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8月8日），字彦国。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

宋真宗景德元年正月二十日（1004年2月13日）巳时，富弼出生于西京洛阳。起初，他的母亲韩氏身怀有孕，梦见旌旗鹤大雁降落在庭院中，说是上天赦免，不久生下富弼。年轻时坚持学习，气量大度，范仲淹见到他后十分惊奇，说：“这是王佐之才。”将他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将女儿嫁给他。

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恢复制科，范仲淹对富弼说：“你应当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仕途。”于是富弼以布衣身份应茂才异等科考试，对策入第四次等。七月，富弼被授官为将作监丞，知河南府长水县（今河南洛宁）。一个月后，应知河阳军李迪邀请，任签书河阳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天圣九年（1031年）九月，在南浦（今重庆万州）任知州的父亲富言去世，富弼离职为父守制，于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前去迎接父亲灵柩，在归州（今湖北宜昌市）与携骨灰的二弟富奭相遇。至次年（1032年）葬父于洛阳。

明道二年（1033年），范仲淹由于争论废除郭皇后之事而遭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东京开封，上书仁宗，认为“废嫡后（郭皇后），逐谏臣（范仲淹）”，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但他的建议未被仁宗采纳。随后，富弼被外放为将作监丞、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军州事。

景祐四年（1037年），富弼通判绛州任满三年，被召试馆职，拜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郓州。

宝元二年（1039年），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政权。四月，李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李元昊的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李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仁宗览奏，召其入朝任开封府推官，赐绯服、银鱼袋，不久后改授知谏院，赐银绯。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初一，出现了日食现象，富弼请求撤销宴会和舞乐，在别馆中赐予西夏使者酒饭。参知政事宋庠认为不可，富弼说：“万一契丹（辽）这样做，是朝廷的羞辱。”后来听说辽朝撤除了宴会，仁宗深感后悔。这时禁止大臣超越职位上书言事，富弼因此议论日食，极力声明应付天象变化还不如使下情畅通。于是仁宗解除了这项禁令。

同年初，李元昊进攻鄜延路，攻占金明寨。钤辖卢守钺未进行救援，大将刘平战死，内侍黄德和带兵逃走（参见词条三川口之战）。事后，黄德和诬陷刘平向敌人投降。富弼请求巡按审理此案，最后朝廷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将黄德和腰斩。

仁宗任用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又授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富弼说：“任用夏守赟就已经被天下人讥笑，如今又对王守忠加以任用，这大概与唐朝监军没有什么差异。卢守勤、黄德和失败的事情，还能重复吗？”仁宗诏令罢免王守忠。他又请求让宰相兼领枢密院职务。这时西夏方面有二位首领前来归降，朝廷对他们只是补借奉职。富弼说应当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以便规劝人前来降服。事情传到中书门下，宰相起初不知此事。富弼叹息说：“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而宰相却不知道！”更加极力论说此事，这样就听从了富弼的建议。

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朝廷授富弼为太常丞、三司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差契丹主正旦使”，赐银绯，让他出使辽朝。

康定二年（1041年），富弼迁官右正言、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公事、赐金紫，后加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当时辽朝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主词条：庆历增币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军在康定二年（1041年）对夏的好水川之战中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辽朝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要关南土地（后周世宗时从辽朝手中夺回），同时以大军压境。面对这种情形，宋廷上下一片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辽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吕夷简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欧阳修引用中唐大臣颜真卿晓谕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出使之事（颜真卿被宰相卢杞排挤出使，为李希烈扣押，最终遇害），请将富弼留在开封，吕夷简没有将此奏上报仁宗。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在入朝进对，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仁宗深受感动，先让富弼接伴辽使。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辽使，萧英声称有脚疾，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我从前出使北方，病卧在车中，听到命令就起来了。如今中使到来而你不拜谢，是什么原因呢？”萧英慌忙起来拜谢。富弼与萧英敞开胸怀尽情而谈，萧英十分感动、喜悦，也不再掩饰自己南行的真正目的，将辽兴宗所要求的一切告诉了富弼，并建议说：“能顺从，就顺从他；不能顺从，就用一件事情来搪塞他就足够。”富弼将这些全部汇报给仁宗。仁宗只答应增加岁币，并将宗室女子嫁给辽皇子。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辞谢道：“国家有难，按理应不害怕烦劳，为什么反而用官爵来授人呢？”最后以假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充任“回谢契丹国信使”。到辽朝后，刘六符到别馆设宴招待。

