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东北（俄语：Приамурье，英语：Outer Manchuria），指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以南、乌第河与外兴安岭之间、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萨哈林岛）、格布特岛（尚塔尔群岛）等近海岛屿在内共计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广义上的外东北也包括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以北的部分土地以及北海（鄂霍茨克海）、鲸海（日本海）。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曾先后为扶余、室韦、黑水靺鞨、契丹、女真等民族与唐朝、辽朝、金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等朝代直接或间接统治。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开始在内外东北地区遍设府、州，委派官吏，实行管辖（在此之前，黑龙江流域的靺鞨和室韦均已与隋唐两朝保持贡属关系）。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称库莫奚）各部置饶乐都督府，粟末靺鞨（满族前身）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称“四府”。

另外，在室韦（蒙古族前身）地区还置有室韦都督，但都督所辖仅为其中一部或各部并受节制。在四府中，契丹与奚唐代又称为“两蕃”，“同类异种”，到辽代已合而为一。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强大的两部。

渤海国（669年—926年）是唐朝时期北方的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始建于698年，初称震国。705年归附于唐王朝，713年被册封为渤海国。926年被契丹国所灭，历时229年，促进了东北边陲的进一步开发，丰富了中华大统一的历史涵量。渤海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在东北史上被称为“海东盛国”。

唐政府已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口建立了贡赋征集机构，唐朝官员向来自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部落居民纳贡代表团征集贡赋。唐朝以后，外东北先后归辽、金、元、明、清等王朝统治。

明朝时外东北属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范围，与元朝时的辽阳行省范围大致相当。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以北，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奴儿干都司与内地的邮传通信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交通全程达两千五百公里。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作为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区军政的最高行政机构。明成祖先后十次派遣钦差太监亦失哈率领官军前往奴儿干都司巡视，宣谕抚慰当地人民。1413年，亦失哈第三次巡视奴儿干都司时，在其治所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永宁寺。第一座永宁寺碑于1413年建永宁寺时所立。1432年，亦失哈得知永宁寺已毁而重建该寺，并于1433年立“重修永宁寺碑”。永宁寺这两块石碑，一块刻有《敕修永宁寺记》碑文，分别由汉语、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写成；另一块有汉语碑文《重建永宁寺记》；二碑文均记录了明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实。立碑四百多年后，生活在黑龙江口的百姓们仍对永宁寺碑敬若神明（1904年二碑被俄国劫去，现藏于海参崴博物馆并被露天存放）。

到明末万历年间，明朝在奴儿干地区共设置了384个卫、24个所、7个地面、7个站和1个寨。明末建州女真（满洲）兴起后，东北各民族陆续归附后金（清）政权。

16世纪，沙皇俄国跨过乌拉尔山，侵入西伯利亚。

17世纪中前期，俄国侵入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无恶不作，中国东北各民族拒绝向沙皇纳贡，沙俄进行残酷镇压遭到清军和各族人民的反击。清康熙帝平定三藩以后，屡劝沙俄退出均被拒绝，决心收复失地，组织军民打败了俄国侵略者。1689年，中国与俄国签署第一份关于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中明确表示整个外东北皆是中国领土。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河市瑷珲区），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清俄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该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中俄两国共管，而在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把整个外东北划归沙俄。中国只保留了对黑龙江左岸江东六十四屯的管辖权。

江东六十四屯，是指从今黑河市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南北长约一百四十里，东西宽五十至七十里）。这里很早就是满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因此习惯地称为江东六十四屯。《中俄瑷珲条约》第一条，对处在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规定：中国人在六十四屯享有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永久管辖权，对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保留了该地的永久治权。

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外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据黑龙江将军寿山奏报，俄人“将海兰泡佣工华民数千人驱投诸江。二十四日，复以马队二百焚我江左旗屯，老弱妇女半遭杀戮。”盛京副都统晋昌奏称：“海兰泡中国商人五千余人，一臼尽沈诸江。余如尼布楚、司特例津、伯力、海参威等处，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余万。”

1902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还江东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中国从隋唐时期起，就对库页岛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权。明朝政府在库页岛的北部、中部、东部设置了若干羁縻卫所，负有镇御边疆、收缴当地贡品的功能。1616年，根据魏源所著《圣武记》记载，“清太祖遣兵四百收濒海散各部，其岛居负险者刳小舟二百往取，库页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清朝建立以后，库页岛先被划归宁古塔副都统管理，1715年后又归三姓副都统管辖。岛上居民需每年到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的普禄乡（亦作普隆霭）向清廷进贡貂皮。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对库页岛居民的编户工作，至雍正十年（1732年）完成。18世纪末，日本和俄国相继侵占库页岛，但仍认该地属中国。17世纪至19世纪，库页岛上的阿伊努族、费雅喀族和赫哲族，一直派出纳贡代表团到清政府设在黑龙江边的行署交纳贡赋，一些原住民首领甚至远行至宁古塔和吉林。清朝允许库页岛派出的纳贡代表团到北京，清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库页岛人的首领赴京娶亲，所以他们也愿长途跋涉。清政府赏赐纳贡代表团丰厚的物品，回赏之厚，款待之盛，使他们深切感觉到，贡貂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需要。从清政府管辖库页岛的官方档案即《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目录（库页岛部分）》看，至少到“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五日”，库页岛仍处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下。1858年和1860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被割让给俄国。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当他1859年面对日本提出对库页岛的要求时，援引了1858年签订的瑗珲条约，说该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穆拉维约夫兼并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时，是以清朝皇帝直至1858年前对这些地方的管辖权为根据的。有据可查，直到1873年，仍有库页岛居民向清朝称臣纳贡。日俄战争时，日本占领库页岛后苏日各占一半。二战期间苏联夺回全部库页岛，今属俄罗斯。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苏联政府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中国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中苏东段边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由于珍宝岛、黑瞎子岛等岛位于界河之上，俄国、苏联都曾声称拥有珍宝岛等岛的主权。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占领黑瞎子岛。1947年起，苏联军队开始在珍宝岛巡逻。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中，苏方准备将珍宝岛归还给中方，但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而谈判中止。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双方在边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多半是由苏联挑起；苏军先后16次侵入珍宝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当时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方称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方打退了苏军的进攻，并控制了全岛。为了掩盖沙俄占领中国领土的史实，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2年12月26日颁布法令以俄语名称更改了滨海边疆区最后7个残存的以满语、汉语命名的城镇和河名。

1990年，珍宝岛归属问题得以解决，1991年俄罗斯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2004年，中俄也达成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俄罗斯将黑瞎子岛的一部分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了中国。

库页岛与古代中国有着很深的联系，考古发掘中，岛上最早的人类生活遗迹已经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且这些居民的人种和文化习俗上与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类似。在库页岛上发掘出了隋（581－618）、唐（618－907）和宋（960－1279）时期的玻璃珠和耳环，辽（907－1125）、金（1115－1234）时期的铜钟，这些工艺品是岛上居民及其在大陆上的同宗从中国交换带回的。而最晚成书于汉代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黑龙江地区乃至库页岛上的居民的记载。书中说：“毛民之国，为人身生毛”。汉代高诱将其解释为“其人体半生毛”。认为东海中的大岛上有“毛民”居住。晋代郭璞解释为这些部落生活在“在大海洲岛上”。《淮南子》、《三国志》等书中也曾提及，说是中国东北边境的部落居民，身著鱼皮，遍身长毛。显然是在说黑龙江出海口地区和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虽然文献中的内容较为玄奇，显然是汉朝得自于东北南部地区的渔猎族群的道听途说。但是这也表明汉代的时候已经对于库页岛有了比较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虽然库页岛很早就为中原王朝所知晓，但是苦于距离遥远，古代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够与岛上的居民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直到唐朝时期灭掉高句丽，将势力深入到东北地区之后，中原王朝才真正的将足迹踏上了库页岛。而“库页岛”这一名字也是得名于这一时期。因为库页二字是同属于黑龙江下游，直接受到唐朝控制的黑水靺鞨对于岛上的费雅喀人的称呼，因而唐朝沿用了这种说法，将该岛称作为库页岛。这个岛屿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鬼嵬”，在明朝称为“苦兀”，在清朝初年还是恢复了“库页”的称呼。但其实这些称法都是对同一个词语的不同音译，在实际意思上没有多少差别。

客观来讲，在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只是对库页岛有一定的通商联系，远达不到实际控制的程度。哪怕是唐代，明代这样的重视东北地区开发的朝代，也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羁縻，以朝贡的方式要求周边部族效忠。这也为后来的清代守内虚外的边疆政策埋下了伏笔。

清代对库页岛的管辖，是从它的前身后金政权开始的。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第二年，后金朝廷就派遣军队迅速接占明朝在东北原有的羁縻区域，其中就包括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岛上的居民费雅喀人也自此成为了清代版图中一支效忠于清廷的部落。然而清朝对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实行的政策与执行严格军事组织制度的满人不同，在清朝早期的统治方式是“皆不编佐领，不列满洲八旗”。而是采用设置族长、乡长的方式来统计核定人口，要求他们向清朝的中央政府缴纳貂皮作为贡赋，并按时向费雅喀人赠送赏赐，以示“皇恩”。

