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英语：Heian Period；日语：へいあんじだい；794年—1192年）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开始，到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6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进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奈良。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杀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同年天皇下圣旨宣布迁都平安京，这一事件史称“平安京迁都”。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桓武天皇积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历16年（公元797年）新设勘解由使，责成其严格监督新任国司与前任的交接事宜，起到整饰地方官纪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为郡司，突破谱第禁区，还大力裁减编外国司郡司。

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鉴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实施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乃将班授时间从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他还实行贷稻（出举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将出举稻的利率从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认良贱之间通婚为合法，所生子女为“良民”。良贱制度修改是从法律上彻底取消奴隶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10世纪初醍醐天皇统治时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终于有法律明定废除奴隶制。

在军制方面，由于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历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而代之以从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儿制”。桓武朝改革使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徭役负担相对地有所减轻，奴婢逐步得到解放，这应视为班田农民和奴隶长期以来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另一成果。

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东北虾夷地区，第三次时任命坂上田村麻吕（公元758年—公元811年）为征夷大将军，延历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吕率军4万往征，确保了北上川中游胆泽之地，在此筑胆泽城置镇守府；803年又在胆泽城以北筑志波城，从而巩固了这个地区的封建统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兵开拓疆土，势力达到能代川流域。

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格”是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之应用所做的种种细目规定。淳和朝于天长10年（公元833年）修成养老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10卷，统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释，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天皇政府于贞观11年（公元869年）制定《贞观格式》（格12卷，式20卷），还进一步改进了宫廷仪式。这样，桓武之后的几个天皇通过设置令外官和制定格、式，为重建和维持动摇了的律令制作了不懈的努力。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公元9世纪，班田制已难以推行，征课庸调已无意义。桓武改革之后，京畿地方从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间甚至没有举行过班田，而从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经历了53年的岁月。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位），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后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加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邸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己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平氏政权采取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濑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赐给日本朝廷牒状和礼品，应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源赖朝在相模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天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坛浦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平安时代之前的时代是奈良时代。894年废止遣唐使之后，发展了日本独特的国风文化。天应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即位。自此开始推行新政，一扫佛教政治的流弊，将律令政治推向了前台，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天皇迁都平安京，奠定了后来1100年间作为日本首都的基础，日本史上一般都很重视这次迁都，以此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与前代的奈良时代相呼应，把自此开始到镰仓武家政权成立以前的400年称为平安时代。

这段期间被日本人视为一个文化上之高点。其最明显的事迹是日本首都搬迁至平安京（京都）。

藤原氏以外戚身分干政，从801年起计至1068年后三条天皇登基，长达两百余年，名义上日本是天皇集权，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藤原北家所操控，是为摄关政治。可以说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倒退。摄关家族控制了朝廷要职，律令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使天皇大权旁落更间接造成了后来武家政治与幕府专权的情况。在平安时代中武士阶层得到发展，到这个时代的后期，武士阶层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权力，建立了幕府。

自1068年后三条天皇登基起，至1156年崇德天皇时保元之乱为止，日本天皇才宣告掌握回实权。此后大权却又旁落在平清盛手中。直至源平合战中平氏一家被源氏家族打败，又再被源赖朝掌握实权。自此进入了镰仓时代。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取自中国历史名著《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等同于丞相（宰相）。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领家职”—“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础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公元12世纪，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纪，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这种土地占有方法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公元10世纪以后，铁制农具和使用牛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产方法获得显著进步。如实行播种前浸种、插秧、开始用水车灌田，还懂得田间除草、利用稻架晒干的干燥法等等，水稻产量因之有了提。公元10世纪的日本古辞典《倭名类聚妙》中列举的旱田作物（粮食和菜蔬）多达70种，证明这一时期旱田作物也得到显著发展和普及。

农业同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

商业

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称作“贩夫”的独立商人。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问”一类的栈，经营货栈的“问丸”（往往是经济力量雄厚的名主）为庄园保管、运送年贡或代理贩卖，收取手续费。在物资集散最繁盛的淀川沿岸这类货栈特别多。

