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中原大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直隶为主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关内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闯关东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其中23年间“鲁民（今山东）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山东的百姓大多迁至了辽宁省的大连和丹东，而其他省份的百姓大都迁至了辽西（辽西中心城市为锦州）和辽北地区。

1668至1860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关东实行禁封政策。这期间，关内和关外的移民，以及文化交流骤然停止，其实也是清政府闭关自守的一种体现。

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从此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的经济。这期间，闯关东的百姓已经大规模向黑龙江地区迁移，例如哈尔滨市的小西屯，一部分河北百姓迁移到那里，并且把河北文化带到了那里，繁衍生息。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大约占全部闯关东人口（3700万）的一半。全国解放后，统计的闯关东后留下的山东人达到700多万，约占当时东北总人口（4000万）17%，而当时全国人口为5.4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以说闯关东“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关内关外

追溯到战国时期，关外的辽西（辽河以西），和北京地区、河北北部一样，曾经属于燕国的统治下。南北朝时期，前燕和后燕也分别管辖这里。而辽东至明代仍属山东府管辖，满人入关，削去了辽东山东之领土。因此辽东被迫在清代与山东分割。也就是说在古代时期到清军入关，关内和东北地区（至少和辽宁地区）就颇有渊源。虽然努尔哈赤于1588年统一了东北地区，建立了八旗制度，并发布满文（建立于蒙文的基础上），导致关外文化和关内文化的差异加大，再加上清政府的“禁垦”政策限制汉人出关，但是这一切在当时的环境下，都不能阻止闯关东浪潮的到来。

到19世纪末，中原地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山东、直隶两省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汉人前往关东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闯关东路途遥远，路上凶险，为什么大多数灾民们不去江浙地区，反而去东北呢？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是农业文明，江浙地区早已经没有没有多余的土地，而东北地区则是地广人稀。随着开禁放垦，人口早已经饱和且正遭受自然灾害的百姓闯关东，已经不可阻挡。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署，俄国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领土，东北边疆危机空前强烈。为此，清廷于同年正式开禁放垦。

随着禁令的解除，关东地区迎来了大量的人口涌入。1877 —1878年，中原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东、直隶、河南、山西一带遭遇大旱，大约有1000多万人饿死，华北大批灾民涌入东北。因为当时前往关东的路途遥远，所以时人称之为“闯关东”。

当大批中原的破产农民进入辽阔的东北地区，发现当地匪患严重“本境胡匪，少或三五，多或百十成群，忽聚忽散，出没无常......”，在此环境下，外地人移居至此，要在一个陌生环境开垦荒田、做工打渔等等，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此环境下，广大的汉族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辽阔的关东地区，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海战和陆战，东北地区“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闯关东变得如履薄冰。而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闯关东变得更加艰难，很多山东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统治，加上关内旱情的缓解，纷纷返乡。

闯关东之回忆

据一个闯关东老人回忆：他8岁的时候在哈尔滨，日本人进入关东，要求其去读日本书，一家人气愤不已，离开东北，返回了山东老家。对于这个老人来说，闯关东除了给自己留下那一串串不堪回首的艰难往事，就是他和父母合影。

电视剧《闯关东》展现的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闯关东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既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也是一个奋斗的征程。

“东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与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866.6米。山之东麓有山神庙——“北镇庙”。当地迄今流传着关于医巫闾山的众多传说。当时。 战国时，燕国在今辽东半岛一带设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秦汉魏晋因之。隋代辽东郡治移至通定镇（今辽宁新民东北）。元代于至元四年（1267年）设辽东路，治所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治辽阳（今属辽宁）。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人们就用“辽东”来称呼东北地区。因此，著名学者、作家、报人曹聚仁先生《万里行记

“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从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指崤（xiáo）山，“山东”指崤山以东。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

明朝一般用“辽东”一词指称东北，辽东至明代仍属山东府管辖，满人入关，削去了辽东山东之领土。因此辽东被迫在清代与山东分割。

自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起，“关东”一词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东三省”是人们称呼东北的另一个名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为“东三省”名称之始。除“东北”、“关东”、“东三省”外，还有一些俗称。如胶东半岛一带以渤海湾为界，称东北为“海北”，称山东为“海南”。另外，东北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代称——“白山黑水”。

公元1855年，一场罕见的水灾袭击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区。大水冲垮了大运河，漕运不得不改道海上。依靠漕运生存的人们不得不面临严重的生计困难，加上晚清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进入土地相对辽阔，人烟相对稀少的关外地区，成了当时破产农民的一个自我救赎的主要途径。

闯关东的人以山东人和河北人居多，从清初到民国年间，内地闯关东的人数达到了3000万人次，多数是因自然灾害和战乱而迫于生计的人们。他们从内地到关东需要克服种种困难，不是飘洋过海，就是跋山涉水。他们钻山林、涉河流、挨饥饿、斗野兽、避土匪……突破重重险阻，最终来到关东大地上为了生存而谋生……

