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声汉（1907年11月19日～1971年6月28日），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

石声汉，1924年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大学）生物系，1928年于中山大学结业。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求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原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理学院、武汉大学教授。1951年后任原西北农学院教授、古农学研究室主任。曾长期从事生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的学者之一。1955年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先后撰写了《齐民要术今释》《四民月令校注》《农政全书校注》等15种专著，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

石声汉，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一个小职员家庭。7岁入长沙楚怡小学读书，1920年插班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25年，当“五卅”爱国反帝运动的浪潮波及武汉时，他出于爱国热情，在汉口英租界散发传单时被捕。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石声汉被武昌高师开除学籍。

1927年11月，他经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辛树帜的介绍，前往中山大学任助理员，同时补修在武昌高师生物系未完的课程。1928年，他参加了由辛树帜主持的广西大瑶山物采集队工作。在采集队，他除参加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外，还进行广西大瑶山哺乳类和爬虫类动物的研究。他还亲自到瑶民家庭，学习瑶语，记录瑶歌及民俗，并以日记形式出版了《瑶山采集记》一书。这本书翔实地记载了采集队的研究工作和生活，生动地反映了瑶山地区的自然风貌，瑶族的民情民俗。《采集记》文辞精美、朴实，受到当时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推崇。以后又发表了中国哺乳类学及大瑶山爬虫类（主要记载蛇类）论文多篇。他是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动物最早的科学工作者之一。

1933年11月，石声汉考取了第一届中央庚款留英公费生，入伦敦大学理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学习。在英国的3年里，他在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布莱克曼（F.F.Blackman）的指导下，主要学习与研究植物生理学，其间曾到英罗森士达农事试验场作实验工作。他在英植物年报发表有《缺钾与其它金属离子对于大麦生长及含水量影响之间的关系》、《植物营养的生理研究——钾及其它营养元素与大麦叶片含水量的关系》（与Richards.F.G合作）等论文。1936年4月，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及理工学院的学侣荣誉证书。他还在伦敦天产博物馆图书馆，翻译了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当这本译著重版时，石声汉针对原著中所谓“中医术全属妄言”及“在中国青囊术中，含绝对有毒物外，盖无不入药者。中国歧黄家处方之际，辄用及极不可耐之药物”等不尊重事实的片面之词，在序言中愤然予以驳斥，并指出：“这是对中国中医药的无知和曲解。”

1907年11月19日

在云南省昆明市出生。1912年春末迁回长沙，寄住于乡下家族“公庄”。1913年2月—1919年12月（6—12岁）

在长沙楚怡小学读书，1915年和1917年因家贫曾两次中途停学回“公庄”住，并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

1920年9月—1924年1月（13—17岁）

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因家贫几乎辍学，幸得胡元倓、辛树帜等老师的帮助，成为学校仅有的一名半工半读学生，管理学校图书馆，得以完成学业。

1924年2月—1924年8月

留在明德中学继续管理图书馆，并在晚间担任几家的家庭教师，以收入弥补家用。

1924年9月—1927年6月（17—20岁）

以初试及复试两榜均第一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生物系就读。其间1925年—1926年在武昌湖南旅鄂小学代课。1926年秋，因北伐战争武大停课，回长沙在周南女子中学和楚怡小学教课半年。1927年回武大复学。“四·一二”政变后，于5月被校方以“思想空幻，态度灰色”为由，开除学籍。

1927年9月—1928年7月（20—21岁）

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任助理员并补修在武大生物系未完成的课程，同时选修化学系的课程。

1928年8月—1931年7月（21—24岁）

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生物系助教，进行脊椎动物分类研究工作，参加辛树帜先生组织、率领的广西大瑶山采集队。其间，1929年因咯血休养一年，在桂林广西第二师范及梧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教课。在梧州二中时与许慕贞相识。

1931年8月—1932年7月（24—25岁）

赴杭州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1932年在杭州定安中学代课月余。1932年7月与许慕贞在广州结婚。

1932年8月—1933年9月（25—26岁）

在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译订自然科学及一部分技术科学名词。

1933年11月—1936年4月（26—29岁）

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读研究生。1936年5月12日获博士学位。

1936年4月—1936年7月

在德国休养并进修德语。

1936年8月—1937年12月（29—30岁）

在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任教授。

1938年1月—1938年8月（31岁）

在长沙东郊仙人市乡长冲村休养。

1938年9月—1941年8月（31—34岁）

在同济大学（抗战时同济大学曾先后迁往广西八步、云南昆明、四川宜宾李庄）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其间，1939年—1940年应邀为云南大学生物系讲授植物生理学一年。

