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广义上讲，宗教本身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同时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宗教是一种群体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宗教信仰），组织结构（宗教组织，如教会，宗侣），行为规范（宗教组织内的活动，如祭祀，礼仪），文化内容（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等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人类在具有社会组织结构后，有意识地发展的一种社会行为，其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和维护人的社会性，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行。宗教的其他作用，如宗教的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等作用，包括宗教在历史上阻碍社会发展的负作用也是存在的，但这些都不是宗教的主要社会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的确是与很多因素有关，如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等。但是宗教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影响时间如此长、影响范围如此广泛、影响人数如此众多的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自从人类成为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以来，宗教就是作为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而成为社会的必需。虽然，世界上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但是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是所有成功的宗教的共性。

宗教在适应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与此种信仰相适应的宗教理论、教义教规，有严格的宗教仪式，有相对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有严密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

所以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的各种思想文化，与政治、哲学、法律、文化包括文学、诗歌、建筑、艺术、绘画、雕塑、音乐、道德等意识形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成为世界丰富文化的成份。

中华文明史上，宗教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教徒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影响。

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

宗教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浩繁的书籍、绘画、建筑等宝贵财产。她跨越历史的时空，传承着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

如佛教经典丛书《大藏经》，最先翻译的印度佛教著作，已是鸿篇巨制，再加上我国古代佛教学者的阐释和著述，形成了经、律、论三藏，更加蔚为大观，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哲学、伦理、逻辑、文学、艺术、历史的宝藏。

道教经典之集大成者《道藏》，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包含道教经典论著、科仪方术、仙传道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艺思想以及医药、化学、天文、地理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至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基督教经典《圣经》，都是世界文化和知识宝库中的财富。

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表现形态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文化也表达着人类自身所能够理解的意义，没有人，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存在的。当然，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人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把人的智慧、创造、感情注入了自然，并使自然逐步发展为人化自然。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就是“人文化”即“人化”的观点。

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本来就与文化难解难分，因为人类创造宗教的过程是一种更为高级而复杂的精神文化过程，它与文化一样，给人类提供了一整套生活方式。所以，从广义上讲，宗教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史，宗教是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的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的外在的表现。宗教文化通过对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法律、教育、生活习俗、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绘画、雕塑、旅游、诗歌等方面进行渗透。

宗教神学把万物的起源归因于神，自然把政治的起源也归因于神，因而导致以宗教为政治的支柱，用精神现象说明政治现象的唯心主义，也必然把政治权力神圣化。马克思主义否定政治起源于神，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和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政治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与宗教一样，在原始社会起源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浑然一体，表现为宗教与政治高度结合的神权政治。

在阶级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其它形式和上层建筑的其它部门日益分离，与政治的界限也日益明显，逐渐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因为，宗教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上层建筑，既可作为思想观念去影响群众，又可作为社会组织去统辖群众，从而容易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各方利用。宗教成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表现在它往往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采取的主要形式有：把某一宗教定为全民性信仰的宗教，使其成为国教。国教在封建国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的思想原则。宗教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另一形式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权合一的政治现象。在封建社会，各封建国家用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很普遍。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教合一现象开始减少，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但表现为它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它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在宗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往往借用宗教观念，运用宗教文化，譬如宗教语言，使政治运动披上宗教外衣，才能动员和组织民众。

同时，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就是宗教异端，所以异端常常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发展为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宗教运动。在基督教世界，异端运动往往通过宗教形式，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奴隶、农民、平民或市民的社会政治要求，成为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重要形式。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许多政治变革、经济进步和社会变化，一些历史悠久的宗教经历了一切变故依然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之外，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宗教为适应社会政治变化而进行了改革。

