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Stat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和国民权利是不可分割，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国民通过契约法律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务，法律是国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国家主义的核心就是倡导国民通过契约法律为本位，引导国民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维护国民利益，共同约束。

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原则上，国家主义不反对专业人才治理国政，但专业人才必须在国民和国家契约法律下进行，不可以违反国家法律，国家主义反对独裁和政治寡头和政治精英控制国家政府，体现在于政治寡头和所有的精英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控着国家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而使官僚由国家工具异化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破坏了全民利益。

国家主义承认合法资本家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垄断式资产阶级，压制不良资产阶级不顾国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疯狂消费的运动。

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力量，从道德和法制两方面遏制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大和垄断，要求确保国家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的独立和中立性。

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并用市场调节经济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经济。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

国家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以国家有计划作安排的方式，制订社会就业计划，逐年吸纳和改善当前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国家主义坚决反对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和卫生体系。认为国家有严肃的责任主办国民教育，主张国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维护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

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经济，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

国家主义主张：由国家对当前经济中的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阶级的利益给与补偿，防止他们铤而走险，成为与社会和国家对抗的反社会力量。

国家主义主张：主张监管媒体，避免资本或者官僚把控舆论。

尽管全球主义呈现出历史必然性，但国家主义仍然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就是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主义尚有不言而喻的现实合理性。

当代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正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这一变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国家担负着管理、保障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的状况。也就是说，当代所经历着的社会变迁，并不意味着全球性制度框架的作用已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当代国家仍然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管理者，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国家依据法律和各项制度，通过自身的机构去组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保障社会秩序，提高社会福利，推动社会进步。虽然从微观上看，非国有企业、社团、社区自治组织等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管理与整合作用；从宏观上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日益广泛地介入到一国之内的社会生活，但国家的基础作用并未丧失，其轴心地位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它，并成为答复全球变化的关键单位。

国家的不可或缺性不仅表现于国内事务，而且表现于国际事务。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异常活跃，作用呈扩大之势，但无可否认的是，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

国家行为体的这种主导性表现为：

首先，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人类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

其次，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独立开展各种对外活动。

再次，国际组织的作用往往受到国家或多或少的影响。由此看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局面短期内还难于改变。这就逻辑地决定了国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是二战后才获得政治独立的。这些国家一方面对主权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情感，往往把维护国家主权与珍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历程和政治成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深切感受到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公正，试图尽快使本国强大起来，真正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这样，它们势必对全球化背景下凸显的全球主义做出种种强烈反应，表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

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着的国家主义情结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

不过，承认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国家主义。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相互依存的深化，无论是资源、经济发展、政治事务都打上了深刻的国际化烙印。简单化地理解主权的绝对性已无法解释现实，更难于应对现实。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也必须反省。但是，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还钟情于国家主义，国家及其主权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方面还有着特殊作用时，急于抛弃国家主义显然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