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_中国近现代学者、国学大师 - 威林百科weilinceramic.com

吴宓

中国近现代学者、国学大师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原名玉衡，又名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

人物履历

人物简介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男，汉族，陕西泾阳人，出自吴家西院。

1920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红楼梦新谈》（《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后用中、英文发表有论文《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评价》《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

1921年—1949年先后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其间曾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大学、重庆大学教授。

1940年代，曾在昆明、贵阳、遵义、成都、武昌、汉口作《红楼梦》演讲。

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1950年—1954年）、历史系（1955年—1957年）、汉语言文学系（现西南大学文学院）（1958年—1977年）教授、院务委员、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重庆市文联常务委员，市文联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委员。

讲授过英语、英诗、翻译、英散文、西洋小说、外国文学、欧美文学、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批判、西洋文学名著、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西诗韵律比较、中国旧诗及旧小说研究、世界史、世界古代史等课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有《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大纲》《汉字字形、字音沿革（发展变化）简表》《简明英文文法》《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讲义和教材。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教，为国内培养了一批一流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亨等。

任学衡杂志总编辑，出版79期。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出版316期。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编辑（1947年，撰、校、编），出版52期。用文言及旧诗韵律译西洋文学理论及名著多篇，刊于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曾应正中书局之邀校译《袖珍牛津英汉双解字典》，任总校。出版有《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

1956年将珍藏的世界历史、文学书籍738册译出书名、附上作者简历、内容提要，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西南大学图书馆）。

人物生平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20日生，陕西泾阳人。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堂侄，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1907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受关学熏陶，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1916年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科毕业；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获学士（1920年）、硕士（1921年）学位。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吴宓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1930年—1931年游学西欧，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化大革命”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他终于得到了一些妹妹的照顾并且感受到了一些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享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1977年，吴戴“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泾阳，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一日，偶与妹闲谈，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遂急切言曰：“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盖吴此时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行将就木之人，拳拳之心实可感人。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没有人记得他的教授身份，除了他自己。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可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教授”两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吴宓有着真学识、真性情，却自比为古希腊悲剧的英雄，而他的命运，恰恰中了他的谶语。

家庭成员

父亲：吴仲祺

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结合，1929年9月12日二人离异。

长女吴学淑，次女吴学文，三女吴学昭。

胞妹：吴须曼

妹夫：王俊生

个人生活

爱情悲剧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毛彦文

不过，在南京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结婚7年后，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19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巴黎论婚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与邹兰芳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与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与毛彦文

20世纪30年代，毛彦文以其才貌双全，善于交际，曾使得不少文人雅客倾慕，这其中就包括风流才子吴宓。吴宓时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已经结婚生子，遇到毛彦文后，立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情网。“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公开发表情诗，为了追求毛彦文，他真的与发妻离婚，抛弃了三个幼小的女儿。吴宓的石破天惊之举，遭到了大多数同人的谴责，父亲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但吴宓依然我行我素，对毛彦文痴心不改。

然而，毛彦文并不爱吴宓。他们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真可谓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她对他只有敬重。面对吴宓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彦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吴宓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于是爱得越发热烈。就这样，7年过去了，吴宓深陷情网不能自拔，毛彦文却果断地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并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债谁偿。”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的观点大相径庭，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

熊希龄去世后，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吴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佳音。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吴宓的后半生，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会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折磨的吴宓终于在对毛彦文无尽的思念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百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是一句害人不浅的“至理名言”。能够释读天书、洞察世事的吴宓教授，一生也没有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鲁迅先生曾说：“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爱情观

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爱一女，一男爱多女，一女爱多男，多男爱多女，或同时，或先后，这种种情形形而上学地说都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恋爱极不稳定，如沙上筑屋，常是轮盘式，三角式，交织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导致痛苦和悲哀。吴宓自己是一个经历了失恋痛苦和离婚悲剧的人，所以这番话不仅是出于理性思考，而且包含着身世之叹。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爱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力或事功。那些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吴宓也是一个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肯放弃理想，试图在爱情上也寻求“一多并在”的中庸，于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爱情入宗教”，“籍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

吴宓对想像的生活比现实的生活更丰富，一个人的情感很难说是受现实还是受想像影响的。吴宓唐．吉诃德“骑士”一样的真情实感，多少像个笑话。不过话说回来，吴宓不成功的爱情却使俗到“无我”的后人看到一个民国文人别样的风采与态度，让人在好笑同情之余生出几分感慨。

人物轶事

过目不忘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站着乘车

吴性刚直，一贯克己守公，从不占人丝毫。

1944年，他去宝鸡访友，购得三等车票，上车无座位，只好站过道。其时，恰遇妹夫王俊生，该王持有免费乘车证，遂将他带至二等车厢，找一空座。吴不知情，待查票时，列车员说：“三等车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即出示证件，说明身份关系，查票员亦谦笑允准，但吴却生气异常，愤然返回三等车厢，依旧站于过道，直至宝鸡。

“杀”胡适

吴宓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吴宓风”与“对牛弹琴”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西北大学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做风雅，约请吴讲《红楼梦》，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宓父亲吴仲祺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诌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绅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爱情不是上厕所

吴宓和金岳霖是好朋友。吴宓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这一下子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丘吉尔夫人的故事

吴宓平日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心怀坦荡，为人宽厚。1955年，他从泾阳回西安，在三原搭乘火车，一列车员倒开水时，不慎将吴手烫伤，慌忙中未及赔礼，吴却站起，毫不介意地说：“无妨无妨，请勿耽误公干。”

