区域，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珲的一个普通商人悲愤地说：“东北简直成为俄国的了，将来铁路修成之后，俄国的压力将会更大”。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感到铁路的修筑和东北的存亡紧密相连。他们要捍卫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毫无疑问，东北义和团对铁路的破坏，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而沙俄为此举行“报复”和镇压，纯属维护侵略特权的强盗行为。

至于说东北义和团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完全是沙俄当局的一种恶毒煽动。六月二十八日，还在义和团破坏铁路之前，黑龙江将军寿山就电告沙俄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俄国的军事动员将在中国东北居民中引起严重的骚乱，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并全力承担保证俄方人员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又致电尤哥维奇，再次呼吁俄国不要进攻东北；并指出俄国护路军杀人放火，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将他们撤走，铁路全部财产交中国官员管理，俄国职员和平民由中国军队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复后重返施工。但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俄方的蛮横拒绝。

中国东北当局看到俄国决心侵华，不得不以武力驱逐沙俄护路军，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对俄国职员和平民竭力保护。南满支线上的职员和居民，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就撤到了旅顺口，后来又转移到海参崴，未受到什么伤害。其余各段上的职员以及妇女儿童，根据《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外贝加尔地区和哈尔滨。鉴于哈尔滨集中了大批俄国非武装人员，寿山郑重通知尤哥维奇，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议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职员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军队不得射击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尤哥维奇选拔一千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负隅顽抗，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尽管中国东北当局竭力保护俄国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寿山在致尤哥维奇的电报中严正指出：俄国“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然而，你们却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的乡村居民进行大屠杀，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寿山表示他不为俄国的屠杀而对中国境内的俄国平民进行相应的报复，他仍然“严令所有的部队，并劝说拳民，不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因为“这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寿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当立即动身”，他和吉林将军共同负责撤离者的人身安全。七月二十四日，俄国最后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职员和平民从哈尔滨撤往伯力，沿江中国驻军未加拦截。东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种种，均有电报公文可查。”以上中俄双方文件证明，中国当局对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直至俄方举行海兰泡大屠杀之后，这种保护政策始终未变。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所谓“杀害妇女儿童”之一说，纯属沙俄政府用以煽动俄国民族情绪反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沙俄正是借助这种宣传，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恶浪，并掩饰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兰泡受到中国的威胁，俄国人不进行屠杀，更大的屠杀将加到他们头上；海兰泡的悲剧是俄国人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是俄国有关著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看法。

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最近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

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

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

列宁说：“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解放后，有关人员根据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的《黑龙江舆图》、1911年（清宣统三年）黑龙江调查局《瑷珲厅图》、1913年（民国二年）绘制的《瑷珲县图》、1914年瑷珲县公署向黑龙江省公署补报的《江东六十四屯图》、1924年（民国十三年）《瑷珲县公民呈报请据约索还江东六十四屯文附图》，以及1926年的《黑龙江乡土录》、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黑龙江志稿》、1965年4月对原在江东六十四屯居住过的73位老人的采访等资料为基础，对“江东六十四屯”屯名、方位进行了考证认定：

1、后呼尼哈屯：位于黑龙江沿岸六十四屯界之最北端，与右岸今黑河市幸福乡长发屯相对。

2、腰呼尼哈屯。

3、前呼尼哈屯。

江东老人说：这里最早是沿江的一个大屯，因是沙坨子地，有人陆续搬走，屯子也分成后、腰、前3个屯子。以前呼尼哈屯建立最早，又称为老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国总参谋部中校纳扎洛夫（下同）来到这个屯子进行了调查：“三个村庄有48户，男、女满族居民438人，耕畜有136匹马和104头牛”。

4、大碾子房屯：位于黑龙江边，前呼尼哈屯西南。1883年（清光绪九年），纳扎洛夫称之为“图格敦村”。有的资料亦称“大碾间房”、“大年吉房屯”。

5、外布尔多屯：位于黑龙江边，在大碾子房屯南，与江右卡伦山相对。纳扎洛夫调查：“博尔多村在黑龙江岸上，位于图格敦（大碾子房屯）村以下4俄里处，24户，男女达斡尔族居民192人，他们有耕畜72匹马、72头牛。”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黑龙江北路翼长、瑷珲副都统凤翔指挥的渡江狙击俄兵的战斗就在其附近。