清朝统一全国后，面对俄国来自北方的威胁，迫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在东北地区的边防。原有的明朝在东北的羁縻地区，设置了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费雅喀人生活的区域被划入了吉林将军下辖的三姓副都统辖区，在康熙年间抗击沙俄的哥萨克探险队的战斗中，清廷多次就地召集能征善战的费雅喀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为保卫边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朝中央政府与库页岛上费雅喀人的统治关系，在清朝中期就逐渐暴露了问题。由于黑龙江以北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清朝驻军往往是在边界设立哨所，然后一年甚至数年去巡视一次，这给早就觊觎这片区域的沙皇俄国以渗透的机会。早在雍正时期，费雅喀部落就受到了俄国探险队的侵扰，甚至还因为费雅喀部落把登上库页岛征收貂皮的清朝官员当作哥萨克探险队而引起了误杀事件。到了乾隆道光时期，黑龙江以北地区受到渗透的情况更加严重，当年雅克萨之战的地点，连乾隆皇帝本人都不能确定是否还在清朝版图之内，边政荒废的情况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18世纪后期，清政府开始逐步失去了对库页岛的控制。到了19世纪50年代，更是由于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两纸文书，将库页岛和乌苏里江以东这一大片区域全部割让给了俄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清朝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库页岛上直接统治过费雅喀部落，但是清政府实施的贡貂与赏赐制度却深得包括费雅喀人在内的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民心。他们生活着的土地虽然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划归俄国，但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在自觉的遵守朝贡制度。曹廷杰所记济勒弥人的一番话，即反映了原属清朝的各族人民在被俄国侵占后的共同心愿：“又此辈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国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饰贡于该国，该国命官至所止海滨，赏黄狐、水獭、白貂诸皮，彼此授赏俱跪，携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卖之，亦至三姓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因满语“三”读作“依兰”而译此名）。自罗刹（俄罗斯）来，不许我等穿官，见木像则焚，见弄熊则阻。又欲我等截发易服，心实不愿，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国如数百年前将罗刹尽驱回国方幸。”

现在公开出来的俄国资料也表明，乌苏里江以东的赫哲人与费雅喀人，仍“全部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仍然每家每户逐年”向清政府贡貂。由此可见，贡貂与赏乌林制度影响之深，也说明清廷对库页费雅喀等边疆民族的管辖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国的档案材料之中，有案可查的库页岛最后一次贡貂皮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73年，这已经是库页岛被正式侵占的第15个年头，在俄国人的领土内依旧向清朝称臣纳贡的情况。

到了清末，库页岛上的主权归属发生了好几次变动，然而早已不是中俄之间的争夺，而是日俄两国的争夺。日俄战争之后，俄国战败，被迫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库页岛被一分为二，南部成为了日本领土。二战之后，苏联将南部库页岛重新占据，并由俄罗斯一直控制。近代以来，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的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更是直接从原始的渔猎生活直接跨越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的语言学家也为这一部落创制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文字。费雅喀人的生活习惯也渐渐俄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族比例也由于俄国在近代大规模向东移民而有了很大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库页岛在近现代历史上成为了日俄两国的争夺焦点，围绕着库页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双方也有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真正受苦的还是库页岛上的本土居民。日俄战争和二战后，都有大批的费雅喀人因领土变动而被迫离开家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路艰险的迁移到其他地区。库页岛与岛上的费雅喀人的归属历史变动反映了国家衰弱下的无奈与叹惋，也给现代人带来了无限的历史反思。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关系史简述

贝加尔湖，中国古籍有“北海”、“柏海”、“柏海儿湖’、“白哈尔湖”等称，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湖。包括勒拿河以南，叶尼塞河上游以东、色楞格河西北，鄂嫩河以北、尼布楚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贝加尔湖地区。

黑龙江，中国东汉、三国时叫“弱水”，隋、唐时叫“黑水”，辽朝时始称“黑龙江”，明、清时又叫“乌龙江”。此外，当地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称呼，如蒙古族叫“喀拉穆伦”（又写作“喀刺穆连”）、满族称“萨哈连乌拉”、达斡尔族称“卡拉穆尔”、鄂温克族称“阿玛勒”。今俄罗斯对黑龙江的称呼是从沙皇俄国时根据鄂温克族的称呼音译而沿用下来的。

17世纪中叶，沙皇匪帮侵入黑龙江流域，首先碰到的是鄂温克人，从而第一次知道了这条江，译成俄语即畸变为“阿穆尔’（АМУР）。此河全长4410公里，相当于欧洲的多瑙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之一，其主流和支流流区，包括库页岛，便是通常所称的黑龙江流域。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是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既有沃野平川，又有苔原草地，更多的是丘陵峻岭。到处有茂密森林，参天拔地，郁郁苍苍。在布满落叶松和白桦的原始森林中，出产各种名贵的毛皮兽——黑貂，黑狐、猞猁、灰鼠等，尤以紫貂闻名于世。河里湖中有各种鲜美的鱼类，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金、银等矿产，人们形容这里的许多地方是：“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在这片辽阔富庶的土地上，居住着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页等许多民族。今分布于中国新疆等地的维吾尔、柯尔克孜、锡伯等族的祖先，历史上也曾确很长的时间主要活跃在这一地区。这些民族及其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生息，繁衍在这里，从事狩猎，湘鱼，游牧等经济活动，辛勤地改变着这里的面貌，是这一地区的真正开发者和主人。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缔造祖国的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述民族大都是在本地区发展形成的。但在发展形成过程中，又都和中原民族的迁徙、分衍、融合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古史中，他们被分别包括在玁狁、狁鬻、鬼方、北狄、匈奴、乌桓、鲜卑、丁零、高车、回鹘、坚昆、黠戛斯、鞠、拔野古、室韦、契丹、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古部落或古民族中，包含着这些古部落或古民族的后裔或分支成分。他们的语言多属阿尔泰语系，虽然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经历，但也有众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别是由于如下几个因素所决定，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基本态势，一般情况下，都是心向中原，对中原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

一是地域毗连，在文化上与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从旧石器晚期起，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居民就有着共同的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的发源地是华北，从那时开始，华北古猎人就因追逐野兽逐步移向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同时也将细石器文化带到这些地区。从人种上考察，他们与中原民族也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分支。

到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产生了农业，细石器退居次要地位，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与北方和东北的渔猎、游牧民族的细石器文化产生了差别，但这种陶器文化也如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一样，通过蒙古高原进入贝加尔湖地区和通过东北进入了黑龙江流域。这些地区陶器的形制及花纹特点的内涵，充分表明了新石器时代上述地区与中原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息息相通。

特别是在四千年前的商殷时代．随着中原奴隶制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中原人们与北方民族贸易交换的扩大及战争的频繁发生，更有不少中原民族向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迁徙，成了商殷青铜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传播媒介。如历史上居住于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人，史家便公认在贝加尔湖地区广泛分布着商殷的青铜文化与其从中原迁徙到这里有关。当然不能抹煞这一地区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成就，但就总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史，都是和中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是经济交换的需要。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农业和手工业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而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北方和东北地区民族，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处于渔猎，游牧和半农半牧阶段。这些民族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迫切要求与外界扩大交换，而南面的中原地区则是他们唯一有利的交换市场。事实表明，历史上他们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诸如青铜、铁器，布帛、茶粮以及其他手工业品，主要是通过交换从中原地区得到补给。而中原地区也需要他们支援大量的马、牛和皮毛及其他土特产，以满足生产、生活和军事的需要。这种经济上的需求，就象一块磁石一样，有力地吸引着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北方、东北民族南向发展。

第三个因素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地区。历史上不仅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这一地区建都，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在这里建都。虽然他们中有的开始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首都，但随着力量的强大，为了统治全国，也不惜放弃其“始兴”之地，长途拔涉迁都到中原。不仅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分别把都城从和林和盛京（今沈阳）南迁到北京，就是局部统一的王朝，诸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都把都城南迁到中原。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后来也把中京作为陪都。其他存在于不同时期的割据政权，也几乎都是以中原的某一地点作为他们的统治中心。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首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统治部民的合法权力，也总是把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作为一种“荣耀”，以致不远千里来朝；而中原王朝为了通过他们来统治边疆民族，也总是通过“赏赐”等方式来回答他们的来朝。这就更吸引着他们心向中原，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历史事实表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也不例外。史书记载黑龙江流域民族的先民肃慎，从虞舜时期起就未经过征伐而自动前来中原进贡“楛矢、石砮”，就是绝好的例证。

上述三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经济文化上的频繁交往导致政治上的联系，政治联系的发展又加强或巩固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从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同中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虽然有的时期某一民族与中原发生战争，甚至还很激烈，延续时间也较长，但实际上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联系。通过战争在客观上也往往造成了民族间的互相迁移，同化和融合。尤其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也往往是为了打通经济交往的途径。而伴随战争的结束，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便进一步得到加强，特别是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时候，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历代王朝在北方和东北地区所设的“关市”，驿站，唐朝时在大漠南北所开辟的“参天可汗道”及渤海朝唐的鸭绿——朝贡道等，自然有着便于对于这些地区统治的目的，但同时也无疑方便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正由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存在这么一种对中原规律性的向心运动，因而在中国历史上不管哪一个王朝，也不管那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以各种形式在这一地区设立行政机构，把它作为自己实现全国统一的一项事业。特别是当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实现了局部统一，随后又入主中原或作为地区首脑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时候，更为全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族的历史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疆域是与这些民族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中国辽阔的版图，正是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开拓的结果，也是包括上述民族在内的边疆民族与中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的产物。

也正是由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特别是在统一于中原王朝或入主中原时期。有一种共同的祖国概念，因而当外国侵略者侵犯这一地区时，他们也就不仅曾为保卫乡土，也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战，并且在斗争中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表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向心运动。17世纪中叶，当沙皇武装匪徒侵入贝加尔湖地区时，当地的蒙古族和鄂温克族都无不胸怀冲天大恨，纷纷起来反抗，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蒙古土谢图汗更是义正词严，向沙俄政府提出通谍，责令沙俄侵略者退出，指出这些地方是向中国官吏缴纳赋税的地方。鄂温克族人民由于不愿臣服于沙俄，也拒绝缴纳毛皮税。最后大部分离开古老的家园，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根河和海拉尔一带。当沙皇匪帮侵入到黑龙江流域时，当地的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也英勇无畏地用落后的弓箭、长矛与之进行浴血战斗。俄国史学家格鲁勃佐夫在《阿尔巴津古城的历史》中就说：“当哈巴罗夫一六五一年对于达斡尔人肆意打家劫舍，践踏庄稼，沿途剽掠，残酷伤害人民的时候，达斡尔人进行了炽烈的战斗，顽强地捍卫了自己的城池。”随后为了断绝侵略者的粮源。达斡尔族也遵照当时中国清朝政府的命令，“遂由黑水之北，携老扶幼，渡江越岭，迁到嫩江、讷河、诺敏、格尼、阿荣、雅鲁等处，分村落居住”。17世纪末叶，在清军两次收复雅克萨的战斗中，他们更是一马当先，直接担负起侦察和作战的任务，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配合清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1689年，当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举行划界谈判时，当地的蒙古部众也派代表来告诉钦差大臣，表示愿意退入中国境内归服中国皇帝，并恳求收容他们，帮助他们渡河。而在此之前，喀尔喀蒙古在遭到沙俄支持下的卫拉特蒙古的大举进犯，面临北迁还是投南的生死攸关两种命运决择时，其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一席话，更是集中表现了前述三种因素所决定的该地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倾向。他指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容异服，殊非永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用武力和外交讹诈手段，先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强行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大片中国领土霸占过去。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这时“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指出；“俄国……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而这时，当地各族人民蒙受的痛苦和灾难，更是惨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栗。伟大列宁如实地揭露了这一事实。“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总之，国家的衰败，这里的各族人民必然首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近代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是一部患难与共史，和不屈不挠的共同斗争史。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这是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科学概括，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是，从20世纪初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宰割中国，其御用学者们却以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为名，泡制出许多旨在分裂中国的谬论，诸如“满蒙自古非中国论”，“长城南北对抗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等等便是。他们企图抓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统治阶级确有过对抗的一面，故意加以夸大和歪曲，从而抹煞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事实。因此．正确阐明中国历史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的关系确着重要意义。