电视剧《闯关东》里面描述的主人公朱开山在老金沟淘金的故事，便是对当时的真实写照。里面的淘金者，十之七八是山东人，想要淘到金子，既要受到官兵的监控，还要遭受来自土匪的威胁，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而主人公朱开山则是里面的佼佼者，淘到金子之后，又带领众人躲过了官兵和土匪的层层把守，得到了成家立业的本钱。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闯关东是以山东为主，目的地是东北三省一带；

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地缘人缘联系，一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关东，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关东，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关东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关东扎根。辛亥革命关东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即真正意义的闯关东之前，人口约为300万左右。到了1860年，为了抵御沙皇的侵略，清政府于1860放宽了东北地区的部分禁荒。到1897，东北地区总人口迅速增长。

现在流行的影视作品，不可避免的对闯关东的影响进行了修饰或夸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闯关东在1904年确实开启了高潮：1904年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山东地区和河北直隶地区受天灾和战祸影响，很多农民为图生存不得不拖家带口被迫离开故土。闯关东对东北地区，甚至是整个北方的影响铺天盖地。

在当时山海关被封禁的情况下，大多数山东人会选择乘船前往未知的东北。其中大连、营口、丹东成为了山东人闯关东的首选。这几个城市山东人后裔所占比例，均在不低于甚至超过一半。而广袤的东北大地其他地区，都有闯关东的人定居或者路过的身影。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闯关东的人数一度占据东北总人口的七成，虽然后来有部分人返乡，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对东北地区的人口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闯关东之前，东北地广人稀，时常受到沙皇和日本势力的侵扰。

1860年，面对俄乌沙皇在《瓯江条约》后占领中国东北部和库页岛的领土问题，黑龙江将军普钦在1859至1867年间的任期内向清廷提出了“固边”请求，开放开垦，鼓励外来移民。光绪年间，东北禁令被彻底废除，汉族移民在中国东北合法化，清朝的边防依靠招兵买马得以加强。

到了张作霖入主东北期间，东北军已经达到了20个师的兵力，可以说，如果没有闯关东带来的人口增长，东北军是很难拥有这么多的兵力，也没家底和关内的吴佩孚叫板。

如果说清政府于19世纪开埠，浙江宁波人为首的移民造就了当时的移民城市上海，闯关东造就代表的移民城市则是大连。

相关背景：在甲午战争时期，即大规模的闯关东尚未开始之时，甲午战争中残暴的日军，大量杀害旅顺（今属大连）平民，造成了2万多人被害的惨案，同时也造成大量金州等百姓被迫迁移。而大连作为随后山东人海路闯关东的停留点和中转站，接纳了大量的涌入的移民，从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相当一部分人闯关东选择了水路，从山东出海，漂到大连，再从旅顺、金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因此，在“闯关东”过程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大连在闯关东浪潮中拥有其特殊性：

一是人口组成得到极大的改变，其程度在东北的各城市中是数一数二的。闯关东之前，大连人口仅20万人左右，而闯关东之后，大连人口增加了几倍。

二是山东后裔的比例及其高，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的东北城市，截止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山东人后裔的比例约占大连总人口的60%以上。

三是大连是在闯关东之后，大连口音终于成熟起来，明代时大连就属于辽东山东府管辖。大连话又称为胶辽官话，或者莱语。这是自古辽东大连和烟威两地本是同根，以聚集地的形式居住和工作，因此而形成的特征语言。

四是大连文化的形成，例如饮食文化，大连菜是完全基于鲁菜中胶东菜系的基础上，结合东北菜和福建海西（当时有少数闽人也移民至大连）菜系而形成的。

闯关东的浪潮中，涌现了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有正派的英雄，也有具有反派色彩的枭雄。

杨靖宇

闯关东的背景是关内的人主动或者被迫到关外闯荡，杨靖宇同志明显属于前者。杨靖宇，河南确山县人，1932年进入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对日军进行游击战，在关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抵抗日本侵略者。

赵尚志

赵尚志同志祖籍山东省齐东县，其祖辈闯关东至辽宁省朝阳县（今朝阳市），长大后加入了中共组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赵一曼

赵一曼同志在四川宜宾出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进入东北地区，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游行，1934年春，领导游击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由于她和赵尚志同姓，游击队战士们一度误认为他们是兄妹关系。

张作霖

张作霖，东北军大军阀，是袁世凯之后的三大军阀之一最高领导人，祖籍河北大城县，道光年间，其祖辈进入关外，起先移居在盘锦市大洼县，后在奉天（今沈阳）定居下来，张学良也在那里出生。

杜立三

杜立三，被称为“辽西巨匪”，祖籍天津（当时属于直隶），闯关东时，其父辈移居到辽宁省辽中县。其作为辽西的一个“巨匪”，不仅仅打劫关外富商，而且打劫俄国商人，后被张作霖诱杀，闯关东的匪首最终被闯关东的大军阀杀害。

比起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大人物，闯关东的百姓大多显得平凡无奇，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晚清、民国），战火纷飞，灾害频发，每一个闯关东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在21世纪的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这些当时闯关东的主要发祥地，却又各自成为了东北人（即旧社会所说的关外人）背井离乡，到外地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