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胜之书》别名《氾胜之》十八篇，是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氾胜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作者氾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编成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

就现存文字来看﹐以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这些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种。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清人辑佚本以洪颐所辑为优。今人石声汉撰有《氾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氾胜之书辑释》。

《氾胜之书》的作者氾胜之，正史中没有他的传，古籍中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他是西汉末年人，《汉书·艺文志》注说他在汉成帝时当过议郎。祖籍在山东氾水一带。《广韵》云卷二凡第二十九载，氾姓“出敦煌、济北二望。皇甫谧云：‘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于氾水，因改焉。汉有氾胜之，撰书言种植之事，子辑为敦煌太守，子孙因家焉。’”氾水是济水的支流，在山东曹县北四十里，与定陶县交界。

氾胜之虽是山东人，但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主要活动却是在西汉京师地区指导农业生产。《汉书·艺文志》注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晋书·食货志》谓：“昔者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这些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资料，是撰写农书的基础；而他也是主要靠《氾胜之书》而闻名后世的。

从现存有关《氾胜之书》的资料看，氾胜之具有突出的重农思想。他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又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把粮食布帛看作国计民生的命脉所系，是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共识；氾胜之的特点是把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他曾经表彰一名佚名的卫尉：“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懃之，忠国爱民之至。”在这里，他把推广先进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到“忠国爱民”的高度。可以说，《氾胜之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

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

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所谓强土而弱之也。

春候地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此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

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耕辄蔺之。草生，有雨泽，耕重蔺之。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而强之也。

春气未通，则土历适不保泽，终岁不宜稼，非粪不解。慎无旱耕。须草生，至可耕时，有雨即耕，土相亲，苗独生，草秽烂，皆成良田。此一耕而当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块硬，苗秽同孔出，不可锄治，反为败田。秋无雨而耕，绝土气，土坚垎，名曰腊田。及盛冬耕，泄阴气，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与腊田，皆伤田，二岁不起稼，则二岁休之。

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

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

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

牵马令就谷堆食数口，以马践过为种，无虸蚄，厌虸蚄虫也。

种伤湿郁热则生虫也。

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斩束立场中之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干艾杂藏之，麦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顺时种之，则收常倍。

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

欲知岁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诸物种，平量之，埋阴地。冬至后五十日，发取量之。息最多者，岁所宜也。

虫食桃者粟责。

薄田不能粪者，以原蚕矢杂禾种种之，则禾不虫。

又马骨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先种二十日时，以溲种如麦饭状。常天旱燥时溲之，立干；薄布数挠，令易干。明日复溲。天阴雨则勿溲。六七溲而止。辄曝谨藏，勿令复湿。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不蝗虫。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

验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择取减法，神农复加之骨汁粪汁溲种。锉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以汁渍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渍之五日，去附子。捣麋鹿羊矢等分，置汁中熟挠和之。候晏温，又溲曝，状如后稷法，皆溲汁干乃止。若无骨者 ，缲蛹汁和溲。如此则以区种，大旱浇之，其收至亩百石以上，十倍于后稷。此言马蚕皆虫之先也，及附子令稼不蝗虫；骨汁及缲蛹汁皆肥，使稼耐旱，终岁不失于获。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

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

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

凡区种，不先治地，便荒地为之。

以亩为率，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间分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广一尺五寸；町皆广一丈五寸，长四丈八尺。尺直横凿町作沟，沟一尺，深亦一尺。积壤于沟间，相去亦一尺。尝悉以一尺地积壤，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积壤。

种禾黍于沟间，夹沟为两行，去沟两边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沟容四十四株。一亩合万五千七百五十株。种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过一寸，亦不可令减一寸。

凡区种麦，令相去二寸一行。一行容五十二株。一亩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株。麦上土令厚二寸。

凡区种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行容九株。一亩凡六千四百八十株。

区种荏，令相去三尺。

胡麻相去一尺。

区种，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

上农夫区，方深各六寸，间相去九寸。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亩用种二升。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丁男长女治十亩。十亩收千石。岁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

中农夫区，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亩千二十七区。用种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区。

下农夫区，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三尺。一亩五百六十七区。用种半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区。

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剗剗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句刂）镰比地刈其草矣。

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其自然者，烧黍穰则害瓠。

稙禾，夏至后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时，令两人持长索相对、各持一端，以概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谷不伤矣。