宗教改革一般包括教义理论的改革和组织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动因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决战。这场运动除了造成一大批脱离天主教会的新教宗派外，还促进了欧洲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变革常有宗教的变革相伴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宗教也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革。天主教、基督教内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割断了教会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中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则废除了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制度。1959年在西藏开展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西藏社会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国宗教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使各宗教组织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再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文艺复兴运动使黑暗中世纪一路戴下来的思想镣铐“蹦楞”一下子给挣脱掉，人的艺术创造能量像复苏的维苏威火山，呼的就喷溅出来。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多姿多彩的艺术殿堂。出现了《最后的晚餐》、《美丽的女园丁》、《大卫》等一系列艺术珍品。

1、达·芬奇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出生在芬奇镇，或许人类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达·芬奇这样全面发展的人。他涉猎的领域之广、取得的成就之大，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美术只不过是他渴求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并没有占据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但他在这一领域内却获得了惊人成就。把自然科学知识引人美术，是15世纪意大利人的重大贡献，达·芬奇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大大完善了它。

代表作品：著名的《最后的晚餐》(约1495--1498) 完美的构图、和谐的形与空间、丰富的心理刻划、深刻的人性，昭示着古典美。《蒙娜·丽莎》(约1503--1506) 达·芬奇历时数年绘制的这幅半身像，他把这位商人妻子处理成两手自然交搭，身躯和头部不同程度侧转的方式，既克服了单调又显得从容。蒙娜·丽莎富于实体感的血肉之躯及神秘的微笑，与宛如中国山水一般的淡远背景结合在一起，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余地，使后人可以进行不同的阐释。这种像现实生活一样复杂丰富、让人一言难尽的感觉，恰是最伟大的文艺作品特有的品质，为后人确立了一种半身肖像画模式。

2、拉斐尔

拉斐尔(Raphael Sanzio,1483--1520)，作品一直被人们视为古典美术精神最完美的体现。安格尔称他是绘画之神。拉斐尔是西方美术史上最擅长塑造圣母形象的大师。他那一系列圣母像，把感性美与精神美和谐无间地统一起来，从而传达出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永恒感情。平易近人、亲切自然是拉斐尔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他笔下，深刻的知识和精心的推敲全溶在用流利线条构成的轻松自如的艺术世界中，一切都仿佛是天性的自然流露，是一派天籁之声。纯真优美、庄重自然、明快清晰、和谐简洁，这些古典美术最推重的品质，在拉斐尔身上获得了最鲜明的体现。因而，那些推崇古典风尚的美术家，都把他当成理想的楷模，恰如雷诺兹说的:他本人成为所有后代画家的样板。

代表作品：《美丽的女园丁》(约1606)，拉斐尔以圆润流畅的线条把圣母、耶稣和圣约翰的优美形象和谐地组合起来，创造出充满人间气息的、亲切的神的世界。这一世界远离了中世纪的精神，它那纯洁、明朗、单纯、自然的情韵更接近希腊的精神。

3、米开朗琪罗

西方最伟大的雕刻家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在致力于领悟古人成就时，也致力于解剖人体，研究人体的结构和运动，这使他成为量充分发挥人体．表现力的美术家之一。不同于充满深遂智慧之美的达·芬奇的艺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以力量和气势见长，具有一种雄浑壮伟的英雄精神。或许，他是一位最接近贝多芬境界的美术家。在他的雕塑上，在他的绘画中，一个个巨人般的宏伟形象挺立起来，就连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都具有刚勇的气概，仿佛是神话中的阿玛宗女子。

代表作品：雕像《大卫》(1501--1504)，是美术史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不朽杰作，也是最鲜明展示盛期文艺复兴意大利美术特点的作品。在用一块久被弃置的名贵石材雕刻大卫形象时，他真正实现了把生命从石头中释放出来的理想，以精湛的技巧、强烈的信心，雕凿出这尊完美的英雄巨像。

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中国宗教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在中国文化中虽不处于核心地位，却将其关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智慧，程度不同地渗透进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从而影响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佛教哲学主张明心见性、自识本心、顿悟成佛，强调“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极力张扬人的主体意识。佛教哲学圆融的智慧，为儒家文化所融摄，对形成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重要影响。