6、牤牛屯：又称莽奈屯、莽鼐屯、莽那屯。位于黑龙江与瑷珲河汇合处，与江右今黑河市四道沟屯相对。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沙俄武装船只“米哈依尔号”伪装成商船，即在这里向中方挑衅，被清军击退，称“米哈依尔号事件”。

7、西普奇屯：位于黑龙江边牤牛屯西南、旧瑷珲之北，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最早建立的村屯之一。

8、瑷珲（旧）：位于黑龙江边、西普奇村之南，与江右今黑河市二道沟屯相对。《黑龙江外纪》中说，旧瑷珲是一个方形城市，周长940步，合4700尺，设有5门。出生在旧瑷珲的老人蒋永寿说：“我记事时只有50来户，屯内有三四条车道，有一条土城墙，是康熙年间修的，上面可以走人，城内有一个戏院。”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在这里始设黑龙江将军衙门。

9、白旗屯：位于黑龙江边，旧瑷珲南、摆渡房北。据江东老人回忆：“白旗屯不大，只有十多户人家”。纳扎洛夫调查称：“莽奈屯、白旗屯、西普奇屯、旧瑷珲共有62户，居民729人，耕畜有165匹马和224头牛”。

10、摆渡房：位于黑龙江边，与江右瑷珲城相对。据江东老人回忆：“摆渡房分前摆渡房和后摆渡房，两个屯子中间相隔一二里地。前摆渡房主要摆渡黄山屯附近来往于瑷珲城的人，后摆渡房主要摆渡段山屯附近来往于瑷珲的人。摆渡船是用两条风船并在一起，上面铺板子，人、马、车均可过江。”前摆渡房又叫必拉托克索屯。纳扎洛夫称：“位于旧瑷珲城下4俄里处，在玛尔屯南，距玛尔屯2俄里”。

11、玛尔屯：又称马家屯，位于摆渡房之南的江边上，与瑷珲城的南窑地相对。

12、段奇法屯（属今黑河市）相对。纳扎洛夫调查：“端亦发村（段奇法屯）有10户、男女达斡尔族居民85人，有耕畜50匹马，20头牛。”1883年（清光绪九年）秋，俄官兵闯进该屯进行非法调查，用刺刀杀害了拒绝为其带路的居民，制造了“段奇法惨案”。

13、布拉满嘎屯：正西靠江边，与江右坤河村（属今黑河市坤河乡）相对，当地人称“波浪口子”。纳扎洛夫调查：“有63户，男女满族居民593人，有189匹役马和126头耕牛”。

14、塔头沟子屯：又叫塔头泡子，位于四方林子之南的江边上。纳扎洛夫称：“有10户满族居民152人，有48匹马、32头牛”。

15、马蹄岗子屯：又叫马蹄屯。位于塔头沟屯东南。纳扎洛夫说：“该屯距前村（塔头沟子）5俄里，距黑龙江1.5俄里，有4户、男女满族居民41人，有12匹马、12头牛”。

16、双亚树屯：又称双雅树、双鸦树。位于黑龙江边、伯尔格尔河河口附近、老官林子西南。

17、半道窝棚：位于双亚树屯西南。江东老人吴文海说：“托力哈达到南窝棚中间，有一个叫半道窝棚的地方，是我们的老故地”。

18、托力哈达屯：又称托列尔哈达屯。位于黑龙江边，大泡子屯之西。江东老人吴士宁说：“托力哈屯是江东南部建立最早的一个屯子。”1883年（清光绪九年），沙俄非法占据托力哈达、吴家窝棚和大泡子等屯240余垧熟地，单方面圈犁于俄地之内。纳扎洛夫称：“图勒哈达村在巴拉满嘎（波浪口子）村下16俄里处，它由46户组成，有男女达斡尔族居民530人，共有牲畜164匹马、138头牛”。

19、补丁屯：又称布丁屯。位于精奇里江南岸，靠近六十四屯界沟处，是江东六十四屯中最老的屯子之一。1640年（后金崇德五年），补丁屯人曾随博木博果尔袭击往征虎尔哈部的清军。1883年（清光绪九年），沙俄当局非法占领补丁屯、石头泡西十余里，并在补丁屯西南制造了“苏忠阿垦地事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春，沙俄又在补丁屯制造了“砸酒铺事件”，30多家酒铺被捣毁。纳扎洛夫称：“村中有71户，满族男女674人，役马213匹、耕牛142头。”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出兵江东六十四屯，首先侵占了补丁屯，击沉民船，防止逃跑，并以此为开端，疯狂屠杀江东人民。