随后，富弼觐见辽兴宗问好，辽兴宗发问：“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隍，让百姓成为士兵，想要干什么？群臣请求兴兵南下，我对他们说不如派遣使者索要土地，索求而没有获得，兴兵也不为晚。”

富弼说：“北朝忘记了章圣皇帝（宋真宗）的大恩大德吗？澶渊战役，章圣皇帝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建议，北朝军队将一个也不能脱逃。而且北朝与中原互通友好，这样作为人主独享其好处，但臣下一无所有。如果要发动战争，就会利益全部归于臣下，而人主就要承担祸患。因此奉劝发动战争的人都是替自己考虑罢了。”

辽兴宗惊讶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末帝昏乱，土地疆域狭小，上下离心叛乱，因此契丹能保全军队而战胜他们，但壮士健马物资也失去一大半。如今中国（指中原政权，即宋朝）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打算发动战争，能保住一定能获胜吗？即使获胜，损失的军队马匹，是群臣负责，还是人主负责？如果互通友好不断绝，岁币全部归人主，群臣又能享有什么利益呢？”

辽兴宗不断地点头，加以肯定。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开始于何承矩，这件事在互通友好之前就有了。城隍都是修理好的，让百姓当士兵也是为了补充军队的缺额，并不是违背盟约。”辽兴宗说：“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我所要求的土地，是祖宗过去的地盘。”富弼说：“晋朝把卢龙军送给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不同时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缓缓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指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如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语和旁边大臣交流，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富弼出色的外交辞令使辽兴宗由兴师问罪到赞同北宋讨伐西夏，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富弼离开宫中后，刘六符说：“我们的君主感到接受金帛是耻辱，坚决要求十县，怎么办？”富弼说：“本朝皇帝说，朕替祖宗坚守国土，怎能随便将土地送给别人呢。北朝要求的，不过是租赋而已。朕不忍心多杀死两朝赤心之臣，因此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如果一定要索取土地的话，这就是一定要破坏盟约，假借这点作为托词罢了。澶渊之盟，天地鬼神亲自看到了。如今北朝先发兵挑起事端，过错不在我们。天地鬼神，难道能欺骗吗？”富弼转述了仁宗的意思，既表明了宋并非畏惧辽朝，不敢战争，又突出了宋帝的情系两国生灵，宅心仁厚，可谓一箭双雕。

第二天，并未死心的辽兴宗召富弼一同打猎，将富弼的马靠近自己，又说获得土地就可以长久欢乐友好。富弼反复陈述不能这样，并且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打完猎后，刘六符说：“我主听到您所说的荣辱的话，甚为感悟。如今只有结成婚姻才能够商议了。”

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埋怨隔阂。本朝长公主出嫁，所送聘礼不超过十万缗，哪里有像岁币那样无穷的利益呢？”辽兴宗告诉富弼让他回去，说：“等你再来时，应当选择一项能接受的条件，你就将盟誓书约带来。”

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二十万，否则十万。他在乐寿驻扎，对副使张茂实说：“我作为使者而不看国书，假如国书言词与口传之词不同，我的事情就失败了。”于是打开国书，果然发现文本与口传之词不同，立即骑马回到开封，在晚上请求觐见，改换国书才前行。等到达时，辽朝不再商议结婚之事，一心要增加岁币，辽兴宗说：“南朝将东西给我们时言辞应当说‘献’，否则就说‘纳’。”富弼为此据以力争，辽兴宗说：“南朝既然害怕我们，对这两个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率领军队南下，不后悔吗？”富弼说：“本朝兼爱南北，因此惮烦于更改和约，又怎能叫作害怕呢？即使不得已要动用武力，那么应当以理由充足和无理来作为胜负，这不是出使的臣下所能知道的。”辽兴宗说：“你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过这种事情。”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用军队，当时赠送物品，有人称作献纳。后来颉利可汗被唐太宗捉拿，难道还有这样的礼节吗？”富弼的义正言辞，让辽兴宗感到自己无法改变他的想法，只能说：“我自会派遣人商议此事。”于是又派刘六符前来。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如果想要得到‘献’‘纳’的说辞，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

