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1894年8月8日～1977年10月24日），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为中国西北的农林教育和科学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心血。晚年从事农业科学、古农学研究，撰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著作，为中国农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树帜，字先济，（1894—1977），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

1910—1915年　考入湖南（常德）第二师范学校。

1915年　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

1919—1924年　到日本考察一个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等校任生物教员。

1924年　负笈欧洲，自费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

1925年　转入德国柏林大学专攻生物学。

1928年　返回国内，出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2年　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

1933年　教育部编审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任馆长。

1936年　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

1938年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易名西北农学院，继任院长。

1939年　先后任行政院经济部农本局高等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参议、湘鄂赣三省特派员等职。

1945年　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

1946年　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

1948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1950年　重回西北农学院，任院长。任院长期间曾任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副团长兼西北分团团长、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副主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暨宣传部长。

1977年10月24日于西安病逝。

辛树帜，字先济，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烽火乡辛家嘴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全家只有3亩田，另佃地20多亩，自家耕种，其兄帮人打零工。九岁丧父，小时候曾给地主放过牛，后由其兄抚养长大。9岁入私塾启蒙，1906年秋入高小4年级，1910年进常德师范学校，1915年秋21岁时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辛树帜在武昌高师学习时，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刻苦攻读，决心振兴祖国，以教育和科学昌明政治，解万民于倒悬。当时，他支持孙中山、黄兴的主张，信仰三民主义，并加入国民党。

1919年春实习期间，得到原籍临澧县政府的100元津贴，随同学到日本考察了一个月。1919年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为了筹措出国留学资金，他不辞辛苦，在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等处任教。教学中，他注重引导学生从实际和实践中学习科学知识，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去采集标本，对学校和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时蔚为风气，使不少学生由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如后来成为知名专家、教授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植物学家吴印禅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

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节衣缩食，他积攒了2000多元钱，便于1924年赴欧留学。他原打算以勤工俭学方式到美国留学，但当时美国实行的移民政策，限制华人入境，便改变主意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

1927年冬，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时，辛树帜突然接到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他本想在柏林大学再深造一二年，但因一再电催，又寄来路费，就只有先踏上归程。

但是，他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根本不想从政。加上在柏林大学，他的指导教授笛尔斯曾告诉他，“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一心向往要到那里去作认真的考察，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点。因此，回国后，他首先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并再三向戴、朱两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我国地大物博，素为世界所重视。而我们的科学落后，尚没有我国人自己作的精密调查，历来所见关于中国生物之记载文献，多出自外国人之手。其中虽不乏治学之士，但也有居心叵测，为本国利益搜集资料存心侵略之辈，听其深入各地从事采集，丧失国家主权，实是我们莫大耻辱！今日为求我国学术之发达，查明各地物产实际情况，以供祖国开发之参考，自行着手调查，实属刻不容缓。桂省交通不便，外人尚未调查，尤为亟待考察之区。俟桂省调查完毕，然后再扩至滇、黔、蜀、湘、赣诸省……”（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日程》1928年版）。经他一再争取，终于被中山大学聘为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资源，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瑶山中的语言、习惯、风俗、民情，都未曾有过专门考察。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也很不完善，更谈不到详细。于是，中山大学决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1928年5月，考察队向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大瑶山、大明山进发。

瑶山是中国甚至世界动植物资源宝库之一，且在生物分类和生态上都很有利于观察，是生物学工作者理想的天然大学校，也是当时我国西南部的一个神奥领域。为了采集到尽可能多的动植物标本，他们攀险岩、穿蓬蒿、钻竹林、斗恶蜂、避山蛭、躲毒蛇，战胜诸多难以想象的艰苦。白天，他们在山上兴致勃勃地采集动植物标本；晚上，他们回到山村，在昏暗的油灯下，采集民歌民谣，标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风民俗。

同年11月，辛树帜又组队进入大瑶山进行第二次考察，其规模比第一次更大，考察的区域范围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直到第二年2月才返回学校。

瑶山考察，开国内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采集之先河，其考察和采集范围已远远超出瑶山地区，涉及贵州苗岭山脉的云雾山、斗篷山和东部的梵净山，湖南南部的金童山，广东的北江、永昌、瑶山及海南岛等地，共采集标本6万余号。其中植物近千种3万号，哺乳类动物40余种100余号，鸟类210种4000余号，爬虫类40余种500余号，两栖类20余种300余号，昆虫类600余种2000余号，鸟类中有60多种是首次发现，揭示了中国南部的动植物宝藏。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其中最突出的是辛氏鳄蜥、鳄蜥亚科、辛氏美丽鸟、辛氏木、辛氏寄生百合、辛氏铠兰等20多种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新属新种。此外，他们还收集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对当地风俗习惯作了大量笔记，先后整理出《瑶山两月视察记》、《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采集日程》等大量民族民俗资料，并在1928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出版发行“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赞这次调查“真是一件大功绩”。由此为中山大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动植物标本室，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才，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国际生物学界的影响。