中俄尼布楚条约

1689年，中国清朝跟沙俄签署第一份关于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中明确表示整个外东北（外满洲）皆是中国领土。该条约是中国及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部分割让给俄罗斯。

2、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3、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4、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5、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

6、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历代沙皇依然把“收复黑龙江”作为俄国的远东政策，等待时机，蓄势侵华。

乌第河待议区范围

在尼布楚会议上，清政府代表曾提出以勒拿河为界。继而让步，提出以勒拿河以南、雅库茨克的渔猎人称作诺斯山的一条山脉为界，东北直至没入大海深处的诺斯海岬。诺斯海岬即是楚科奇半岛，中方代表提出的界山诺斯山，系指乌第河北侧的外兴安岭直至楚科奇半岛。俄方代表出于夺取乌第河流域及其以北广袤地区的需要，提出“自格尔必齐河循第一道石头山的岭脊，从阿穆尔河下游一直延伸到海，凡发源于该山岭、流入阿穆尔河之河流尽属博格德汗殿下，而发源于该山岭另一侧，流向北方之河流尽属沙皇陛下”。所谓“第一道石头山”，即指乌第河南侧的外兴安岭。乌第河流域南北各有一个外兴安岭分支，中俄双方各执一词。所以，中俄双方谈判妥协的结果便形成了拉丁文本中的“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措词，即未定界在乌第河南北两侧的外兴安岭之间。这一判断还可通过《张诚日记》得以佐证：“关于这道山脉必须看到，它在格尔必奇河发源处形成两支高峻的山岭。其中一支差不多向正东延展，山脉的走向几乎与鄂嫩河或名萨哈连河相平行的，这支山脉是俄人打算作为两帝国的边界之处。另一支山脉，即我们的人打算作为边界的，则走向东北。这两支山脉之间，还有一大片广大的土地，由许多河流所灌溉，其中的主河名乌第河。双方商定，有关两条山脉之间土地的一款应不作决定，以俟他们能各向本国皇帝禀报并恭请谕旨。”

史家所争之乌第河“南”与“北”的问题，仅是清政府的内部文件中的表述，从中方交给俄方的俄译满文本译回的汉语来看，当时俄国人并无此概念和歧义。据俄《中方交与俄方文本》的译文，关于乌第河未定界的表述为：“但位于乌第河与上述作为国界的岭之间所有流入大海的河流和土地，日前仍作为未定界之地。”并无“南”与“北”之字样。

1690年，清朝宁古塔将军巴海曾带兵巡视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以南地区，并到雅库茨克即俄国东西伯利亚统治中心见戈洛文（《尼布楚条约》俄方代表、俄西伯利亚省省长），面告其勒拿河与乌第河地区为大清国土，勿骚扰滋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二三十年里，俄国人在此地区小心翼翼。参加过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绘制的清朝东部边界划界地图表明外兴安岭北支（诺斯山）直至亚洲大陆最东北的没入大海深处的诺斯海岬（楚科奇半岛）都是中国疆土。17世纪末18世纪初比利时人托马斯绘制的鞑靼地图表明勒拿河与外兴安岭南支间东至大海的地区列为未定地区。有部分学者研究后认为，《尼布楚条约》中“乌第河待议区”的实际范围要比中国历史地图上所标明的范围大得多。

中俄瑷珲、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14日，清朝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一直拒绝批准的《瑷珲条约》，当时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经过任何战争便划归了沙皇俄国。

清朝安定天下之后，关内的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有很多想向关东谋生，为了阻止汉族居民北上，清朝在辽东还修筑了一道种着柳树的边墙称为柳条边由旗民看守，阻止闯关东的人过去。当时的人形容黑龙江流域百年之间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在黑龙江下游千里之地，只有一两个临时行署（每年夏季三个月办公）和一些人口较少的村屯，一个驻军点也没有，仅在国境线上专门立有守边部队每年或每三年前去巡逻的“巡逻鄂博”等界标。外兴安岭一带边境由布特哈打牲总管于每年六月间派章京等率领兵丁，按规定路线至外兴安岭河源处巡察，察毕回报总管，转报将军，每三年则派出副总管等率领兵丁于解冻后由水路至外兴安岭巡察一次。黑龙江官兵的守边任务就是每年到黑龙江上游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兴安岭巡查一次，每年在解冻季节乘船到黑龙江下游收一点皮毛税，后来是数年难得去一次下游地区。黑龙江南岸清军的主要驻地瑷珲城，也只有士兵1000人左右。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战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承担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尼古拉一世为了策划和部署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活动，组成了“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俄外交、陆军和海军等主要军政头目组成，并于1849年2月研究了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行动计划。“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由长期预谋进入直接行动的阶段。

1849年9月，俄国军舰闯入黑龙江口，探明黑龙江口可行航海船舶，库页岛确实是岛屿而非半岛。以后俄国武装船只在中国内河黑龙江航行不下四五十次，少则几十人，多则8000多人。

1850年，入境侦查的俄军被鄂伦春族边民发现并遭击退，有3名俄兵毙命，后在俄国的威逼下，这些边民被清廷“绳之以法”，惨遭鞭笞、充军甚至处决。6月，一小股俄军侵入黑龙江下游庙街特林村（附近有明代所建永宁寺），遭到当地200多村民及地方官员的包围和抗议，遂被驱赶了出去。8月，穆拉维约夫公然违背尼布楚条约侵占了黑龙江口的庙街，并积极扩充军队，他宣称：“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武力。”

1851年，清廷为确保东北边疆的安全，要求黑龙江将军英隆组织巡边队伍前往黑龙江口、乌第河等处巡边，结果黑龙江将军当年上奏朝廷的时候还说巡视黑龙江口疆界安定。

1852年，咸丰皇帝对派兵增强防守的黑龙江将军英隆加以训斥，谕令为免俄国疑惧，不得加强战备。由于清政府在东北贯彻虚边政策，加上巡边制度缺陷和政治腐败，所以对俄国一系列侵占活动有的暂时或者根本不知情，有的知道了也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3月，俄军侵入中国奇集湖一带，5月侵占哈吉湾，8月强占阔吞屯。

1853年4月，俄国沙皇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7月俄军即侵入库页岛，在岛西岸建立哨所。

1854年1月，穆拉维约夫就重新划定远东地区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以为是讨论久悬未决的乌第河边界问题，也为谈判派出了库伦、黑龙江、吉林三方面的委员。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取出地图，指称“原定界址，自格尔毕齐河长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长止，俱系俄罗斯属界。今应取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等语，清朝代表根据尼布楚条约当即予以严正驳斥，表明对俄方无理要求断然不能接受。

1854年，俄国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为借口，出动七十余艘舰船武装航行黑龙江，横穿中国领土两千多公里，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

1855年，穆拉维约夫以同样的借口再次侵入黑龙江，进行武装示威，并要求在松花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划界”问题的谈判。谈判期间，俄国无理要求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归俄国所有，中国代表坚决拒绝。7月，沙皇训令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签订正式条约。9月，清朝派谴的库伦、黑龙江、吉林三委员到达阔吞屯与穆拉维约夫谈判。

1856年1月，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库伦办事大臣向俄国发出照会，逐条驳斥了俄国的无理要求，重申了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表明俄国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方占去，“则我三省将军、大臣断不能屈从。”

1857年3月，俄国已经在外贝加尔省集结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从1854年到1860年，这6年间，俄国军队、哥萨克两万多人分头进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屯兵筑垒，遍设哨所，武装“移民”，沿江列置火炮、建立村屯，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占领。

到了1858年，装备新式武器的俄国大军兵临瑷珲城下，黑龙江将军奕山大吃一惊，他手下驻防瑷珲的清军不到千人（当时清廷从黑、吉二省抽调了3万多兵力到南方镇压太平天国及进入京畿保卫北京和扈驾热河，驻防黑龙江的清军总共只有5500人），主要武器还是刀、矛和弓箭，没有力量抵抗。为了避免开战，在俄军枪炮声恫吓下完全屈服的奕山擅自签订了瑷珲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朝认为过于苛刻没有承认，还处罚了奕山等人。

1859年，俄国军队侵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当年12月把中国位于乌苏里江口右岸的卡伦（哨所）赶走、拆毁，翌年6月非法占领天然良港海参崴。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俄国就乘火打劫，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同英法的战争，却要求报酬，又进行武力威胁，迫使清朝同俄签订了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主要内容有：

1．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原住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仍准留住。

2．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

3．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4．满洲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增辟喀什噶尔一口；恰克图贸易，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照旧到京。

在条约文本上留下了这么一句：“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从立界碑之后，永无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他处之地。”这成了清廷对外东北的中国遗民最后的关照。可惜此后俄国、苏联屡次违反这一约定。

《中俄北京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清廷当时拒绝批准）的效力，再次承认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以北领土的侵占，并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同时《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又为沙俄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这个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东北边民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