回朝后，富弼上奏说：“臣下用死来拒绝他们，他们的气焰已受到遏制，可以不允许。”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朝廷竟然将“纳”字赠与辽朝。

富弼刚开始接受朝命时，听说自己的女儿夭折；第二次出使前，听说妻子生下一个儿子，都全然不顾。完命而归后，富弼被授为枢密直学士，调翰林学士，他都诚恳地辞谢，说：“增加岁币不是臣下本来的愿望，只是因为正在讨伐元昊，没有时间与契丹较量，因此不敢以死争执，怎敢接受呢！”

主词条：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仁宗升富弼为枢密副使，他更加坚辞，被改授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八月，升任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富弼进言道：“契丹已与中原互通友好，议者就说平安无事了，万一契丹破坏盟约，臣下即使死了都还有罪。希望陛下考虑契丹轻视侮辱我们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修治朝政。”将制诰交纳仁宗，被罢职。一个月后，又重申以前的任命，让宰相告诉他说：“这是朝廷特地任用，不是由于出使辽朝的缘故。”富弼才接受任命。

此时，仁宗“锐以太平责成宰辅”，多次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又打开天章阁，给予纸笔，让他们写下要办的事情；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但因变法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使“小人始不悦矣”。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二十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

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李元昊派遣使者带来书信，称男不称臣。富弼说：“元昊臣服契丹，而不向我们称臣，这样契丹就是天下无敌了，不能允许。”于是斥退其使者，西夏终于向宋朝称臣。

庆历四年（1044年），辽朝在云中受礼，而且出兵与西夏一起讨伐呆儿族，这里离河东很近，仁宗怀疑二边共同谋划。富弼说：“没有理由出兵，契丹是不会干的。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为左右，如今契丹单独享有大量的岁币，元昊有怨言，因此在威塞筑城加以防备。呆儿族多次进犯威塞，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的，因此造成了这场战争，怎会联合起来进犯我们呢？”范仲淹担心契丹西征，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军队守备河东。富弼说：“这样正好中了他的计，臣下请求任其如此。”仁宗于是停止发兵，辽朝最后也没有进犯宋朝。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大臣夏竦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也自请外出，以资政殿学士出任河北宣抚使。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在宣抚河北的使命结束后，富弼又带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十一月，因遭流言诬陷，罢京东西路安抚使。至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因之前的“谗不验”，仁宗加授他为给事中，命其移知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规劝所部官民拿出粮食，加以官粮，并得到公私庐舍共十余万栋，将流民各地安排，以供给柴水。官吏中前资、待缺、寄居的都给予俸禄，让他们在百姓聚集的地方，对老病衰弱者给予粮食，记载这些官吏的功劳，约定到时候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一般五天，就派人拿着酒肉饭菜进行慰问，出于最大的诚心，人人都尽力而为。山泽森林池塘之出产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死了的人用大坑合葬，叫作“丛冢”。第二年，麦子成熟，百姓依路的远近接受粮食回家。这次救灾行动，富弼共救活了五十余万人，招募流民为兵者多达万人。

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仁宗听说后，于庆历八年（1048年）三月派使者嘉奖慰问，升富弼的本官阶给事中为礼部侍郎，富弼推辞说：“这是守臣的职责。”不予接受。

在此之前，救灾的都将老百姓聚集在城中，给流民煮粥吃，结果导致疾病，以及互相践踏，有的等待救济数天都不能吃到粥而饿倒，名义是救济灾民，实际上是杀死灾民。自从富弼立法简便周到详尽，天下相传来作为样板。

