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湾是湛江市的旧称，其前身是法国租借地（殖民地）。“广州湾”此名称据考证因南三岛有“广州湾”村坊而得名。

早在478年前，“广州湾”作为地名就出现中国的古籍上。它属于“白鸽水寨”的一个分哨所，由电白“神电所”管辖。

“广州湾”地名最早出现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通志初稿》。明万历九年（1581年）《苍梧总督军门志》中的“全广海图”第四图吴川县南仙门港外为“广州湾”，这是能见到的广州湾最早在地图上。到了清末时期广州湾的“州”字，在古籍中同时出现了“州”与“洲”。

在欧阳保修纂的《高州府志》刊印的高州府全图上，在化州正南偏东方向，石城县的东南方向的一个海岛上标识有“广洲湾”。

在吴川县舆地图上也标注有“广洲湾”，从格式上看有指示海岛之意，在麻练塘的西边，文字未见记载。嘉庆年间雷学海、陈昌齐修纂《雷州府志》中标识的遂溪海防图，广洲湾也标注在海岛上，海头汛对面即为广洲湾。光绪年间毛昌善、陈兰彬修纂《吴川县志》吴川全图中，清晰标明了与雷州府遂溪县海界，广洲湾被标识在洋面上。

笔者认为，当时的广洲湾应为吴川南三群岛附近靠近外海的一个小岛，某种程度上也指示近岛水域，应是法军最初登陆之地，因来华军舰长官的报告中频繁使用这个地名，所以就被应用了下来，加之语言的差异，翻译时“洲和州”读音上没什么差别。

划界后租借面积达二千平方公里，陆地、海面均在其中，显然再用“洲”字已无法涵盖，于是在成约上便索性使用了广州湾一词，如中法互订《广州湾租借条约》等。这样，原来指示地理概念的“广洲湾”便演变成了表达行政区划概念的“广州湾”，可以说这是法国殖民者经由条约体制确认的结果，是这一区域被殖民的时代符号，长达47年之久。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法帝侵占广州湾，清政府卖国求和，把广州湾划给法国为租界，1898年起今湛江市区范围（当时分属高州府吴川县与雷州府遂溪县管辖）为法国租借，时名“广州湾”。湛江市区在形成以前，其范围分属遂溪、吴川两县。当时属遂溪的租界地包括今赤坎区、霞山区、湖光镇、太平镇以及东海岛等地，面积1310平方千米。

法国军舰白瓦特号（Bayard）为避台风闯入“广州湾”（清朝广东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田头汛以南的一个村坊及其附近的港汊海面区域）。为这一深水良港而动心，献书法政府租借“广州湾”，揭开了广州湾殖民地历史的序幕。

3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中，法国以“趸煤”为借口，要求清政府允租吴川县属的海湾小村坊“广州湾”（今南三岛内）。

4月，法国侵略者强占海头汛（今霞山区），向内地拓地，遭到本地人民长达1年多的抗击。

肆意向今湛江港湾的东西两边的内地扩张，引起遂溪、吴川爱国官绅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这就是有名的广州湾人民抗法斗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组成部分。“千家炮火千家血，一寸河山一寸金”。郭沫若的诗句，是这一伟大斗争概括而形象的反映。

由于清政府惧外妥协，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在法国胁迫下，签订了《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遂溪、吴川两县属部分陆地、岛屿以及两县间的麻斜海湾（今湛江港湾）划为法国租界，统称“广州湾”，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范围，设广州湾行政总公使署，受安南总督管辖。

从此，广州湾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其范围：南部由原遂溪县属的通明港起向北至新圩沿官路为界至志满，转向东北至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为界向东出海面，横过调顺岛北边水面至吴川县属的兜离窝登岸，再向东至西炮台河面分中出海，距陆地3海里海面起，向南沿硇洲岛、东海岛外海面直至通明港外3海里海面止；陆地总面积518平方公里。首府初设于麻斜市。

废麻斜市，行政首府迁西营市（今霞山区），并设赤坎市（现赤坎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3年，广州湾偏安一隅，获得短暂繁荣。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作为法国租借地的广州湾（今湛江市区）偏安一隅，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繁盛一时。

民国32年（1943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湾，曾建立极为短暂的日伪政权。2月21日，日、法签订《共同防御广州湾协议》，广州湾被日本占领。

日军占领后广州湾日渐衰落。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18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祯与法国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代表中法政府在重庆签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接广州湾租借地条约》，广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8月22日，广东省政府奉国民政府令，以广州湾租借地辟为省辖市，定名“湛江市”。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34年（1945年）9月21日，从日法手中收回广州湾，以原范围划设市治，定名为“湛江市”。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

当时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争相要求清政府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的每一个“回报”，又成为英国、美国、日本要求给予“补偿”的借口。于是列强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激烈角逐。它们竞相向清政府兜揽政治性贷款，攫取筑路权、开矿权；它们强租土地，长期占领，并且实行殖民统治；它们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

从1897年底，列强在华掀起割地狂潮，它的起点是德国抢夺租借地胶州湾。所谓租借地，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是抢夺，租借地的主权完全被帝国主义夺走。

紧随德国之后，俄国将军舰开进旅顺口，要求租借旅大地区，李鸿章等接受俄国贿赂，于1898年3月27日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和以北一段陆地被俄国“租借”，租期25年。

法国要求保持“东方均势”，于1898年4月9日要求清政府将广州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租期99年。

英国也不甘落后，它看到法国要租借广州湾，便在1898年6月9日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后来被称作“新界”的地面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看到俄国租借旅大，就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并于1898年7月1日逼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约》，强行租借威海卫及其附近水面、岛屿，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相同。

从1898年3月6日到7月1日，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海湾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建立租借地。在有关条约中，虽然规定租借地“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但同时又规定，租借期内，中国不得治理，由租借国治理，这就在事实上把主权出卖给列强，而且列强不付分文租金。

这些租借地在帝国主义侵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帝国主义确立、保持和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地，又是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侵略的新据点，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割据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与抢占租借地同时，列强还公开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划分势力范围由法国开始。

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同意“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这就意味着海南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办法很快为其他帝国主义所仿效。