沙俄侵略者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入侵和强行割占，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强烈义愤。黑龙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也相继组织民团，据统计，黑龙江江左江右参加团练的共有3900余人。驻守瑷珲附近的清军爱国官兵也加入了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列，他们在通告中警告俄军必须“撤离该地”，否则将亡于中国军民的“利剑之下”，表明了中国军民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

1868年爆发的青岛淘金工人起义，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俄斗争。青岛是位于海参崴东南海面的一个小岛，以盛产砂金著称。俄国殖民者占领这一地区后，便下令驱逐在这里定居的中国淘金工人，掠夺这里的宝贵资源。1867年，沙俄侵略者强行登岛，将金矿大肆劫掠一番；1868年5月，满载俄国士兵的军舰又在青岛登陆，企图赶走这里的中国工人。然而，中国淘金工人早已设好埋伏，俄军一登岛，数百名淘金工人一齐冲杀过来，打死打伤俄军过半。沙俄侵略军从海参崴调来军舰才解除了围困。这次战斗之后，淘金工人的抗俄斗争开始向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发展。

起义军转战到苏城后，苏城的刨夫立即响应，起义军在青岛、苏城、黄岛、石庙子等地到处打击俄军，起义队伍发展到三千人，抗俄烽火燃遍了南乌苏里大地。他们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极大地震动了俄国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少俄国人后来谈起这次抗俄起义还如惊弓之鸟不寒而栗。而移居这里的俄国人更加惶恐不安，深感“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

兴凯湖勘界中国失地

兴凯湖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湖，面积约为4380平方公里。1861年中俄两国代表团在兴凯湖勘界前，俄国绕过《北京条约》，派军队在非中俄两国交界地区的兴凯湖西北岸一带建立据点、强占土地。中俄双方代表在谈判时，俄国代表公然提出“‘和约’、‘地图’（指《中俄北京条约·附图》），均可不必照依行事”，又采用曲解《北京条约》和武力威胁的手法，北移界碑80多公里，赖去中国兴凯湖西部7200多平方公里领土和四分之三（72%）的兴凯湖湖面。

中俄堪分东界约记

早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俄国就恣意要把1859年由俄方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但同时清政府答应俄国派出堪界大臣，在共同堪踏以后划定东部边界线。1861年6月，中俄双方堪界代表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所谓“东界”，在中俄边境上并未明确的分界点。这次堪界，实际上也仅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水界；只是在比例尺小于1/1000000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但这条红线不可能也不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这段边界是以江水所流经的中心线来划分的）。在这一过程中，俄国不能从条约上明确割占领土，于是在勘界和立界牌时，力图多占中国领土；立牌后，又偷偷地搬移界牌，对中国领土不断蚕食，进行非法抢占。

中俄满洲里界约

《满洲里界约》又称《齐齐哈尔协议书》，是清朝与沙皇俄国于1911年底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丧权的边界条约。《满州里界约》共两条，其主要内容是：中俄两国重定由塔尔巴干达呼第58界点起，至阿巴该图第63界点，并沿额尔古纳河，至该河与黑龙江会流处止的国界。《满洲里界约》共计使中国丧失领土1400多平方公里。

中国内蒙古地区东北部与俄国毗连的水界和陆界，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划定的。但随着俄国侵略势力的扩张，这一带界务纠纷日见增多，俄国人非法越界侵占中国土地的事件屡有发生。清政府为防止俄国扩大侵略，于1909年由外务部照会俄国政府，提议双方派员会勘边界。1910年4月，俄国同意清政府的建议。

1910年5月至1911年12月，中俄双方进行了勘界和几十次谈判。会议中，俄方要求将满洲里划归俄国，中方代表、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据理力争，坚决不让。俄方又提出中国应在水陆两界其他地方作出让步，作为俄国不侵占满洲里的交换条件，并在满洲里边界附近多次增兵，进行武力威胁，于1911年12月20日逼迫周树模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界约中规定：在水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将河中280个洲渚，160个划归俄方，120个划归中方。俄方借口额尔古纳河向俄境移动，将河中主流中国一侧的18个大洲渚划归俄国。这18个洲渚占全部洲渚面积的84%，成为俄国的界外领土。此时，辛亥革命已爆发，清王朝覆灭在即，俄国有鉴于此，遂照会清外务部，以该界约“无须由两国政府批准，政府视为完全了结。”《满洲里界约》就如此匆匆地成为了“定案”。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19年、1920年，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先后发表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和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明确宣布““苏维埃已放弃了接受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这令中国对外东北（外满洲）的主权恢复了一丝的希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宣言据苏俄后来解释，废除的仅是1896年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涉及的内容包括江东六十四屯（1900年被沙俄武力侵占）和满洲里的少量土地，废除沙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沙俄在中东铁路的特权。对签订于1858年《瑗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并未提出废除。

苏俄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势力在外满洲地区成立了一个与苏俄政权并存的独立国家——远东共和国（1920-1922）。作为日苏之间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曾与日本、中国展开过积极和实际的外交活动。

1924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

主要内容：

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

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

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

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

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但是这个条约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外东北依旧掌握在俄国手里，外蒙古也最终独立。

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以巩固边防安全为由，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中国人11000余名，远东华人群体为之震怖。中国驻苏使领机构要求停止滥捕，但苏联态度强硬。中方虽与苏方进行了艰苦交涉，但时值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渴望获得苏联援助，故在交涉过程中投鼠忌器，亦未向国内媒体透露苏联在远东排华之事。为尽量减少华侨所遭痛苦，最后只得寻求妥协办法。不过，经两国交涉，且因国际形势变化，苏方态度有所软化，并最终下令停止从远东地区强迫迁移中国人，准许他们“自愿”迁往新疆，但这种所谓“自愿”迁移本质上依然带有强制性。已被定罪的华人多数并未因中苏交涉而被释放，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曾进行过一次国界公布，除江东六十四屯外，苏联对外东北有控制权，但并无签订任何书面国际协议。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这协约确认了苏联对外东北（外满洲）的统治，并确认黑龙江是中俄的国界。

中国与苏联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关于航行权的规定有：

第八条：“缔约双方同意，各类船只，包括军用船只，可从乌苏里江经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至黑龙江（阿穆尔河）无阻碍地往返航行。航行规则由双方主管部门制定。”

第九条：“苏方在与其有关方面同意中国船只（悬挂中国国旗者）可沿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第三十三界点以下的图们江通海往返航行。与此航行有关的具体问题将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2004年，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

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这个补充协定。而此前一个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至此，不仅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了确认。

2008年10月，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黑瞎子岛西侧约171平方公里陆地及其所属水域正式划归中国。

不共戴天的“罗刹”：清朝东北各族边民抗击沙俄侵略

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扎拉西

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此时沙俄的侵华野心正日趋膨胀，并向清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并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边疆的人民对此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誓不相容

北方有句老民谣：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还有的说：“关东有四宝，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

东北自古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历朝历代均被称之为宝地。所谓“游鱼在水，奇宝在林，珍禽在天，神兽在山”，正是对这一方繁衍万千野生动植物的龙兴宝地真实写照。

自清兵入关后，清政府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在东北分别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 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这实际是将东北地区设置成“陪都特区”，将这片珍稀的土地资源专供清朝贵族享用。

沙皇俄国原本是欧洲国家，与中国相距万里之遥。自16世纪后期，它就跨过欧亚交界线，逐步向西伯利亚一带扩张，进而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的北方边缘，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

大清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沙俄的入侵。康熙年间，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中俄边境百年之久的平静。

经过了百年的闭关锁国，曾经的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已渐行渐远。

到了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略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饕餮觊觎和不断争夺的殖民地。

此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沙皇俄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连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推行“黄俄罗斯”殖民统治计划，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全中国民众的极度愤慨，东北边疆的人民对其更是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鄂伦春人打击“考察队”

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我国的东北边疆一带，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过着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

他们都是天生善骑射、好勇猛的猎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龙江上游及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人，他们世居森林，以狩猎为生，精于骑射之术，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沙俄的枪炮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平静。

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天，穆拉维约夫带领他精心组建的“考察队”，从库克多博卡伦偷偷潜入到中国境内，进行秘密测绘侦查活动。没想到，他们刚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并遭到攻击。考察队中的成员，瓦加诺夫中尉和两名哥萨克被击毙，其余成员则狼狈逃窜。

沙俄“考察队”队员被击毙一事传开，沙俄政府顿感颜面无存，备受打击，决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设计对清政府展开了打击报复。

他们诈称该国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国境内，要求清政府将其交回。在俄国的威逼下，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计，仍然将鄂伦春的勇士们“绳之以法”，给俄国以“交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放充军、也有的惨遭鞭笞。鄂伦春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抗俄护疆的爱国传奇。

费雅喀人的暴动

在鄂伦春人民奋起歼灭了以瓦尔诺夫为首的“考察队”的同时，费雅喀人对沙俄侵略军的入侵也展开了英勇的抗争。

费雅喀人崇拜大自然、动物以及他们的祖神，沙俄侵略的入侵打破了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这群纯朴善良的人们开始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反抗活动。

咸丰元年（1851年末），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左岸沃依德屯的费雅喀人和满族人，不堪压迫，商定于第二年夏季举行起义，将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土。

不料计划暴露，被俄军总头目涅维尔斯科依派兵镇压。

俄军来到村子里，大叫大嚷，命令村民们交出组织暴动的带头人。村民们拒不交人，还将俄军团团围住，俄军见村民企图反抗，便以武力强行带走了企图围攻俄军的几个带头人，押解到彼得冬营。接着，又派大队人马，将附近3个村屯的居民驱赶到那里，当着村民的面儿抽打带头人，并将其罚做苦力，为他们抬木头，以示杀一儆百。虽然这次暴动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但也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威胁。

勇敢的赫哲人

赫哲族是我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乌苏里江构成的“三江平原”和完达山一带。著名的《乌苏里船歌》便是赫哲族民歌。

三江沃野，山水纵横，这里有驰名中外的特产——蝗鱼、蛙鱼、三花五罗、貂皮、麝鼠……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的天然渔场和逐猎之地。人们常用“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描述这里的富庶。这富庶之地，自然也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十余年间曾多次入侵。