1941年8月—1951年2月（34—44岁）

在武汉大学（抗战时迁至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湖北武昌）任生物系教授。1941年—1946年在乐山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兼任研究员。其间，1942年10月在峨眉四川大学讲学1月；1943年春至1946年两次在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兼课；1947年5月—9月应邀在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讲学；1948年，在桂林广西大学讲学7周；1950年在湖北省立医学院兼生物化学课半年。

1951年2月—1971年6月（44—63岁）

任西北农学院农化系教授及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主任；1955年初开始校勘整理中国古代农学典籍；1956年12月起任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主任。

1955年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现更名为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成立，任该所兼职研究员；1955年11月被中国科学院聘为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6年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8年李约瑟博士曾邀请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和生物卷，受时局限制，未能成行。

1963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1年6月28日，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韶山医院病逝，终年63岁。

1907年11月19日　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

1924—1927年　在武昌高师（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前身）读书。

1927—1928年　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助理员。

1928—1931年　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助教。

1931—1932年　任杭州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

1932—1933年　在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

1933—1936年　在英国伦敦大学理工学院读研究生。

1936—1937年　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教授。

1938—1941年　任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1—1951年　任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1—1971年　任西北农学院农化系教授及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主任古农学研究室主任。

1955年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

1971年6月28日　因患胰腺癌在天津去世。

1936年7月，石声汉回国。当时他的志愿是植树造林，遏止戈壁沙漠的蚕食进逼。他一到南京，便谢绝了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聘请，满怀激情风尘仆仆地来到陕西武功一所刚成立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愿以自己多年所学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宿愿。1937年“七·七事变”后，西北一带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实验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一年半后他怀着惆怅的心情离开了这所学校。

1938年9月，他应聘担任迁移到广西八步的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历时3年。由于日寇南侵，八步遭敌机轰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曾以教授身份去昆明为同济大学另觅校址。面对山河破碎及颠沛流离的生活，曾以诗词抒怀：“败叶惊风，枯枝泣露，获花白遍秋江浦，零风重霭送残阳，湿云粘住连天树。漫说登临，空伤岁序，河山破碎情如许，故园秋思任关情，天涯望断无寻处。”他不畏权势，不求名利的君子之风在当时传为佳话。

1941年8月，他应邀担任迁移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在武大他连续任教将近10年，主讲植物生理学，开过第二外国语德文课，还讲授过动物生理学、中国文学。其间他还兼任黄海化工研究社研究员。植物生理学在当时是一门新兴学科，缺乏师资。石声汉在武大对这门课程从拟制教学大纲、准备教材，以至建设实验室，几乎都是从头开始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讲课内容丰富新颖，又能深入浅出、条理清楚、表达生动，富有启发性，并注重实践。当时，学校的教学及设备条件十分困难，为了让学生学到一些科学知识，多掌握一些实验方法，他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地创造一些条件，甚至以戥子代替天平，没有玻璃容器，就找瓶瓶罐罐代替。这些简陋的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用来验证课堂讲授的理论，也能使学生在实验方法上得到一些基本训练。在教学中，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认识植物，讲解植物生长发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分析生长发育形态的差别与内部生理过程的联系。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

石声汉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虽任务较重，仍能挤出时间从事译著。1944年，《生命新观》出版发行。这本书篇幅不长，但却包含“大千世界”。它是科学和哲理的结合，材料丰富，描写生动细微，分析详尽，反映出他阅读之勤，见闻之广，记忆之强，观察事物之深刻。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生命是根据过去，利用现在，创造未来”。这种哲理也体现了他的人生观。在此期间，还译有《比较生物化学引论》《动态生物化学》等。繁重的工作及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原来就衰弱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尤其是气喘病严重地折磨着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春他受西北农学院辛树帜院长之邀，又回到陕西武功。在这里他除了承担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外，还担任植物生理学及生物化学教研组的领导工作及研究生培养的任务。此外，他还参加了西北农学院农史小组的工作。这时，他的气喘病稍有好转，而心脏衰弱严重。但他不顾身体，常常备课至深夜。有人隔窗探望时，发现他在灯下用火柴棍摆着各种图形，不禁生疑。后来得知，这是他在准备生物化学的教学。此事传出后，学生们无不感动。

