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1920年7月18日－2022年1月3日），本名王敏，出生于北京，福建闽侯人或长乐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研究院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郑敏本名王敏，出生于北京，祖父王允皙是清代福州颇有名气的词人，曾与陈衍、何振岱等文人商议修复西湖宛在堂；王敏的父亲王子沅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后进入外交界；母亲林耽宜读过私塾，聪慧好学，常给她念古诗词。王敏一岁多时得了一场大病——脑膜炎，死里逃生之后，就被过继给姨妈林妍宜，姨夫郑礼明也是她生父的好朋友，姨妈因病未生育，于是她成了郑家仅有的孩子，后来改名为“郑敏”。

对于祖籍的问题，郑敏自己给出的答案是“长乐亭头”。郑敏的祖父王允皙为长乐人，1885年举人；生父王子沅也是长乐人。所以，可以说郑敏是长乐人。而“祖籍闽侯”与养父郑礼明有关。郑礼明，号朗昭，原籍福建闽侯，福建海军船政制造学堂毕业后，留学比利时黎业斯大学。所以，也可以说郑敏是闽侯人。郑敏对家乡的印象并不清晰，很小的时候回过福州，只记得那里人很爱诗词。长大以后就再也没回过福州了。

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读哲学系，1943年毕业。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43年开始陆续发表诗歌作品，得到当时诗歌评论界的高度肯定。1949年4月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确立了她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1948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就读，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返回祖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工作，从事英国文学研究。1960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郑敏女士毕生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中西方诗歌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研究、诗歌翻译和教育教学事业。从上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她的创作经历了80年的风雨历程，创作活力长盛不衰。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郑敏女士的诗歌创作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先后出版了诗集《寻觅集》（1986，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奖）、《心象》（1991）、《早晨 我在雨里采花》（1991）、《郑敏诗集（1979-1999）》（2000）等诗歌作品，翻译出版了《美国当代诗选》（1987）。郑敏女士一生抒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作为“九叶派”的重要诗人，她的作品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06年郑敏获得中央电视台新年诗歌会授予的“年度诗人奖”，2017年获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诗歌创作奖。

郑敏女士在中西诗歌评论、诗歌美学思想、解构主义哲学思想、汉语、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成果卓著，影响深远。她这方面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英美诗歌戏剧研究》（1983）、《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1998）、《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1999）、《思维·文化·诗学》（2004）等。2012年出版了六卷本的《郑敏文集》。

郑敏女士的诗歌追求感性和理性、‘诗’与‘思’的高度统一，将她对人性的关怀，生命的感悟融汇于诗性的哲学思考之中，她的诗与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息息相通。在诗歌创作的美学方面，她的诗注重对内心的探索，表现出灵魂的吐露，辩证的思维，清丽而繁复的意象，为当代诗歌带来了重大突破。她对西方当代哲学思想的探索，对新诗和汉语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科学与人文教育等问题的关切，都表现出一个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探求真理的勇气、担当和高尚情操。

郑敏女士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后改为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任教期间先后开设过多门英语基础课程。1981年，她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教授莎士比亚戏剧、英国玄学派诗歌、浪漫主义诗歌、英美现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诗歌、解构主义文论等课程。1986年，由于郑敏女士的学术成就和广泛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获批国内师范类高等院校英语学科第一个博士学位点。同年，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为西方文论和解构主义哲学思想。郑敏女士任教期间培养了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北师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辛勤奉献。

郑敏回国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至今。1949年出版《诗集：1942--1947》，成为“九叶”诗派中一位重要女诗人。郑敏是在冯至的引领下与哲学也与里尔克的诗结下一生的情缘。她嗜读里尔克的诗，特别是对里尔克的名作《豹》更是情有独钟。她与里尔克一样，总是从日常事物引发对宇宙与生命的思索，并将其凝定于静态而又灵动的意境里。每一个画面都仿佛是一幅静物写生，而在雕塑般的意象中凝结着诗人澄明的智慧与静默的哲思，建国前写的《金黄的稻束》就是这样的作品。