深刻完备的宗教伦理，强化了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宗教伦理是宗教文化中对社会文明的演进最有影响力的部分。各种传统宗教都具有完备的伦理观，如宣扬善恶报应的伦理法则，重视清规戒律的约束作用，追求寡欲无为的人生境界，强调超凡脱俗的机会均等。宗教伦理借神圣意志的名义，将某些世俗道德的内容纳入其神圣的领域，使普遍的伦理规范成了神的诫命和宗教戒律，平凡的道德准则变成了超凡的道德律令，这种伦理道德的神圣性对于信徒就具有了很强的约束自律作用，对其他社会成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宗教建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遗存，往往会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们被看做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受全世界人民的爱护和拥护和欣赏。

法国大作家雨果曾经说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西方宗教建筑如同石头写的史书一般，记载着西方宗教从古代产生一直发展到现代的全部经历，带给我们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1、科隆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北部最大的教堂，它以法国兰斯主教堂和亚眠主教堂为范本，是德国第一座完全按照法国哥特盛期样式建造的教堂。科隆大教堂以轻盈、雅致著称于世，成为科隆城的象征，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它是当时德国人兴建的一座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后来成为德国宗教、民族和艺术统一的象征。 科隆大教堂是最完美的哥特式大教堂。它始建于1248年左右，高157.38米，东西长约145米，南北宽约86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整个建筑全部由磨光的石块砌成。科隆大教堂的建造前后整整持续了632年，是欧洲建筑史上建造时间最漫长的建筑物之一，它还具有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朴素风格。

雄伟的哥特式建筑,有轻盈雅致的教堂内景

教堂中央是两座与门墙连砌在一起的双尖塔，高16l米，是全欧洲最高的尖塔，四周林立着无数座的小尖塔与双尖塔相呼应。教堂内有10座礼拜堂十字架上的基督》，成为哥特艺术的先导，对后世的雕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科隆大教堂与巴黎圣母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并称为欧洲三大宗教建筑。

2、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是梵蒂冈城国内最著名的一座教堂，现在的这座教堂建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4世纪建的旧教堂原址上建 造的。始建于1506年，建成于1626年，前后花了120年的时间。圣彼得大教 堂的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古典主义形式，主要特征是罗马式的圆顶穹窿和希腊式的石柱式及平的过梁相结合。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许多著名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大师都参加这座教堂的设计和建设，如勃拉芒 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贝尔尼等。大教堂的堂基呈拉丁式十字架形，长212米，宽137米，中殿高46米，圆顶直径达46米。 屋顶一座高耸的十字架，其顶尖离地137米。教堂可容纳 25000名教徒。教堂前面的彼得广场呈椭圆形，两侧环抱 半圆形大理石柱廊，这是贝尔尼设计的，建于1655到1667年。

3、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位处巴黎的核心，市内发展均环绕着西堤岛，并以此为焦点向外作同心圆式开展，加上，圣母院融合了古典及现代巴黎的建筑特色，更渐渐成为法国的宗教、艺术及旅游中心。于是，法国人便把圣母院的入口位置设为原点，然后将法国其它城市的坐标以此起算。所以，当人们站在圣母院前，也即是处于法国的中心点，可想而知，圣母院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它的正面有一对钟塔，主入口的上部设有巨大的玫瑰窗。在中庭的上方有一个高达百米的尖塔。所有的柱子都挺拔修长，与上部尖尖的拱券连成一气。中庭又窄又高又长。从外面仰望教堂，那高峻的形体加上顶部耸立的钟塔和尖塔，使人感到一种向蓝天升腾的雄姿。进入教堂的内部，无数的垂直线条引人仰望，数十米高的拱顶在幽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加上宗教的遐想，似乎上面就是天堂。于是，教堂就成‘与上帝对话’的地方。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圣母院坐东朝西，正面风格独特，结构严谨，看上去十分雄伟庄严。它被壁柱纵向分隔为三大块；三条装饰带又将它横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最下面有三个内凹的门洞。门洞上方是所谓的“国王廊”，上有分别代表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二十八尊雕塑。1793年，大革命中的巴黎人民将其误认作他们痛恨的法国国王的形象而将它们捣毁。但是后来，雕像又重新被复原并放回原位。“长廊”上面为中央部分，两侧为两个巨大的石质中棂窗子，中间一个玫瑰花形的大圆窗，其直径约10米，建于1220—1225年。中央供奉着圣母圣婴，两边立着天使的塑像，两侧立的是亚当和夏娃的塑像。

