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

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

波普尔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压缩版《研究的逻辑》以德文出版。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玻尔。

在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和摩尔。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在剑桥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年出版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全职工作，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的知识》。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1977年发表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风格

通俗易懂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列奥·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波普尔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麦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意义

挑战决定论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

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鄂（Erwin Schroedinger）、波尔、莫纳德（Jacques Monod）和艾克里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Ernst Mayr，Alister 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波普尔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但如何在哲学上评价这一创见是可以商榷的。也许，可资对比参照的是维也纳学派的工作。

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精神领袖的维也纳学派，聚集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遍，而是两遍。），当然早就充分意识到归纳问题的困难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和波普尔面对的是同样的难题。但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仍然坚持在实证的方向上予以解决。其中，卡尔纳普（R. Carnap）以概率诠释来拯救归纳方法的路径起初看来颇有希望，但后来遭遇到许多（包括波普尔在内）有力的反驳，看不到更有希望的进展前景而放弃，卡尔纳普本人最终转向语义学研究。维也纳学派也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终于解体。

波普尔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声称，正是他“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他不是有意的，但还是要对当时这个重要哲学流派的破产“负有责任”。这虽然有自夸之嫌，但以下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没有人（包括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在内）完成了足以与波普尔证伪主义相竞争的可能的解决路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可能难以称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尔人格倾向中的偏执与固执可能多少影响到哲学家对他的评价。比如，他坚定的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决了200年来困扰着哲学家的休谟难题，这个被布劳德（C. D. Broad）称作“哲学的家丑”的问题。但这个自信的论断受到许多哲学家和一些科学家的质疑。特别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谟难题的关键所在）。波普尔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辩护，包括对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与逻辑基础做出区分。许多辩论的确带来了理论的完善，但如果波普尔能够更为谦逊，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驳”机制的实践有效性问题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后来发展出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虽然这更多的是技术性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在哲学上另辟蹊径，但波普尔不能容忍学生对自己的批评性继承，最终导致他们友谊的破裂。而对专业哲学家来说，或许最难以接受的是波普尔对维特根斯坦的攻击。他傲慢地宣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研究，以及由此发展出的语言哲学完全是误入歧途。无论如何，波普尔的人格中有着与他自己倡导的开放与宽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独断特征，以至于有人戏谑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学家青睐的另一个原因。他在《开放社会》上卷中对柏拉图的阐释，从希腊文的翻译细节，到具体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对柏拉图意图的整体把握，都受到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希腊哲学专家R. B. Levinson特别发表专著《保卫柏拉图》，对波普尔做出了全面的抨击。而波普尔在第4版中特别加了一个附录对此予以反驳。当然，也有哲学家支持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解释。牛津大学著名分析哲学教授赖尔（Gilbert Ryle），自己曾发表研究柏拉图的专著，他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波普尔“对希腊史和希腊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深刻而赋有原创性的。从此对柏拉图的解释不再会是老生常谈了”。而罗素也说，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攻击虽然有悖于正统，但在我看来完全是成立的”。要对这样的争论做出恰当的评判，没有对柏拉图和希腊哲学深入的专门研究是不可能的。况且，怀特海有句名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不同注脚之间的争论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事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在专业哲学的研究中，波普尔对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阐释不会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观点予以认真讨论。

总的来说，波普尔在人文学术界最热衷的赞赏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波普尔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反省我们不自觉的偏见，并明确反对哲学在专业化的问题上“仿照现代科学的模式”。在现代的学科建制中，波普尔的专业身份是颇为暧昧甚至尴尬的。这也对评价波普尔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逻辑和科学方法”方面的课程甚至不设教授席位。这在当年使这位“国际知名”的高级讲师晋升教授的问题都颇费周折。直到1948年（《开放社会》一书出版三年之后），在哈耶克的动议下，校方同意为波普尔专门设立一个“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终解决了他的“职称问题”。

波普尔的研究主题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笛卡儿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

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

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放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对旧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1.第一类：常识