1898年2月清政府与英国互换照会，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他国”。4月，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会，不将越南邻近各省即云南、广东、广西“让与他国”。英国又要求不将云南、广东“让与他国”。日本看到德国据有山东，便要求清政府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让与他国”。英、德和英、俄还分别签订协议，实际上承认山东是德国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是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

早在1701年7月，法国船“白瓦特（Bayard）号”由安非特里德船长带领来到中国海面，遇台风，停泊于广州湾避风，乘机登陆窥探，见地形重要，港湾优良，便探测水道，绘制地图，返国时提交法国政府。法帝国主义早已有东侵的企图，发现了广州湾这个地方之后，向东侵略的野心加速膨胀。

在19世纪末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国夺取广州湾的行动加快了：

1898年3月11日，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吕班根据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的训令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其四为：南省海面（按：指广东沿海海面）设立趸煤之所。

4月9日，法国指定：“中国国家将广州（注：此时的‘洲’已变成‘州’）湾作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4月10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同意租借广州湾与法国，租期九十九年，租界四至另议”。

但中、法两国政府尚未派员协商和签订租借条约，更没有经双方派员共同勘查和确定租借地界范围，法国侵略者就迫不及待地于1898年4月22日，派海军准将福德·杜基吐鲁英舰长兼司令代表法国政府以接收广州湾为名，在法国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中将的指挥下，悍然率领法国海军“巴噶号”、“袭击号”、“狮子号”等舰，载兵数百人，从安南（今越南）启航驶过北部湾、琼州海峡直航北上，从硇洲岛东面扑来，以武力强占广州湾。

法国《世界报》（Le Monde Illustre），里面有段文章并配有四幅插图，它是这样写的：“占据了海岸线右岸边上的一个小堡垒，称之为西营（Fort - Bay-ard）。

在这个小堡垒的周围，即图片右上角绿化丛所指示的附近位置为海头村，已经建造了一个允许船停靠的码头，还建造了机库棚和军营，利用它作为营房组织地，用来补充所缺乏的资源，并可以辐射到整个广州湾。今天，这个占领地还很小，很受限制，但可以将现所占领的海岸线发展成为主要的领地。在不久的将来，它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是新闻插图日报的先驱者，它存在于1891年至二战结束时期。它以生动活泼的和记实的彩色插图来描绘在世界上和法国国内发生的新闻事件而闻名。1899年12月，第472期的《小日报》在封面全版刊登了广州湾人民抗法的历史插图。

它真实地再现了湛江人民百年前抗法的历史镜头，具有很强的历史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1899年月11月8日，法军占领“海头炮台”后，向“平石村”进攻，遭遇到当地百姓的坚强抵抗，当场打死法一划、二划【法军驻广州湾武装力量为团级建制，最高长官为司令（俗称“三划”），次为营长（俗称“二划”），下设五个小队，小队有小队长（俗称“一划”），小队长之下为排长（俗称“百长”）、班长（俗称“十长”），以下是兵。】军官各一人，这就是著名的“平石事件”。

法国侵略者的这一暴行，有现存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件第六七号为证：

海军部长柏拿特（Besnard）上将致外交部长哈诺德先生（Hanotoux）函：

兹将鄙人顷收到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G. D. La BedoLLiere）海军中将发来一电文之原文函送阁下阅览。

柏拿特，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巴黎

附：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发呈海军部长电报

远东舰队总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海军中将呈海军部长柏拿特海军上将电：

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湾之东南南方位于雷州半岛上（按：原文如此）的一个被放弃的炮台上升起法国国旗。

军队登陆时曾举行庆祝仪式，巴斯葛号、袭击号、狮子号在距离炮台六百公尺处排成行列抛锚，鸣放礼炮二十一响，邻近村落居民来看热闹。

拉·比道里爱尔，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广西

法军侵占吴川县南三都广州湾村坊后，不顾村民的强烈抗议，在老梁村红坎岭修兵营，建炮台，作为扩大占领的桥头堡，迅速向现霞山、赤坎区扩展侵略领地。这激起人民的义愤，之后爆发了吴川、遂溪人民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抗法斗争。

1899年11月16日，大清国钦差广州湾勘界大臣太子少保广西提督苏元春（有资料说苏元春是钦差大臣）和大法国钦差广州湾勘界全权大臣水师提督高礼睿签订了《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原属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的广州湾大部分行政区域租借给法国，广州湾从此成了法国的租界地，期限99年。

据载，法国人最先发现广州湾这一片天然良港，是源于一次海军航道测绘。1897年，法国海军有一艘名叫“白雅特”号（Bayard又译作“白瓦特”号或“巴雅”号，是历史上一法国骑士名字，1475-1524，被同代人誉为“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的军舰在中国南海沿大陆架的海面航行。

“白雅特”号航行到广州湾的附近海面抛锚，发现了这片天然优良的港湾，于是便偷偷摸摸地深入广州湾海窥探和测绘航道，继而后来，白雅特号的舰长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法国当局。抗法斗争迫使法帝西退15公里缩至寸金桥（资料图片）　另一种说法是法国军舰“白雅特”号（或称“巴雅”号）为避台风闯入广州湾，舰上官兵为这一深水良港而动心，献书法国政府主张租借广州湾。也有人后来记载称：当年，法舰“白雅特”号避风入港，景美人怡，浪静风平，水深港良，水手们欢喜得鸡飞狗跳。是否是夸张的描述，则不得而知。

“白雅特”号（BAYARD）。该舰是法国巴雅级铁甲舰的首舰，同级舰共两艘，另一艘为TURENNE号。“白雅特”号1876年10月在布雷斯特开工建造，1880年5月下水，1882年服役。该舰排水量5915吨（TURENNE为6260吨），舰长81米，宽17.45米，吃水7.62-7.67米。该舰配备8座锅炉，双轴推进，输出马力4400匹，航速14-14.5节，载煤量400-450吨。该舰装备M1870式239mm炮4门，193mm炮2门，140mm炮6门，3磅炮4门，1磅炮12门，另有2具356mm鱼雷发射管。该舰侧舷装甲152-254mm，甲板装甲203mm。编制人员451名。该舰于1883年加入法国东京分舰队，1884年8月隶属于法国远东舰队，参加了中法战争，最后于1899年退役。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之役始，法军攻台战舰Bayard号，乃司令官孤拔（Courbet）中将之旗舰。中法之役两军在台湾相持达八个月，法军罹患瘟疫，1885年6月11日，孤拔愤死停泊于马宫（澎湖马公港）的旗舰拜亚德号（Bayard）。另传1885年二月中法舰队遭遇于浙海时，该舰放出的鱼雷艇在十四日深夜击沉南洋水师“澄庆”舰。法国广州湾警察署旧址（今霞山公安分局大院）“白瓦特城”：如同“满洲国”。