获不可不速，常以急疾为务。芒张叶黄，捷获之无疑。获禾之法，熟过半断之。

黍者暑也，种者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一亩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伤无实。

黍心初生，畏天露。令两人对持长索，搜去其露，日出乃止。凡种黍，覆土锄治，皆如禾法；欲疏于禾。

凡田有六道，麦为首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

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责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向晨速投之，令与白露俱下。酢浆令麦耐旱，蚕矢令麦忍寒。麦生黄色。伤于太稠。稠者锄而稀之。

秋锄以棘柴耧之，以壅麦根。故谚曰：“子欲富，黄金覆。”黄金覆者，谓秋锄麦曳柴壅麦根也。至春冻解，棘柴曳之，突绝其干叶。须麦生复锄之。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如此则收必倍。

冬雨雪止，以物辄蔺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旱、多实。

春冻解，耕和土，种旋麦。麦生根茂盛，莽锄如宿麦。

区种麦，区大小如上农夫区。禾收，区种。凡种一亩，甩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践之，令种土相亲。麦生根成，锄区间秋草。缘以棘柴律土壅麦根。秋旱，则以桑落时浇之。

秋雨泽适，勿浇之。春冻解，棘柴律之，突绝去其枯叶。区间草生锄之。大男大女治十亩。至五月收，区一亩，得百石以上，十亩得千石以上。

小麦忌戌，大麦忌子，除日不中种。

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太热，令水道错。

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

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

稗中有米，熟时捣取米炊食之。不减粱米；又可酿作酒。

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

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土和无块，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种大豆，夏至后二十日尚可种。戴甲而生，不用深耕。种之上，土才令蔽豆耳。厚则折项，不能上达，屈于土中则死。

大豆须均而稀。

豆花憎见日，见日则黄烂而根焦也。

获豆之法，荚黑而茎苍，辄收无疑；其实将落，反失之。故曰，豆熟于场。于场获豆，即青荚在上，黑荚在下。

区种大豆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一百得千二百八十坎。其坎成，取美粪一升，合坎中土搅和，以内坎中。临种沃之，坎三升水。坎内豆三粒；覆上土。勿厚，以掌抑之，令种与土相亲。一亩用种二升，用粪十二石八斗。豆生五六叶，锄之。旱者溉之，坎三升水。丁夫一人，可治五亩。至秋收，一亩中十六石。

小豆不保岁，难得。

椹黑时，注雨种，亩五升。豆生布叶，锄之；生五六叶，又锄之。

大豆小豆不可尽治也。古所以不尽治者，豆生布叶，豆有膏，尽治之则伤膏，伤则不成。而民尽治，故其收耗折也。故曰，豆不可尽治。

种枲：春冻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粪田，复耕，平摩之。

种枲太早，则刚坚、厚皮、多节；晚则皮不坚。宁失于早，不失于晚。获麻之法，穗勃如灰，拔之。夏至后二十日沤枲，枲和如丝。

种麻，豫调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种之。麻生布叶，锄之。率九尺一树。树高一尺，以蚕矢粪之，树三升；无蚕矢，以溷中熟粪粪之亦善，树一升。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无流水，曝井水，杀其寒气以浇之。雨泽时适，勿浇。浇不欲数。养麻如此，美田则亩五十石，及百石，薄田尚三十石。获麻之法，霜下实成，速斫之；其树大者，以锯锯之。

区种瓜：一亩为二十四科。区方圆三尺，深五寸。一科用一石粪，粪与土合和，令相半。以三斗瓦瓮埋著科中央，令瓮口上与地平。盛水瓮中，令满。种瓜瓮四面各一子。以瓦盖瓮口。水或减，辄增，常令水满。

种常以冬至后九十日、百日，得戊辰日种之。又种薤十根，令周回瓮，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卖之，与瓜相避。又可种小豆子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此法宜平地，瓜收亩万钱。

种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亩。作区方深一尺。以杵筑之，令可居泽。相去一步。区种四实。蚕矢一斗，与土粪合。浇之，水二升；所干处，复浇之。

著三实，以马箠嗀其心，勿令蔓延；多实，实细。以稿荐其下，无令亲土多疮瘢。度可作瓢，以手摩其实，从蒂至底，去其毛，不复长，且厚。八月微霜下，收取。

掘地深一丈，荐以槁，四边各厚一尺。以实置孔中，令底下向。瓠一行，覆上土厚三尺。二十日出，黄色好，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

