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创作的政治著作，首次出版于1945年。

该书认为，文明面临着一些困难，文明是不断追求人道与理性，以及平等与自由的历程，文明尚处在婴儿期，尽管事实上，常有许多人类思想的领导者背叛它，它仍将继续的成长。文明尚未完全从其出生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尚未从屈服魔力的部落或“封闭社会”转变到解放人类批判力量的“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有两个特征：一、自由讨论与理性批判，尤其是对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提出讨论，合理地加以批判，应为社会所容许，而且，对政治有实际的影响。二、社会制度应为保护自由、保护穷人和弱者而存在。“开放社会”既是现实又是理想。该书认为，须将批判的与理性的科学方法，应用在开放社会的问题上，并分析民主社会的重建原则。该书指出，要清除一些阻碍合理的研究社会重建问题的障碍，其中最有力的一种是历史主义。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著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卡尔·波普尔正离开他的家乡维也纳避难，执教于新西兰。虽然作者自称这是一本战时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着手创作该书的时候，他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这些笔记由于带有这样的观点：历史决定论和专制主义深深根植于西方思想史中，因而成为该书的基础。

波普原拟以其访英期间在牛津大学宣读的《历史决定论的贫乏》这篇论文为提纲，写出一部社会哲学专著，但在写作过程中感到内容过分庞大，一部分无法容纳，于是改写成两部，一部名《历史决定论的贫乏》，另一部书名《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的副标题是《柏拉图的符咒》，下卷的副标题是《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下卷德文本的副标题改为《错误的预言家；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在该书中波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阐发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思想。

在波普尔看来，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制的，实行民主的。这样，他几乎把开放社会等同于民主社会、平等社会、自发的社会，不是人工设计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好的社会。反之，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其变化是一种整体工程的乌托邦的实现，因而是坏的社会。

对于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尔从哲学、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归纳。从哲学思想上讲，开放社会的敌人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至善论、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从社会的组织形态上说，开放社会的敌人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

哲学是对思想的追问和诊断。波普尔在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主旨是：人类文明一直在探索行进的大道在于，从屈从于神秘力量的部落或“封闭”社会转变为释放出人的决定性力量的“开放”社会；在文明嬗变的震荡中，不断地出现企图毁灭文明、重返部落主义的反动，其思想源于某些人类精神领袖对高度集权的倡导，这些开放社会的敌人背叛了人们的文明对人道、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在第一卷《柏拉图的符咒》中，波普尔首先对柏拉图式的高度集权进行了剖析与批判。在波普尔看来，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比作一个有机体，它与一群羊或一个部落相似，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分担着共同的工作、危险、欢乐和灾难。在从部落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的过程中，尽管伯里克利等民主派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之类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所谓“有教养的人”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阶级战争”的挤压和各种开放社会的缺陷，他们将这种现实性的不满转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和对民主的玩弄与背叛；尽管雅典掀起了理性、博爱和自由等导向开放社会的新信念，但所带来的失序却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他将这种理想性的强烈不满转化为对回复部落主义的极权社会的倡导。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高度集权背后的思想是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威胁开放社会的敌人。开放社会要求人们对文明和自己负起责任，它的敌人则试图逃避和抵制这种现实的要求，历史主义不仅以对历史规律的服从取代人的责任，还运用基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之上的知识与意见、存在与变化、真与假、集体主义国家与众多的个人之间的对立，为使个人完全放弃权利和责任的高度集权辩护。在历史主义看来，对政治与社会的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的理解，必定建立在对历史的沉思和阐释的基础之上。历史主义者往往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发展过程加以把握，希望由此理解历史发展的法则、诠释历史的意义。他们相信，一旦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能理所当然地预测未来的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和政治行动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给人们的行为提供可行性的忠告。波普尔洞察到了历史主义令人迷惑之处：“在追溯历史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我们精神领袖中间，如此普遍的历史预言这个危险的习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它总是属于秘传者的内部圈子，并具有普遍的预言历史进程的能力，以此取悦于人。此外，还存在精神领袖被赋予这类能力、不具备它们也许会导致社会地位丧失的这一传统。另一方面，他们被揭去骗子假面具的危险非常之小，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指出做些不太总括性的预测当然是可以的，况且这些预测和占卜术之间的界限是变化不定的。”他强调，“鉴于我们有限的经验基础，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实际上是伪科学”。

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本质主义。柏拉图式的方法论本质主义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揭示隐藏在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实在——形式或本质。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有害的方法论：“目前方法论唯名论在自然科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然而，社会科学的问题大部分仍然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我认为这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的本质主义进而指出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立足方法论的本质主义，柏拉图在其历史主义社会学中把现存社会解释为理想国家的衰退摹本，对社会衰败规律、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和政治革命的规律等进行了抽象思辨，并主张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它的起源或者至少它是由其起源决定的，要求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必须立足于对社会和国家起源的考察——历史学的意义因此超越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而成为社会学科学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的本质主义则强调，只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发展，唯有借助其历史，才能明了其“隐藏的、未发展的本质”；只有应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的变化，才能够获得任何对社会实体或本质的认识。这不仅强化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更进一步导致了历史崇拜和对其作为“实在的宏大剧场”和“世界的正义法庭”的推崇。同时，这种目的论的本质主义认为，变化只能使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其中的隐藏本质和潜能种子得以显现，为了促使实在或现实的呈现，本质必须在变化中显示自身。这一方面导致了历史宿命论的或本质命运不可避免的历史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也为包括高度集权（如特定民族的绝对精神）在内的所谓符合本质和显现潜能的思想和行动赋予了合法性。

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者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历史意义的误读。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正是人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反而相信是历史通过其内在的规律，决定着人们的问题和观点，以及人们自身和未来。历史主义者试图找到那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它试图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但历史的意义实际上是人赋予的，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无论是自然的或是历史的事实都不能为我们作出决定，它们不能决定我们将要选择的各种目的。正是人们把目的和意义赋予自然和历史。历史主义者对“我们正在走的是哪条路”、“历史注定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的追问是非理性的和无解的。实际上，人们只能根据现实的具体需要理性地探究什么是我们选择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们如何产生、沿着什么样的途径我们才可以着手解决它们。总之，历史的意义需要我们赋予，而不可能简单地从历史中全盘发现。换言之，真正能有效应对社会现实变革需要的“社会工程师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他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就像人们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他并不相信这些目的是人们的历史背景或历史趋势强加给人们的，而认为这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或创造，就像人们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艺术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机器一样。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出版后即畅销一时，波普尔本人也因此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这本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齐名，是战后反思整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造成人类大灾难的思想根源的力作，更为战后西方社会走出无约束资本主义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思想依据。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历史哲学和政治名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讨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规律和寻求渐进改革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5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分两卷出版。当时波普尔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出版他这部著作的出版商，是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帮了他大忙。在此之前，剑桥大学出版社、朗曼出版社还有麦克米伦出版社都拒绝了他。最后，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另一位艺术史家好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一起设法说服了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年），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取得任中学数学和物理教师的资格，1933年出版《研究的逻辑》后，波普尔名声大振，1936年应聘前往新西兰坎特博雷大学任教。1945年，波普尔先受聘为伦敦大学讲师，翌年赴伦敦经济学院工作，1948年升为伦敦大学教授，不久出任伦敦经济学院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系主任，后加入英国籍，获爵士称号，当选为英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7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