因中国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土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日本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传到日本后逐渐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教不得不退避一隅，苟全于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后期，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教又复活起来了。

宝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

平安前期有官币社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祇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教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教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整个亚洲都赫赫有名的阴阳师安倍晴明便出在平安时代。

在假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将汉字作为国家官方文字，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平假名。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名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化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是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汉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来的音韵学为背景产生的。

平安后期，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虽然大部分文人依然使用纯汉字创作作品。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极少量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如今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公文书一律用片假名平假名。

平安前期，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日本人将中国文化进行了本土化。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

醍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与平安前期的历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编汉诗集，下令大力编纂和歌集。延喜5年9公元905年纪贯之（一公元945年）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后《后撰和歌集》也编成.这些31字的短歌是由中国的乐府诗通过日本诗人将其本土化而创作出来的，受到一般人的轻视。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不能列入文学。但到六歌仙时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现了六位歌仙（在原业平、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师、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逐渐与汉诗有了差异。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诗的保护人。

散文方面出现了在原业平的《伊势物语》（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后又出现了《竹取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大和物语》（恋爱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长篇故事）。同时还出现了日记文学，如纪贯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从土佐到京都途中写的《土佐日记》；10世纪藤原道纲之母写的，以她的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蜻蛉日记》；平安末期女诗人和泉式部写的《和泉式部日记》；11世纪紫式部夫人写的《紫式部日记》；11儿世纪菅原孝标之女写的，幻想阿弥陀佛接她到净土极乐世界去的《更级日记》等。

11世纪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学上出现了服务于宫廷的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语》。此书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写，成于11世纪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

11世纪末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贵族小说《荣华物语》和《大镜》，作品通过对以藤原道长为首的摄关家发家史的记述，表露出没落贵族的怀古情绪。与此同时，描写武士、名主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问世，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故事集，文字使用当时的民间语言。诗集方面，出现了小野半守编的《凌云集》，藤原冬嗣编的《文华秀丽集》，良半安世编的《经国集》。

《源氏物语》是一本描写平安时代当代人物“光源氏”的长篇小说，对于平安时代贵族的男女情事、服装器物、日常生活等等有深刻的描述。

平安前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本土化后的中国特色。

寺院方面，宽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时代最大的建筑，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平安时代极重要的建筑物，原来是藤原赖通的别墅，公元1052年改为寺院。凤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弥陀佛堂，因柱上雕着凤凰而得名。法成寺和凤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极乐世界的现实化，体现了净土宗的美学思想。陆奥（东北地区）藤原氏在平原（岩手县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观自在院、无量光院都是庭园建筑，如有寺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等景致。

住宅方面，平安时代完成了寝殿式建筑。所谓寝殿式就是日本式贵族邱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廓、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早期寝殿式是中国传统的手法，即布局左右对称，晚期寝殿式则没有别国的影响，左右不对称了。当时无论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为寝殿式。

宫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宫的朝堂院、丰乐院、内里（皇居），还有别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后期有藤原氏的东三条殿、堀河天皇的堀河殿、白河天皇的鸟羽殿，但这些建筑已经不存在了。

平安前期的雕刻还受唐朝影响，至后期便出现所谓“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胶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还有高野山金刚蜂寺的释迎及诸尊宪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是空海从中国带来的。滋贺县向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外来要素浓厚。平安前期由于神佛调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处理手法来雕刻神像，所以将神雕成佛的样子。如教王护国寺彻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两尊男神像和两尊女神像。

平安后期开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当时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式的特点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继承父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其后是圆势（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长圆、贤圆。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场）、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产生许多有个性的作品。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还受唐和五代的影响，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

大和绘产生于延喜、天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间，到11世纪中叶，大和绘全面成立，还出现了宫廷画师。飞乌部常则就是村上天皇的宫廷画师，巨势广贵也是活跃于10至11世纪的宫廷画师。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间成立了宫廷画院“绘所”，它由中务省的画工司和内匠察合并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杰出的是《源氏物语绘卷》（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和爱知县福川美术馆）。《源氏物语绘画》是描写平安贵族女性的风俗画，表现了宫廷贵族女性的风貌。