对老一辈湛江人来说，“白瓦特城”如同“满洲国”，是中国历史的一道耻辱烙印。然而2001年6月中旬，在湛江赤坎区一家新开张的餐厅竟冠名“白瓦特城”，一时间引起了湛江人的强烈愤慨。群众纷纷投书报社，或打电话给电视台、电台，谴责这种以民族耻辱作卖点，伤害人民感情的不良做法。结果遭到国内舆论谴责，该餐厅后改名为“红土地”。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11日），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即湛江）的无理要求，并于当年闰三月初二（1898年4月22日）派出军舰在遂溪县的海头汛武装登陆，强占海头炮台。对此，清政府却委曲求全，屈膝投降，竟然派官员与法军划定租界。法帝国主义入侵后，所到之处四出烧杀掳掠，妄图扩大“租借”范围。敌人的野蛮的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进而爆发震惊中外的抗法斗争。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1898年6月19日）南柳、海头、绿塘、洪屋（霞山区沿海一带）等村民众500多人在吴帮泽等的率领下首揭抗法义旗，歃血誓师，以大刀、长矛、木棍等为武器，攻打广州湾的法巢。尔后，抗法斗争风起云涌，湛江人民在代理知县李忠珏（上海人）的支持下成立抗法团练，抱着“寸土当金与伊打”的信念，与敌战斗十余次，打退了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数次进攻。

但是，清政府却向法侵略者节节退让，钦差大臣苏元春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不顾人民反对，竟与法国海军提督高礼睿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期限99年。但慑于人民的反抗，法国不得不将租界西线从万年桥（现遂溪县新桥糖厂附近）退至赤坎西面的文章河桥（今寸金桥），租界范围从纵深一百几十里缩小至三十里。

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法斗争，湛江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首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永远激励着后人为民族的强大富饶而奋斗。

1898年法国强租广州湾后，为了扩大其租界范围，派兵强占海头汛、麻斜、硇洲，又多次进攻黄略、麻章、平石等处，他们还到处放火烧村，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强拉民夫。海头、南柳附近各村人民，不堪法国侵略者的残虐，同年6至10月，以南柳为中心，团练自发奋起自卫抗法，先后3次围攻法军海头兵营，并多次与来犯法国侵略军展开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终于迫使法国侵略者缩小了广州湾租界的范围。

湛江人民抗法斗争旧址包括：湛江人民抗法斗争上林寺誓师处（原遂溪人民抗法斗争上林寺誓师旧址）、南柳人民抗法誓师旧址、抗法斗争麻章营部旧址以及遂溪人民抗法团练总部旧址，这些旧址在湛江人民抗法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于1962年7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定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一（1898年3月7日），法国借口英、俄、德等国于中国沿海均有租界，遂向清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在南省设立趸船之所’’等四项要求。清朝政府屈于法国政府的压力，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1898年4月10日）同意法国政府的四项要求，答应将吴川县南三都的广州湾租给法国作停船趸煤之所，租期九十九年，租界范围待对该地查勘后商订。

法国人最初曾将建设重心放在港湾东岸的麻斜。

麻斜今属湛江市坡头区，为海角地形，与湛江主城区隔海湾东西相望，渡船约15分钟可达。麻斜是吴川县海防要地，也是沟通遂溪县的重要渡口。1899年法国占领广州湾，广州湾总公使驻扎麻斜，将其定为租借地首府，名为“尼维角”（Pointe-nivet），民间也称为“东营”。

在1900年的城市规划图中，共有近110处房屋，包括官邸、公共工程部门、步兵营房等。法国人到来前，麻斜有限的商业集中在以罗侯王庙为中心的麻斜街。在麻斜街以北约一公里的麻斜中部，法国人首先在西海岸建造码头，并修通由麻斜通往坡头的广州湾最早的公路。公路两侧有多座法国人建造的楼房，这里也被乡民称为“新街”。

　　占领初期，法国人在麻斜建立总公使署、开办法语培训班，并尝试开拓商业，而海湾以西的白雅特城则成为军事基地。麻斜最初的建设似乎颇有成效，英国记者坎宁安（Alfred Cunningham）称赞麻斜“居住区和商埠布局十分出色”。但是，法国人最终于1902年放弃在麻斜建城，放弃的原因被归咎于麻斜乡民的抵抗，而事实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角力失败不可轻视。白雅特城以北十几公里的赤坎商埠自清初以来持续繁荣，潮州、广府等商人群体以五大会馆的形式维持商埠秩序，法国人在广州湾的商业野心，不可避免地使其与赤坎的华商产生竞争。

　　麻斜海角易遭受台风等灾害打击，法国人开辟商埠的过程并不顺利。而赤坎位于海湾深处，港口条件较好，更易于沟通内陆腹地。中国人在赤坎建立的稳固商业地位一直难以撼动，1917年成立的广州湾商会下设多个同业公会，会员覆盖了广州湾主要商号。法国人占领广州湾后，对租借地的定位有过多次摇摆。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曾大力支持开发广州湾的商业和军事价值，建议建成“一个前景光明的贸易港口”。然而由于法国在英法远东利益冲突中采取守势，加之法国国内政局变化，广州湾得到的支持不足，军港计划最终搁置。1912年，法国方面最终将首府定在白雅特城，尽管白雅特城的商业得到一定发展，却无法取代赤坎的地位，赤坎仍是租借地乃至南路地区最重要的商埠。

　　除与赤坎之间的竞争外，法国人在麻斜的建设还面临与本土乡民的摩擦问题。麻斜张氏宗族势力强盛，牢牢掌握着渡口的收益权属。法国人意在麻斜征收土地并开展大规模建设，损害了本土居民的利益。