20、远地屯：位于补丁屯西南、后段山西北。

21、后段山屯：又叫嘎拉霍罗、北山屯，位于瑷珲河上游，距补丁屯12里。纳扎洛夫称：“有41户，男女汉族居民533人，有205匹马、耕牛142头。”此屯为江东著名大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后，沙俄无理蚕食大片牧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前，沙俄军队在此进行多次军事演习，毁坏大片土地。

22、前段山屯：离补丁屯12里，在后段山屯之南。

23、西段山屯。

24、河南段山屯。

前段山屯、西段山屯和河南段山屯3个屯子东西并列，统称前段山，位于后段山屯之南。其中，段山屯居中，西段山屯居西，河南段山屯居东。纳扎洛夫称：“大阿林村（前段山）由129户组成，男女汉族居民1677人，645匹马、520头牛。”据段山屯出生的徐永来老人回忆：“前段山是江东比较大的屯子，屯名来源是一条辘辘小河，将土山隔断开了，河南有四五十户，河北、河东的住户连在一起有百十来户（河北、河东即为段山屯）”。

25、东二沟屯：位于河南段山屯之南，据江东老人讲：“东二沟屯离江西瑷珲六十里，离海兰泡九十里。”纳扎洛夫调查：“有19户，男女达斡尔族居民167人，有76匹马、66头牛。”早为达斡尔族屯子，名为额尔古扎，后改为汉名东二沟子。

26、西二沟屯：位于东二沟屯西南1.5俄里。纳扎洛夫调查：“370户，481个汉族居民，耕畜有185匹马、141头牛”。

27、韩家窝棚屯：位置靠近1883（清光绪九年）和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两次划定界沟接连处，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最东的村屯。

28、曹家窝棚屯：位于兴隆屯正南、伯尔格尔河之北，距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所挖界壕不远。

29、姚家窝棚屯：此屯位于伯尔格尔河岸边、靠近界沟处，西北有关家窝棚。

30、吴家窝棚屯：位于姚家窝棚之东南、靠近界沟处。据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4月9日《黑龙江将军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记载：“‘苏忠阿垦地事件’之苏忠阿，即系吴家窝棚人。”黑龙江将军档案记载：“查吴家窝棚苏忠阿所争之地，系在俄人犁记以南近五里，种地85垧”。

31、大泡子屯：位于老官林子屯之南，是六十四屯地区南部的一个大屯。1883年（清光绪九年），沙俄擅自圈占北自补丁屯起至石头泡西十余里，南自大泡子至托力哈达240余垧垦地，荒地尤多。

32、爪里法屯：又称吴里发屯，位于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部大泊之西北、瑷珲河南岸。纳扎洛夫调查：“葛林发村（爪里发）有12户、114个满族居民，有耕畜36匹马、24头牛”。

33、布尔多屯：也写作博尔多、卜尔多。位于爪里法屯西南、瑷珲河下游东岸。瑷珲河又名布尔多河、牤牛河、莽鼐河，屯名由河名而得。

34、达子窝棚屯：位于布尔多屯之东南、大泊之西。

35、蒋家窝棚屯：位于达子窝棚屯之西南、布尔多屯东南。

36、何家窝棚：在老虎屯北，有的资料又标为“何家地营子”。

37、图达阿林屯：位于段山屯西，都什沟东北。纳扎洛夫称：“在大阿林村（前段山）西南4俄里处，由40户组成，有300户满族居民，120匹马、80头牛”。

38、王家桥屯：位于图达阿林屯西、大泊岸东。江东老人王福海原住王家桥，因该屯在来往通道上，常有俄人骚扰，其伯父一家被俄人杀害，当地人称“王家桥惨案”。

39、都什沟屯：亦称都什镇，位于图达阿林屯西南、王家桥屯东南。纳扎洛夫调查记载：“有27户，257个满族居民，有81匹马、65头牛”。

40、后东山屯：位于都什沟西南、大泊东南沿，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大屯之一。纳扎洛夫调查记载：“有33户，男女汉族居民429人，耕畜有155匹马、132头牛”。

41、喇哈屯：又称拉哈尔屯，位于布尔多屯西南、瑷珲河南岸。

42、前东山屯：位于后东山屯西南，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大屯之一。纳扎洛夫调查：“辰敦山村（前东山屯）在呼敦山（后东山）村西偏南3.5俄里，村中有54户、男女汉族居民702人，耕畜有270匹马、216头牛”。