石声汉极其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60年代，他编写出高级植物生理与植物生化讲义，亲自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作学术报告，及时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其进展。为了解决西北黄土高原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干旱问题，他为教研组制订了“以水分研究为中心”的长远科研计划，并亲自指导这方面的研究，深入实验点进行观察。

1955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现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在武功成立，石声汉担任该所的兼职研究员。1956年12月，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由他担任研究室主任，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古农学的研究。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农业科学遗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发出“整理研究祖国医学农学遗产，把它发扬光大起来，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的号召，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建国之初，西北农学院成立了农史小组。当时，夏纬英、石声汉、鄷裕恒等都是农史小组的成员。他们注释《吕氏春秋》《管子》中有关农业的内容，还进行《齐民要术》注释的准备。从此开始，石声汉在教学中又与古农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把主要精力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1955年4月，农业部召开了“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西北农学院辛树帜和石声汉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积极研究整理出版中国重要古农书，为开展农业史的研究作准备，并将校注《齐民要术》的任务交给万国鼎和石声汉共同完成。会后，西北农学院党委决定将学校原农史小组扩大，成立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由辛树帜院长亲自主持，石声汉任研究室主任。

石声汉早在20多年前就看到德国人瓦格勒（译音）所著《中国农书》，后来又了解到国外已翻译出版了中国古代农书，并有“中国人对此不重视，深表遗憾”的评论。石声汉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那种由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的局面终于要改变过来，他为此感到自豪，并决心致力于祖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的整理，为国争光。

《齐民要术》为北魏（公元386—534年）贾思勰所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农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农业科学专著之一。它把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知识，第一次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极其重要的一部农书。但是，这部农书长期以来经过传抄转刻，混进了许多脱衍讹错的字词，后世视它为一部难读的书。明末杨慎（升庵）在《丹铅总录》中介绍这部书时说：“其所引古书奇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也有“文词古奥”的评语。

面对这样一部“古奥”难读、内容浩繁的农书，石声汉深知欲从传统的农业科学遗产中挖掘有用的东西，首先要把这部农书整理好、校注好。在动手之前，他从清乾隆、嘉庆（18世纪至19世纪）年间的校勘学家、考据学家，如戴震、王念孙、阮元等人校读古书的方法中体会到，校勘工作要尊重原书，注释工作要严谨负责，遇有对原书怀疑的地方，只能详为注释，不能主观臆改。这些都成为石声汉在整理研究祖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齐民要术》校注工作开始后，为搜集尽多的校勘用善本，石声汉了解到日本金泽文库（皇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北宋年间的手抄本比较完整。他就给日本友人西山武一去信请求帮助。西山武一从他自己仅存的两部影印本中抽出一部寄赠给石声汉。

经过多年对《齐民要术》的探索和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石声汉开始了《齐民要术》的校注。他将现代生物和现代农业知识与对古汉语、历史、文学、语言、音韵学等方面的造诣相结合，向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农学典籍进攻。他非常重视资料的整理工作，对重要的农书进行加工，包括校勘（伪、脱、倒、衍、错）、标点（包括断句和分段落）、注释、语释等。经过整理，进一步分析其内容，把其中所根据的原材料或所引古书的原文，一一核对，去伪存真。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从而确定它们的史料价值和科学意义。他以严谨的态度，负责的精神，惊人的毅力，用9个多月的时间，将全部10卷《齐民要术》初步校注完毕，还对前6卷作了校释。

石声汉在古农书整理中还提出“要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他在整理之后，还对这部内容浩繁、丰富多彩的古代农业科学专著进行科学分析。他指出，从这部农书可以看出，早在1400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农作学的科学基础，既有经验总结，又有理论说明。有关轮作休闲恢复提高地力，间作套种的多种形式的记载中，关于绿肥作物的栽培和轮作套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作过科学总结的。这部书中初步揭示出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生物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即“习以性成”等理论和在实践中的应用，提出选种杂交对培育良种的作用，低温处理可以改变作物本性规律，沿用至今，不断在农业科学技术上取得惊人成就，且比欧洲早数百年到一千年。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写出了中文及英文的《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这本书向国内外广泛介绍了中国古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就。

在《齐民要术》的整理与研究中，石声汉还十分重视辑佚，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齐民要术》“采拮经传”，以引经据典为材料来源，内容极其丰富。中国西汉以来的许多重要农书都先后失传了。但依靠《齐民要术》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断。石声汉在校释《齐民要术》的过程中，将书中所引用的《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书的材料分别辑录，写成了《汜胜之书今释》和《四民月令校注》两书。使这两部佚亡已久，年代更为古远的农书，又可重见梗概。