《广州湾租界条约》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后，1898年农历5月，法国侵略者便在吴川县麻斜（今属湛江市坡头区）建立广州湾总公署，并把麻斜改为“东营”。法军在麻斜焚毁民房，铲平耕地，强占山地，推平陵墓，激起民众义愤。村民陈跃龙、陈竹轩则与麻斜张魁开在三甲祠开会，决定发展麻斜民团，并把指挥部设在麻斜侯王庙。1901年5月初五，群众便提早一天过端午节，天未亮时便在侯王庙烧火做饭，饭后一千多人手持盾牌、刀叉、锄头、棍棒，趁法军未醒时就包围“东营”、广州湾总公署和广州湾红坎岭法军营（南营），举行示威抗议，要求其离岸。抗法烽火在麻斜燃起，法军被迫迁署。

1902年6月，双方因征地爆发严重冲突。一番对峙后，法国决定放弃麻斜，将行政机关迁往坡头。

迫于广州湾群众义愤，法国侵略者无奈将广州湾总公署从麻斜迁出，移至坡头。并在三甲祠周围建立广州湾总公署大楼、兵营、医院（现坡头镇人民政府大院内），法文学校（现坡头小学大院内）和法国公局（现坡头卫生院旧址）。当时坡头民团在三甲祠成立“民众自救会”，使坡头在这十年时间内，同时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司令部。抗法烽烟聚起，1902年的一天，“民众自救会”在三甲祠集中，半夜出发掘断沟尾桥和冷塘涵洞，致使法国侵略者公路交通断绝。

法海军肆意登陆海头汛

法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扩张，以达到他们侵占整个雷州半岛乃至海南岛的计划。1898年6月19日，巴勘葛号、袭击号、狮子号三艘法国战舰在雷州府遂溪县海头汛（现湛江市霞山区）登陆，法军500名士兵迅速占领海头汛炮台，在登陆点大榕树挂起法国旗，筑金鸡纪念碑，建兵营，打平乐、攻南柳。法国侵略者占领广州湾后，到处烧杀掠夺。据光绪廿四年《知新报》第106册《广州湾近事汇志》载：“法军登陆后被其污淫暴虐者不可胜数。有不从者，则以死处之。附近土人，恨之入骨。”光绪廿四年七月十一日《昌言报》载：“（法人）直至遂溪县属海头汛登岸竖旗，夺民牛马。又因该处之民，不卖食物，大怒入市，捉乡民十人至船。”法军占领硇州岛、东海岛和广州湾村坊等地后，并在海头、沙湾等处建立兵营，驻兵增加到一千二百人，并加紧向遂溪县内陆腹地进攻。法国侵略者的野蛮行为激起南柳、宝满、黄略、文车、麻章、坪石等地群众强烈愤恨，纷纷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法帝斗争。

法租界广州湾总公署于1909年7月14日在坡头的总部举行占领广州湾10周年和法国国庆大会。总公使柯德马夫妇和东营、西营各营营官、各区公局长全部列席。法国国防军（红带兵）、保安队（蓝带兵）和警察（绿衣兵）列队两旁，会场布满三色法国旗，会场外设置一些侮辱当地华人的娱乐节目：“打沙煲”、“爬竹杆”等。三甲祠指挥部组织民众自救会打烂沙煲，使沙煲内满身屎尿的白鸭飞出，然后抢上主席台，并拔下法国国旗擦屎尿，新闻记者欲拍照，被柯德马禁止。当地群众万人齐呼“打倒法帝国主义。”“广州湾总公署滚出坡头。”等口号，声浪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气势有如山崩地裂之势。坡头人民坚持反帝斗争，一浪高于一浪。1912年端午节，坡头农工商会各界代表又在三甲祠召开决定各行业于农历五月十四日开始总罢市，驱逐广州湾总公署。后来法帝不得不于同年将广州湾总公署迁至“西营“。

法帝为扩大侵略和被坡头当地抗法力量所威迫，在其登陆的海头汛地域将坡头广州湾总公署于1912年迁往“西营”（霞山区旧称），其后于1925年建筑广州湾总公署大楼（位于现海滨一路）。法租界政府以此大楼作为图谋侵略南中国扩张营盘的总部所在地，一直延续至1945年9月21日。法帝在广州湾统治了47年之久。在统治时期内法国侵略者一直遭到高雷两地人民（遂溪、吴川）的强烈愤恨和抗击，军心俱下，难以统治广州湾。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政府陆续接收各地的外国租借地。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与法国政府驻华大使馆代办戴立堂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945年8月18日）在重庆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并规定中法两国由中国外交部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各派一名代表组建中法混合委员会。其任务是协助当地当局，处理关于交收行政之一切紧急问题，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给法国之文武人员，得在良好之状况下，遣回本国。至此法租界广州湾总公署大本营画上了句号，结束了它的47年的侵略统治历史。广州湾比香港早52年，比澳门早54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广州湾历史民俗馆内有1000多件藏品，譬如煤油灯、米桶、西洋台钟、玻璃器皿等，都是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特征的民俗旧物。胡贤光时常在场馆内为旅客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他说：“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将这件事一直做下去。”除此之外，他还通过举办展览、讲座等活动，向社会介绍广州湾历史文化。

法式风情街的11处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广州湾法军指挥部旧址），湛江市不可移动文物1处（维多尔天主教堂），尚未核定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8处（东方汇里银行旧址、福音堂、西营邮电楼旧址、广州湾法军俱乐部旧址、东堤市场旧址、广东水产供销公司粤西分公司旧址、许爱周商铺、东堤一横路22-24号商铺）。

19世纪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被迫将香港和广州湾分别租借给英国和法国，租期都是99年。英国占领香港后，港英当局在香港发行货币，以港币为香港的本位币，在香港范围内流通，是香港市场的主要流通手段和银行的信用工具。

而法国占领的广州湾，其货币流通却有点特殊。1926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广州湾的“西营”（今霞山）设立了分行（这是广州湾第一家近代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代表法国政府，在法属殖民地地区发行了货币。当年，是以越南纸币作为兑现法国通商银元之用。广州湾居民称之为“安南纸”、“西贡纸”或“西币”。

这些由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越南纸币，成为了广州湾的官方货币。但是在民间，由于当时广州湾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内地的经济，与内地市场的关系非常密切，法殖民当局又没有专门制定和颁布广州湾的本位币制度，所以当时的广州湾其货币流通流域存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并分别在各自的流通领域同时并存、流通。