在沙俄侵略者入侵时，赫哲人拒绝为其引路、拒绝供应食物；监视沙俄侵略者的行动，随时向当地清朝地方政府和清军汇报；协同清军守卫江卡。赫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打击沙俄侵略者贡献力量。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小股沙俄军队侵入到黑龙江口的特林村，被满族和赫哲族的居民200余人包围。村民们警告沙俄侵略者：不经清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都无权踏上这片土地，遂将他们驱赶出去。

咸丰四年五月四日（1854年5月30日），穆拉维约夫率领1000余名“远征军”，携带大量枪支弹药，分乘70多只舰船闯进黑龙江流域。

当他们进抵松花江口时，春雨淅沥，由于不熟悉路途，而不辨方向，强盗们前进不得。此时，赫哲渔民乌尔桑阿等人正在河岸叉鱼，穆拉维约夫随即派人将他们强行拉到船上，要求带路。乌尔桑阿等人严词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结果被俄军关押数日之后才放回。

乌苏里卡伦和黑河口卡伦是从黑龙江进入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门户，也是往返黑龙江的必经之处。

咸丰四年（1854）夏，三姓协领富尼扬阿向赫哲人借来了桦皮小船，并在赫哲人的指引下，带兵前往黑龙江下游侦察俄军动向。经过侦查，他们发现俄军正向两个卡伦驶来。情况紧急，他们立即上报地方政府，请求定夺。怎奈清政府提出“勿启衅端”的指令，因此，守卡清军不敢轻举妄动，对俄船的入侵也无能为力。作为边防哨所的卡伦形同虚设。

咸丰七年八、九月间（1857年10月），一股俄军闯入松花江。当他们接近黑河口卡伦时，守卡清军一面竭力拦阻，一面派人飞速上报吉林将军景淳。俄船对清军拦阻置之不理，继续在中国的内河航道上横冲直撞。

景淳接到飞报，立即命令三姓副都统派兵“驾船迎阻”。

当地的赫哲人得到消息后，也纷纷驾船赶来，协同官军阻拦俄国船只。

赫哲人的桦皮小船轻便灵活，航速较快。赫哲人同官军一起狂追60余里，很快便赶到了俄船前头。随即赫哲人将桦皮船在江面一字排开，形成一道水上封锁线，以阻俄船的前进。

清军将士趁势将俄军船帆扯下，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中国。俄军见势不妙，匆忙驶出松花江。

当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沙俄侵略军不怕清军，却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是东北清军战力委实低下，穆拉维约夫曾这样记述：“多数人扛着一支尖上涂着黑色的竿子当作长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绳枪，大多数人带的是弓和挂在背上的箭袋…”。于是吉林将军便利用这一特点，将清军打扮成赫哲族的猎人，执行巡逻任务，以震慑俄国人。

扎拉西忍辱负重

咸丰十年（1860）初，对居住在黑龙江左岸彪尔郭屯的赫哲族“噶珊达”扎拉西来讲，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时期。

彼时，俄人来袭。他率众抵抗，但无济于事。其妻妾遭到俄军的戏谑，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连他本人也被俄军绑架。

俄军知道扎拉西是当地的头领，便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为俄军做事。扎拉西决定从长计议，决定有条件地服从。他开出了条件：他可以担任俄官，但必须管理俄人事务。俄军答应了他的要求。

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开始利用职权之便，广泛搜集俄军情报。他还从俄国士兵那里得知：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这份情报是从沙俄大规模入侵以来，直接从俄国民众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对沙俄政府侵华政策真实反映的重要信息。到现在仍作为珍贵史料，保存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

后来，扎拉西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部下260余人内迁，回归祖国。这不仅表明了赫哲人对祖国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的抗俄力量注入了新的血液。

“刨夫”、“揽头”抗俄

就在黑龙江沿岸的民众戮力抗俄的同时，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爱国大众也开始组织起来，打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的“刨夫”、“揽头” 组成的抗俄力量。

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以为生计。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占领，破坏了“刨夫”、“揽头”的生计，使他们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对沙俄更是恨之入骨，斗志也最为坚定。

吉林当局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决定将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

实际上，在此之前，“刨夫”、“揽头”们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只是由于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进行秘密的抗俄活动。

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国人测绘勘探地形、插立标杆，是在肆意侵占中国领土，更是要剥夺他们的生路。因此，他们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出力，要求参加抗俄斗争。

当得知吉林当局决定发给“腰牌”，给他们以合法身份，允许他们公开设营抗俄时，“刨夫”、“揽头”们都显得兴奋异常。

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纷纷响应当局号召，广招营夫，集结队伍。很快他们就组织起84营的强大作战群体。

他们所谓的“营”，并不同于清军的军队编制，而是按照各自职业的不同划分，比如：

“采参营”、“定碓营”、“菜营”、“木营”、“棒槌营”等五种。营也有大有小，大的数百人，小的数人。各营设“执事”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营名有的称自号，有的按“营头”姓氏为名。

没有战事时，各营可以从事采捕等生产活动；一旦起战事，各营应该“或以铳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揽头”张登瀛的领导下，先后设营达150余座。每营兵力多寡不等，少则数十人，多则可达数百人，兵力总数不下一万。

然而，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

简论：

东北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东侵，破坏了东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为了生存，各族人民进行了的不屈不挠的抗俄斗争。表现了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抗击沙俄入侵，需军民协同作战，通力配合方能得胜，单凭某一方，都难有大的作为。各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民间抗俄群体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政府既软弱无能，又居心叵测，对清军和民众的抗俄运动进行限制与阻拦，导致爱国军民的抗战努力功败垂成。

遗民抗俄：被遗弃的海参崴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与今伊拉克相仿。

清末海参崴的一处佛教建筑，从其工艺讲究、规模宏大来看则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建筑。

1858年，沙俄侵略先锋穆拉维约夫带兵进入乌苏里江，清廷还曾下谕旨称：“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可最后，面临英法与沙俄南北夹击，清廷最终放弃了这片“参珠貂鼠地方”，完全不顾那些“断不相让”的遗民。

1860年，那一纸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近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其上的中国人瞬间成了居于别国土地的“外国人”，听起来既滑稽又心酸。在条约文本上留下了这么一句：“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这成了大清帝国对自己这群子民最后的关照。

自此之后，遗民们的种种，大清均已无力照拂。

中国“蛮子”

“参珠貂鼠地方”，这个名称解释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靠什么生存。沙俄著名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探访这里后写道：“这群中国人主要是流放的犯人或亡命至此。他们以捞海参、海带，采集人参，打猎和淘金为生。”普氏所言不虚，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自康熙年间始被封禁了200多年。直至沙俄入侵，封禁才解除。每当述及此地，俄学者都会强调乌苏里江以东中国人当时并不处于中国行政的有效管辖之下。这里固然有鲜明的俄国殖民立场，但也确实并非虚言。当穆拉维约夫率军入侵，清廷才想起派人绘制此处地形图。可见其所谓的管辖力度极为不足。

那时，俄罗斯人将这批中国遗民称为“蛮子”。按照清朝的规定，流放的犯人不可由家眷陪同，不可在当地成婚。所以，“蛮子”里几乎见不到女性。1897年，《俄罗斯消息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我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呆了3年，只见过3个中国女人，她们是逃亡到这里的蛮子偷偷带过来的。”如此一来，这里的中国人得不到繁衍，数量并不多，更何况还有清廷封禁东北的政策。当时那里到底生活着多少中国遗民？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大相径庭。1868年，时任滨海州州长的伏鲁戈尔姆称，他的辖区内有7000~10000名中国人。考虑到当时的滨海州包括楚克奇和堪察加地区，这个数字只能作为参考。同一年，普热瓦尔斯基也给出数字称，当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4000~5000名中国人。1869年的一次官方统计显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1797名中国男性和210名中国女性。当时，对东北的封禁已经在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后解除。各种版本的数字差异极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东北解除封禁后人口增长很快，而且这里的中国遗民大多是季节性劳工，不劳作时往往回国内居住，这便使得人口统计更加困难。其实，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的数量都是一笔糊涂账。

无论如何算，乌苏里江以东这片土地对于这群中国人来说都太广大了。他们散居于此，结成村落。几个较近的村落会结成一体，选出一个负责人。他们用“太爷”这个称号称呼负责人。“太爷”有着极大的权威，掌管着赋税、刑罚诸种事务。此外，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用来自保。

最初的冲突

若无北京清廷对东北长期封禁的政策，这片土地如果得到有效开发而人口充裕，它的历史不会让后世国人如此神伤。条约签署之后，俄罗斯人将这里视为自己的领土，而“蛮子”们却将他们视为外来者。要知道《北京条约》签署时他们就持“断不相让”的态度。

从沙俄驻东西伯利亚部队派兵逆乌苏里江而上开始控制这片土地起，中国遗民与俄罗斯人的关系就一直十分紧张，最终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

1860年6月20日，在这片土地最南端的海参崴，东西伯利亚军四营三连40多名士兵设立了一个兵站，由准尉科马罗夫领导，从而控制了这个最主要的城市。而早在4月11日，在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最南端的波谢特湾诺夫哥罗德港，俄军也设立了兵站，由中尉纳季莫夫领导。这些兵站开启了俄罗斯人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历程。此时，中俄《北京条约》尚未签署，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只是根据《瑷珲条约》处于两国共管状态下。俄军进驻后，中国遗民们的不满时有展露。

史书中记载的双方在此地较早的一次战斗发生于两国军队之间。1860~1861年的冬天，大清国珲春协领向驻守波谢特湾诺夫哥罗德港的俄军将领伊万·切尔卡夫斯基发出巡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要求。当时，两国已然签署《北京条约》，那里已经是沙俄地界。切尔卡夫斯基拒绝了。于是，珲春协领干脆霸王硬上弓，率600名兵勇与切尔卡夫斯基麾下几十名俄军士兵打了一仗。这一仗是在结冰的江面上打的，如此悬殊的兵力似乎早已预示了战局。但切尔卡夫斯基携带的两门山炮改变了局势。大炮一响，清军立刻败下阵来。