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知识，人人都具有。最具有真理性、实用性的知识。人不能没有常识，常识太重要了，是其它一切认识的基础。

杜威反对科研型知识、经纶知识，提倡“教育即生活”，“做中学”，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

2.第二类：经验性知识

带有专业性，是在专门性活动中积累起来的。

大部分知识是这类知识，属于拟规律性知识。可对可错。

3.第三类：神话故事、传说

这类知识具有特殊的价值。往往能产生实证理论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欧洲的建筑风格，很多创意都是来自于古老的神话故事、传说，那时真正的艺术。西方一般把建筑专业设置在艺术学院，不像国内视为工科。所以国内的建筑造型缺乏艺术美。

4.第四类：科学知识

形成于以上几种知识基础之上，是反应事物的本质、规律的知识。

科学的真理性受到批判，真正应该提倡的、重视的是“科学精神”。波普尔提出科学的可错性。

波普尔讨论了科学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界限。

5.第五类：哲学

哲学

6.第六类：艺术知识

7.第七类：宗教

宗教

波普尔的哲学体系，重点在于批判的理性主义，这即与经典的经验主义及其观测－归纳法泾渭分明。波普尔尤其反对观测－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作间接评测。他也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这一科学理论，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能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例如，人们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这一理论，然而检测之外，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证明前面的理论错误。谁又能无穷无止地检测绵羊，以证明“绵羊是白色的”理论的绝对无误呢。）这一“可错性”原则所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波普尔高度评价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虽然他对休谟和归纳逻辑主义的批判是牵强的，但他对基础论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基础论是指人们普遍相信，知识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经验科学的基础是感觉基础。这也正是归纳法的根源所在。他指出经验基础论将科学分为两部分，一是观察和实践所得到的基础。二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理论。而人们普遍忽略了，观察和理论不是独立的两种理论，任何观察都受理论倾向的影响。这里可以发现测不准定理对他的启发。波普尔认为寻求知识基础是一种错误，但不是偶然的失误。这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

波普尔同意对偶然真理的界定，但他强调这样的经验科学应该服从一种证伪主义。证伪主义至少存在两个优点。第一，科学理论的表达一般为全称判断，而经验的对象是个别的。所以，经验如果用来证实理论，那么它将是无法穷尽一般的理论的。比如，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而只要一只黑羊就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所以，经验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证伪科学理论。第二，证伪主义可以避免对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如果坚持实证主义，那么一旦出现与理论相悖的经验，人们便会做出特例假设或特殊的限制以使得理论能满足经验。但实际上这样的设定往往是极不科学的。证伪主义使人们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证实，但却会被随时证伪。

证伪主义应采用试错法。这是指人们应该大胆地提出假说和猜测，然后去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根据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乃至将最初的假说全盘否定。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试错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较好的假说，但不是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和科学精神相悖。

波普尔同样想整合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冲突，但他同时批判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承认，知识起源于一个不变的基础。唯理论认为这个基础是普遍必然的原则，而经验论认为它是人的经验感觉。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核心在于，一切理论和原则都可以被证伪，而经验虽然不是知识的来源和基础，却是检验知识的标准。他将这种观点称作理性批判主义。

于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在波普尔这里得到了明确界定而且是一反常识的。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于是数学和逻辑学便被划分为非科学的。同样，心理分析学说，占星说，骨相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也都是非科学的。它们都不可被证伪。数学和逻辑学之所以被划分到了非科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经验去检验它们，他们被休谟称为必然真理。而科学和非科学一样，都既包含着真理，又包含着谬误。

波普尔用这样一个模式来描述科学知识的积累。

由于波普尔所处的时代，他的学说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和量子物理很大影响。他认为，在上面这个模式中，TS并不只有一个，对于一个时代的P1来说，同时存在着多个解释方案，而最后能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只有通过严格的检验，才能被保留在知识体系之中，而其它的方案都被淘汰。此外，他反对机械决定论。即通过足够的知识，我们可以断言下一时刻的每一个事件。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既是开放性的，也是非决定论的。人们不能完全预测科学知识的未来状况。最后，他还认为理论的革新和进化论中的突变一样，存在某种非理性因素，虽然这些理论本身是理性的产物。