法国人规定，凡在广州湾与法殖民当局发生的一切财政税收、经济往来和钱银收付，一律以“西贡纸”为准。广州湾商民交纳的各项税款和罚款，如什么米粮税、土地税、营业税、牛皮税、街市税等，以及所有违警、治安、卫生罚金，都必须交纳“西贡纸”。另外，在邮政电信局使用的邮电资信费，电灯局收取的电灯费等亦须交纳“西贡纸”。法殖民当局给为其服务的各基层行政机构拨发的经费、工资，均是按越南币来拨发。（资料记，1936年一元越南币约折合毫银二元六角至二元八角，一毫银折国币一元二角，一元国币可换铜仙260枚）

但在民间，由于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所以，内地市场流通什么货币，广州湾的民间商民也就收受什么货币。当时的广州湾商民一般乐意使用有内在价值的银元铸币，对此法国殖民当局亦不干预，并予认可。所以广州湾便出现了官方使用“越南纸”，民间使用内地银元铸币的特殊货币流通现象。

1935年，民国政府实行纸币制度改革，禁止白银流通，并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发行法定货币――“国币”。“国币”在内地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也开始少量流入广州湾市场。直到抗日战争，大量外来人口、资金涌入广州湾，使广州湾人口激增，百业兴旺，市场繁荣，“国币”随之大量流入广州湾市场，整个广州湾市场出现了以“国币”为主，兼有毫银、银元、越南纸、港币等多种货币同时并行流通使用是特殊局面。

1945年日寇占领广州湾后，曾在广州湾发行日本军用票和汪精卫发行的伪币（中储券），但在广州湾商会和市民的共同抵制下，无法流通。抗战胜利，广州湾回归祖国，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西贡纸”亦随着法殖民统治者离开了广州湾。

上海《申报》70多年前发表长文章描述广州湾时期的赤坎市。

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侵略已占领国内各地城市。偏安一隅的广州湾成为国内的战争避风港，外埠难民蜂拥而至。上海《申报》于1938年刊登文章全面描述广州湾市情。

上海《申报》文章载：广州湾现为中国海陆交通仅有之国防路线。凡由港、沪、青、津转内地或由内地转沪、青、津道经其地者，实繁有徙。海转原有太丰船务公司客轮专开广港班。由港抵广，约须行20小时。今怡和、太古、南华班客轮，亦多兼泊是埠。船价用港币50元，房舱11元，大舱6元。泊船处无定所，可临时询售票处。广州湾均泊西营海面。在港登舟，用划子需港币5角，电船港币1元，西营亦须用划子驳渡。西赤两地间可雇上汽车或搭小汽车、公共汽车直达，路程为12公里。雇小汽车价毫银2.4元，搭小汽车仅需4角，搭公共汽车仅需3角。如雇一公共汽车，则需毫银3.6元。

赤坎旅馆，以宝石大酒店为最著，房价亦特昂，其次为大中酒店，房价较廉，且极幽静通敞，实则规模最大，惟因系后起。且宝石乃太丰船务公司联号，故闻望较宝石略逊，但旅居此地，可最得实惠。宝石在法国大马路中段，大中在宝石右侧新尾下街，临医院大马路，余如海边街之东华、美州、亚州、高州街之广宏诸旅店，亦尚堪寓居。由于旅客突增，各旅店均宣告客满。每须雇车携带行李之物遑然遍访各旅馆始定偕一寓所，或在廊下谋得一榻位。西营有法国旅馆数家，国人行旅过彼处，无须投宿。赤坎宝石酒店兼备西餐及粤式茶点；大中兼备中餐；其他餐馆有宝石右邻之南路酒家，备粤菜，宜于小吃；新街尾之北极餐室，备西餐，惟其菜肴淡而无味，仅宜于吃茶点；另有新街尾牛皮街口之真真酒楼，亦为粤式小餐馆，价廉物美，较南路实尤过之。

赤坎西营用币有四种，一为毫银，以双角五枚作1元；一为中央银行法币，现以九折计算；交通、农民等票，且只能以八五折计算。天津中国银行及浙江地方银行发票，绝对不用，与香港同。一为西银行亦称西纸，系法国银元，值毫银1.6元，一为港币，值毫银1.7元。物价均较香港廉。

赤坎设有市厅。法政府置公使于其地，管理市政。赤坎西营均办有医院。西营码头有法人所设“收出入口件头税处”，征收货税。中国海关设有麻章分卡，于赤坎西半里许，通廉江之公路上验收入口税。别由粤财厅设遂溪税务局于赤坎西部之寸金桥，验收本省货物。盖赤坎原为遂溪县麻章区属地也。

在赤坎、西营等广州湾法国租地内，邮信须用法国邮票，外埠平信须用法邮票一角八分。寸金桥设有中国邮政局代办所，赤坎及旅赤人士，多在此处设邮。赤坎法国邮政电报局在海边街南端，西营在海边霞飞大马路邮政街口。寸金桥在赤坎法国大马路西，仅隔一桥街，为遂溪县界。桥之建设，实寸土寸金之意。法国电报，需每字西银1元。旅客拍电报，可记宝石或大中酒店饬人至遂溪代拍，只须贴车资4毫。

寸金桥有利行车公司，开行廉寸，廉陆、廉安及通达雷州各路之公共汽车。现行廉寸、廉陆路车，准上午8时在寸金桥开行，至正午12时到达廉江、陆川同桂粤交界处之盘龙，票价毫银5元。12时许，由盘龙接开挂省公共汽车直达郁林，票价桂币7.3元（法币1元，合桂币2元）。由郁林至柳州，另有公路可直达，票价约桂币16元。柳州以上，一切旅行常识，概可向香港或贵阳中国旅行社已筹设广州湾分社于赤坎法国大马路宝石酒店之对面，对于广州湾之交能食宿情形，闻已有详细之调查纪录，当刊入得法及贵阳分社下期之旅行便览。在赤夫购寸金桥出版之南路日报，也可有裨益。惟外省旅客入桂，内地人士由桂赴港，切忌带地图、照相机、望远镜及记载内地景物之日记，免招各地民团误会，误被拘禁。又在广州湾各地，系靠右行车，行路让车，亦须特别注意。又倘由得法载卡车在广州湾登岸之禁令，方可实施，否则到埠时，将手足无措，受累不堪。广州湾法国当局，于11月4日接奉越南政府训令，基于国际某种善意，汽车在广州湾登岸，概须禁止。嗣于翌日经地方人士与法国当局商定，客车可解禁，卡车则仍不能通融也。至国内运输事业，有中和运输公司、大陆公司、大业公司、西南公路局、中华连运社筹在西营或赤坎组设办事处，以后如卡车能由他路运入，商品之转运，当仍不难力求便捷耳。