服务员离去，同行数人，均感诧异。询之于吴，吴曰：“昔英相丘吉尔去议会发表演讲，下车之时，夫人手被车门夹伤，血流不止。丘氏瞥见，神情慌急，但夫人却一脸镇静连说“无事”，待丘演讲完毕，夫人方以实情告之。”

吴宓意在喻告人们，凡事不可以小误大，以私误公。

为《红楼》砸饭馆

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青睐钱钟书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相传钱钟书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一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恐为时人杜撰。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青睐”女学生

吴宓曾在课堂上公开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当年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吴宓看到女学生站着听课，会立刻跑出去替她们找来凳子坐；有一次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弄得这位女学生也满脸通红。更离谱的是，吴宓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费劲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拿去发表。

还我五块钱

某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借了吴宓五块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可一周过去了，此人并没有还钱，吴宓走到他家里，向其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愤怒，在外面说吴宓小气。吴宓向别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有人也许不相信吴宓的解释，认为他把钱看得很重，而把友情看得太轻，那么，请您耐心一点，再看下面两个故事：

吴宓有个习惯，每月发工资那天都要上邮局汇钱，收款者中有他的亲友，也有他的学生，有时不够，还向邻居借钱。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

“文化大革命”后期，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顿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买许多贵重的东西。旁人觉得吴宓给得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一声“老师”热泪盈眶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受到批判，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有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说：“小伙子，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在那时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

争来“反革命”桂冠

在三年困难时期，吴宓有一次讲文言虚词“犹……况”，他脱口：““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例句很生动，效果也很好，同学们都笑了。不过此言一出，班级里的爱国学生立即心明眼亮，下课狂奔教务处，报告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说吴宓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时值大饥荒，成千上万人饿死，吴宓此言，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从此不允许他授课，吴宓不得不作了检查。吴宓品德高洁，言不阿贵，行不偎荣。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坚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学理念，他坚持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蹲身牛棚，犹大写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吴宓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昔日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吴宓教授，最终也没有被改造成一个自卑、谦恭的顺从者。于是，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帽子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在批斗中，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但还被西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推倒在地，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其时，识时务者说：“吴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争下的。”据说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全国一共只有三个教授：梁漱溟、吴宓、容庚。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小人施诈哲人受骗

吴宓心善，乐于助人，因此也常受人之骗。他戴的进口手表，被两个无赖以仅值六元的小闹钟哄骗而去。又有张姓之人对吴宓说，吴一学生因病就医，急需二百元住院费，吴不疑，即刻凑钱交付。嗣后，此张又来，言称那学生开刀治疗，又急需费用若干，吴此时手头已空，正筹思之际，此骗子以为吴有疑虑，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恰逢保姆进来，惊见客人正念白纸一张。（盖此时吴患眼疾，视物不清）。于是保姆唤人，将骗子扭送公安机关。吴对此不胜感慨，又对保姆的精明称赞不已。

主要贡献

开创比较文学研究

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曾发表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较文学论文，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吴宓还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和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奠定了他对世界文学对比研究的坚实基础。吴宓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使比较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吴宓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吴宓的学识，从他开设的课程门类之庞杂可窥见一斑：英语、翻译术、修辞原理、英文作文、希腊罗马文学、西方文学概论、英诗选读、英国散文选、英国小说、英国浪漫诗人、欧洲名著选读、英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欧洲古代文学史、人文主义研究、中西比较文学、欧洲古代近代史、英国历史、希腊罗马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通史、文言文导读、中国小说、《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如此这般，丰富得惊人。他的学生评说吴宓，他是博雅通才，博通古今阅尽中外，在人文社科领域，你很难界定他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门学科都可称得上专家。

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1年吴宓留学归来后，在新人文主义的统摄下，阐发中国圣贤哲理和文艺美术精神，是其国学观的特殊之处。他解释道：“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在不谋而合。”吴宓在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自然也要首先基于儒家立场，进而会通古希腊以降的人文主义统绪以及佛学的精义微言。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五星聚奎”。他们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后，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国学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冯友兰曾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另外当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吴宓先生的信任。

创办《学衡》杂志

在南京任教期间，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该刊11年间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因于白话文持异议，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提倡白话文、作新诗成为时尚，吴宓却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宣传新人文主义的同时，大写文言文，作白话诗，声称要“昌明国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对传统文化极尽声讨的时代，吴宓创办《学衡》，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正是他在学术上“求衡”的体现。他的主张使自己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但吴宓不惧不让仍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因此也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像他曾总结自己一生时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并不是要为自己立一家之言，而是试图将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视域内，去寻求一种普遍的、做真学问的道路。看来，这种当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已经分明表现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现实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肯定了吴宓就意味着否定新文化派。也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悲剧的底色。而之后在文革中，按照“反鲁迅就是反党”的政治逻辑，吴宓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于是，又被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批斗中，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红学”研究

吴宓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在《民心周报》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评论《红楼梦》的论文。1944年曾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多篇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1963年，曾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川剧《晴雯传》。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桃李满天下

吴宓终生从教，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田德望、张君川、王岷源、刘盼遂、高亨、赵萝蕤、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姚名达、王力、吕叔湘、向达、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上为清华大学时期）及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赵瑞、王般、李鲸石、许渊冲、查良铮、何兆武、袁可嘉、金堤、杜运夑、李廷先（以上为西南联大时期）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到他的教诲。

人物评价

吴宓始终没能得到毛彦文的爱，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毛彦文在回忆录《往事》中肯定，“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当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被破格录取攻读西洋文学硕士学位，但钱钟书并不领情，说了一句非常得罪人的话：“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个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