1957年12月，石声汉校注完成的《齐民要术今释》第一册正式出版。他把这本书寄赠给日本朋友西山武一。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位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农业科学史专家正在与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合作校勘《齐民要术》，并拟以日译本出版。西山武一等收到赠书后，对石声汉极表称赞，并指出“今释校注严谨，不但是‘贾学’（即对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的研究）之幸，且有助于日中文化交流”。同时还特别说明，他们校勘《齐民要术》的工作暂时停止，等待石声汉的今释本出版后，将参考进行修订，再行出版。1958年5月，《齐民要术今释》第三分册出版后，西山武一等才完成了他们的校注翻译。

1958年6月，《齐民要术今释》四册全部出版。当时，这部历时三年，以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整理出版的约百万字的中国第一部古代农书专著同它的作者石声汉的名字一起，已蜚声中外。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得到石声汉寄赠的《齐民要术今释》等书后，专程来西北农学院会见石声汉。1960年，原联邦德国波沃鲁尔区东方研究所的海尔茨博士来信，对《齐民要术》的研究进行讨论。

《齐民要术今释》的完成受到了国内外的赞誉，但是石声汉对所作的工作并不感到满足。他说：“我从事这项工作，时间还短，由于体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校勘、注释的工作有的还嫌粗糙，距我20多年前所想望的标准，都差得很远。”他准备继续努力，为古农书整理做出更多贡献。

在《齐民要术》的整理中，石声汉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了广泛研究和科学评价。他对中国自战国至清代中叶2000年来的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农书的渊源发展，在记载农业生产科学知识上演进的历史过程，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极具创见地在中国农史学界首次编制了《中国农书系统图》及《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表》。列入图表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农书约20种，其中主要农书有7种。从系统图和演进表不仅可以看出主要农书的著作年代和主要内容，而且突出地反映出它们之间的主次和继承关系。这个图与表，总结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农业的记载和农书内容演变的源流，成为进行祖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整理与研究的科学指南。

《中国农书系统图》及《中国古代重要农书内容演进表》的编制，也是石声汉进一步系统全面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农书的宏大设想和长远规划。这时，他十分关注国内外有关中国的古代农业科学研究的进展。他曾多次表示，中国自己珍贵的历史，让外国人来搞，实在说不过去，我们一定要自己努力，搞到外国人前面去。

1961年，石声汉因病到北京治疗。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当李维汉看到石声汉年仅54岁时，便亲自联系安排他住院治疗，并亲切地说，要及早治病，继续工作，培养接班人。在治疗中，医生面有难色。石声汉坦然地说：“请您把实话告诉我，我不怕死。我早准备好了，一身氮磷钾还给大自然母亲……我只请求您告诉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我好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医生感动地回答说：“好好休息，争取不生大病，最少还有十多年的时间。”

出院后，他以更高的热情投入紧张的工作。当时，他从日本的几位汉学研究工作者的交往中得知，在日本对中国古农书、农业经济史、节令史等都有专人研究。面对此种形势，石声汉向中国科学院、国务院秘书处提出建议，为了提高中国的学术地位，国内从事古农书研究的力量应组织起来，订出规划，分工合作，使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在国内和国际间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将研究中国文化技术科学历史的重心，从国外转移到国内。这应当是国内学术界的重大任务之一。石声汉正是以这样的激情，毫不顾忌自己日渐衰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开始了对另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农书巨著——《农政全书》的校注工作。

《农政全书》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徐光启所著，共10卷，约70多万字。这部著作广采博引了一切为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知识和经验，引用了明代及以前农书和有关文献共约229种，并进行了系统的摘编，加以评语。该书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经验，而且反映了明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成为17世纪前中国农业遗产的总汇。全书记载了有关水利、开垦、种植、水稻、棉花栽培、引种甘薯、治蝗等重要的农事活动。在《农政全书》校注工作紧张进行的日子里，石声汉身患的多种疾病，哮喘、肺气肿、心力衰竭等一直折磨着他，并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坏。别人劝他休息一会时，他总是说：“没关系，只要不躺倒就要工作。说老实话，这些年来，我身上完全没有一点毛病的时候是一天也未曾有过的。但我有一条对付的办法，就是思想上没有包袱，不去管它，只要能起床，就要做点事。”他正是以这样惊人毅力，在多年整理《齐民要术》等农书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政全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1965年，150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终于完稿。在此期间，他先后写出了《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校》《农桑辑要校注》，译出达尔文的《食虫植物》。