画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

《伴大纳言绘词》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从唐风被接纳后发展为为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

日本把从朝鲜、渤海、唐朝、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寮”。雅乐传到日本后深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于日本的仪式上用日本固有音乐，起源于外国的仪式上用雅乐。当时贵族喜欢采集古乐，还成立了“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过去雅乐察全是外国人，这时日本乐官乐人占大多数了。

嵯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条（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谙音律，热衷于日本音乐。一条天皇亲自规定了神乐和催马乐的谱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统一房乐、高丽乐的基础上复兴，改编了16种乐舞，还创造了几种音乐形式：①神乐（用于祭枢）、②东游（东国民谣）、③风俗歌（即兴耿谣）、④朗咏（朗诵中国名诗，以音乐伴奏）、⑤今样歌（在宴会上演唱，着重歌词表情）、⑧和赞（由诵读汉译经文的声明演变而成的一种道歌），醍醐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御游”，这种音乐形式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和表现贵族华丽的生活，而独立音乐成为一种娱乐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独乐和田乐，最后民间音乐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

所谓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书法从中国学来，日本书法有受中国影响并吸收了精髓。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是汉字，但多少有日本风格。

空海是“和习书道”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他在唐朝曾跟韩方明学书法，有“五笔和尚”之称，所谓“五笔”就是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因空海学到这五种笔法，故有此称。据说他在唐时，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的王羲之书法的缺字。空海与桔逸势、嵯峨天皇合称“三笔”。空海的书法经嵯峨天皇传给小野篁，再传给纪夏井。纪夏井传给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传给“三迹”。

平安后期流行草假名，于是出现了小野道风（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书法家，他们三人合称“三迹”。小野道风受王羲之的影响较深，有“羲之再世”之称。藤原佐理则中国唐代风味很浓，被称为“佐迹”。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风和王羲之书法之长。形成一种优雅温和的书风，从中国风被日本人接受之后转变到既可苍古雄劲又可丰润优美的日本风。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一样，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规矩，一般认为源自中国隋代，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茶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

关平安初，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并将这种爱好持续。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栂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

平安时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学，中央是大学，地方是国学。空海在唐朝学习时，看到长安每坊有间塾，每县有乡学，教育机构完备，对日本没有私学感到遗憾。于是回国后于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材。于此稍前，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9世纪初），后来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创立奖学院，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后来有的大学教官在私邱进行讲学，如菅原氏的菅原清公（公元770年—公元842年）、菅原是善（公元812年—公元880年）、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三代相继为文章博士，门人满朝野。由此而登高官的世称“龙门”，也叫“菅原廊下”。这种私塾俗称“红梅殿”，如滋野安成的私塾专授老庄学说，大藏美行的私塾专授经学。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终于代替了官学，教育得到普及。官学和私学衰落后，学问以家门相传，如明经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阴阳道是安倍氏，中医道是和气氏与丹波氏，各家垄断学问。

平安时代政府组织专人撰写史书，陆续修成《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这五种汉文历史著作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

除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分类的历史。醍醐天皇时菅原道真奉救编写《类聚国史》，把从《日本书纪》到《文德实录》的历史按事实类别编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

平安时代始于公元770年光仁天皇即位，终于公元1071年后三条天皇三年。这是一个没有太大战乱，百姓生活安定的时代。而遣唐使的派出，模仿长安建造平安京，《源氏物语》及《古今和歌集》的完成也预示着这个在镰仓，室町，战国及江户时期之前的时代有着自己的不同之处。平安时代的女性服饰，基本上有三种：礼装、正式服装、亵服。顾名思义，礼装当然是公式仪式时所穿的盛装，正式服装则为后宫女官平素穿的服装，亵服是家居服。正式服装俗称十二单衣，在宫廷或贵族宅子服侍的女官、女侍，因必须接待来客，平日都穿十二单衣。十二单衣上加裙带、领巾，头上再戴宝冠、发钗，便是礼装。亵服是家居服的一种，后宫众后妃及皇女，平素只穿亵服，而女官只在夜晚回自己厢房睡觉，或生病请假回娘家时，才有机会换穿亵服。无论十二单衣或亵服，下半身最里层均是裤裙，而非长裙。

