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创作的经济学著作，1944年3月在英国首次出版，同年9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

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新自由主义出发，论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差别与对立；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特别强调指出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本质上的共同性，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的共同性。他从理论上、实际上、历史上列举了大量的论据和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国家民主、社会解放之路；而计划经济是通向个人受奴役、政治上受压迫、而国家和社会走向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路。

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美洲，一直被自由主义者视为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政府不干预经济，结社自由，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和发展的。然而，哈耶克诞生前后，自由主义开始衰落了，哈耶克见证了这一衰落的过程。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英国跟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长足发展，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于是，人们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同时，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大萧条导致成百上千万人失业，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日益高涨，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但在哈耶克看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

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之初，哈耶克就逐步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开始了力挽全球狂澜的历史大业。他全面而深入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主编了《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1935年），出版了《自由与经济系统》（1939年），指出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性，阐述了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危害。哈耶克在英国剑桥的那段撰写时光，正是二战的相持阶段，要连续性地集中精力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常常被空袭的警报打断。不过，剑桥仍然可算是自由而安全的避风港。然而，身处剑桥的哈耶克却一点也未减少自己对当时世事的绝望感，因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风靡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工业国家，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为理想目标，认为铲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虽然哈耶克已在1938年加入了英国籍，但他仍然感到有日益增长的孤独感。早在二次大战爆发前夕，这些知识分子就有意或无意地曲解德国和俄国的极权主义的渊源，他们争辩说：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超级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反动。对于这种思想脉络上的严重误导，哈耶克十分厌烦。于是他在《当代评论》杂志1938年4月号发表《自由与经济体系》一文予以驳斥与抨击，而后来《通往奴役之路》的核心论点其实首先就是出现在这篇文章中的。二战期间，读过此文的吉第昂斯教授邀请他把该文扩充成一本书，以便收入吉第昂斯教授编辑的公共政策小丛书之中。哈耶克称，鉴于他的一些卓越的英国同事们当时都忙于或忧心于战争而无暇他顾，他才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开始着手扩展上述论文，并于1944年最终完成了《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这本书其实写得相当匆忙，因为当时为了躲避空袭，伦敦经济学院不得不迁往剑桥。

当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进步的源泉衰竭的时候，无论是完善的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计划的经济，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谓“中间道路”会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他认为越是现代化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无法实行“舆论一致”和“统一思想”。然而在当时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大潮汹涌澎湃，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以“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为理想目标，“铲除私有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境界而必须采取的手段。哈耶克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警告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

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控制的体制中，如哈耶克在书中指出的，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这就是兰格的“计算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提供答案的所谓“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加以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浪费不一定比社会主义“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小。哈耶克在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题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

哈耶克转引墨索里尼的一段话作为第四章的题语：“是我们首先宣告，文明社会越是发达和复杂，就越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对哈耶克来说，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来限制公众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只能通过那些管理政府和计划的人来实现。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绝不会仅仅限于“计划者”对每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控制。哈耶克在第七章里写道：“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哈耶克深信：“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哈耶克认定，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进一步论述说：“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哈耶克认为这种知识积累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或“组织”出来的。“认为人类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乱的……当我们试图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为它套上枷锁，并迟早会引致思维的呆滞与推理能力的衰退。”

哈耶克在书中阐述道，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哈耶克主张，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个小团体无从得知正确的情报，也因此根本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对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上的不同意见、加上中央计划者在分配物资上的不断失败，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哈耶克进一步主张，社会大众会感觉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够、无法有效推行目标所造成的，这样的感觉会使大众开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权，并会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让计划付诸实现”的“强人”攫取政治权力。哈耶克主张，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恶化后，一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极权主义。对哈耶克而言，“通往奴役之路”代表了国家进行中央计划的开端，随着自由市场制度的瓦解，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

哈耶克认为，苏联和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早已经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了。而当时许多民主国家也正在重蹈覆辙。哈耶克写道：“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个人主义伦理学看来是对所有道德的否定。但那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里却成为了最高的原则。”

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轰动。首版2000本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出版公司（Routledge）决定立刻加印2500本。随后的两年中，公众具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读者的需求。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出版社不能一下子印那么多本。到了当年夏天，哈耶克曾经抱怨说这本书成了“奇货可居”。

1944年9月18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首度出版发行了2000本《通往奴役之路》，9月24日该书就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对象，9月28日出版社又进行了第二批、第三批印刷，三次共发行约1万7千本。到1945年四五月间，《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美国的一本畅销书。5月20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的销量排在第二，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排在第三。6月24日那一周，它在芝加哥和圣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

《通往奴役之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低谷时，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作品的影响也迅速扩展到国外，几乎被译成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文字广为流行。

该书的两名粉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都把哈耶克的经济学原则融入了各自于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经济方案中。

德国哲学博士德特马·多林：“《通往奴役之路》是世纪之作。这部著作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我来看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都不由自主的同意了书中几乎所有论点：不只是同意之，而是深深的被其说服。”

这部著作自从问世以来，在学术界中一直存有争议。主要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他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此外，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楚。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原籍奥地利，后来迁居英国获得英国国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先后在奥地利、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执教．主要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在1974年，鉴于哈耶克“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学术声誉经历过几起几落，20世纪30年代他在经济学界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失去了在该领域的一流地位．转而研究政治哲学、法律和思想史，取得了更大成就。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走向低潮，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成果才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声誉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