1932年春，辛树帜由广州北上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次年，该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辛树帜任馆长，审查发行大、中、小学教材，统一整理科学名词，使许多从外国音译过来的同物异名科学名词，有了我国统一的名称，极大地方便了教学、科研和中外交流。此间他还主持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年鉴》，主编《黄河志》、《图书评论》等，大力赞助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青年学者撰文介绍国外科学成果，普及科学知识，为我国科教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2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放眼祖国大西北这片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以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他被黄土地那沉重而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下子迷恋上了这片黄土地，从而萌发了“开发大西北”的一整套宏伟构想。

当时，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他首先想到民以食为天，想到农、林、牧业。后来他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要发展农林牧业，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是否发达。由此，他联想到偌大一片黄土地，纵横五省区，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的现状，萌发了创办一所西北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特别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的大力支持。是年秋，于右任、戴季陶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获得通过，并由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15人组成筹委会，集资在武功杨陵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1936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辛树帜继于右任之后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同年初即开始招生。当时该校设有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水利、农业经济6个组（后改称系），校址在陕西武功张家岗（今陕西杨陵区）。因当时陇海铁路尚未全面通车，又很少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加上西北的贫穷与落后，要在大西北办高等农林教育，谈何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大学校长能否把学校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聘到一批著名教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地处陕西关中偏僻农村，又是初建，条件很差，与各种条件均优越的沿海大城市院校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但辛树帜抱着求才若渴，凭借他的真诚热情、没有官僚作风和市侩习气，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其中有农业经济专家杨亦周（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张德粹，水利专家李仪祉、沙玉清、余立基，物理学家祁开智，园艺专家湛克终、章君瑜、涂治（后任新疆八一农学院院长），地质专家王恭睦，农学家沈学年（现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土壤专家周昌芸，化学专家薛愚，植物学家孔宪武，昆虫学家黄其林，林学家齐敬鑫，兽医学家盛彤笙等国内造诣较深、有相当名望的专家教授。随后，一批又一批专家教授及留学归国的年轻学者，也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所吸引，来校从教。

1938年，北平大学农学院由汉中迁至陕西武功，河南农学院畜牧系由郑州迁到陕西，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西北农学院，辛树帜改任院长。

办学中，他不仅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而且重视提携后进。只要是师生有兴趣学习和钻研的课题，他都千方百计为他们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师生每有论文、著作，他不仅乐意帮助阅改，还四处联系发表和出版。他办学作风民主，经常深入各系、科、室和师生员工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了解师生员工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因而，他不仅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了如指掌，而且和师生员工关系融洽，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办学中，他还非常重视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建设。因他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良好习惯，终生嗜书，把书籍看得重于一切，很舍得花钱买书。一次去上海，他看中了一家古旧书铺，几乎一下子把书铺的书全买了下来。这些书籍，在后来他主持开创的古农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辛树帜因受国民党CC派排挤，被迫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西北农学院。先后担任过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顾问、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川西考察团团长、湖南省参议员、湘鄂赣三省特派员等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但他仍一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并立下宏愿研究整理“湘学”著作，兴办湖南家乡教育。后因日寇攻陷长沙，成了他终生未竟之业。

抗战胜利不久，他又重回西北，着手筹办兰州大学。这是因为他与祖国的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北科学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亦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参见1947年《兰州大学校讯》一卷一期《辛校长树帜上教育部签呈》）。

首先，他着手进行兰州大学机构的调整与建设，将原甘肃学院改为政法学院，将原西北医学院分院改为医学院，并按综合大学模式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此外，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和防治牲畜疾病，改良禽畜品种，对于发展西北经济，促进民族团结大有裨益，便上书当时的教育部和甘肃省政府，特设了兽医学院。从而使当时的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26个系科组成的有特色的综合大学。

此外，他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不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因此，他上书教育部，于1947年9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藏、维文三组。