从建国初到1979年郑敏中断了新诗写作。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在时代的感召和友人的鼓励下又写起了新诗，出版诗集《心象》、《寻觅集》和诗学专著《诗与哲学是近邻》，十四行体组诗 《诗人与死》是受其诗友唐祈之死的触动写成，是她早年对生死问题进行哲理思索的延续。全诗借唐祈的死来关注和思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我们都是火烈鸟/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我们羡慕火烈鸟/在草丛中找到甘甜的清水/在草丛上有无边的天空邈邈/它们会突然起飞/鲜红的细脚后垂。”诗一发表即引来好评，说“这组诗没有过多的哀婉和温情，整饬的十四行恰如死亡行进本身一样，严厉、冷静、必然，但暗中却布满了愤怒、悲伤、叹息、诅咒，种种情感的旋涡和潜流”。可见，郑敏对生死问题的诗性哲理观照，是建立在她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基础之上的，而决非哲理的直陈，真正实现了知性生命化的诗学追求。

诗歌陪伴的青春

郑敏1920年在北京东城区的闷葫芦罐胡同呱呱坠地，本名王敏。生父王子沅辛亥革命后曾留学法国、比利时。两岁时，她得过一场严重的脑膜炎，病好后，被过继给父亲留学时的把兄弟郑礼明，从此王敏改姓郑。郑敏的文学天赋与家学有关。祖父在家乡福建闽侯是颇有名气的词人。母亲喜欢用闽调吟咏古诗，对女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郑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羞涩和内省之中培养起同情心和想象力。

郑敏创作的第一首诗《晚会》记录在她的一个小纸本上，那一年她21岁，正在西南联大读哲学系。大三的一次德语课后，她拿着诗去找老师冯至指教。第二天，冯至把稿子还给她，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1942年，冯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她阅读并深受影响。她的《晚会》等数首诗也在昆明发行的报纸上发表。次年，郑敏从西南联大毕业，在冯至的推荐下，她的《诗九首》发表在《明日文艺》上，其中《无题》之二后来改名为《金黄的稻束》，成为了“九叶诗人”郑敏的代表作。

那时候，郑敏和穆旦、杜运燮等人也只是在学校里有过一面之缘。1948年，署名“默弓”的陈敬容在《诗创造》上发表了《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里面这样写道：“（郑敏的诗）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袁可嘉则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说：“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从此，郑敏和穆旦、杜运燮一起被誉为“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不久之后，郑敏收到美国布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1948年冬，她越洋赴美，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半工半读，十分辛苦。期间，她的第一本诗集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主编是巴金。这带给她很大的惊喜。

1951年，郑敏到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申请博士预科，在此结识了她的先生童诗白，他也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留学生，二人在这一年的冬天于伊利诺亚州立大学的会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郑敏随丈夫移居纽约，在朱丽叶音乐学院自费学习声乐。1955年，夫妇二人从旧金山乘船回到祖国，郑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新诗创作借鉴传统方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郑敏除了做研究之外，始终处于漫长的沉默之中。1979年的一天，唐祈写信给她，约她与在世的几位40年代的诗友到曹辛之家中见面，商讨出版诗歌合集的事情。这次见面之后，郑敏十分激动，觉得仿佛又回到了诗的王国，在汽车里写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之后，除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美文学以外，郑敏又重新唤醒了创作的热情，写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1981年，《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诗派”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80年2月，一些当时写着“朦胧诗”的青年诗人拜访郑敏。这批年轻人读到了“九叶诗派”的诗歌时大吃一惊，说：“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做了。”郑敏回忆说，当时人们所说的“朦胧诗”其实也不怎么“朦胧”。的确，朦胧诗体现的一些精神追求，从诗歌理论和艺术技巧看并没有超过上半世纪，“基本上是再一次播种再一次收获”。