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

区种瓠法，收种子须大者。若先受一斗者，得收一石；受一石者，得收十石。先掘地作坑，方圆、深各三尺。用蚕沙与土相和，令中半，著坑中，足摄令坚。以水沃之。候水尽，即下瓠子十颗；复以前粪覆之。既生，长二尺余，便总聚十茎一处，以布缠之五寸许，复用泥泥之。不过数日，缠处便合为一茎。留强者，余悉掐去。引蔓结子。子外之条，亦掐去之，勿令蔓延。留子法，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子，留三子即足。旱时须浇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遥润，不得坑中下水。

种芋，区方深皆三尺。取豆萁内区中，足践之，厚尺五寸。取区上湿土与粪和之，内区中萁上，令厚尺二寸，以水浇之，足践令保泽。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足践之。旱数浇之。其烂。芋生子，皆长三尺。一区收三石。

又种芋法，宜择肥缓土近水处，和柔粪之。二月注雨，可种芋，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斸其旁以缓其土。旱则浇之。有草锄之，不厌数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

种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即以手溃之，以水灌洗，取子阴干。治肥田十亩，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生，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因以利镰摩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至春生。

一亩食三箔蚕。

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事，人所忽略，卫尉勤之，可谓忠国忧民之至。

农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

吴王濞开茱萸沟，通运至海陵仓，北有茱萸村，以村立名。故史记云：“祁沟即吴王夫差所开，漕运以通上国。”

春秋战国时期，以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为主要标志，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又发生了一个飞跃。但当时的铁农具以小型的镢、锸、锄之类为多，铁犁数量很少，而且形制原始，牛耕的推广还是很初步的。长期的战争又使新的生产力所包含的能量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秦的统一本来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秦朝的苛政暴敛，无限度地使用民力，又造成了社会生产的破坏。刘邦结束了楚汉相争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汉初统治者吸收了亡秦的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对农业生产的保护和劝导，社会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到了汉武帝时期，生产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耦犁”的发明和推广为标志，铁犁牛耕在黄河流域获得了普及，并向其他地区推广开去。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跃进所蕴涵的能量，至此充分地迸发出来，农业生产获得全方位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呈现出一片繁荣。农业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发展，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基础。《氾胜之书》正是在这新的基础上对新的经验所作的新的总结。

在战国秦汉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关中地区处于领先的地位。商鞅变法后，秦国长期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农业经济发展很快，牛耕也比关东六国有较大程度的推广，郑国渠的建成又大大加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秦帝国建立后，赋役的重负主要压在原山东六国的头上，对原秦国本土的经济则采取了保护政策，大量的迁民又使秦本土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获得补充，因此，在山东六国农业经济濒于崩溃的同时，关中地区的经济却相对稳定和有所发展；从而在楚汉战争中成为支持刘邦取得战争胜利的可靠后方。重新统一后的汉帝国，继续建都关中；关中又成为汉朝政府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点地区获得全国各地人力物力的支持。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兴建了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冬麦的种植有了很大发展，赵过总结的“耦犁”和代田法也是首先在关中地区推广的。关中成了“膏壤沃野千里”的首富之区。据司马迁的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氾胜之在这一地区负责劝农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当时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我国自战国以后，黄河流域进入大规模开发的新阶段，耕地大为扩展，沟洫农田逐渐废弃，干旱又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威胁。在氾胜之从事劝农活动的关中地区，情况更是这样。这里降水量不多，分布又不均匀，旱涝交替发生，尤以旱的威胁最大。灌溉工程虽有较大发展，但旱地毕竟是大多数，需要尽可能地接纳和保持天然的降水，包括每年西北季风送来的冬雪。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旱农区；这种自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技术发展的方向。

氾胜之生活的时代，还向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一是人口的迅速增加。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平帝年间在籍民户为一千二百多万，口数为五千九百多万，这是汉代人口的最高峰。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因此越来越大。二是西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大量农民丧失土地，社会上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成帝时，虽然“天下无兵革之事，号为安乐”（《汉书·食货志》），但更大的社会危机也在蕴酿之中。汉朝统治者面临一个如何安置无地或少地农民，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

《氾胜之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这些背景在《氾胜之书》中都留下了印迹。

《氾胜之书》原名是《氾胜之十八篇》（《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氾胜之书》一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后来成为该书的通称。