为了给兰州大学延聘师资，他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当时兰州尚未通火车，生活条件更差，延揽人才较之陕西武功，难度更大。许多著名专家教授虽仰慕他的人品、学品、“揽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博大胸怀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考虑实际困难不曾前往，他就采取聘请短期讲学、客座讲授等办法，先后延请到顾颉刚、石声汉以及中央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到兰州大学讲学。同时，利用夏季兰州不太炎热，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的有利条件，在暑假期间礼聘全国各地的名师到兰州大学集中讲学。先后应聘的有方欣安、郑集、朱炳海等。他还利用他交游广、名望高等优势，尽最大努力聘请许多名教授到兰大任教。从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3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当时兰州大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指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名教授）。”在未到兰大之前，他便在上海等地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药品，后来更不遗余力，不惜重资，到京沪等地大量采购图书。顾颉刚先生在《积石堂记》一文中对此有特别记述，称辛树帜“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余力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国民党挑起内战，陆行阻绝，又曾以飞机运之。两年之间，积书15万册，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成西北巨藏矣。”他深知兰州大学地处偏僻，学生得书不易，所以对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国学基本用书，尽量多备复本，以免好学师生向隅自叹。也为一些家境清贫、无力购书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曾经，兰州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兰州医学院，成为甘、青、宁、新四省医学院校之冠。兽医学院白手起家，亦逐步成为西北驰名的兽医中心，1947年独立成校，1958年扩展为甘肃农业大学。如今兰州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前身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均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所在地杨陵，由西北农学院起根发苗，逐步形成驰名中外的农业科学城和西北农林牧水教育科研人才的摇篮。

兰州解放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领导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全体教职员工迎接解放，从而使兰州大学等四院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标志着辛树帜新生活的开始。是年10月，辛树帜到北京学习，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革命书籍，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他充满信心和力量，欣然接受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托，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之职，他既感激又兴奋，终于有机会实现他早年发展西北农业的夙愿。

西北农学院解放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师资不足，许多从各地来到该院的教授纷纷他去，有的还去了台湾。许多重要课程无法开出。辛树帜到校后，先后吸引了一批批知名专家教授来校任教任职，充实和加强了该校的师资。其中如数学专家管竹，电工专家康清，水利专家蒋泳秋，牧医专家粟显卓，土壤肥料专家赵云梦，化学专家俞劲、吴中禄，木材加工专家汪秉全等等。他的学生和战友、留学英国的生物化学专家石声汉，也从武汉大学重返该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农学院行政、教学、后勤等工作迅速走上正轨。作为一名大学校长，辛树帜觉得有了主心骨，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政治经济理论、时事政治，经常深入各教师家中，深入教研室、课堂、实验室调查研究，和教职工谈心、散步，询问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关心他们确定的研究方向，搜集研究资料；有的研究论文，他还要亲笔校订修改，联系发表；有了学术著作，他四处联系出版。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辛树帜和西北农学院全体教职工一起，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开展科学研究，抓教职工队伍、教材、图书、仪器设备建设，抓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得突出成绩，成为西北农学院历史上第二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名传海内外的黄金时期。通过这17年的辛勤努力，西北农学院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学校的校风、学风和学术空气，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崭新程度。17年间培养的大批农业科技人员，分布祖国各地，成为农业科研、教育、生产、推广及建设事业的骨干。同时，也为后来的杨陵农业科学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7年间，辛树帜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不仅担任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共商国是，而且积极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的振兴等工作，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等多种职务，为科教兴国贡献力量。1954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安成立西北分院，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兼任筹委会主任委员，辛树帜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为发展大西北的科学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更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辛树帜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兼西北分团团长，赴朝鲜前线开城、板门店等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他不顾志愿军战士的多次劝阻，冒着枪林弹雨，到阵地上慰问亲人志愿军，耳闻目睹了许多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人物和事迹，受到极大鼓舞，深刻体会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爱护，因而回国后工作劲头更大了。

由于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因而他早就想集中全国研究农史之人才，用10年以上的时间，整理古代农书及古籍中的农事部分，整理栽培技术和农谚、时令等。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地位决不亚于中国医学。加之他国学功底深厚，广涉群籍、勤于探索，因而对整理研究我国丰富的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和农业史，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并在这一领域亲自从事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早在1952年，他就倡议在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组织有经验有基础的教授如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鄷裕恒、翟允褆等，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55年，他参加了农业部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会后，遂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主持并参与研究整理工作，为农业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起初，研究工作举步维艰，1958年古农学研究还一度受到冲击和非难。但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由于他组织得当，参与者大力配合，前后20年时间，整理出版了20多种500多万字的著作，受到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赞扬，尤其是《齐民要术今释》和《农政全书校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为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农业卷”，曾派助手来中国与他们座谈讨论，并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科学史农业卷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帮助。”中国树木分类专家陈嵘称赞辛树帜“是自然科学专业的，而研究我国最早的《易经》、《禹贡》两部古书，在国内还是第一人”。日本的天野元之助和西山武一两位教授，都以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著称。当西山武一1958年第一次看到《齐民要术今释》时，高兴地说：“这不仅是贾学（贾指《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之幸，对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积极推动作用。”辛树帜研究著作出版的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易传分析》、《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农政全书159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禹贡新解》等。其中《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根据从西周到唐朝末期的多种书中有关果树的记载，系统地分析比较了我国最早果树栽培的成就，认真考证了这一时期果树的种类和名实关系，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以充分的论据说明我国原产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成功地考释了我国早期古籍中所记载的基本果树资料，为后来人从事果树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也为研究各类专业农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尚书·禹贡》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篇记述古代地理的著作，全文不过千八百字，文义事理却深奥难解。历代治《禹贡》者辈出，而辛树帜则站在现代科学高度，从水土和贡物入手，独出新解。关于《禹贡》成作年代，新解提出15条论据，考证为西周作品，并对近世盛行的：“战国说”详加驳论；从现代农业科学的立场对《禹贡》重新发掘，提出土壤、田赋、农业地理等方面的历史问题；高度评价古人“平治水土”的历史功绩，并结合现代水土保持而开展研究，为他后来从事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顾颉刚评之为“体大思深”。竺可桢、史念海等亦均给予高度评价。