宗教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并渗透到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领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宗教文化所起的作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开发宗教文化资源,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宗教文化与旅游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风景秀丽的宗教胜地，积淀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天下名山僧占多”。自古以来，一些著名的佛教寺观都建筑在风景秀丽的山水之间，蒙宗教之神奇，钟天地之灵秀，名山胜迹，珠联璧合，成为旅游胜地，观光佳处。如被称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素有“峨眉天下秀”美誉的峨眉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的九华山，有“海天佛国”之称的普陀山等胜境，古寺名刹与奇山秀水混然一体，成为朝圣访古、探幽揽胜的绝好去处。道教的洞天福地（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同样是游人们心驰神往的人间“仙境”。如道教圣地武当山就被宋代米芾誉为“天下第一山”而享誉中外；道教正一派的发源地——江西龙虎山，素有“神仙洞府”之美称，为人们所向往；江苏茅山因被称为道教“第八洞天、第一福地”而驰名……诸如此类的宗教圣地胜境，经过历代僧道的营造，成为我国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

内涵丰富的宗教礼仪，演变为民族风情的习俗文化。以祭献、崇拜、祈求、节庆等为内容的宗教礼仪，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礼仪与世俗相融流变，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原为纪念释迦牟尼在十二月初八日“成道”，而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的“成道节”，逐渐演变为腊八节吃“腊八粥”的汉地传统习俗。古代道教在七月十五日这天仿照佛教盂兰盆节举行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民间祭祀祖先的习俗。一些地方佛道教寺观定期举行的旨在祈求福祉、消灾免祸的礼仪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定期的集市（庙会），从而形成了赶集、看会的习俗。至于基督教的圣诞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原有的宗教含义都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具备了喜庆、社交等多种功能，融于社会生活中，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现以世界三大宗教为例说明如下：

佛教、道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佛教在东汉时期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逐步与中国原有儒家等文化互相接触、交流、碰撞、包容、吸收、融合，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价值。可以讲，中华民族如果离开了佛教和道教，就没有完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至于离开了佛教和道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都会受到极大限制。同时佛教还是我国藏族、蒙古族、傣族等二十几个兄弟民族的主体文化，如果离开了佛教，也就没有这些众多兄弟民族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阿拉伯半岛，原来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自从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才有了自己的文化，阿拉伯人从此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又是阿拉伯文化的典范，在阿拉伯语言文学史上占有一个最高的地位。凭着伊斯兰教文化，在百年之中，阿拉伯人从亚非欧三洲上把长期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奴役的人民解放了出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化，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在传播伊斯兰教经典的过程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字学、文法学、修辞学、圣训学、教律学、法理学、教义学等，写出了许多记载穆罕默德的遗训，民间歌谣，传统故事和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阿拉伯文化及语言文学，都是以伊斯兰教为中心、为渊源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说，没有伊斯兰教，没有《古兰经》，就没有阿拉伯文化，就没有一个坚强的阿拉伯民族。（参见马坚《古兰经》简介）

基督教对欧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赵朴初居士指出的，离开了基督教文化，也就没有欧洲文化和西方文明。