富弼在青州，曾训练马步军九指挥，加强军队战斗力。到滕元发知青州后，秉承其强军的方略。后来各路兵马在历次征战中损失众多，唯有“青州兵至今为盛”。

自庆历七年（1047年）起，河北士兵王则发动叛乱，齐州禁兵打算响应，有人到富弼处进行禀告。齐州禁兵不归富弼统领，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刚好宦官张从训受命来到青州，富弼考虑他可以任用，暗中将此事交付给他，让他骑马到齐州，发动士卒攻取齐州，结果兵败，没有一人得以逃脱。立即自己弹劾所犯专擅的过失，仁宗更加奖赏他，又让他任礼部侍郎，又辞谢不接受。

皇祐元年（1049年）七月，富弼的职名由资政殿学士升为资政殿大学士。皇祐二年（1050年）九月，因明堂礼毕，进秩礼部侍郎。十一月，移知郑州。次年（1051年），改户部侍郎、知蔡州。皇祐五年（1053年），改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府军府事。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调宣徽南院使、检校太保、判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此时的爵位为河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实封四百户）。

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仁宗下诏授富弼为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进爵河南郡开国公，与文彦博同时拜相。其中富弼为次相。宣制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观察，得知此事，对欧阳修说：“古人看命观相，有的从梦中和占卜中得知，难道像如今人情这样吗？”欧阳修叩头致贺。

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初，仁宗在上朝时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大臣不能得见，中外忧虑害怕。富弼、文彦博入朝询问病情，于是假祭祀之事住宿到晚上，每件事都禀报后才做，宫内严肃整齐。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进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成为首相。嘉祐四年（1059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共相，同主朝政。

富弼为相期间，遵守礼仪，按过去的办法处理问题，顺从公议，没有任何偏心。史称其时“百官任职（尽职），天下无事”。

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富弼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三年，诏令为此免除春宴。按过去惯例，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复他，甚至抬出了“以义断恩”的理由，富弼坚持说这是金革时的变礼，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终于不听从任命。

嘉祐八年（1063年），宋英宗赵曙即位，召服丧期满的富弼为枢密使、检校太师、行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治平元年（1064年）闰五月，进秩户部尚书。

治平二年（1065年），富弼因足疾请求解职，英宗极力挽留，但富弼接连上陈二十余道请辞奏疏。七月，英宗只得授他为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军（《宋史》作判扬州），仍带检校太师、户部尚书，进封祁国公。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富弼移任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富弼又请求罢去自己使相的职位，神宗于是授他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并召其入朝。富弼再次以足疾为由推辞，第二次出判河阳府。

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以观文殿大学士调判汝州（今河南临汝）。神宗诏令患病的富弼入朝觐见，允许他坐轿到殿门。神宗前往内东门的小殿，让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从宫门进入，且命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神宗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神宗锐意进取、果敢而有作为，于是对答道：“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神宗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神宗沉默不语。到日影西移，富弼才告退。神宗本想让富弼以集禧观使之衔留在开封，但他极力推辞，仍回到汝州。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熙宁变法。同年二月，富弼被升授为司空兼侍中，并获赐甲第（上等府第），他尽辞恩荣，改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等，再度成为首相。

这时，有人向神宗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导致的。富弼听后叹息说：“人君害怕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苍天，又有什么事不能干呢？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来动摇皇帝的意志，让辅佐谏争的大臣，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尽快救治。”就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说此事。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皇帝治道的消退与增长，希望仔细辨察，不要以相同为喜相异为怒、以喜怒决定任用取舍。陛下喜欢派人侦察外边的事情，因此奸邪险恶之人得志。又发布很多亲自写的批文，如果每件事都正确，这也不是做君主的办法；假如十分之七八正确，积日累月，过失也就多了。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步有所变化，大抵是小人喜欢制造事端，希望陛下仔细观察，不要有后悔的地方。”

这时很长时间发生干旱，群臣请求奉尊号和使用祭乐，神宗不允许，而以同天节辽朝使者应当给皇帝做寿，因此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富弼说这是扩大德行的，正应当用这个来在天下显示，乞求一并罢免上寿。神宗听从了富弼的建议，当天就下雨。富弼又上疏，希望更加畏惧上天的警戒，疏远奸邪佞恶，亲近忠良。神宗亲自书写诏书进行褒奖答谢。

