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杂志》为现代文学刊物。月刊，1937年5月1日创刊，朱光潜主编，常风助编。编辑部设在北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7年8月1日出版第4期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7年6月1日出版复刊号第2卷第1期，1948年11月初出版第3卷第6期后终刊，共出版22期。

此刊主张维护“艺术良心”，提倡“自由主义文艺”。编者在《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中表示，“现实的中国文艺界”，“无论是左是右”“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了“死路”，而“处在幼稚的生发期”的中国新文艺，“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从而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发展新文艺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

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并“根据这种信念”，决定把此刊办成“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使其“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学运动”“尽一部分纠正和响导的责任”。复刊后主编者在《复刊卷头语》﹑《苏格拉底在中国》等文章中又重申了这种办刊宗旨，刊物本身也体现了前后指导思想的连续性。

但历史条件的变化也使后期刊物与前期在思想上有所差别﹕针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进步文艺界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和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主编者提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分”，强调“反对”一些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们打着文学的招牌，作种种不文学底企图”。

表现了对革命文艺新形势的不满﹔强调了中国民族与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弱点，患“半愚昧症”，没有“思想的生发自由”，而要克服其弱点就要“扩大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受当时美国鼓吹中国“第三种力量”政策的影响，主张知识分子走“第三条道路”，显现出更为鲜明的“中间路线”的思想色彩。

此刊以刊登创作与评论为主，兼及对中外古代文学的研究，后期刊登了较多的探讨文化思想的文章。所刊文学创作，多讲究艺术技巧，但有影响的作品不多，李健吾的剧本《一个未登记的同志》﹑沈从文的小说《贵生》等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作品。此刊重视文学论文与评论。论文方面，关于新诗的文章最值得重视，发表了叶公超﹑袁可嘉﹑朱光潜﹑林庚﹑徐家昌等人的十来篇论述诗的艺术特征的文章，对新诗如何发展作了较多的探讨。

评论方面，对国内有影响的剧本《赛金花》(夏衍作)﹑小说《天下太平》(吴组缃作)﹑诗集《望舒诗稿》，国外有影响的作品选集《活的中国》，芦焚﹑废名﹑李健吾﹑萧红等人的创作与刘西渭(李健吾)的评论，

以及中外的一些古典名著，也有所评述。其中，俞平伯评述《红楼梦》﹑游国恩评述楚辞﹑周作人评述日本俳句的文章，为人们所注意。此外还出了“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

此刊创刊时曾得到胡适的大力帮助，创刊后以“京派作家”为基干，得到原“新月派”作家的支持，主要撰稿者(除编者外)有沈从文﹑废名﹑林徽因﹑冯至﹑卞之琳﹑林庚﹑陆志韦等，后期撰稿者除了上述知名作家与学者外，增加新起的青年作家袁可嘉﹑穆旦﹑毕基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