该书在汉代已拥有崇高的声誉；屡屡为学者所引述。如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注《周礼·地官·草人》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唐贾公彦疏云：“汉时农书数家，氾胜（之）为上。”郑玄注《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动”又云：“此阳气蒸达，可耕之候也。《农书》曰：‘土长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孔颖达疏谓：“郑所引《农书》，先师以为《氾胜之书》也。”其说是。

东汉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亦以《氾胜之书》为其重要依据。兹把《四民月令》每月土壤耕作安排与《氾胜之书》的有关记载表 [5]列如下，以便比较：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关于土壤耕作的记载

《四民月令》

《氾胜之书》

正月

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农书曰：椓一尺二寸，橛埋于地，令出地二寸，正月冰释，土坟起没橛也）陈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

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

春候地气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以时耕，一而当四……

二月

阴冻毕释，可菑美田、缓土及河渚小处（劝农使者氾胜之法）。

三月

杏花盛，可菑沙、白、轻土之田。（氾胜之曰：“杏花如荼，可耕白沙也。”）

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

五月

可菑麦田。

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时。

六月

可菑麦田。

七月

菑麦田。[6]

以上资料，除“七月菑麦田”可存疑外，其余可以说是全部源于《氾书》。其中“二月：阴冻毕释，可菑美田缓土及河渚小处（劝农使者氾胜之法）”一节，虽不一定是《氾书》原文，但肯定源于《氾书》；三月引氾胜之“杏花如荼，可耕白沙也”一语也可能是《氾胜之书》的佚文。这些都可补充今人所辑《氾胜之书》之不足。

《氾胜之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备受重视。如北朝萧大圜云：“获菽寻氾氏之书。”（《北史》卷29《萧大圜传》）贾思勰写作《齐民要术》，也大量引用《氾胜之书》的材料；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氾胜之书》的佚文，主要就是《齐民要术》保存下来的。

隋唐时期，该书仍在流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有著录。唐代和北宋初年的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事类赋》等，对它多所征引。大概宋仁宗时期开始流行渐少，此时成书的《崇文总目》未见著录。后来著名的私家目录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郡书录解题》都未载此书，仅偶见于郑樵的《通志》。宋以后的官私目录再也没有提到《氾胜之书》。此书于北宋亡佚。[7]

十九世纪前半期，出现了《氾胜之书》的三种辑佚本：一是洪颐煊辑录的《氾胜之书》二卷，编在他1811年所刻的《经典集林》中；二是宋葆淳1919年辑录的《汉氾胜之遗书》：三是马国翰辑录的《氾胜之书》二卷，编刊在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之末。它们的材料来源主要是《齐民要术》，而所根据的是不好的版本，故问题较多。其中洪、马二氏所辑较好，宋氏所辑最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祖国农业遗产的整理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一些学者致力于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整理和研究《氾胜之书》，对《氾胜之书》进行重新的辑佚和校订，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石声汉的《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和万国鼎的《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农业出版社，1980年新二版）。

石声汉的《氾胜之书今释》共辑得三千五百余字，分作101条，按照1、耕作，2、选择播种日期，3、处理谷物种子、4、个别作物栽培技术，5、收获，6、留种及贮藏，7、“区种法”的次序重新编次。每条先列正文，次列现代口语的“释文”，并附以校记和注释。在“正文和今释”之后，是总体研究的《〈氾胜之书〉底分析》一文。该书的英译本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万国鼎的《氾胜之书辑释》辑得原文3696字。他参照《齐民要术》，把《氾书》原文分为18节：1、耕田，2、收种，3、溲种法，4、区田法，5、禾，6、黍，7、麦，8、稻，9、稗，10、大豆，11、小豆，12、枲，13、麻，14、瓜，15、瓠，16、芋，17、桑，18、杂项。每节又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正文，并附以校勘记和注释，二是译文，三是讨论，深入探讨《氾胜之书》中的有关问题。

这两个辑释本的特点，一是注意选用善本，并作了比较认真的校订，因而比前人的辑本完善和精审得多；二是把辑佚整理和研究相结合，并力图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对《氾胜之书》进行新的阐发。这两本书为后人对《氾胜之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外有些学者，尤其是东邻日本的学者，也致力于《氾胜之书》的译介和研究。田岛秀夫、志田容子根据石声汉的校释本翻译了《氾胜之书》，1992年由农文容协出版。日本学者对《氾胜之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代田法和区田法的问题上。[9]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时的农家共有9家114卷之多，其中《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越氏》五篇；《氾胜之书》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