《农政全书校注》的完成，是他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进一步系统全面整理中国古代农书宏大设想和长远规划的第一步。他还考虑着自己未来的新的工作计划。

1966年，正当《农政全书校注》完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石声汉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和伤害。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他依然相信自己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弘扬祖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的，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人民群众。他认为，研究古代农书，不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求更广阔的道路。因此，在那样的逆境中，他出人意料地处之泰然。当时，学校的古农学研究室被关闭，他的全部书籍也被查封。在那些失去工作条件的日子里，在极度的苦闷困惑之中，他偶然在家里拣起一部查封时遗漏下来的书——《焦氏易林》。于是，在每天频繁地进行检讨、接受批判、参加劳动之余，在晚上家人入睡的时候，他对这部汉代讲音韵的名著又认真仔细地阅读研究起来。他在当时居住的破旧的小土屋内，忘其苦，忘其病，晨窗夜灯，展卷濡毫，用他那从不停歇过的笔，又写出了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当看到他留下来的那一页页布满端正瘦劲的楷书笔迹，人们无不为他勤奋苦读、钻研祖国文化遗产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所感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急剧变化。1971年春，他常常感到腹痛难忍。经子女多方奔走求助，他住进了天津韶山医院。诊断结果是胰腺癌晚期，已扩散。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仍然不忘自己的农书整理研究工作。曾多次向亲人讲述自己未来的工作计划。他说只要条件许可，《授时通考》等几部农书也是需要继续校注完成的。在弥留之际，他还一再说：“希望动手术之后，再有二三年时间，把《农政全书》重校一遍，争取出版。还计划再校两部农书……”但这些都成了他未竟的遗愿。1971年6月28日，他抱憾去世，时年64岁。

石声汉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重大的学术成就，严谨的学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在激励着年轻一代农学史工作者继续拼搏前进。

1　石声汉．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广州：中山大学初版，1929．

2　石声汉．生命新观．乐山文化印书馆初版，1944；台北：世界书局重印，1962．

3　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第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4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第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5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全四册）．第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958．

6　Shi Shengha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齐民要术概论）．第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7　Shi Shenghan: On Fan Sheng-Chih Shu（氾胜之书研究）．第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　石声汉，康成懿．便民图纂校注．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

9　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10　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　石声汉．两汉农书选读．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12　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分三册）．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重印，1981．

13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译成日文．日本思索社出版，1984）．

14　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15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16　石声汉．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第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17　Emil Bretschneider著，石声汉译．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第1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957年重印）．

18　Ernest Baldwin著．石声汉译．动态生物化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19　C.达尔文著，石声汉译．食虫植物．第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1．《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8万余字，1929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2．《中国兽学丛书》（第一集），约16万字，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二集），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三集），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3．《生命新观》，16.8万字，1944年3—11月《海王》杂志连载；1944年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初版，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重版。

4．讲义《植物生理学》，1952年西北农学院出版。

5．《氾胜之书今释》，5.8万字，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6．《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7.3万字，中国农业科学研究丛刊之一，1955年12月；1956年《西北农学院学报》第2、3、4期连载；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7．《齐民要术今释》（1—4分册），共97.6万字；第一分册26.9万字，1957年12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分册23万字，1958年3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分册30.1万字，1958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第四分册17.6万字，1958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8．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Book CH’I MIN YAO SHU英文32开本107页（中文书名《齐民要术概论》）；1958年7月科学出版社第一版；1962年12月科学出版社第二版；1982年4月科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

9．ON“FAN SHENG-CHIH SHU”，英文32开本68页（中文书名《氾胜之书今释》）；1959年12月科学出版社第一版；1982年4月科学出版社第四次印刷；日本学者冈岛秀夫教授及其女志田容子曾将此书从英文译为日文，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6年9月出版。

10．《齐民要术选读本》，36.9万字，196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11．《四民月令校注》，7.7万字，1965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

12．《两汉农书选读》，2.8万字，1979年8月农业出版社第一版，1981年11月农业出版社第二次印刷。

13．《农政全书校注》（父亲的原稿为130余万字，1965年脱稿，现出版的是经西农古农研究室整理过的，为107.3万字）；197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次印刷，1980年9月台北文明书局初版。

