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1921年9月18日—2008年11月8日），浙江余姚（今属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人，民盟成员，九叶诗派诗人、翻译家、评论家。

袁可嘉1921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余姚县（今慈溪），1928年在庆德小学读书，开始阅读《西游记》《寄小读者》等作品。1935年进宁波中学读书，开始写作新诗。抗战爆发后，曾任教于庆德小学，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投笔从戎，考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民训大队，接触唯物论之类的书籍。1938年处女作《我们是黎明边缘的轻骑兵》发表于《大公报》副刊。1939年进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经常能读到英国文学的作品。1940年转到南渝中学学习，读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等书。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受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燕卜荪等人的影响。

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后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诗歌译著有《美国歌谣选》《米列诗选》《叶芝诗选》《威廉斯诗选》《休斯诗选》等，主要论著有《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等，主要编著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编，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等。

中学时代开始写新诗，1938年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第一篇诗作《我们是黎明边缘的轻骑兵》，歌颂了抗战中的勇士。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求学期间将徐志摩等人的新诗用英文译介到国外。1946年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常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上海《文学杂志》《诗创造》《中国新诗》上发表诗作，这些诗歌继承了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借鉴了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与穆旦等人在诗歌理论和艺术表现手法见解相同，形成了风格特具的诗歌流派“九叶派”。解放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1957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诗歌和文论的研究工作。多年来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宏观研究。80年代初赴美国教授“中国新诗”和“英美诗歌在中国”等课。学术成果收入《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他的诗被广为流传，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后第一代大学生人手一本的必备书。作为翻译家的他，用心传递着诠释灵魂的艺术，在当时的中国，被看作是思想启蒙。

2008年11月8日晚，这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走了。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美国安详地走完了87年的人生路。

1948年的诗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诗作风格相近的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经历了“文革”的禁锢，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郑敏也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她接到唐祈的来信，约她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袁可嘉是郑敏的同学，但没什么来往。而其他人，其实郑敏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以前只知道名字而已。

当时大家都感觉，二战以后那些前沿的思想都是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的，而诗歌虽然有很多创新，但也忘记了以前创作时的一些好的经验。曹辛之于是倡导说，我们应该把四十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年轻人看看，给他们一些参考。曹辛之、郑敏这些诗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还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资格最老的王辛笛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几首自己40年代创作的诗，出版了《九叶集》 ，之后他们也就被大家称为“九叶派”诗人了。其实他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九叶集》之后大家还是各自忙碌。而今九叶已经凋零了八叶，只剩下郑敏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新诗辉煌的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顿如跨洋之鱼游进了中国诗海，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冯至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借鉴。袁可嘉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九叶派”诗人们，是这个时期将中西诗交融的杰出代表。当年他一手写诗、译诗，一手写诗歌评论，为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披荆斩棘，摇旗呐喊。通过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的开拓性翻译与研究，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而且促进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在被禁锢了多年以后，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曾经表示过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冷嘲热讽，但他并不气馁，依然研究不止，笔耕不辍。他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

袁可嘉先生的译诗是融翻译家、诗人和评论家三者神韵为一体的神奇结合。首先他的选题有批评家的眼光，他不是仅为翻译搞翻译，而是针对中国文坛的实际与需要，为我国文化建设引进可资借鉴的外国经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他下放劳动，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改革开放的80年代译美国歌谣和西方现代派等等。其次他是西方文学研究的大家，他的翻译与研究并举，准确传神。再次他本是位诗人，诗人手下别有炉锤，如他所译彭斯的《新年早晨老农向老马麦琪致辞》，诗中老马的奉献与晚年憔悴形象，以及老农的体贴入微和感恩之情，在中文译诗里同样跃然而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诗在翻译中丢失”，但袁可嘉译诗似乎丢失得很少。他说：“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翻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一样，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如斯所言，他正是这样不懈地追求着。袁可嘉还对英诗汉译做了许多理论探索。他在《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一文中，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他说：“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一是语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特点，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结果既不能保护原诗的真正面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他举例说，“译的是美国歌谣，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民族化’过来呢？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结果作品不伦不类，甚至庸俗化。”1986年他应邀去香港讲学，香港的记者问他：“译诗时，究竟有什么原则可跟随？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他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要达到袁可嘉所说的艺术性的翻译，需要天分与勤奋长久合力而成，如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一般人难以企及，而袁可嘉先生可谓做到了。

袁可嘉对诗的解释尤为独道，他说：“诗是雕琢后的语言，是人类语言的雕塑品。”但他所说的“浓缩和修饰”并非使用华丽辞藻，在翻译《当你老了》时，袁可嘉译出了这样的诗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他选择不用楚楚动人来代表青春，不用倾城倾国来代替美丽，也没有用“洗尽铅华，伤逝红颜”来代替皱纹，这样的翻译让人不会忘记，最浓艳的妆并不是最美的，不见痕迹的雕琢才是最好的镂空之术，诗如此，译诗亦是如此。

《九叶集》（诗集）与辛笛、穆旦等合集1981，江苏人民《八叶集》（诗歌集）与辛笛、穆旦等合著1984，香港三联书店

《现代派论·英美诗论》（文学论文集）1985，1987，中国社科出版社

《论新诗现代化》（文学论文集）1988，三联书店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主编，1980—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米列诗选》美国米列著，1957，新文艺出版社

《补莱克诗选》英国补莱克著，与穆旦等合译，1957，人文出版社

《彭斯诗钞》英国彭斯著，1959，1983，新文艺、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国宪章派诗选》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编译》，1961，作家出版社

《试论独创性作品》（文学评论）1963，人文出版社

《美国歌谣选编译》1985，外国文学出版社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我是锈绿的洪钟，收容八方的野风！1946

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死也好，活也好，都只是为了别的，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

太多的信任把你们拖到城市，向贪婪者乞求原是一种讽刺；饥饿的疯狂掩不住本质的诚恳，慧黠者却轻轻把诚恳变作资本。

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须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须的语言，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捉弄的苦难。

航行者离开陆地而怀念陆地，送行的视线如纤线在后追踪，人们恐怕从来都不曾想起，一个多奇妙的时刻，分散又集中。

年青的闭上眼描摹远方的面孔，远行的开始担心身边的积蓄；老年人不安地看着钟，听听风，普遍泛滥的是绿得像海的忧郁；

只有小孩们了解大海的欢跃，破坏以驯顺对抗风浪的嘱咐，船像摇篮，喜悦得令人惶惑；

大海迎接人们以不安的国度：像被移植空中的断枝残叶，航行者夜夜梦着绿色的泥土。

宁波市慈溪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根据慈溪市政协委员俞强提出的《关于要求保护我国著名“九叶诗人”外国文学翻译家袁可嘉先生故居的建议》，重新对位于崇寿镇六塘村的袁家洋房和袁家收花站进行了摸底调查。通过走访袁先生亲属，确认文物普查登记的位于崇寿镇六塘村的袁家收花站为袁可嘉故居。

该建筑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姚北大地主袁功亭之弟袁功勋（袁可嘉的父亲）建造，解放后政府没收后，在此设立了棉花收购站，故称“袁家收花站”。建筑整体为坐北朝南五开间二层洋房，造型和内外装饰带有浓郁的民国风格，是今慈溪市北部现存为数不多的史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