其中以《氾胜之书》最为著名，本书是2000多年前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书中主要描写黄河中游地区常见的耕作习惯、农作物栽培技术以及种子选取孕育等用于农业生产环节的知识，反映出当时普通群众的劳动智慧。

作者氾胜之，生卒年不详，西汉后期成帝时任议郎，曾督导三辅各地种麦，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农学家。原书十八篇，多为后世农书所引用，约在北宋末年失传，清洪颐煊有辑本。马国翰从《齐民要术》中辑得十六篇，又从其他书中缀为杂篇上下，凑成十八篇，共3700字。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以及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

《氾胜之书》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包括以下几方面：

（1）应用综合栽培技术 西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农作物的生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是各种栽培技术的综合。在整个作物栽培过程中，要注意六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环节：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趣时 ，即不误农时，栽培作物要不早不晚，与气候时令同步。

和土 ，即使土壤疏松，有良好的结构。土壤好，庄稼就长得好；土壤不好，庄稼当然就长得差。

务粪、泽 ，就是注意及时施肥和灌溉。

早锄、早获 ，就是及时锄草，及时收获。

（2）不同作物必须有不同的栽培方法，不能千篇一律《氾胜之书》讲了粮食、衣着原料、饲料等12种作物的栽培方法，自整地、播种直到收获的各个环节，每种作物的栽培方法都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这是因为作物生长期有长短，成熟有早晚，有的需要水多，有的耐旱，有的春种秋收，有的秋种夏收，有的抽穗结实，有的在地下结果。作物的生长方式不同，因此栽培技术自然也不同。比如冬小麦和水稻的栽培方法就不一样。首先是播种时间不同，在关中地区，冬小麦在夏至后70天播种，水稻是冬至后110天播种。其次是麦、稻的需水量相差很大。如果秋天有雨，地里墒（shāng，指土壤含有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量好，麦地就不用浇水；水稻则不同，从播种到成熟，都不可缺水。由于稻田里水的温度对水稻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控制水温。氾胜之的办法是在田埂的进、出水口上。当需要水温高一些时，就把进、出水口上下相对地开在一条直线上，使水局部地在这一直线上通过，就可以避免整块田的水温下降；当需要降低水温时，就把进、出水口错开，这样，新进来的低温水在流经整块稻田的过程中带走热量，使稻田里的水温降低。第三，麦、稻中耕除草的方法也不同。

（3）区种法的发明 区种法是一种高产栽培方法，主要是依靠肥料的力量，不一定非要好田。

即使在高山、丘陵上，在城郊的陡坡、土堆、城墙上都可以作成区田。《氾胜之书》依据不同的地形，采用了两种区田布置方法：一是带状区种法，二是方形区种法。两种布置方式都要求等距、密植、全苗、施肥充足，浇水及时，以及精密的田间管理。这样小麦亩产可达4187斤，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但它却给后世指出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向。

（4）整地改土技术 通过整地达到和土保墒，改良土壤的目的，这是氾胜之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新贡献。要求整地要提前进行，春种地要进行秋耕和春耕，秋种地要进行夏耕，使整个耕作层有良好的土壤结构。为了防旱保墒，要特别注意选择耕地的时间，避免秋冬干耕，春冻未解就早耕，冬季要积雪保雪。

《氾胜之书》还提到耕完之后，要让耕地长草，然后再耕一次，将草埋在地下。这种作法正是应用绿肥的开端。既利用了有机质，又消灭了杂草，这是我国利用绿肥改良土壤的独特技术。

（5）选种留种技术 氾胜之已认识到 “母强子良，母弱子病” 的种苗关系。有好种才有好苗，有好苗才能高产。为了获得良种，必须选种。选种的标准是生长健壮，穗形相同，子粒饱满，成熟一致。选种的时间是在作物成熟后、收获以前，到田间去选。选好的种子不能跟非种子混杂，要单收、单打、单藏。收藏种子要防止霉烂，防止虫害。因此在收藏前要把种子晒干扬净。特别是要保存过夏天的麦种，更要用药防虫。

（6）施肥技术 施肥技术在我国发展很早，据说殷商时已有施肥的记录。然而明确认识施肥是为了供给作物生长的养分，改善作物所需要的土壤条件，又将肥料分作基肥、种肥、追肥和特殊的溲种法等，这都是秦汉时才有，由氾胜之作了总结。