赤坎和西营，也用毫券，不过1元只值毫银（即旧角）约6角5分至6角8分罢了。譬如乘寸金桥的公共汽车用的便是毫券。又雷海关总署，也就是在麻章分卡西首。又三和街有红棉酒家，也很公道，足使旅客光顾的。

广州湾自1899年11月16日按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七款租借给法国，广州湾法租界至1945年归还中国政府，共长达四十七年之久。法租界广州湾被划分为四大行政管理区，（即赤坎区、东海区、坡头区、硇州区）。后赤坎设市，市长由总公使委任。赤坎市因其与各县为邻，腹地较大，所以成为商业中心，海边街（克里满索街）即民主大道除开设金辅、钱庄外，出入口货庄的批发商均集中于此。大通街则为百货、布匹批发零售商。

大小烟馆70多间

法殖民主义者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加强对经济掠夺，把广州湾辟为自由港，不少商人乘机进行大规模走私，主要是“洋药”（鸦片烟），还有煤油、火柴、布匹为大宗。法租界的赤坎市烟馆、妓馆、赌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三害泛滥。法当局怂恿华人走私和贩卖鸦片，贻害国民。为了扩大毒品的销售，唆教一些人领取贩毒牌照，一些只知图利，不顾危害国民的商贩，向法当局高价领取“一等门牌”（即贩卖鸦片执照），开设烟馆，赤坎大通街便有“裕源”、“生源”、“广宏安”、“广宏泰”、“福成”、“福隆”、“公德发”等。鸦片由印度走私运来分发以上各商号出售，门前贴有“公茶发客”便是此等经营。后来“万国禁烟”，鸦片来源断绝，则由陈学谈、陈学森、简绍初与澳门高可宁等人集般成立了“三有公司”，进行独家专营。该公司开设在赤坎二马路（即和平路），派人专程往云南采运鸦片回广州湾，经营生膏批发，或煮成熟膏分发西营、赤坎两地烟店零售。此时，大小烟馆约70多间。比较大档的，有新街头（即中兴街）的“林记”、“澄香”，镇台街的“泗来”。

妓馆赌馆大张旗鼓

法国当局唆使一些不顾廉耻之辈开设妓馆。赤坎妓女大都集中在镇台街、牛皮街、花园仔、猪笠街一带，较为高价的是居住在镇台街、花园仔，次之则居住在牛皮街，低价的则在猪笠街。抗战期间，逃来广州湾的人剧增，因而妓馆又增辟麦牙街（即兴汉路），并长期居住在大中酒店作为香巢。当时赤坎内大小妓馆有数拾间（广州湾共170多间）。

法当局公开而定期招标，当地有势力的人物，高价投标就可以获得合法开设赌馆的专利权，成立赌场，当时美其名曰“俱乐部”。最初在街上挂着所谓“万利俱乐部”、“两利俱乐部”等招牌。其后在赤坎的旧菜市、米行街、民主大道（克里满索街），幸福路等遍设赌馆，在人烟稠密的地方还分有东南西北设一号馆、二号馆等。赌馆总公司设在赤坎中兴街中段（即原金桥服装厂工场右邻）。

运输贸易盛极一时

法帝占据广州湾，开埠通商，经常有轮船开往外洋，广州湾便成为贩卖人口（俗称卖猪仔）出洋的中心港口。赤坎海边街有大成行号等。一九二五年广州湾商会成立，坐落于赤坎民主大道（克里满索街）具有法式建筑物的商会大楼，是广州湾商人商事聚议的场所，广州湾商会属下的各行业公会有百货、船务、图书纸料，花纱布匹、国药、西药、粮油杂货、鱼栏海味、碾米、金银、电影、京果、陶瓷竹木、柴炭、故衣什架、屠宰、土产代理、铜铁制造、钟表修理、皮鞋皮具、割车辘胶、榨油、烟丝、炮竹、纺织等共三十个同业公会，会员共有一千零五十七人。潮州人陈斯静当选首任会长。物流中心：畸形发展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航运中断，广州湾盛极一时的运输业和贸易又告折腾。但此时各地难民纷纷逃来广州湾，赤坎从原来四五万有剧增到十万人左右，在短短二三年间，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赤坎的“南华”、“南桥”、“中南”、“大中”等都是这个时候兴建的。

逃难而来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商人，也把新的经营方法带了进来，相争在赤坎开设大酒店、剧院、舞坊、百货、杂货、银号、金辅、珠宝商店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赤坎有“南华”、“皇后”、“大中”、“宝石”、“京剧”、“中央”、“丽影”、“百乐殿”等。银号有“大丰”、“道亨”、“道生”、“恒隆”、“超记”等。金辅赤坎有“大成”、“天成”、“周生生”等。图书文具店有“商务”、“中华”、“世界”、“联合”、“正文”、“大达”、“生生”、“国华”、“正华”、“光明”等。“金”字招牌的大商号，如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办庄有“泰亨”、“胜隆”、“和隆”、“利兴”等，经营烟糖百货业的有“觉卢”、“样顺隆”，经营火水（煤油）代理的有“祥泰庄”，经营药材行业的有“永昌源”、“遂生祥”，经营西药行业的有“利来”、“瑞福”、“新亚”、“五洲”等。赤坎的炮竹行业有：广荣声、生栈、光天德、公信隆、永隆、谦信、友恭兴怡兴隆等。三十年代是炮竹业的全盛时期，广州湾各炮竹厂的制品全部外销，输出地除美国、加拿大、爪哇、澳洲等地外，还有安南（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当时各炮竹厂都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或联号。向香港各洋行或办庄接纳订货单。