14．《中国古代农书评介》，7万字，1980年5月农业出版社出版；本书经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副教授译成日文，日本思索社1984年9月第一版。

15．《中国农学遗产要略》（1964年脱稿），6万字，1981年3月农业出版社出版。

16．《农桑辑要校注》（1963年脱稿），17.2万字，1982年3月农业出版社出版。

17．《辑徐衷南方草物状》（1966年8月20日脱稿），1.7万字，1990年5月农业出版社影印出版。

1．《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Emil Bretschneider著），4.1万字，1935年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

2．《比较生物化学引论》（Ernest Baldwin著），9万余字，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3．《动态生物化学》（Ernest Baldwin著），37.5万字，1956年11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4．《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38.3万字（M．A．Κа6yлyков等著，与虞宏正、李萃麟等合译）；195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新一版。

5．《食虫植物》（C．达尔文著）（1965年脱稿），24.4万字，1987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1．《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2．《采集广西瑶山报告及请开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第三届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生物系工作报告》，1929年《科学月刊》第1卷8、9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3．《湘南之哺乳类》，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4．《续记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1931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5．《二千年前的中国旱农——〈氾胜之书〉初步整理分析》，1.4万字，1956年4月9日在北京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宣读。

6．《介绍〈氾胜之书〉》，0.6万字，《生物学通报》1956年第11期。

7．《啥时割麦好》，0.5万字，《陕西日报》1957年5月11日。

8．《探索〈齐民要术〉中的生物学知识》，0.96万字，《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1期。

9．《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陈旉〈农书〉的总结分析》，0.63万字，《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5期。

10．《元代的三部农书》，0.96万字，《生物学通报》1957年第10期。

11．《从〈氾胜之书〉的整理工作谈起》，0.65万字，《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4期。

12．《介绍〈便民图纂〉》，0.29万字，《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

13．《试论中国人民最早对甘蔗与棉花的利用》，0.97万字，《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

14．《关中的祖国农业遗产》，0.48万字，《科学与技术》1958年第4期。

15．《小麦分期收割试验》，《西北农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

16．《中国古农学》，约0.7万字，1961年2月在北京参加民主党派双周座谈会的发言稿。

17．《徐光启和〈农政全书〉》，2.1万字，1962年6月24—26日《光明日报》连载，后收入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徐光启纪念文集》。

18．《试论中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2万字，《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4期。

19．《试论中国古代农书的运用》，0.84万字，《中国农业科学》1963年第10期。

20．《对嫁接的一些揣测性解释》，1万字，《植物生理通讯》1963年第5期。

21．《复种与套种》，0.3万字，《中国农报》1963年。

22．《苗—秀—实》，0.9万字，《植物生理通讯》1964年第5期。

23．《明末以前棉及棉织品输入的史迹》，约1万字，《陕西农业科学》1985年第2期。

1．瑶歌（二百余首），3万余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9月第4卷第46、47期。

2．《参观京、沪各地生物标本琐记》，《自然科学》1930年9月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第18卷第4期。

3．《杨妹》，0.35万字，《海王》1948年6月12日。

4．《忧谗畏讥——一个诗词故事》，0.34万字，《海王》1948年。

5．《微生物和食物》，1.5万字，《我们的书》丛书之一，1950年开明书店出版。

6．《生命和水》，1.5万字，《我们的书》丛书之一，1950年开明书店出版。

7．《两个十三年——为西农校庆三十周年而作》，《西北农学院三十周年校庆专刊》，1964年。

8．《农书系统图》，1957年绘制。

9．《中国古代农书主要内容的演进》，1957年绘制。

10．《植物教学挂图》（与辛树帜合编，戈湘岚绘图），1953年出版。

1．《有机化学入门》，1951年中华书局接受出版，但未出书。

2．《食物制造原理》，约35万字，系四十年代为四川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及高级职业学校开设“食品加工”课的教材。

3．《对整理校印古农书工作的刍议》，0.21万字。

4．《棉花》（翻译伯希和著作，译至14章）。

5．《颜色是什么》（一）、（二）、（三），约2万字。

6．《什么东西有颜色？》，约1万字，这是父亲20世纪60年代为广播电台讲座写的讲稿（有手稿）。

7．读《焦氏易林》笔记，约20万字。

8．读《广韵》札记，约10万字。

9．古农书校勘笔记，约1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