43、小四家子屯：位于前东山屯西南、通往瑷珲渡口的道上。纳扎洛夫称此屯为“色得察扎村”，是个在辰敦山村（前东山屯）西南5俄里处不大的村庄，位于通向瑷珲渡口的路上，有12户、男女汉族居民155人，有耕畜72匹马、60头牛”。

44、何家山屯：位于前东山屯东南。生于何家山的杨荣发老人说：“我们屯正南是一个大泡子，在泡子东、西、北三面是住房，大泡子南面是一片白桦树林子。”何喜庆老人说：“我家祖坟都在何家山”。

45、小桦树林子屯：位于小四家子屯西南，《黑龙江志稿》为“小树林”。

46、老虎屯：又称老古托克索屯、老沽托索屯，位于何家山西南。

47、尼格托霍罗屯：位于太平沟西2俄里。

48、姚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老虎屯之间（与前边一屯重名，位置不同）。

49、桦树林子屯：又叫大桦树林子，位于小桦树林子东南，尼格托霍罗屯西。

50、太平沟屯：位于兴隆山之西，桦树林子东。纳扎洛夫调查：“该村有18户，男女满族居民172人，有540匹马、40头牛”。

51、何大鳖屯：又叫何图别拉屯，位于桦树林子屯西南、小桦树林子正南。

52、姜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西。

53、王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正南。

54、臧家窝棚屯：位于太平沟屯之东南。

55、兴隆屯：又称兴隆山屯，位于都什沟正南，为江东大屯之一。

56、四方林子屯：又称四房林子，位于桦树林子东南、石头泡子西北。

57、新关地屯：位于四方林子屯东，伯尔格尔河南岸。

58、谢家窝棚屯：位于王家窝棚屯正南、新关地屯西南，伯尔格尔河左岸。

59、戛尔泌屯：位于谢家窝棚屯西南，伯尔格尔河右岸。

60、黄山屯：位于新关地屯正南、伯尔格尔河之东，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中大屯子之一，在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俄难”前达到300多户，姓姜、姚、车为多，共有4条街。最大的买卖叫义和兴，伙计就有30多人。纳扎洛夫1881年（清光绪七年）调查：“大毕利辰（黄山屯）村是中国村中最大的一个，由205户组成，共有男女汉族居民2490人。他们有耕畜1020匹马、800头牛”。

61、关家窝棚屯：位于黄山屯之东、伯尔格尔河右岸。

62、石头泡子屯：位于黄山屯之西。

63、南窝棚屯：位于黄山屯北20里。该屯老人吴玉莲说：“跑反（逃难）前（1900年），我们家住在南窝棚，有100多户人家，有3家买卖”。

64、老官林子屯：又称老鸪林子、老瓜林子，位于南窝棚屯之南。据《李金镛传》载：“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余里。”至此屯后，“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词”拒绝继续挖沟为界。

65、拉都屯：又称喇喀屯、喇都屯，位于约西普奇屯东，瑷珲河南岸通往瑷珲渡口的半路上。纳扎洛夫调查时称“山山屯”，“位于通往瑷珲渡口的正中的小村，有6户、汉族居民78人，有耕畜36匹马、24头牛”。

66、徐家窝棚屯：《黑龙江志稿》、《黑龙江乡土录》均有记载，位于段山屯之南。

67、黄河屯：又称精奇里屯（当地中国人称精奇里江又叫黄河）。纳扎洛夫调查时称：“里哈里距图格敦村（大碾间房屯）1俄里，两村有42户，男、女满族居民400人，耕畜124匹马、20头牛。”民国九年《瑷珲县志》载：“黑（黑龙江）、黄河（精奇里江）汇流之两江口地方，原有我一黄河屯，因地势下洼仅有一二户居民在耕垦……”。

68、小碾间房屯：位于都柿沟屯正北，图达阿林屯西北、王家桥屯东北处。

69、同合达屯：见于《黑龙江志稿》。日本史学家和田清标注“南窝棚之东”。

除此之外，尚有十几个村屯需要进一步考证：突勃屯、小桥子屯、疙瘩窝棚、马拉屯、湖哈达、马下屯、黄旗屯、红旗屯、兰旗屯和乌帽麦屯等。以上各屯在一些史书上有的有记载，有的无记载，有的村屯地理方位不清，但有诸多江东老人还亲自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