波普尔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性的批判。真正的理性在于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理性真正的精髓所在。波普尔的理性态度是，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于真理。科学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既可以被证伪又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不是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他不坚持理性能够解释包括理论自身在内的一切现象。在他看来，证明各个学科其固有的价值预设是没有确定把握的，而且不免落入循环论证的圈套中去。如果一个人坚持理性主义，那么他本身就是有非理性主义因素的。因为他存在这样一种价值预设，那就是，理性主义比非理性主义更有优越性。波普尔也承认，非理性主义比理性主义在逻辑上更具有优越性，那是因为它不需要对自身的存在提供合理辩护。但同时波普尔否认彻底的非理性主义，他说，完全的理性主义只会给人带来思维上的困惑，而完全的非理性主义却会造成社会的祸害。所以，理性和非理性主义之争，逻辑上不能提供答案。但在伦理道德关系上，在价值判断的领域上，理性主义比非理性主义的优点多的多。所以，波普尔没有过多地在科学哲学上突出两者的对立，但在社会政治哲学中，他以理性批判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作为矛盾的焦点，猛烈抨击了开放社会的敌人。

无论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上，波普尔的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批判权威主义。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波普尔抨击历史主义，捍卫“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的社会。第二本书被誉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作出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评。历史主义指称：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这种信仰转化为一种对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的探索，它们都排斥批判，反对变革，无可避免地走向极权和专制。所以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波普尔虽然强烈批判历史主义，但他承认历史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人们接受某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一种归家的安全感的需求。处于一种权威主义下，我们可以部分摆脱死亡、人生、黑暗的恐惧。这意味着，人们以自由、平等和批判权利的代价来交换心灵上的平静和安全感。波普尔的立场是针对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批评，但他个人也明白到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祸害和马克思的论证也是用了证错法的科学方法。

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最终目标这样的概念只能是错误的，因为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试图让人们快乐是最危险的一种。二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学中的四个悖论。

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在波普尔看来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它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君和极权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探讨权利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民主的原则虽然是防止极权和专制，但是有的时候民主制的效率却不如专制主义。波普尔将专制分为开明的和恶性的，开明的专制拥有最高的效率，而民主制的政策实依赖于权力的制衡，不可避免的遭遇效率损失。但是波普尔同时指出，开明的专制是不可靠的，用阿克顿的名言来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自由的悖论在于，不加限制的自由会击溃自由其本身。波普尔认为自由取决于制度，而不在于平等。因为即便人生来平等，但极权主义仍然将他们困于枷锁中，所以，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国家的权力实施要局限于人民自由的范围内，国家的干预也必须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不能专断的、私人式的。他尤其反感道德政治化，将道德视为一种国家意志，那是根本错误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政治道德化。

宽容是和自由类似的，不加限制的宽容也会击溃宽容其本身。波普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写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他主张民主制的宽容限度在于不能宽容反对民主制的人，其目标就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所以，开放社会的原则和他的认识论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争辩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正误，只有在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接近真理。

波普尔批判了历史上3个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描绘遭到波普尔的强烈批判。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

之后波普尔抨击黑格尔，他借用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逻辑混乱，武断专横的满纸空言。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能显赫一时，那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需求。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有着巨大影响。

波普尔重点驳斥的对象是马克思，因为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波普尔认为它们无法证伪，所以是非科学的，还认为它们是伪科学的教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马克思理论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分别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涵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参见马克思主义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败原因在波普尔看来那完全是因为历史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因为通过历史而预言未来，那是毫无根据的。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波普尔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第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所彻底解决了。马克思用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这在波普尔看来是多余的，因为价值理论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便它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波普尔对马克思是尊敬的，马克思理论可以被证伪，所以它是科学的，这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在于历史局限性，因为它不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波普尔说，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

194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57《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959《科学发现的逻辑》

1963《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1972《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1976《无尽的探索—思想自传》

1982《开放的宇宙》

1992《二十世纪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