自此之后，只剩下中国遗民们与俄军抗争周旋。劳作于此的中国遗民们起初尚可以与俄罗斯人们保持基本的和平，因为刚刚再次落脚的俄罗斯人也还没有确立起有效的统治，尚无力对中国人进行管理。既然仍可以进行采参、淘金等活动，遗民们便基本未作反抗。但到了1865年，俄罗斯当局决定加强控制，这是他们在两年前就作出的决定：加强在日本海沿岸的存在。于是，这里陆续出现了电报和驿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被禁止从事对昂贵的橡树林的采伐以及淘金生意。已在这里活动多年的中国人当然无法接受。

随着中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增多，商贸活动热络，那里聚集了一些富商，便将啸聚东北的土匪引了来。俄罗斯人将这批土匪称为“红胡子”，显然这也是一个从汉语中引进的音译词汇。“红胡子”多了，抢劫和谋杀事件时有发生。虽然受害者仍只是中国人，但俄方清楚，中国“蛮子”普遍对被他们视为入侵者的俄罗斯人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很可能转化为流血事件。

很快，冲突就爆发了。在海参崴东北方向的苏河谷地，以“太爷”身份领导所有中国人的于海拥有着一支300多人的武装队伍，而在那里与他们抗衡的俄罗斯军队才区区50人。在俄方禁令的刺激下，1866年，于海率人开始驱逐苏河谷地内的俄罗斯人，引发冲突。在一场战斗中，俄军尽管装备先进，但人数太少，最终大败而归，部分士兵还被中国人俘获。

此战之后，于海直接向谷地内俄军指挥官彼德洛维奇发出承认苏河谷地中国人独立的要求。彼德洛维奇当然不会答应，他暗中向驻守诺夫哥罗德防区的长官雅科夫·季亚琴科发出了求援信，后者得信后取得了总督同意，组织了一支120名士兵的队伍向苏河谷地进发。为了这次行动，他们还专门带上了两门山炮。

1868年1月1日，季亚琴科率军抵达苏河谷地，仅用10天就绞杀了中国人的反抗。于海及其10名主要随从被捕，被押往其他城市，下落不明。但尽管取得了胜利，季亚琴科清楚，当地中国人数量仍多于俄罗斯人，久必成患。于是，他开始寻求其他控制中国遗民的方法：他介入了苏河谷地地区“太爷”的选举过程，一个名叫李贵的中国人在他的扶植下成为新任“太爷”。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他绞杀苏河谷地中国人反抗之时，南面的海面上正酝酿着一场最终导致了海参崴中国遗民起义的战斗。

“青岛”之战

在海参崴以南15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面积15平方公里的岛屿，俄罗斯人称其为“阿斯科尔德岛”，中国人称其为“青岛”。从岛上三座高峰可远眺海面，来往船只亦以此岛为行船重要坐标。1855年，造访此地的英国海军将领塞姆尔将此岛称为“终点岛”。俄罗斯人起初将它命名为“灯塔岛”，后来才改名为“阿斯科尔德岛”。从名称变化上显然能看出此岛的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阿斯科尔德”是1857年从圣彼得堡出厂的一艘新型军舰的名字。这艘军舰曾载着海军上将普提雅廷远赴中国同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又曾载着穆拉维约夫入侵远东。可以说，“阿斯科尔德”这个名字饱含着中国人的屈辱回忆，而偏偏从这个岛上打响了中国遗民反抗沙俄统治者这场战斗的第一枪。

起初，这里只是中国人采集海带的地方，但当1867年有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这里便成了淘金宝地。中国淘金人蜂拥而至，岛和大陆之间的海运活动空前热络起来。但淘金热开始的那一个夏天里，俄罗斯人竟丝毫不知情。直到那年9月3日一艘俄国军舰意外造访了这座岛屿。

那一天，“阿列乌特”舰指挥官艾托林正要驾舰回港。路过这座每次出航都要经过的阿斯科尔德岛，他突然想到岛上查看一番。当他和15名水兵荷枪实弹地登上岛屿，发现了中国人的秘密。经过清点，当时岛上有500多名中国淘金工人，他们正在进行紧张的金沙淘洗工作。艾托林当即收缴了5俄磅（1俄磅等于409.5克）金沙，并命令中国人永久停止这种被他认为非法的采金活动。但是，他驾舰刚一离岛，采金便又开始了。

艾托林回港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两天后，他带着18名士兵、6名炮手和一门山炮再次登岛，驱赶了所有中国采金人。自此，这座岛屿上出现了俄军巡逻队，大陆沿岸也多了巡视的俄军，用来切断大陆和岛屿的联系。

在这之后，中国人无法靠近淘金宝地，而俄军却时常爆出其士兵被中国遗民暗中偷袭暴打的事件。显然，中国人在报复。过了大半年，由于未有大的事端发生，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巡逻被取消了。可当1868年4月19日艾托林再次驾驶“阿列乌特”舰驶抵该岛，看到的是与上一次毫无二致的繁忙的淘金场面，几百名中国淘金人忙碌着。艾托林带着20名士兵立即登岛，中国人见着他们后则掉头朝山上猛跑，俄军在后面穷追不舍。但当他们刚抓住一个淘金人，就从山上传来一声枪响，一名俄军士兵应声倒地身亡。这声枪响仿佛进攻的号角，几百号中国人从山上猛冲下来，将猝不及防的俄军围了起来。但是，只有少数人有猎枪，大多数中国人手里拿着的不是大刀就是石头，终究敌不过俄军的步枪和手枪。在被围死之前，艾托林率众突围，逃到了军舰上。驾舰驶离后，艾托林命令炮击岛上中国人。盘点后发现，这一仗死了3名士兵，伤10人，还被中国人缴获了5把步枪和8把手枪。中国人的伤亡则无从知晓，但考虑到艾托林使用了大炮，想必结果也是很惨烈的。

海参崴起义

这次战败更加让艾托林意识到加强对阿斯科尔德岛控制的决心，第二天他就带领着更多的士兵和更精良的装备驾驶“阿列乌特”舰杀了回来。这一次，他还从季亚琴科那里将其刚刚扶植起来的苏河谷地“太爷”李贵带在了身边。他命令李贵帮助俄军搞清楚岛上是否有“红胡子”，中国人的人数，都使用哪些武器。但是，一场大雾延缓了他登岛的步伐。于是，艾托林下令围困阿斯科尔德岛，待到合适的时候再进攻。随后，他回到大陆，开始巡视海岸线，以防陆上和岛上的中国人暗中联络。李贵则被送回。

但是李贵却没闲着，他借机散布消息，谎称清政府驻宁古塔军队将发来2000人的部队和数门大炮来支援乌苏里江以东中国人。显然，李贵虽被俄国人扶植，却不愿归顺敌方。此时，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同胞被围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沿海中国人聚居地。加上李贵散布的假消息，中国人按捺不住，终于准备起事。

4月26日凌晨4点，1000多名中国人突然包围了俄军斯特列列茨据点。当时，这个据点内只有26名军人和10把步枪，主要兵力和其他武器都被艾托林调去围困阿斯科尔德岛了。但由于俄军哨兵提前发现了来袭的中国民众，及时发出警报，大部分俄军士兵四散逃走，民众只抓住了一名负责军官。随后，据点被捣毁。实际上，这次行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救援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同胞而使用的“围魏救赵”之计。据俄方资料显示，在24日俄军就曾抓获试图从大陆登岛传递消息的中国人。但从后来俄军未有防备的事实来看，他们应该没能从这名中国人口中套出消息。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人因为此人的被抓而提前起事。

艾托林得报后立即回军救援，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海参崴的俄军得报后也都紧急向事发地派军救援。艾托林撤走了围困阿斯科尔德岛的俄军，因为他已收缴了所有岸边船只，认为岛上中国人没了船无法逃脱。季亚琴科也从苏河谷地亲自带兵前来救援。接下来的几天内，中国民众袭击了数个俄罗斯人聚居村，要求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并与俄军展开了战斗。这场起义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在5月29日被俄军镇压下去。当时，几乎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俄军都出动了。当时，一大批中国起义民众被捕，其结局无从知晓。另有许多人逃回了国内。而艾托林和季亚琴科则因为救援有功而获得奖赏。

此外，5月1日时艾托林就曾派出小股部队登上阿斯科尔德岛，却发现上面几百名中国民众都已转移。想必有其他中国人派来了船只。

这场起义在中国史籍上被命名为“海参崴起义”，而在俄罗斯史料上则被称为“蛮子战争”。这次起义之后，俄军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其人数毕竟仍不占优势，无法确立有力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此后五年内，阿斯科尔德岛上仍一直有中国人在淘金，直到五年后沙俄政府派出部队占领了此岛并开始进行开发。

这批中国遗民最终的结局仍需进一步研究，但如今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面孔与中国人毫无二致却操着一口俄语的华裔俄罗斯人。他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虽未经考证，但推测这些人就是当时那批遗民以及后来者融入俄罗斯社会后的结果。在俄方史料中可以找到三位遗民的名字。

李贵，就是那位在海参崴起义中散布假消息的“太爷”。此人后来辗转俄罗斯远东各地，最终回到了国内。另一位名叫邹培贞，他娶了俄罗斯女人，彻底融入了俄罗斯社会。由于乐善好施，做生意十分精明，且与俄当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当地俄罗斯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后来，他的俄文名苏步金还被用来命名一处地理位置。这种经历在旅俄中国人中极为罕见。第三个名叫季凤台，同邹培贞一样，做生意精明，维持着与当局的关系。后来，在日俄战争期间，季凤台甚至做起了俄军的生意，为俄军提供物资。

由这场海参崴起义串联起的中国遗民在中国远东失地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逐渐丧失这片广大富饶国土的历史悲剧。在如今的中俄关系中自然已无法再对这段历史锱铢必较，但其中蕴含的悲凉与教训总归是不该忘记的。

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纪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11月24日，北洋政府发表出兵西伯利亚的宣言。中国决定派遣海陆军两路挺进西伯利亚，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焕章带领下，10月18日从北京出发，24日营长苏炳文带官兵667人搭乘海军军舰开往海参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六批二千多名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参加对苏俄干涉。海军则由林建章海军代将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组成，也开往海参葳。林建章海军代将（相当准将）节制全局。陆军宋焕章支队大约分驻于海参崴、伯力等地。海参葳，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人称为“银窝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860年被沙俄吞并。北洋陆军进驻西伯利亚的同时，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也到达海参葳。