（7）中耕除草与嫁接技术 氾胜之讲，中耕除草有四个作用：间苗、防冻、保墒、增产。以小麦为例，当麦苗显出黄色时，那表明太密了，要通过中耕除草把麦苗锄稀些。秋锄后，要用耙耧把土壅在麦根上，这样可以保墒、保温、防冻。麦苗反青时要锄一次。榆树结荚时，地面干成白色，又要锄一次。小麦经过三四次中耕除草，会使产量成倍地增加。

氾胜之又以种瓠（hù，一种葫芦）为例，记述了西汉的嫁接技术。

当瓠苗长到2尺多长时，便把10根茎蔓捆在一起，用布缠绕5寸长，外面用泥封固。不过10日，缠绕的地方便合为一茎，然后选出一根最强壮的茎蔓让它继续生长，把其余9根茎蔓掐去，这样结出的瓠又大又好。

（8）轮作、间作与混作 氾胜之记述了西汉农作物的轮作、间作与混作技术。如谷子收获以后种麦；瓜田里种韭菜、小豆；黍与桑椹混播，桑苗生长不受妨碍，还能多收一季黍。这些技术的采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

《氾胜之书》记载的农业科技成就，显示了秦及西汉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氾胜之汇录的一部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氾胜之书》与《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

氾胜之（Fan Sheng Zhi），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期。氾胜之是氾水（今山东曹县北）人，著名古代农学家。《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汇编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书中编成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氾胜之书总结了当时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闻名于世。

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清人辑佚本以洪颐所辑为优。今人石声汉撰有《氾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氾胜之书辑释》。

现存《氾胜之书》的主要内容：

从石声汉和万国鼎的辑录的《氾胜之书》资料看，现存《氾胜之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耕作栽培通论。[10]《氾胜之书》首先提出了耕作栽培的总原则：“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11]；“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12] 然后分别论述了土壤耕作的原则和种子处理的方法。前者，着重阐述了土壤耕作的时机和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说明正确掌握适宜的土壤耕作时机的重要性。后者包括作物种子的选择、保藏和处理；而着重介绍了一种特殊的种子处理方法──溲种法。此外还涉及播种日期的选择等。[13]

第二部分，作物栽培分论。[14]分别介绍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作物的栽培方法，内容涉及耕作、播种、中耕、施肥、灌溉、植物保护、收获等生产环节。

第三部分，特殊作物高产栽培法──区田法。[15]这是《氾胜之书》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部分，《氾胜之书》现存的三千多字中，有关区种法的文字，多达一千多字；而且在后世的农书和类书中多被征引。

《氾胜之书》原来分十八篇，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九种农家著作中，它的篇数仅次于“《神农》二十篇”。现存《氾胜之书》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原书的一部分，以至一小部分。但仅从这一小部分内容已经可以看出，它所反映农业科学技术，与前代农书相比，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氾胜之书》之前最有代表性的农学文献是《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 。《氾胜之书》所提出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耕作栽培总原则，包括了“趣时”“和土”“务粪”“务泽”“早锄”“早获”等六个技术环节，不但把《任地》等三篇的精华都概括了进去，而且包含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

如中国传统农学一贯重视对农时的掌握，《氾胜之书》概括为“趣时”的原则。《审时》篇只谈到“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利害对比，《氾胜之书》则具体论述了耕作、播种、中耕、施肥、收获等各项农活适期的掌握。就土壤耕作的适期而论，不但有时令的要求、物候的标志，而且有用木橛测候的具体方法。

关于土壤耕作，《吕氏春秋·任地》提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氾胜之书》用“和土”两个字进行概括，不但尽得其精髓，而且提高了一步。《氾胜之书》还总结了“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等具体的耕作技术，把《任地》《辩土》诸篇 “深耕熟耰”技术发展为“耕、摩、蔺”相结合的崭新体系，而扬弃了畎亩结构的形式，使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任地》诸篇没有谈到施肥和灌溉，战国时其他文献有谈到施肥和灌溉的，但很少涉及施肥和灌溉的具体技术；而《氾胜之书》不但把施肥和灌溉作为耕作栽培的基本措施之一，而且记述了施肥和灌溉的具体技术。《氾胜之书》提出的“务粪、泽”的技术原则，是指尽力保持土壤的肥沃和湿润，包括了灌溉和施肥，但不限于灌溉和施肥。