关于诗歌与“朦胧”的关系，她认为，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诗的生命，是诗的艺术审美，如绵延远山，消失在云雾中。但是，汉语新诗除了要找到诗的表达方式，还要找回汉语的表达方式。如何将文化传统与新诗结合起来，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她说：“其实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保守中走出来的，保守是土壤，没有土壤，何来青苗？故此‘新保守’就是给传统以新的阐释，以使土壤获得新的营养，以便培植出新的文化青苗。”

郑敏希望中国的诗人能在多方面用功，除了要向传统诗歌在形象性、音乐性和境界上的优点学习，让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更凝练，还要注意摆正态度，忌不假思索地将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误解拿到诗歌创作之中。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价值的批判也不是盲目的亵渎和改造。当代一些诗人只顾宣泄自我，照猫画虎地引用西方理论，实际上既没有尊重中国自身的传统，也忽视了西方的传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对诗歌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

回归诗歌创作的本真性

在郑敏看来，中国诗坛常常陷入理论空谈的恶况，作品多而浮，看似繁荣，实则单调。她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新诗离诗本身的历史任务很远。我们听到很多喧嚣声，然而那似乎只与流派的声誉、地位、排行榜有关。至于生命的价值、伦理观、人类的道路和未来的命运，诗人却很少有时间、有心思去过问。

郑敏认为，这一方面来自于非诗的观念的干扰和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市场诱惑的结果。所以，拯救诗歌的对策在于：一是要重新整理几千年的诗歌遗产，使传统成为现代创作和研究的重要资源；二是诗人要回归真实的自我，避免陷入狭隘的流派之争，只顾求新而疏远了诗本身。

郑敏觉得，一个诗人、作家当然要沉下心来搞创作，但也应当关心社会大众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作品应该拿给人家看，并虚心接受批评，这样才能提高自己，但很多人却不愿意这样。他们写完一部作品，自己觉得很成功，但其实读者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唤醒读者，使读者有猛然的觉悟。作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既当作者又当读者，在脑子里预先想象，假如我是读者，会怎么看待这些文字。也就是说，诗人、作家应当有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创作态度。

郑敏谈到，诗人在创作中要保持“无功利的本真性”。把握诗歌的本真性，需要诗人摆脱追名逐利的心态，既要对自我的精神感受负责，也要对客观世界的现实负责。只有在这种本真性中，诗人才能用艺术的幻象来实现艺术规范和创作自由的辩证统一。诗歌创作要有悟性，受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压制的诗歌常常用训诲和警告来指挥文学创作，所以新一代的诗人才选择逃向个人的感觉。但也因此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艺术“作为区区小我的宣泄”，“他的浮躁与浅薄使他听不见诗灵通过语言对他的召唤和叮咛”。

郑敏很关注诗歌教育和艺术教育的问题。她觉得，我们应该培养年轻人对无功利的艺术的兴趣。“其实很多人对于无功利的艺术都很有兴趣，可是没有条件，因为要交很多学费，只好把艺术当作奢侈品。”她建议教育者们能够在培养新的文学幼苗时，让他们更多地去自由地感受，摆脱实用目的性对艺术情感的束缚。

“哲学打开了我看事物的眼睛，提升了我认知的高度和深度。哲学告诉我们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认知世界，而诗歌则是艺术化的哲学。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家和诗人是一体的，与世界同体共生。有些诗人的诗歌散发着他的哲思，而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他最大的诗歌。”（郑敏生前在接受诗人花语采访时语）

“如同‘春蚕到死丝方尽’一个将写诗等同于自己心灵呼吸的诗人，自然会活一天就写一天。当然如果实在是‘才尽’了，就只好像一位失去声音的歌手，去听演唱，而继续陶醉在别人的歌声中。诗可以给人类一切高尚的情感和行为以力量，但她也能在哑然寂静的历史低潮时刻，耐心地等待和召唤激情的苏醒。历史总是丰富的，高潮有高潮的激昂，恶浪有恶浪的愤怒，黎明的涨潮自天边滚滚而来，带来新的一天的期盼，阴暗的时刻的沉默有沉默的深思，而诗总是它们的刻痕和足印。诗人的诗不只是来自一己的情思，他的耳朵日夜在倾听历史的波涛和人类的心跳。”（郑敏回应被评选为2006年“年度推荐诗人”时语）

