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记》是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清代魏源。十四卷，分为两部分。

前十卷用纪事本末体，将清前期历史分为：《开国龙兴记》、《康熙戡定三藩记》、《国朝绥服蒙古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国朝绥服西藏记》、《西藏后记》、《乾隆征廓尔喀记》、《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俄罗斯记》、《国初征抚朝鲜记》、《乾隆征缅甸记》、《乾隆征抚安南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乾隆湖广征苗记》、《道光湖粤平瑶记》、《国初东南靖海记》、《康熙戡定台湾记》、《康熙重定台湾记》、《乾隆三定台湾记》、《嘉庆东南靖海记》、《康熙武昌兵变记》、《嘉庆宁陕兵变记》、《乾隆临清靖贼记》、《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嘉庆畿辅靖变记》、《嘉庆川湖陕乡兵记》。

后四卷；用武事余记的方式，论述清朝的兵制兵饷、考证掌故。以及他对城守、水守、坊苗、军政、军储等问题的见解。

除这两部分外，在有些段落之后还有附录。这些附录，有的选摘自他书。如《康熙戡定三藩记》附有许旭撰《闽中纪略》，无名氏的《固山贝干平浙纪略》，与正文相辅，起到补充论述与扩大读者视野的作用。

《圣武记》作者掌握比较丰富的史料，有正史、实录、方略、方志与私人著述，并利用了当时边疆地理学的成果，所论述史实比较可靠，订正了前人某些不当之处。如萨尔浒之战，乾隆十三年、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称兵五百破明兵四十万。魏源证明其误，双方兵力相当，“是以四万有余之兵攻四万之敌”(《开国龙兴记二》)。在《国朝俄罗斯盟聘记》内，引用《汉书》、《旧唐书》、《元史》等史料，考证了俄罗斯的方位。当然，《圣武记》一书并非尽善尽美。失误之处也有。胡思敬写有《圣武记纂误》一书，可供参考。

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记述清政府镇压甘肃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及苏四十三起义、石峰堡田五起义等历史事件。涉及新疆、甘肃等地伊斯兰教历史、教派及习俗等内容，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圣武记》是中国历史著作，专题性史书，清魏源（1794年～1857年）撰，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书中谈到18世纪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反清起义问题。共14卷， 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 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卷4中《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等篇，

记载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乱，绥服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等地区，镇压乌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圣武记》的 “臣源曰”仿《隋书》“史臣曰”的体例，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 《圣武记》记载了萨尔浒战役中，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取得了胜利。他根据情报得知明军将领杜松“轻敌欲立首功”，不与南北二路配合，果断地决定“先败其中路之军”的策略，选择明军萨尔浒大营为攻击目标，集中六旗兵力将其击溃。

书中还总结了康熙在严重的局势下沉着指挥的成功经验：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发扬汉族和满族将领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布置严密互通声气，“其时乱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备应援。” 由此，作者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作者认为，统治者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对战争的态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刻印，二十四年(1844年)、二十六年(1846年)两次修订。1984年2月，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韩锡铎、孙文良的点校本(全两册)。

《圣武记》揭露了沙俄的侵华野心。《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

《圣武记》在编撰上的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将史论这种传统体例，同纪事本末体体裁有机地结合。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由于各条目相对独立，因而读者很难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领悟作者表达的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史论由于独特的史例特点，易于彰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和史书的价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圣武记》的史论形式包括：序论、前 10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记》史论专篇。纪事本末体重视序论的作用，并且与“经世”思想紧密结合，《圣武记》可谓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论。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时说：“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及，乃尽发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表明作者是在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编撰《圣武记》，作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尽发椟藏”，“排比经纬”，“于是我生以后之数大事，及我生以前数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论述《圣武记》的撰述目的时说：“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斯之谓折中于尊俎。······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则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然大号之曰：‘必然以军令饬天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实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 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作者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希望通过歌颂清初的“盛世武功”，激发统治者“御侮”的决心，使清王朝成为“军政修”、“官强”、“兵昌”、“令行”、“四夷来王”的强国，以抵制外来民族的侵略。

魏源(1794年一1857年)是清代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乡人。公元1808年考取秀才。1813年考取拔贡。1823年考中举人。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魏源进士未中，遂在北京捐了一个内阁中书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