当时对各国军队的评价是：军纪最差的是日军，供应最好的是美军；军容最整、战绩最好的是华军。宋支队由第九师三十三团配属炮兵两连、骑兵机枪各一连组成，由三十三团长宋焕章任支队长。第九师的前身是袁世凯的第二期模范团，装备最好，新式德械，在当时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中国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苏俄红军游击队消灭之事。而苏俄红军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队也只好后撤回国，虽然保障三江主权的基本目标达到，规复北方失地却无从谈起，留下的只有海军部队。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很快赶去和林的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的苏俄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在黑龙江上。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任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1920年3月，排除了日俄的阻碍，陈世英的舰队进驻庙街（俄国名称尼古拉耶夫斯克），就在这时，苏俄红军也来到了这里。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

8月，某一日，庙街当地居民与日侨发生殴斗，日俄“庙街事件”爆发，红军和日干涉军发生激战。苏俄红军作战勇敢，很快将日军封锁在据点之中，但红军的确武器低劣，围困了日军据守的领事馆和邮电局，却无法攻进去，于是，红军一名政委亲自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陈世英为著名爱国将领，他当即同意借炮给红军，把“江享”舰侧部的47厘米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时将另一侧的火炮藏过，以免泄密。红军得到重型武器，当即猛攻，日军全军崩溃，击毙被俘者数百人。日军领事馆中弹起火，邮电局炮毁，红军一举控制尼港。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甲午之仇刻骨铭心。陈世英对日人恨之入骨，在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有逃来的日本兵，陈下令将他们缴械，丢进冰窖里活活冻死。但日军毕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队赶来后将红军击败。

糟糕的是，被中国军队冻死的日军有人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一方面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隔断陈的舰队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以不示弱，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国军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这时，北洋政府正疲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欧美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余力他顾。中国方面只能设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中国海军后来的名将沈鸿烈和外交家王鸿年奉命北上，和日军谈判，沈是留学日本的东洋通，王则以巧于外交应对闻名，王鸿年到达庙街后，先做好当地居民的工作，于是在会审中，各方提供的证词，都有利于我，日方代表理屈词穷。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后，日本方面同意因查无实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提出罢免陈世英永不录用的条件，以此解决了这起争端，实际上，陈改用字“季良”继续在海军中服务，抗战期间以海军中将衔病殒于军中。

自此，中国军舰进入黑龙江内河，开始执行对北方界河的巡逻和保卫任务。从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开始出现了蒸汽铁甲的中国海军舰艇。

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在20世纪初期，积贫积弱的中国确是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

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1937-193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中国人进入俄国远东地区，人数一度多至20万—25万。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边界线长达4300公里，距欧洲部分的政治、经济中心直线距离却有6000公里之遥。这里的民族、文化等方面不同于俄欧地区，尤其是中国人聚居的滨海地区，其首府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时是一座具有典型“东方民族”特色的城市，1930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对此做了如下描述：“中国的搬运工、中国的店铺、中国的小饭馆和小戏院、奇特的中国帆船，所有这些赋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的情调。”1937年至1938年，苏联抓捕、迁移远东华人。1939年后，远东华人几乎销声匿迹。

19世纪60年代，当俄国从中国手中攫取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之地时，由于清政府的长期封禁政策，那里地广人稀。在乌苏里江东岸地区大约有2000—3000名中国人，包括猎人、淘金者、采参者、逃人以及流放到这里的罪犯，其中定居人口为341户，872人。在黑龙江北岸的中国居民构成与乌苏里江东岸地区差不多，但人数更少，只有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之间聚居着一些中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海参崴港口工事的需要，俄国开始招募中国劳工，同时由于清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政策，这段时间俄远东境内的中国人开始大量增加。1897年俄国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境内的中国人总数为57459名，亚洲部分为55138名，如果除去生活在中亚七河州的东干人，亚洲部分中国人数量为41008名，其中滨海州为30704名，阿穆尔州为7816名，萨哈林岛为146名，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外贝加尔州为2342名。很明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滨海地区已是旅俄中国人主要聚居区。至1910年，人数达111466名。当时，中国移民进入远东有两个主要途径，一个途径是越过中俄东段边界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个途径是乘船从山东半岛直接抵达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这些中国人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的籍贯地大多是山东、河北等省。由于入境中国人多为季节性打工者，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因而实际数量要远比统计的人数多。一般推测在一战前夕，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人的实际人数应在20万—25万人之间。

一战爆发后俄国政府在中国招募大批华工，关于赴俄华工人数说法不一，根据李志学的研究，一战期间赴俄华工总数约在40万至50万之间。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爆发大规模内战，华工中有6万至7万人参加红军，为苏维埃政权作战。不过，内战期间远东中国人数量锐减，这是因为苏俄建立之初远东政局动荡，瘟疫大规模流行，旱灾接踵而来，导致华侨纷纷回国。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采取措施恢复经济、安抚民心，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亦随之增加。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为中国人在远东活动提供了较大空间。苏联远东地区缺乏劳动力，发展经济需要移民流入。然而，在当时没有多少欧洲国土上的居民愿意前往条件艰苦的远东。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人前往远东打工并不排斥，他们是当地劳动力的重要补充来源。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前往远东谋生，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远东中国人拥有超过50%的商业场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他们的活动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初级工业品、衣服和食品。他们经营了小额杂货贸易的48.5%，食品、饮料、烟草行业的22.1%，餐饮业的10.2%，在远东商业领域充当重要角色。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远东地区20世纪上半叶苏联远东行政区划名称变更较频繁，本文以援引资料的原文名称为准。依然是苏联境内中国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区为43513名，阿穆尔区为8254名，哈巴罗夫斯克区为7235名，结雅区为3057名，尼古拉斯区为1989名，萨哈林区为679名，堪察加区为212名，赤塔区为4473名，斯列腾斯克区为2593名”。如果不包括赤塔和斯列腾斯克区，整个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为64939名。同一战前情况相似，这一时期入境中国人多为季节性打工者，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加之苏联统计部门能力所限，很多非法入境者在统计中被遗漏，中国人的实际数量应远远高于当时的统计数字。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由于苏联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远东中国人的境遇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中国人数量明显持续减少。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随着全面“集体化”、“工业化”展开，新经济政策结束，政府取缔小商小贩和私人企业，消灭富农经济，将几乎整个远东经济系统纳入国有经济制度下，这对从事工商、手工业的中国人营生造成很大影响，于是不少人在这一时期回国。二是与苏联凭证配给食品的制度，即与食品短缺有关。在1929—1934年这段时间，食品供应采用凭证配给制度，而不少中国人没有固定工作和单位，他们是不被纳入凭证供应食品的供给制度之内的。不过，导致远东中国人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是苏联关闭了与中国的边境。“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越过边境不那么自由了，但只要有通行证、护照即可，手续也不麻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这样苏联同东北之间已不是中苏关系，而是日苏关系了。因而，边界更紧张了……凡未经官方正式允准，并有官方证件而进入对方境内者，一律予以治罪。”“凡有组织的集体越境者，苏方予以接待和安置，一般是安排到矿区劳动。对于零散越境者，因为他们的身份一时难以通过其他人相互证实，因而一概以‘非法越境犯’处理，流放到偏远的地区。”到1934年，海参崴总领馆辖区登记华侨人数为20894名，布拉哥总领馆辖区为6639名，伯力总领馆辖区为3650名，远东三个总领馆辖区相加总数为31183名。1937年初全苏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苏联全境中国人数量为38527名，远东地区为26607名（其中远东边疆区人数为24589名，雅库特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为2018名），远东仍是苏联境内中国人最大聚居地。与此前不同的是，远东与中国东北边境已被封闭，此时已不存在大量从中国越境到苏联远东的短期季节性打工者。1937年的人口普查相比于1926年的普查，其结果虽然仍要比远东中国人实际人数低，但此时由于已不必统计大量的流动人口，因而统计结果已经较为接近当时中国人的实际数量。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苏联推行全面“集体化”、“工业化”，挤压私营经济，远东地区的中国商贩成了被打击的对象。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这种打击越来越公开化，如“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苏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苏联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与伪满交界地区存在的大量中国人是不可控因素，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中国人的镇压政策此时已经萌生。

1935年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前往边界区域及其居留之决议》，该决议规定：“凡边界地域及边界禁区，除该地区居民外，凡未得有内政部机关之许可者，不准前往；凡违反前往边界地域及其居留章程者，应依苏联内政部特别会议之决议，处以1年至3年之徒刑。”

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建议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的杰里巴斯清理中国人聚居的“百万街”。另据中国大使馆电文可知，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苏联已开始分批驱逐中国侨民。

1936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海参崴“百万街”抓捕无证件外国人，捣毁犯罪窝点，但随着打击面不断扩大，引起当地中国人恐慌，最终导致中国大使馆出面交涉。不久前苏联与外蒙古签订《苏蒙互助议定书》已引发中国不满，苏联领导人不愿因海参崴中国人问题而使两国关系恶化，故采取措施缓和了这种情况。6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远东边疆区下发指示：“要求（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授人以口实，即让人认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清理‘百万街’。”远东地方当局在接到指示后，行动幅度略有收敛，转而以打击犯罪、检查证件是否齐全等为借口，接二连三地发起各种规模较小的“清理”行动。面对这种频繁的“清理”行动，不少中国人只得乘船回国，1936年全年约有4000余人回国。不过，此时苏联尚不认为有必要对全体远东中国人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准许中国人加入苏联国籍，条件是他们的工作态度要兢兢业业。

然而，随着苏联国内大清洗不断加剧，事情很快有了变化。1937年6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声称，苏联充斥着“间谍、破坏分子”。很快00447号命令（《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在7月30日获得政治局的批准，其中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劳永逸地结束反对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卑鄙的破坏活动”。根据00447号命令，镇压目标按照威胁程度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所谓最恶劣罪犯与富农分子，这类应立即逮捕并枪毙；第二类是不太活跃，但对苏联有敌意者，应在集中营或监狱实施监禁。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沿边境一带特别禁区的决定。从1937年下半年起，开始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后，这种镇压涉及居住在苏联境内的一系列族群。