2022年1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消息，郑敏因病于2022年1月3日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丈夫：童诗白

儿子：童朗

女儿：童蔚，退休前为报社记者，且醉心于绘画和诗歌，跟母亲很有共同话题。

长兄：鲲西（王勉）

2006年，央视将郑敏评选为“年度推荐诗人”，推荐语中说其是“一棵诗歌的常青树”。

2006年郑敏获得中央电视台新年诗歌会授予的“年度诗人奖”，2017年获第六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诗歌创作奖。

2018年12月19日，获得首届女性诗歌奖终身成就奖。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颠上

暮色里，远山是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深林自她的胸中捧出小径

小径引向，呵——这里古树绕着池潭，池潭映

着面影，面影流着微笑——

像不动的花给出万动的生命

向那里望去，绿色自嫩叶里泛出

又溶入淡绿的日光，浸着双足

你化入树林的幽冷和宁静，朦胧里

呵，少女你在快乐地等待那另一半的自己

他来了，一只松鼠跳过落叶

他在吹哨，两只鸟儿在窃窃私语

终于疲倦将林中的轻雾吹散

你梦见化成松鼠，化成高树

又梦见小草，又化成水潭

你的苍白的足睡在水里

天空好像一条解冻的冰河

当灰云崩裂奔飞；

灰云好像暴风的海上的帆，

风里鸟群自滚着云堆的天上跌没；

在这扇窗前猛地却献出一角蓝天，

仿佛从凿破的冰穴第一次窥见

那长久已静静等在那儿的流水；

镜子似的天空上有春天的影子

一棵不落叶的高树，在它的尖顶上

冗长的冬天的忧郁如一只正举起翅膀的鸟；

一切，从混沌的合声里终于伸长出一句乐句。

有一个青年人推开窗门，

像是在梦里看见发光的白塔

他举起他的整个灵魂

但是他不和我们在一块儿

他在听：远远的海上，山上，和土地的深处。

你愿意经过一个沉寂的空间

接受一个来自辽远的启示吗？

当黑暗和温柔的静默包围着你，

在那光亮的一角

好像在暮晚的天边

变异着神的亮翼，

好像秋日下午的果园

一个熟透的苹果无声的降落，

陷入转黄的软草里。

你愿意透过心的眼睛

看见神的肢体吗？

那圆润的手臂，

徐徐弯转的腰身

她的脚可以践在水上

而不被埋没，

她的眼光是不因

距离而淡弱的星光。

每一个缓和与敏捷的行动

都是沉默的一笔，

记下那不朽的言语

人们倾听着，倾听着，用他们的心

终于在一切身体之外

寻到一个完美的身体，

一切灵魂之外，

寻到一个至高的灵魂。

这一朵，用它仿佛永不会凋零的杯，

盛满了开花的快乐才立

在那里像耸直的山峰

载着人们忘言的永恒

那一卷，不急于舒展的稚叶

在纯净的心里保藏了期望

才穿过水上的朦胧，望着世界

拒绝也穿上陈旧而褪色的衣裳

但,什么才是那真正的主题

在这一场痛苦的演奏里？这弯着的

一枝荷梗，把花朵深深垂向

你们的根里，不是说风的催打

雨的痕迹，却因为它从创造者的

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

渴望：一只雄狮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

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

它冲到大江的桥头

看着桥下的湍流

那静静滑过桥洞的轮船

它听见时代在吼叫

好像森林里象在吼叫

它回头看着我

又走回我身体的笼子里

那狮子的金毛像日光

那象的吼声像鼓鸣

开花样的活力回到我的体内

狮子带我去桥头

那里，我去赴一个约会

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郑敏《金黄的稻束》

在中国的新诗界，我们的确需要多一些像郑敏先生这样的诗人和批评家。她总让我感到，她就是中国新诗坛上的一束金黄的稻束，在“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她的心中永远有满月的清辉和蔚蓝的远山。（著名诗人林莽）