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古代水土保持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水土保持学，是辛树帜多年的夙愿。1956年，他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对陕北地区18个县，尤其是丘陵沟壑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与各地、县党政领导、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座谈，整理出考察报告，在次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阐述了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听完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在今后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这为他致力于中国水土保持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动力。经多方搜集资料，艰苦探索，辛勤钻研，1958年国庆前夕，他写成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发表于《科学史集刊》第2集。

但他并未因此而满足，而是又向前迈出一大步，开拓了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水土保持学。1971年底，他从“牛棚”里出来，多年精心经营的古农学研究室被解散，多年一起工作的战友、学生石声汉已病故，妻子康成懿也已故去。一连串深重的打击，对于倍受折磨的辛树帜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人劝他就此退休，颐养天年。但他不仅未被这些深重的打击击倒，而是出人意料地要求上班、工作，在人生旅途中继续拼搏。

1974年，辛树帜倡议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的意愿，得到陕西省水土保持局的支持，一整套编写构想也已由他酝酿成熟。1976年，他已届82岁高龄，不顾同事、亲朋再三劝阻，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区，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况。这次考察，使《水土保持学》编写人员深刻认识到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严重，南方红壤地区和丘陵山区也一样严重。同年，《中国水土保持学》初稿写出，但他因视力减退，不能亲自执笔校阅，只能让编写组同志逐章逐句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提修改意见。全书完成后交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

辛树帜除主持和亲自参加上述研究课题外，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论著的发表出版等“杂务”上，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休息时间，去为人写信、改稿等，体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和造诣精深的长者、农史学科带头人“甘为人梯”的可贵精神。其实，石声汉教授在古农学研究上的贡献，也同样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对石声汉留下的遗稿《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以及《农政全书校注》共约70万字的加工整理，使出版社能接受出版。辛树帜在1973年盛夏，不顾酷热整整利用一个暑假，对《农政全书校注》原稿作逐字逐句地认真复审，并将原书校、注、案三种体例的50万字，合并成注解一种，删简到30万字，最后，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辛树帜这种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

情依黄土地心念国家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树帜积极参加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的筹建工作，担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兼宣传部长。他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对九三学社的组织及其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做了大量认真细致感人的艰苦工作。1971年，他还在“牛棚”没有出来，得知陕西省对台办公室要他给台湾的科技、文化、教育界友人写公开信时，他毫不考虑自己尚在“难”中，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感人肺腑的言辞，向在台友人致意，期望共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和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在台湾的黄少谷先生是他早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解放前与他过从甚密，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是国民党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他写信给黄少谷先生“再施鼎力之才，为国家民族之昌盛做出贡献。”并多次亲自草拟对台宣传广播稿件。直到他生命垂危之际，犹念念不忘在台友人，希望他们回来看看，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辛树帜1922—192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曾与毛泽东同事。1957年辛树帜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时隔30多年，两人再次相见，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直呼他的名字。在听了他对发展全国农业生产和开展古农学研究的汇报后，毛泽东称赞不已，并说他的名字取得好，“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辛树帜．禹贡制作年代的分析．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3）．

辛树帜．易传的分析．西北农学院学报，1958（2、3、4、）．

辛树帜．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科学史集刊，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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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鹤．辛树帜先生传记．辛树帜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万建中．怀念我们的老院长．西北农学院院刊，1984．12．25．

盛彤笙．后世师表风范长存．西北农学院院刊，1984．12．25．

史念海．论《禹贡新解》的著述与成就．西北农学院院刊，1984．12．25．

朱士光．辛树帜先生与《中国水土保持概论》．辛树帜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李翰如．农业机械化区划原理——为纪念辛树帜老师诞生九十周年而作（附记：对辛树帜老师的回忆）．辛树帜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毛泽东称赞说“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辛树帜这种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