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前，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富弼说：“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不语，很久了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八月，他被授为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十月，经富弼请求，改判亳州。

青苗法颁布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就会财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坚持不执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不执行圣旨，侍御史邓绾又乞求将其交付有司处置，于是富弼在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罢去使相职，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王安石说：“富弼虽受责罚，还不失于富贵。从前鲧由于违命被诛杀，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使相之位，又怎能阻止奸邪呢？”神宗不回答。富弼说：“新法，臣下不知晓，不可以治郡。愿回洛阳养病。”神宗同意。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因富弼上疏请求告老回乡，神宗遂恢复其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命其以司空、韩国公之衔致仕。宋代大臣带使相致仕，自富弼开始。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熙宁九年（1076年），郭逵奉命征讨安南，富弼乞求诏令郭逵选择有利地位以便进退，来保全军队；辽朝遣使来争河东地边界时，富弼认为朝廷不能答应给地，但也指出要把有关战备的措施一律废罢，然后才可以把辽方挑起的“衅端”消除；星象发生变化，他请求广开言路；又请求尽快更改新法，来解除百姓倒悬之急。神宗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他的建议，但眷念礼待没有减少，曾经因为王安石要推行某种新措施，神宗推辞说：“富弼亲手书写上疏称‘老臣无所告诉，只望着屋顶私下叹息’的那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了。”神宗对他如此敬重。

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富弼的使相职被改为寄禄阶开府仪同三司。同年，前宰相王尧臣之子王同老上书朝廷说：“先父（王尧臣）任参知政事时，正当仁宗服药，曾经与富弼和文彦博商议立皇储之事，正巧第二天仁宗病愈，此事就作罢。”神宗向文彦博确认后方得知实情。神宗嘉奖富弼不自夸功劳，加授他为司徒，并升其子富绍京为閤门祗候。

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1083年8月8日），富弼在洛阳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他亲手封存遗奏，让他的儿子富绍庭献给朝廷，其内容大致为：

陛下即位的时候，正是邪臣采纳进言任命官员的时候，听受不适宜，致使陛下失聪误明，逐渐养成祸患。如今上自辅臣，下到士人，都害怕祸乱图谋利益，长久以来成了一种败坏的风气，忠诚正直之言，不能再让陛下听到。臣下年老害病将要死了，还有什么要求呢？只是不忍心陛下辜负圣明，于是倾尽肝胆，希望陛下哀惜怜悯愚臣，对愚臣之议加以采纳。去年永乐之役（指永乐城之战），兵民死亡数十万人。如今久戍（意指长年征战）不止，难道能讳言过失，由于失败感到耻辱而不考虑挽救当时的祸患吗？天地是最仁慈的，难道会和羌夷较量曲直胜负吗？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停止战争让老百姓得到休息，让关、陕之间，慢慢地产生生机。加上陕西又设置保甲，修葺教场，州县都实行，势头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燃之势，人人都惶恐害怕，很难再任用，还不如罢免停止来怀柔安抚。臣下所陈述的事情，都是对于国事的济助立竿见影的。至于最重要的道理，则在于圣人的遗教，以及所用的是君子、小人的辨别。陛下审查观看天下形势，难道认为不值得担忧吗？

神宗览奏后，感到震惊痛悼，为他辍朝三日，亲撰祭文祭奠，追赠太尉，谥号“文忠”。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也前来吊哭。同年十一月，富弼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的南张里。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富弼配享宋神宗庙庭。宋哲宗亲自篆其碑首为“显忠尚德”，让翰林学士苏轼撰文刻写。次年（1087年），加赠太师。绍圣三年（1096年），宰相章惇执政，认为富弼“弼得罪先帝（指宋神宗）”，免除了他配享庙庭的资格。到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重新让富弼配享庙庭。

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富弼位列其中。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富弼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当时北宋诸臣入祀的还有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韩琦、文彦博、司马光。

