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04—1906年《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杂志上，后收录于《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书正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之前有导论，包括第一章：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作者探究的是从人口统计或社会调查中发现的这一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是作者在“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历史地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之前，“对我们正在试图对之作出历史说明的那些现象的独特性略加论述”。第三章：路德的天职观——研究任务。作者从德语中的Be-ruf和英语中的calling两词的含义出发。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一种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样的含义是宗教改革的结果。下篇为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包括第四章尘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及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章作者研究的是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的教义。第五章作者抛开各派在教义的差别，而在这共同的“世俗禁欲主义”的角度上将新教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作者具体地研究了清教的伦理，并以17世纪的R·巴克斯特作为清教伦理学家的典型代表来加以研究。

韦伯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著作频出，而在1898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同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杂志，由韦伯担任副编辑。1904年，韦伯开始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一些他重要的文章，其中就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杂志第7卷和第11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作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回答了各种批评。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他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出：“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不必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去寻找”。

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人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人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了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出的现世禁欲精神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反映了韦伯思想的一个总趋势，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它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深究。通过对大量经验的归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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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现代社会学与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之一。与马克思、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其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学的宗教、政治和经济领域展开，尤其是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与其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其一生致力于考察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