事实上，《氾胜之书》更重视通过精细耕作的措施，千方百计使土壤接纳可能接纳的一切降水（包括降雨和降雪），并减少自然蒸发，以保证作物生长对水分的需要。与《任地》诸篇重点讲农田的排涝洗碱不同，《氾胜之书》农业技术的中心环节是防旱保墒。

中国古代农业有实行中耕的悠久传统，《氾胜之书》继承了这一传统，并第一次明确把“早锄”作为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则之一。“早锄”的目的，一方面是消灭杂草，防止《吕氏春秋·辩土》所说的“草窃”；另一方面是切断土壤表层的毛细管，以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是“和土”和保“泽”的手段之一。

“早获”，是指及时迅速地进行收获：“获不可不速，常以急疾为务。芒张叶黄，疾获之无疑。”这也是对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技术传统的新概括。

以上各项技术原则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贯彻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三才”理论。“趣时”就是掌握“天时”，它体现于耕作、播种、施肥、灌溉、收获等各个环节中。“和土”就是为作物生长创造一个结构良好、水分、温度等各种条件相互协调土壤环境，以充分发挥“地利”，“趣时”“务粪泽”都是它的手段之一。而无论“趣时”“和土”或“务粪泽”“早锄早获”，都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可以说《氾胜之书》的“耕之本”正是“三才”理论在耕作栽培方面的具体化。

《氾胜之书》不但重视对农业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而且着力于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在“三才”理论的体系中，不但注意“天、地、人”的因素，而且注意“稼”的因素。在《氾胜之书》作物栽培通论部分中，第一次记述了穗选的技术，作物种子保藏的技术，并且详细介绍了用骨汁、粪汁拌种，以提高种子生活能力的方法。在作物栽培分论部分中，提高作物生产能力的生物技术措施更是屡见不鲜。

《氾胜之书》不但提出了作物栽培的总的原则，而且把这些原则贯彻到各种具体作物的栽培中去。如果说，《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是作物栽培通论，那么，《氾胜之书》已经包括了作物栽培的通论和各论了。《氾胜之书》论及的作物有：粮食类的禾（谷子）、黍、宿麦（冬小麦）、旋麦（春小麦）、水稻、小豆、大豆、麻（大麻），油料类的胡麻（芝麻）、荏（油苏子），纤维类的枲（雄株大麻），蔬菜类的瓜、瓠，以及芋、稗、桑等。这些作物的栽培方法，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见于文献记载的，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农业科技成就。例如，在先秦时代已经观察到大豆根瘤的基础上，指出大豆自身具有肥力──“豆有膏”，并从而提出对豆类的中耕应该有所节制的技术原则。在蔬菜栽培方面，第一次记载了瓠的靠接和瓜、薤、小豆之间间作套种的技术。在水稻栽培方面，第一次记载了通过延长或缩短水道来调节稻田水温的技术等。

《氾胜之书》对冬小麦栽培技术的论述尤详，这和氾胜之曾经在关中推广冬小麦的经历有关。小麦是原产于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并不适应黄河流域冬春雨雪相对稀缺的自然条件；但中国传统作物是春种秋收的一年生作物，冬麦的收获正值青黄不接时期，有“续绝继乏”之功，又为社会所迫切需要。我国古代人民为了推广冬麦种植，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氾胜之书》看，已经形成了适应黄河流域中游相对干旱的自然条件的一系列冬麦栽培技术措施。例如及早夏耕，穗选育种，适时播种，渍种抗旱，秋天棘麦壅根，冬天压雪保墒等等。诸如此类的技术成就还可以举出不少。这些各别作物栽培技术，贯彻了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精神。

《氾胜之书》还第一次记载了区田法。这是少种多收、抗旱高产的综合性技术。其特点是把农田作成若干宽幅或方形小区，采取深翻作区、集中施肥、等距点播、及时灌溉等措施，夺取高额丰产。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精神。由于作物集中种在一个个小区中，便于浇水抗旱，从而保证最基本的收成。它又不一定要求在成片的耕地，不一定采用铁犁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劳力，比较适合缺乏牛力和大农具、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小农经营。它是适应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许多农民缺乏土地，而自然灾害又时有发生的情况而创造出来的。历来被作为御旱济贫的救世之方。是最能反映中国传统农学特点的技术之一。

总之，《氾胜之书》是继《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以后最重要的农学著作。它是在铁犁牛耕基本普及条件下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总结，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经典之一。