富弼在庆历年间在朝中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成为其革除弊政的帮手。后出任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富弼积极帮助救灾。除放赈之外，他设法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即“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这样，既能解决了灾民眼前的吃用问题，又能发展生产，解决了灾民以后的生活问题。因而取得了“活五十余万人”的成绩。富弼的这种救灾方式，当时“天下传以为式（示范）”，起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宋仁宗在位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辽朝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朝。这一时期的宋朝财政衰竭，阶级矛盾尖锐，边备废弛。这种情况下，富弼“不敢以死争，实虑激起干戈，国家无以支吾。遂奉朝廷之命，岁增金帛以缓其兵”。于是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致使辽兴宗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最终宋仁宗以每年加送给辽朝银帛二十万两/匹的代价，拒绝了辽方的割地、和亲的无理要求，也暂时解除了辽夏密谋夹击宋朝的危机。而富弼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时人的诸多称赞，如范纯仁说“时非公（富弼）忠愤忘身，词辨如涌，几贻国辱”，苏轼也认为“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就连契丹人对富弼也是称道备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辩屈强敌，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方自主而下，皆称重之（富弼）。”总的来说，富弼使辽，解除了西夏和契丹的联合进攻，使宋辽关系又进入了几十年的和平共处时期。他本人在奉使过程中深入虎穴，临危不惧，也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情感。

除数次使辽外，富弼还十分关注势力逐渐壮大的西夏对宋朝的威胁，更认识到西夏是影响宋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宋廷须谨慎处理宋夏关系，及早为御夏作好准备。御夏策略上，他认为宋要一方面维持庆历和议签订以来通好的局面，另一方面要培养稳健的军事实力，以应对可能产生的局势变化。他检讨庆历败战的原因，总结出使和御边的经验，上章详论守御河北与陕西的策略，强调通好辽夏，免起战端才是处理外患问题的正确方针。司马光形容他“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在神宗朝，富弼仍持息战、通好、谨慎御边的论调，但这一策略显然与宋神宗、王安石聚粮积财、选将练兵、招诱蕃部、待机出击的策略截然相反，因此不被神宗采纳。

范仲淹：“王佐才也。”（《宋史》引）

穆修：“进士不足以尽子才，当以大科名世。”（《邵氏闻见前录》引）

韩琦：“窃见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慢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使敌。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方自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又北敌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轻发之意。”（《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欧阳修：“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宋史》引）

叶清臣：“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宋史》引）

苏轼：

范纯仁：

孙永等：“恭惟神宗皇帝以上主之资，恢累圣之业，尊礼故老，共图大治。辅相之臣有若司徒、赠太尉、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熙宁访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进退以道。爱君之志，虽没不忘。”（《宋会要辑稿》引）

邵伯温：“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侍从曰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邵氏闻见前录》）

胡寅：“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万之兵，可谓伟矣。”（《三朝北盟会编》引）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梅溪集》）

叶适：

黄震：“徙青州，活流民五十万。……天下无事，号贤相。……温良宽厚，及临大节，慷慨莫屈。……疑忧者，一二言裁。”

脱脱、阿鲁图等：

孙承恩：“志节皎皎，忠勤劬劬。国有宪章，恪遵弗渝。奖善若培，去恶如莠。大臣之事，君子之守。”（《古像赞》）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河南策问对二道》）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焉？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宋论》）

朱轼：“韩富之异，自英宗临御，太后垂帘时也。然韩居枢轴之地，则以安国本为急；富列辅弼之臣，则以正君德为先。易地皆然，未易论其优劣也。富之事君，交友正道直行，危言谠论，遇事直陈，未尝少有回曲。及其临机应敌，因权制变，军旅之事，动中机会，何其明也。施之州郡，活民百万；安居庙堂，不劳而理，可谓才德兼备之君子矣。”（《史传三编》）

瓜尔佳·文祥：“取材当如宋富弼、苏辙，庶有裨时政。”（《十朝诗乘》引）

薛福成：“是故有百年安边之计定于三寸舌者，富弼之使契丹是也。”（《使才与将相并重说》）

佚名：“富弼西夏闻名，韩琦重厚如勃。”（《历代群英歌》）

蔡东藩：

龚贤明：“富弼一生，三朝元老，官至极点，享尽荣华富贵。”