颜色有红、青、苏方、葱绿、樱、紫、蓝、葡萄染、白等等。其中，红、青、黄、深紫等七色是“禁色”，除非皇上允许，女官不能穿“禁色”服。但若逢皇子诞生或皇上行幸时，女官可以破例。旅游时，穿的是“壶装束”，腰上系带子，以免下摆拖地；袖子卷起来，头上戴“市女笠”。“市女笠”是馒头形笠子，本为市场叫卖女人所戴的草笠，不知何时开始，竟在贵族间流行起来。另有一种山野用笠子，四周围上透明纱。当时的服装既宽松又重重叠叠，女性无法显现身材线条，只得尽力在袖口、下摆、颜色下功夫。另外以刺绣、螺钿等装饰，呈现自己的风格及才气。女性美集中在牛车垂帘外或寝殿垂帘外的袖口、下摆重叠颜色。另一种是“袭色”，大概因养蚕及纺织技术问题，古代丝绸比现代丝绸薄，透明度约百分之十，外层配内层的颜色，正是“袭色”。种类二百多，名称均取自四季花草，例如“踯躅”是表红梅、里青，“女郎花”是表黄、里青，“柳”是表白、里青。还有一种是上浓下淡的颜色，上面染成浓色，往下逐渐染成淡色，最后成为白色。除了服装可以呈现女性美，家具及日用器具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寝殿出入口最外面一层是竹制垂帘，丝绸镶边。紧贴垂帘的是丝绸布帘，外侧通常有花鸟图样，里侧白色。幔帐及屏风可移动，用来隔厢房。而对女性来说，扇子最重要，不仅可避免直接露出五官，躲躲藏藏也可增加女性魅力。

主要照明是灯台、灯笼、脂蠋、篝火。灯台是竹竿顶有个小盘子，盘子上有三脚铁环，铁环上搁油器，倒油，置灯芯，点燃。灯笼有四角、六角、八角形三种，材料是石、竹、木、铁等等，四周用纱布或纸围住，吊在半空。脂蠋是圆形松木，长一尺五寸，直径三分，尖端用炭火熏黑，再涂上菜油，烘干，手持部分卷纸，室内专用。室外则用火把。篝火是铁笼内放松木，点燃，庭院专用。交通工具是牛车。种类很多，但各种牛车均有贵贱之别，无法随意挑选。乘坐牛车时，后方上车，前方下车。单独一人乘坐时，靠左侧、面向右侧；两人以上乘坐时，前方右侧及后方左侧是上座。因背对左右两侧相对而坐，若男女同乘一辆牛车，男子应坐右侧，女子则坐左侧。此外，平安时代与现代一样，无论朝廷或民间，都有固定“更衣日”，朝廷是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这天，不仅装束，所有家具与室内装饰都要更换。

平安时代日本与中国有非常紧密的交往，在日本儒学得到推崇，大乘佛教得到发展。

784年　桓武天皇降下圣旨迁都至平安京，史称“平安京迁都”；794年彻底完成迁都之事。

797年　坂上田村麻吕当上征夷大将军

810年　平城上皇之变

866年　应天门之变

901年　昌泰之变

约931年—947年之间　承平天庆之乱

939年—941年　平将门、藤原纯友之乱

1028年 平忠常之乱

1056年—1189年　奥州藤原三代与平泉文化

1016年　藤原道长任太政大臣，摄政政治迎向全盛

1086年　白河上皇开启院政政治

1156年　保元之乱

1159年　平治之乱

1179年　平清盛掌权，开启平氏政权

1189年　源平之战终，平氏灭亡

1192年七月　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镰仓幕府的建立宣告平安时代正式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