《氾胜之书》不但是伟大的农学著作，而且在经济思想方面也有其一定的贡献。

上文谈到，氾胜之经济思想的核心是重农。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氾胜之非常重视备荒防灾。氾胜之所提倡的农业技术，其目标一是高产，二是御灾。区田法就是典型的一例。《氾胜之书》说；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

一般农田耕作技术亦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环节。除此之外，氾胜之还注意在作物安排上采取措施。为此，他提倡适当种植大豆、稗子等作物以备灾荒：

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

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

我国战国时代即有“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汉书·食货志》）的传统，但在种植计划中如何安排备荒作物的具体论述，则以《氾胜之书》为最早。

《氾胜之书》在经济思想史上突出之点是已经注意到投入与产出，成本与利润的计算。前者有该书提供的区田法用工量、下种量和亩产量的数字，并可据此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和下种量与收获量之比。[17]关于成本与利润的计算，《氾胜之书》有以下记载：

种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亩……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上文谈到，瓠的外壳，“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

我国的气候具有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的季风气候特征。由于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东部，又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较近，因之气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冬季盛行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偏北风，夏季盛行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偏南风。冬季风产生于亚洲内陆，性质寒冷、干燥、在其影响下，中国大部地区冬季普遍降水少，气温低，北方更为突出。夏季风来自东南面的太平洋和西南面的印度洋，性质温暖、湿润、在其影响下，降水普遍增多，雨热同期（非季风区除外）。我国南部及一些中部地区光照充足、降水丰沛，高温湿润，适宜作物生长。我国受冬、夏季风交替影响的地区广，是世界上季风最典型、季风气候最显著的地区。

应当指出，《氾胜之书》在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受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内容中夹杂着某些迷信和不科学的成分。《氾胜之书》中谈到九谷播种日期的宜忌：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谷有忌日；种之不避其忌，则多伤败。此非虚语也！其自然者，烧黍穰则害瓠。

小麦忌戌，大麦忌子；除日不中种。

这种宜忌之说是从阴阳五行说衍生出来的。原始的阴阳五行说本是一种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朴素的认识，与农业生产实践有密切的联系。但后来经过子思、孟子、邹衍等人的改造，再经秦汉儒家的鼓吹，阴阳五行学说与时令相结合，形成无所不包的世界模式，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解释。在这个世界模式中，不同时令人们的行事各有宜忌，人们是不能违背的。关于谷物种植日期的宜忌之说，很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当时人们对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具体规律及其原因的知识毕竟不多，如果囿于一时或局部的经验，把它扩大化，或用臆想的联系代替客观事物真实的联系，认识就会走偏。以上各种不科学的说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二是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效果而出现的某些虚夸和失实之处。这主要是指《氾胜之书》中所记载的区田法的产量。区田法是一种精耕细作、抗旱高产的耕作栽培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所宣传的产量，实有夸大之嫌。《氾胜之书》说：“区种，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这一诱人的产量，几千年来吸引着不少人进行区田法的试验，但虽然可以取得小面积丰产的效果，但都没有能够达到“亩产百石”的指标。现代学者也曾为此争论，有人称之为“‘亩产百斛’之谜”。其实是不可信的。据近人的计算，“亩产百斛”换算成现今的市制，合每市亩2887斤。[22]这在汉代的技术条件下，确实是匪夷所思的。

其实，从现存《氾胜之书》的资料看，氾胜之本人也没有实现过这样高的产量。氾胜之说：“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又说：“验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十一石。”前者是一般农作法所能达到的高产指标，后者则可能是氾胜之试行区田法实际达到的产量。看来所谓“亩产百斛”，或者是传闻中理想化的产量数字，或者是按小区所曾达到的最高产量推算出来的，而不是实际能够达到的平均水平。盖西汉末年，由于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加之自然灾害不时发生，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经济陷于困境。氾胜之推广区田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找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活下去，以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定。他所设计的区田法，强调不要求成片耕地，可以利用边角荒地，不要求铁犁牛耕，可以利用人力作区，用意正在于此。为了增强对贫苦农民的吸引力，着意渲染其高产的效果，以至把理想化的、自己也没有达到的高产指标写到书中。这种做法，是有悖于他作为一个农学家所奉行的求实精神的。

氾胜之所汇编的《氾胜之书》，编成中国古代黄河流域普通劳动人民的农业活动经验，详细编写耕种、劳作、栽培等多项技术，体现出劳动人民的聪慧，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而闻名于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期。氾水（今山东曹县北）人，著名古代农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