余敏辉：“富弼历任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初为谏官，屡次极言进谏，大胆抨击时政；并多次出使辽朝，不辱使命；后与范仲淹倡言新政，保国利民。晚年阻挠王安石变法、称疾引退、不愧为北宋中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史称‘有大臣之风’。”

富弼生性十分孝顺，为人恭敬勤俭，喜欢修行道德，与人说话一定毕恭毕敬，即使是微官及布衣谒见，都一样隆礼相待，表情十分庄重严肃，看不出喜怒之情。

富弼喜欢善人嫉恨恶人，这是出于他的本性。富弼经常说：“君子和小人相处，一定不能得胜。君子不能得胜，就洁身而退，乐于正道没有怨恨。小人不能得胜，就互相勾结挑拨散布谣言，千方百计，一定要获胜才罢休。等到小人得志，就放肆毒害善良之人，希望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他终身依此而行。

富弼成名后，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的文学家穆修对他颇为期许。而已经颇有名气的范仲淹认识富弼后，也对他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正好当时的宰相晏殊正托范仲淹帮他择一佳婿，范仲淹说：“您的女儿如果要嫁给官人，那我不敢说知道。一定要选择国士，没有超过富某的。”晏殊一见富弼，便“大爱重之”。富弼终成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1030年）以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河南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使者严查。

范仲淹负责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与他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颇有廉声。据《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英宗登基后，将其父宋仁宗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英宗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就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英宗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嘉祐（1056年－1063年）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任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

宋神宗时，宰相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自从参知政事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时人说，朝中的五个宰辅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富弼两度使辽，抚治地方，皆有功绩，颇得官民爱戴。据《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富弼退居洛阳后，一次准备前往老子祠，当他乘小轿过天津桥时，正好洛阳府的市被迁到桥侧。市人喜于见到富弼，随轿观瞻，使得安门市为之一空。此事虽有些夸张，却能反映出他在下层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还有一次，富弼穿布衣直裰，跨着一头驴出城，碰到某位水南巡检出行，威仪呵引盛大。巡检前卫的军卒看到富弼后，呵斥道：“骑者下。”富弼不理，只是举鞭赶驴。军卒恼怒不已，声色俱厉，高呼：“不肯下驴，则请（问）官位。”富弼只是举鞭称名道：“弼。”军卒不解何意，只是告诉军将说：“前方有一人，骑驴冲撞节使，求问官位不得，只是嘴上说着‘弼’。”军将醒悟道：“这是富相公啊。”于是下马，手执武器，在道旁伏谒。迎送宾客的小吏呼赞道：“水南巡检（对富弼）唱喏。”富弼不答，当即举鞭离开。

富弼、文彦博与司马光等人退居洛阳后，仰慕唐人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便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让福建人郑奂为他们画像。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已七十岁。时任北京留守、七十一岁的王拱辰，写信给文彦博，想要参加集会。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中狄兼謩的旧例，请他入会。于是与会者共有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的风景，富弼等人须眉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富弼的文风，被评价为“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著作如下：

今存《富郑公集》1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有《两宋名贤小集》卷49《富郑公集》。《全宋诗》《全宋文》录有其诗文。存世书迹杂见《群玉堂法帖》中，有行楷《儿子帖》等。

主词条：富弼墓志盖

富弼死后，“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其妻晏氏合葬于此。2008年6月，洛阳市西工区史家屯村发现富弼夫妇墓。同时，富弼墓志盖也被发掘，墓志1.4米见方、厚35厘米。全文7000多字，由资政殿学士、通仪大夫韩维撰文，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孙永书丹。墓志盖撰文者为宋代名相司马光。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出土的一方尺寸最大、志文最多的墓志。

2020年电视剧《清平乐》：李雅男饰演富弼。

《苏东坡全集》卷87《富郑公神道碑》

《范忠宣集》卷17《富公行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卷336间

《宋史》卷313《富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