1937年底，苏联镇压矛头指向远东华人。12月22日，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下达绝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次日叶若夫又下达了补充命令：“同时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此后，从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远东各地先后开始拘捕中国人，由于海参崴及其所在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人数最多，所以那里的逮捕规模最大。大规模逮捕先后进行了三次，此外还有数次小规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滨海州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行动”。根据滨海州的资料，该州这次“中国行动”逮捕了853名中国人。滨海州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抓捕行动：“伯力、布拉哥（即布拉戈维申斯克）各领事馆报告俄远东一带有大批华侨被捕……伯力200余人，布拉哥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哥又有20余名华侨被捕。

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延长针对少数族裔中‘间谍、破坏分子’的行动到1938年4月15日”（其中就包括中国人）。同时还准许保持庭外审理案件的程序，且不受被逮捕者的国籍约束。就在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投敌分子”的决议，决议称：“外国情报机构的大量间谍和谍报机关的破坏网络遍布苏联”，要求拘捕所有投敌分子，对于“那些确定直接或间接，越过边界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和其他具有反苏意图者，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必须处决”，其余“转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处10年监禁”。

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在苏联与日本、朝鲜、（伪）满、（外）蒙古等接壤地区，建立不同于苏联内地的特别制度。决议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既没有苏联身份证件也没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从远东边疆区、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强制迁移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破坏或其他反苏活动者且交由三人小组审理这类案件，不论其国籍如何，皆进行镇压。

2月12日，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斯巴斯克逮捕华侨200余人，并且对被逮捕之华侨刑讯逼供，逼问所谓间谍之罪。2月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乡分头按名逮捕华侨约百余人。中国驻伯力总领馆闻讯后，“即行派员调查，此次被捕人之大半有照有票并有正式工作，地方官似任意滥捕”。

2月下旬，进行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抓捕首先发生在伯力，“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我如不设法交涉制止，则远东华侨恐将无噍类矣”，“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2月22日，相关的行动在海参崴展开，“本埠昨晚起又复大捕华侨，今晨尚在继续进行中，仅当时不在家中者暂获幸免，（华侨）群来领馆哭诉，恳请寄宿馆中，藉资庇托，……苏方对我侨胞一再滥捕，以致群情惶骇，不可言状”。

3月28日至31日，在滨海州又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三次大规模抓捕，他们“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连问都不问甚至都没有（逮捕）公文……其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年幼的儿童”，“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据统计，仅滨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中国人即已达到2005人和3082人。另据海参崴总领馆5月7日上报数据：“查本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数在七八千人。”大规模的抓捕，让当地监狱人满为患，在审讯时往往还加以刑讯逼供，甚至折磨致死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办案人员满负荷工作，并在极短时间内对数千例案件结案，这段时间办理的案件几乎所有卷宗都是仓促编成的，指控也都是伪造的。从1938年4月27日到5月27日调查基本上结束，远东地区被认定有罪的5816名中国人中，按第一类（处决）处理3123人，按第二类（处以集中营劳役或监狱徒刑）处理2693人。

自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短短3个月之内，仅滨海州被抓捕的中国人就已达6000余名。在阿穆尔州，截至1938年6月22日遭到逮捕的中国人有1350人，在东西伯利亚的赤塔有15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过3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哈巴罗夫斯克亦有数量不详的中国人被捕。海参崴总领馆辖区（大致相当于滨海州范围）在1936年登记华侨总数为11403名，三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数量已超过海参崴总领馆辖区上年度登记人数的一半。海参崴所在的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数量最多，约占整个远东中国人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推估当时整个远东边疆区被捕中国人总数当不少于1万人。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逃亡伪满后公布：“在远东地区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时，对中国人的迁移尚未完成，因而他提供的驱逐数目不准确，他所说的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则是可靠属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6月之后苏联的一些决议中表面上虽有“停止从远东地区强迫迁移中国人”的条文，但实际上并未改变强制迁移的性质。一、很多中国人的房屋已被查封并被转租出去，使这些中国人无处可居，被迫迁移。二、对中国人居住范围严加限制，迫使中国人迁移。苏联规定“若干愿仍留远东者须移往伯力以北离铁路300公里以上之林厂、金厂工作，崴部（海参崴）不得居留”。由于规定中国人只能到远离铁路线、城市的远东偏僻腹地居住，事实上逼迫大部分中国人只能迁往新疆或中亚。三、先前被捕的大量中国人有些被杀害，被关押中的大部分人也并未被释放。这一切证明1938年6月之后的决议并未改变迁移中国人的强制性质，而仅是在某种程度上放宽迁移待遇。当时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不是被抓，就是惶惶不可终日，迁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至此，除领事馆代管侨民不动产问题，中苏尚有争议，仍在继续交涉外，其余主要问题大体上得以解决。中苏在交涉远东华侨问题时，中方虽迫于时局多有让步，但还是为华侨争取到一些权益。此后，从1938年6月中旬至1938年底，远东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迁移，至1939年苏联进行新一轮人口普查时那里的中国人已经所剩不多。

毛泽东：贝加尔湖以东被占了 账还没算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与左翼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谈话的时候，佐佐木更三他们就提出苏联占领日本北方四岛、千岛群岛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复我大江东？

江东六十四屯面积3600平方公里，清朝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黑龙江以北划归俄国。但由于江东六十四屯居住着大量中国居民（包括汉族、满族、达斡尔族），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该地划归清朝管理，中国拥有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这里很早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黄河屯、远地屯、布丁屯、博尔多屯等64个村庄，又地处黑龙江东岸，故称江东六十四屯，其具体村庄数字已大大超过64个。

沙俄当局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推行野蛮的“俄罗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罗斯人的同时，残酷地灭绝原住民族并迫害、驱赶中国居民，不断蚕食江东六十四屯地区。1900年7月16日至7月21日，沙俄悍然出动大批军队，驱赶并屠杀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许多中国人包括妇女老幼被驱赶进黑龙江后遭射杀、砍杀、刺杀或淹死，有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又有俄兵“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遇难者近万人（7月16日至21日，俄军在海兰泡共进行了4次大屠杀，夺去六、七千中国人的生命；7月17日至21日，俄军血洗江东六十四屯80多个村庄，屠杀中国居民两千多人），宽阔的黑龙江江面上漂满了中国人的尸体，江水被鲜血染红，岸上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部分黑龙江东岸的中国居民在瑷珲水师营接应下侥幸逃回南岸，沦为难民。7月22日，俄阿穆尔省当局宣布海兰泡市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之后俄国10多万军队又渡过黑龙江，侵占瑷珲及整个中国东北。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当时对岸中国人中的目击者说：俄兵“各执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鼻酸，重伤者毙岸，轻伤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有随波力拥者过者80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询知惨杀溺毙华侨有5000余名。”一份俄国的官方笔录说：“目击者的全部证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

20世纪初，边塞诗人边瑾面对黑龙江对岸江东六十四屯的故土和残垣断壁，写下一组脍炙人口、耳熟能详、流传甚广，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龙沙吟》（别名《龙江吟》）：

龙江万里戍楼空，斑点离离塞草红。

六十四屯遗迹在，何人复我大江东？

曾渡雄俄十万兵，沿江布阵势纵横。

无端一夜萧萧雨，疑是当年饮马声。

黑龙江上又秋风，漫说当年汗马功。

多少兴亡多少恨，浪花淘尽几英雄。

飒飒西风卷暮涛，大江西畔好亭桡。

至今凭吊浮尸处，犹说红羊劫未消。

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着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这段屈辱的历史早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对面近在矩尺的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一直是中国人内心一道没有痊愈、不忍直视的伤口。

注：部分外东北老地名来源于满语，存在翻译问题，此表译名仅供参考

中国国家测绘局规定标注的中国名称

《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原文：

第十七条 有关地名注记表示规定：

俄罗斯境内以下地名必须括注中国名称，汉语拼音版地图和外文版地图除外：

1．“符拉迪沃斯托克”括注“海参崴”；

2．“乌苏里斯克”括注“双城子”；

3．“哈巴罗夫斯克”括注“伯力”；

4．“布拉戈维申斯克”括注“海兰泡”；

5．“萨哈林岛”括注“库页岛”；

6．“涅尔琴斯克”括注“尼布楚”；

7．“尼古拉耶夫斯克”括注“庙街”；

8．“斯塔诺夫山脉”括注“外兴安岭”。

其他地名表示：

1．长白山天池为中、朝界湖，湖名“长白山天池（白头山天池）”注国界内，不能简称“天池”；

2．西藏自治区门隅、珞瑜、下察隅地区附近的地名选取按1：400万公开地图表示。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地名的外文拼写，采用当地拼写法。

滨海边疆区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犹太自治州

库页岛

阿穆尔州

地名表参考资料：

“外东北（外满洲）”的概念和主张，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瑗珲条约》、《北京条约》所割让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地区的广大领土，统称为外东北（外满洲）。这样更便于宣传，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外东北（外满洲）的历史，不忘沙俄侵略扩张的野心，捍卫领土完整，保卫祖国，收复故土的决心。中国失去外东北（外满洲）地区，也会失去了通往鲸海的海岸，例如：重要的外东北（外满洲）不冻港口“海参崴”（俄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失去了通向鲸海（日本海）的出海口，只保留了从图们江出海的权利，但是图们江的中国段河面不宽，还受限于河道淤塞。在下游俄罗斯朝鲜共同拥有的水域架设有铁路大桥，此外俄罗斯还对中国通行的船只提出了其他苛刻的条件。与此同时，共有图们江下游的朝鲜并没有认可中国在图们江的出海权，所以实质上中国通过图们江下游的船只有科考船和渔船，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都无法使用这个出海口。

外东北（外满洲）的丢失，使得黑龙江省，吉林省成为了内陆省，严重影响了东北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广袤的土地和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俄《瑷珲条约》以及《北京条约》开启了沙俄蚕食鲸吞中国东北及新疆领土的序幕，此后的近一百年期间，沙俄以及后继的苏联通过侵占和扶持外蒙古独立共使中国丧失了3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带来最深远危害的帝国主义势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