订货商行

捷成洋行、泽记洋行、利丰公司、裕安荣号等。广州湾的五金业最早出现的是赤坎海边街的“利兴”、五金店，二十年代便开始经营。 赤坎也成了大西南客户采购五金的物流中心，广州湾是免税出入港口，赤坎也成了各地商人南迁的经营地，中药业也是比较重要的行业，固而赤坎也成了中药销往高、雷、廉、琼及桂、滇、黔、川各省并远销东南亚各国的集散地。 中药业分有生药行、参茸行、成药房、熟药店，也有中医兼制药的小厂店及药家、药中人（俗称经纪人）和行商。中药货源大部分来自京沪汉川滇黔粤桂及港澳等地，诸如高丽参、东洋参、西洋参、摩犀、羚羊、牛黄等贵重药品均经香港进口。成药类如雷允上六神丸、施德之济众水、兜安氏吐泻水、中法九一四药膏等来自京沪杭地区。虎标万金油、头痛粉、宏兴鹧鸪菜、雷天一六神水，柠檬精止痛散、潘高寿川贝止咳露，万灵正金油、位元堂养阴丸、何济公止痛散等来自广州。对一般西药片是靠船工或行商代带进口。西土药材是向药家收购加工出售。

药行

生药行集中于赤坎胜利路、民主路、大通街；中成药集中于中兴街，参茸行集中于中兴街、南兴街。在赤坎较有影响的生药行店有信义行、保太和、永昌源，其他生药行店有：国华行、永兴祥、仅发行，英记庄、永福祥、万兴盛、宝昌行、源丰行、永昌隆、南隆、南兴隆、利记行、广廉泰、乾泰行、广益祥、广益隆等。参茸行资金较的有天成泰、天生行、中元村等，其他一般参茸行有：万炸堂、仪记行、大德行、大利行、万利行、合生行、金山玉桂庄、安昌行等。中成药房规模较大的有普济柠檬精药行，经理是普济药厂的老板陈少泉夫人，该行在广州一德路设有总厂。规模较大的还有万灵药房、新华药房、泰和药房等，其他中成药房还有蟾蜍膏药厂如伯氏药厂、陈家济药厂、金盏银盆药厂、万金药房、中亚药店房、铁包金药厂、痢特灵药厂、惠群药房、合群药房、维信药行，大广州药房、瑞生祥药房、炳记药房、新宁药房等。老板多是从新会、南海、广州等上六府来的商人，也有本地下四府的商人。 　旅店客栈：星罗棋布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大批难民纷纷逃来广州湾法租地避难，使广州湾人口骤增。这时广州湾的旅栈业达到昌盛时期，各旅店天天满客，甚至偏僻街道和近郊的茅棚也租借一空。市区有些商店也转行旅业，连九八行也兼营住客。旅店客栈星罗棋布、举目皆是。

在赤坎有中山路（法国马路）的“宝石”、“吕隆”、“欧亚”、“东成”、“南华”、“六国”、“华阳”、“粤南”。中兴街（新街头）有“大中”、“鸿发”。高州街有“宏发”。三和街有“赤坎”、“福华”。娱乐街有“永记”。光复路有“南桥”。民主路（克索里兰街）有“美州”、“东华”、“永泰”、“亚州”、“德兴隆”、“廉江”、“公发”、“江和”、“南安”、“芳华”。福建街有“森记”、“西安”、“兆来”、“合泰”、“新记”、“公利”。永红路（永安街）有“长安”、“合和”。古老渡街有“合来”、“泰来”、“兆记”。天后街有“长友”、“全来”。平安街有“大同”。井街有“东发兴”。东兴街有“西成”。盐埠街有“江南”。九二一路有“长春”、“集发行”、“华安”、“永裕行”、“江益”。兴汉路有“东亚”。孝顺路有“公发”、“刘记”。忠勇路有“成安”、“祥记”、“合兴”。大德路有“梁兴记”、“礼隆”、“玉成”。拥军路（环市路）有“廉来”、“祥记”、“高兴”、“荣发”、“福昌隆”、“祥隆”。环河路有“一面”、“和安”、“同安”、“荣记”、“英记”、“长江”、“民安”、“福安”、“寿记咕哩馆”、“祥记咕哩馆”。幸福路（港口街）有“悦来”、“桂记”、“又来”、“新联兴”、“东昌”、“民利”。胜利路有“广源记”、“隆记”、“群兴行”等八十余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难民不断涌入广州湾，人口剧增，激增至六十万。其中赤坎从三万余人增到八万余人。全国沦陷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大商人先后到广州湾开设商号。

“商贾云集，盛极一时”。1938年至1942年，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也活跃起来，广东省银行首设办事处于赤坎。民族资产阶级开设了纺织、爆竹、机械、火柴、印刷等厂家，

1943年建成裕大布厂，相继兴建了永明、利群、广大、卢泰记等布厂，四十年代初办的侨光布厂规模较大，生产夹纱布，日产布料达二百多还，销往邻近各县及海南、广西等地。

较大的爆竹厂有生栈、光天德、谦倍、永隆等厂家，生产的爆竹，绝大部分销往国外。

民办学校纷纷建立

1938年至1942年，赤坎寸金西（华界）成立的报馆有《大光报》、《南路日报》，还有《南商报》、《雷州民国报》等，以广州湾为主要市场，销量颇大。二十年代赤坎法当局创办法华小学，民办的广侨小学。三十年代初，新办赞化小学、晨光小学。1938年至1942年，一批教师和各类专业知识分子逃难到广州湾，赤坎市区新办培才小学、维善小学、崇圣小学、慈光小学、进化小学、国本小学、培智小学、大同小学（后改为晴明小学）、韩江小学、远光小学；四维中学、培才中学、赞化初中、河清中学、赤坎市立中学等。寸金桥西（华界）也新力了勤勤商学院和南强中学。赤坎有了公办医院，一般西医多集中于寸金桥西（华界）开业。赤坎先后兴建佛寺如清凉禅院、福寿山、青云庵、持名静庵、慈云庵，双青庵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同年8月，赤坎晨光小学校长，共产党员许乃超发起组织“抗日宣传工作团”，又创办了《救亡》、《怒吼》等抗日刊物。1940年于赤坎附近建立丰原地下交通站，护送革命同志转运抗日物资，传递情报。