西方文化传统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以整合的，它上承希腊哲学，下启近、现代哲学，包含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希伯莱宗教的精神、以及罗马人的法治观念。中世纪欧洲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在哲学上，对信仰与理性、传统和自主、理智的统一性、灵魂的不朽性、上帝的存在和世界的永恒性、国家的自然律、逻辑和语言、德性和激情、形而上学的观念等进行深入探讨与整合，从而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了解基督教文化，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卓新平语)。“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经过中世纪数百年的、在无边无际的泥潭中彷徨之后，才逐渐出现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如果没有准科学时代的愚拙而执拗地反复进行蒸馏和沉淀，大概就不会悟出那些卓越的实验方法的奥秘，也就不能育成坚韧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史年表》第34—35页）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创造了近、现代西方世界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说，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西方宗教文化带有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世俗主义倾向明显。

西方的宗教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但其大规模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开始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之时，取得重大发展于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得到发展的极致，而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其对世俗事务影响虽有明显下降但仍然具有占据重要地位。纵观西方宗教发展的千年历史，不难得出其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的结论。《圣经》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绘、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说法的提出；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都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对比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则显然呈现出世俗主义的倾向。

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大量充斥着世俗主义的教导，如“未知生、焉知死”、“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君子理想”等，都是强调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而不形而上的对宇宙起源、生死等问题进行论述。儒教的世俗主义倾向亦为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之一《儒教与道教》早有论述。

道教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个人厌世主义等特征，追求政教合一，显然其教义与儒教相比要更接近于超世俗主义的标准。但在儒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取得统治地位后，且在中国宗教服从世俗政府的体制下，道教亦不得不以世俗主义的精神对其自身进行修正。所以在随后的道教发展历史中，道教更多的演化成带有占卜算命谶纬性质的特点。

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在带有明显世俗主义特点的中国宗教文化下，亦很难让其超世俗主义的特点得到中土文化的认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而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也大多是建立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不难看出，佛教的超世俗主义的特征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的影响是有限的。

明朝末年西方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国传播，但因为基督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很难得到认同。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虽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但其成就仍然是在用儒家文化对基督教义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洪秀全所设计的教义中，其超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义相较仍有较大差距。当下中国，宣传的宗教观主流是无神论，所以世俗主义等关于宗教的概念亦无从谈起。

西方宗教文化中政教分离是其主流，而政教合一则始终是中国的特征。

谈及西方宗教文化政教分离，不得提及《圣经》中耶稣之言“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正是这一圣言成为了历代宗教神学家、哲学家论述宗教分离最具权威性的论据。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罗马帝国曾经有政教合一的历史、英国亨利四世有政教合一的做法，但其存在的时期却很短暂。西方绝大多数时期内问题争论的核心始终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教权和王权的权威孰高孰低。从圣奥古斯丁“两个城市”的提出到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乎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再到美国宪法中不设国教的规定，在千年间西方的主流始终是主张政教分离。现代西方社会，政教分离已经是最为普遍的做法。

与西方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则迥然相异。

从学术思想上看，中国文化中明显缺乏论述政教关系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却少有流派论述类似宗教观念的主张，大多数流派的思想论述的核心始终围绕在世俗秩序如何建立这一问题上。虽亦有不少类似西方宗教意义上的见解如邹衍之“阴阳说”，但在当时世俗权力纷纷进行王权争霸之时，亦无人问津关乎宇宙起源等超世俗问题。

从教派同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来看，自秦开始建立统一的专制王朝开始，中国的学术思想明显呈现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点。秦王朝兴法家、“焚书坑儒”是这一历史的开端，而当董仲舒依靠汉武帝使儒家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之后，儒教成为世俗权力的卑女的传统则一直蔓延千年。

所以即使中国学术思想有教权与王权分立的主张，但在中国千年专制王朝王权鼎盛的背景下亦很难有立足之地，而根据上述所述，中国的学术思想本身就缺乏政教关系论述之传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呈现政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在所难免。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根据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具体分析得出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制约，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新教教义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重要原因，从此角度不难看出中西宗教文化对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明显而有显著差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