102岁！悼念！25年前在贵阳红枫湖，一条船上讨论诗，郑敏先生认为现代诗人应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而今俺深以为然。郑敏的长寿，也说明生命不在于力行快走跑步等运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

她对西方当代哲学思想的探索，对新诗和汉语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科学与人文教育等问题的关切，都表现出一个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探求真理的勇气、担当和高尚情操。（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

惊悉郑敏先生仙游，享年一百零二岁，至此九叶全部凋零。犹记2016年10月，我在北大进修，某晚去清华园拜访她的点点滴滴。（四川文学奖、建安文学奖获得者胡亮）

诗人郑敏去世，‘九叶派’最后一枚叶子落地，抑或说，这是她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枝头。（《天津诗人》总编辑、诗人罗广才评）

郑敏女士走了，标志着朦胧诗之前的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都离开了人间。 郑敏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中西方诗歌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研究、诗歌翻译和教育教学事业，她的译诗和汉语新诗创作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天津诗人》总编辑、诗人罗广才评）

郑敏从事诗歌写作70余年，她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见证了大半个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被称为中国诗坛的一株历经风霜雨雪依然丰茂挺立的世纪之树。（中国青年报评）

“郑老师特别的单纯，言谈举止有着天真浪漫的少女感，跟她聊天很放松，郑老师总是脱口而出她的观点，或深邃或诗意，与郑老师谈话，会心之处很多。”福建籍诗人安琪回忆郑敏的时候说：“同郑老师的交流，就是在听郑老师讲授诗歌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郑老师也是两脚跨中西文化的学者，总能在比较文学的高度阐述她的诗学见解，是女诗人中难得的具有丰富学识和辩证思维的大家。 ”（中国青年报评）

“（郑敏的诗）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 1948年，陈敬容在《诗创造》上发表了《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里面这样评价郑敏的诗歌。袁可嘉则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说：“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

“郑敏早期诗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寂寞’，也就是一种非常沉静、平和、充满哲思化的写作方式，在80年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得到了延续，是到了一种‘成熟的寂寞’。”在张桃洲看来，80年代以后，郑敏的诗歌在延续中进行着深化，更加注重心智上的表达，“越写越好。我觉得，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创作是她最好的作品，《诗人与死》可以说是其创作的巅峰”，“想想看，当时她已经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了。”

“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种种状况，郑敏可以说是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在她看来，当时中国诗歌受商业主义、大众文化的影响太大，是误入歧途，所以提出了一种中和路线。”

“郑敏从创作之始，就保持着非常个体的形象，是非常寂寞的独行者形象，她不是在喧哗的闹市进行宣讲，也不是像先知一样高蹈地预言世界的未来。”（诗人、批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评）

“本来只是知道她40年代的作品，读了全集才发现，郑敏80年代以后还写那么多那么好的作品，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可以说是新颖。之前我们可能有一种误解，认为很多早期新诗诗人在年轻时写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到中年或晚年时，要么是没有新作，要么就是没有进步，甚至不退步就已经很罕见了。”

“但是国外诗人，比如奥登、艾略特，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是非常了解的。中国诗人往往是过于‘当代性’了，而不能或不愿意去设身处地理解和体察新诗是如何从无到有，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如何枝繁叶茂的。”（青年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子瓜评）

郑敏先生早年是新诗的积极的探索者，开放性地吸纳各种资源，她曾对百年新诗当头棒喝，让人清醒，也让人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郑敏先生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现在看来，这样的力量是最具持续性，也最有生命力的。（《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在郑敏百岁寿诞时曾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