1943年4月9日，美国盟军派遣“飞虎队”习行队9架飞机夜袭日本驻广州湾海军炮船。日本的炮船、军事设施、军需品及粮仓被炸毁，部分日军被炸死，日军两架追击的飞机在麻章圩上空被击落。战斗场面激烈，时被称广州湾“珍珠港事件”。

据史料记载：1941年，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受到重创，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飞行团的炸弹重重砸向美军舰只，令岛上毫无战备的军人惨遭灭顶之灾的打击，造成世界震惊的“珍珠港事件”。

1941年7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南进，胁迫法国驻安南总督戴古签订《广州湾共同防卫协定》，允许日本派出海军商务委员会常驻广州湾，监督港口来往物资。1943年，日军侵占广州湾。日本侵略军以48师团山田联队为主组成的独立团混成第23团，约4000人，由旅团长河边宪二指挥，从2月13日起向雷州半岛袭击登陆。16日拂晓，日军约1600人、汉奸武装约300人，在飞机掩护下分乘舰艇于广州湾通明港（今麻章区通明渔港）登陆。2月19日攻占遂溪县城，2月20日攻占寸金桥后，指挥官入广州湾西营会见驻广州湾法国公使署馆长官杜麦克，交涉日、法“共同防卫广州湾”事宜。次日，交涉日、法双方在法驻广州湾公使署签订《共同防御广州湾协议》，下午，日陆海军分别在西营（今霞山）、赤坎同时举行“和平进驻广州湾”仪式，日本没发一枪一炮便入侵了广州湾。

1943年4月9日，美国盟军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从云南的空军基地派遣“飞虎队”飞行队的9架战斗机南奔中国大陆最南端这个港口城市，夜袭日本驻广州湾的海军炮船。呼啸的战鹰贴海面掠过城市上空，投下颗颗炸弹，炸沉了日本的炮船。轰炸机继续轰炸日军军事设施，炸死日军部分官兵，码头的军需品及粮仓也中弹烧毁，日军两架追击的飞机在麻章圩上空被击落。战斗场面激烈，被称为广州湾“珍珠港事件”。

9月18日，来势汹汹的国民政府军飞机及盟军飞机再次袭击广州湾，一艘日军舰“竹江”号被炸沉，舰上的日军全部丧命，续演广州湾“珍珠港事件”。

此后，国民政府军与盟军飞机多次袭击广州湾。1944年6月3日，盟军飞机袭击日军遂溪机场，炸死日伪军官兵300人。6月5日美国盟军在夜袭行动中误炸当时名噪一时的广州湾娱乐场所同乐戏院。炸弹响后，同乐戏院变成一片废圩，焦烟浓罩四邻、瓦砾残砖堆下埋着无数尸体，血肉模糊。有一些残肢抛出几条街。同时，在轰炸中也误炸了一些居民楼，其中就有中国著名书法家沈定庵先生的父亲及家人全部罹难。沈定庵也被气浪冲击波抛上再落在另一条街的沙堆上，幸免于难。当时盟军战机也遭到日本炮火的猛烈射击，美国两架战机被击中，其中一名飞行员跳伞保住了性命，另一名飞行员被击毙，被当地百姓埋葬于海头圩荒地。1948年美军方代表团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美国飞赴中国。美国空军搜索队长史栋甫率员乘登陆艇抵湛，前往海头圩拜谒在抗日战争中遇难的美空军上尉勒氏墓。

震惊中外的广州湾“珍珠港事件”被中外新闻媒体传遍世界，也列入了美军战况录。

200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及湛江从日寇铁蹄下回到祖国怀抱60周年。湛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从1938年起，日寇不断袭击、骚扰和侵略雷州半岛沿海城乡，进行飞机轰炸、扫射或登陆大肆奸淫掠杀。1943年2月20日，法国政府妥协日本帝国主义，日法在法国驻广州湾公使署签订《共同防御广州湾协议》，日本陆海军进驻占领广州湾，并正式出兵登陆侵占雷州半岛，广州湾遂沦入日寇之手，人民饱受日寇蹂躏。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南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日寇侵略，展开了浴血抗战，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占广州湾的日军在寸金桥头挂起“投降”横额。8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负责受降和接收，并委派李月恒到广州湾筹建湛江市。国民政府军第46军175师徐即开进广州湾，其他各师分赴雷州半岛各地。9月21日上午9时，日军代表渡部市藏向邓龙光递交投降书，广州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日军步兵1联队，炮兵1大队，工兵、骑兵、轻重兵各1中队解除武装，计日军官兵2530人，台湾籍士兵235人，步枪2574支，轻重机枪81挺，山炮10门，33式野炮4门，迫击炮60门。次年3月13日日军俘虏2800人全部押运到海南岛，集中海口遣送回国，侵略广州湾及雷州半岛的日军全部离境。为纪念抗战胜利和广州湾光复，湛江市政筹建处将赤坎原“中国大马路”易名为“九二一路”，“巴士基路”改名为“光复路”，这两条路一直在沿用，成了历史的见证。1945年8月18日中法政府在重庆签订《中华民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接广州湾租借地条约》，宣布法国把1899年11月16日租借的广州湾归还中国。根据这一条约，10月19日中法交接广州湾仪式在原法国驻广州湾公使署举行，法国人统治47年的广州湾正式交回中国。12月11日所有法籍官员、家眷、侨民，乘英国军舰“加顿”号返越南西贡。

1946年1月湛江正式建市，饱受侵略者蹂躏的广州湾更名为湛江市。

《七子之歌·广州湾》

闻一多（作于1925年）

东海（岛）和硇州（岛）是我的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1925年3月，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写下了名篇《七子之歌》，其中第五章是“广州湾”。诗歌以拟人的手法，将我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 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诗歌一方面抒发了对母亲的怀念和赞美，一方面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诅咒。

挖掘《七子之歌》文化遗产资源，是2009年3月广东湛江市霞山区政协例会提案题中之义。这首为《七子之歌》中的“广州湾”一章谱曲，是在广州湾艇仔歌原有曲调基础上新创，从而形成现代式的广州湾民歌，可用普通话或雷州方言演唱。力求较好表现其浓烈爱国思乡之情，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本土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