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1910年2月22日-2006年10月4日），字静希，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

林庚（1910-2006），字静希。林志钧之子。诗人，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

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参与创办《文学月刊》。1933年毕业后留校，同时担任《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起在北京大学等校兼课，讲授中国文学史。1933年秋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1934年以后，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新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先后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七七”事变后到厦门大学任教。1947年返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大调整，改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春野与窗》《问路集》《空间的驰想》等六部诗集及《中国文学史》《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诗人李白》《唐诗综论》《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等十一部文集。2006年10月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

林庚父亲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沈从文称其在文学、法政、哲学、佛学、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具造诣。金岳霖、张中行、吴小如均为其弟子。

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

1928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0年转到中文系，参与创办《文学月刊》。

1933年毕业留校，为朱自清的助教，出版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闻一多设计封面，俞平伯写序，获得较高评价。

1934年辞职去上海，想靠写诗生活。当年秋返北平，先后任教于北平国民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大。

1935年始改写格律诗，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它》两本格律诗集。

抗战爆发后，赴厦门大学任教授。

1947年任燕京大学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4年《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创刊至1963年终刊，任编委。曾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及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6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至1986年退休，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2004年，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

2006年10月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

林庚的一生充满诗意。当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他的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设计封面、俞平伯先生写序。此后，他创作出《春野的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被誉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现代诗人废名曾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他笔耕不辍，90岁高龄时还新出了一本诗集。2004年，他还牵头组建了北大诗歌中心，并担任主任。

由诗人而学者，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他的“双璧”。他对唐诗作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经典概括，被学界广为接受。贺知章的名诗《咏柳》，是因为他的挖掘，才入选小学课本，最终家喻户晓。“当唐诗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林庚说，“少年没有苦闷吗？春天没有悲伤吗？然而那到底是少年的，春天的。”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中国文学史，其中《中国文学简史》作为高校教材流传至今。在研究中，他非常注重创造性，着力寻找那些能说明创造的资料。他说，“文学要是没有创造性，严格地说，就不是文学，就没有价值了。”“在有创造性的地方多讲，没创造性的地方少讲，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史起伏的地方，看出它发展的脉络。”

他说自己是“教书为业，心在创作”，先是诗人，后是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他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对于学生来说，他是出色的诗歌启蒙者和文学引路人，常常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写下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任继愈、吴小如、傅璇琮、袁行霈、谢冕等学者无不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

在唐诗研究方面其成果汇集在《唐诗综论》里。《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楚辞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文字、地理等问题方面的考释，也有一些论述屈原的人格、艺术成就和作品特色的文章。林庚教授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提出了颇多精辟的创见。林庚先生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春野与窗》《问路集》等六部新诗集及古典文学专著《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等。所著文学史为公认名作。

附文：林庚与现代汉语诗歌 ——王光明

现代汉语诗歌自胡适“尝试”白话诗开始，一直在寻找用新的语言和形式，接纳与整合复杂变动的现代经验。这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在诸多矛盾中展开的艰难求索，始终具有实践性、试验性品格。它体现在许多诗人身上，关心的重点却各不相同。面对经验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主流诗歌注重内容的创新，努力在主题和题材上追随时代，或在诗意和情趣上更换中国诗歌的血液。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对中国现实的执着关怀，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对现代诗质的反复探寻，都在20世纪中诗歌史上写下了动人的篇章。

但是光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只看重“诗意”而轻慢凝聚，只考虑求新求异而不思规律，也会给诗歌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后，诗歌形式秩序探索的不断被边缘化，不是加强了诗歌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增加了诗人的磨难；不是让诗亲近了读者，而是疏远了读者；不是变得更加自觉，而是显得有点盲目。

只有少数诗人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意与诗形的共同要求保持着高度自觉，而林庚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诗人之一。

像20世纪许多诗人一样，林庚也是从写自由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他曾在30年代前期出版过《春野与窗》的自由诗集，其中《破晓》等诗篇，可以认为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优秀文本。这些诗，因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而得到好评，废名(冯文炳)甚至在《谈新诗》中认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但林庚与诸多新诗人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也珍惜自由诗“追求到了从前所不易亲切抓到的一些感觉与情调”，却也认为它是尖锐的、偏激的方式，“若一直走下去必有陷于‘狭’的趋势”（《诗的韵律》）。因此，他提出了新诗的“再解放”问题：“新诗的语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获得了自由，是否还需要再解放呢？诗不同于散文，它总要有个与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诗必须分行，这也就是起码区别于散文的形式；但是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诗歌语言利于摆脱散文中与生俱来的逻辑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

林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诗人，认识到自由诗的问题之后，从193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诗歌的节奏与形式的试验。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万水千程后的归真返朴。在这里，新诗的音律第一次脱离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组法，使它成为音律的侍婢；后一点，我私意认为，不但是新诗音律的胜利，而且也是诗的胜利。”（周煦良：《新诗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从节奏、形式的观察与试验中发现了诗歌建构诗行的两条规律：一是“五字组”（“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二是“半逗律”（“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 无论从创作还是从理论上看，林庚都是20世纪中国最自觉的诗人，他为中国诗歌提供的独特借鉴意义表现在：一、始终坚持诗之为诗的基本前提（他认为“‘诗’原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诗如果没有形式，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并对诗与诗意的界限作了清明的划分（“诗意”代表了一切“艺术的意境”，并不等于诗）。二、他的新诗理论来源于他对表现媒介深刻认识，提出了形式不是由“内容”来决定，而是由语言来决定的著名观点，从而启示人们：一方面，汉语诗歌必须根据汉语的特点建构自己的诗歌形式；另一方面，语言在发展变化，必须面对这种变化探寻新的形式建构的规律。

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间将彰显林庚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特殊贡献。

《夜》 （1933）

《春野与窗》 （1934）

《北平情歌》 （1936）

《冬眠曲及其他》 （1936）

《林庚诗选》 （1985）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上海棠棣1953，中华书局1962）

《诗人李白》 （上海文艺联合1954；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中国文学简史》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历代诗歌选》 （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天问论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唐诗综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深深的爱》 （[美]斯蒂尔著，林庚译，华夏出版社1989）

《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朦胧》

常言说“做人”，而高境界的人不是“做”出来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中文系办一份学生刊物时，学生主编去找林老题字，林老爽快应允，还对当时这位才上大二的学生说：“看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行吗?”当他按约定时间赶到林庚寓所，林老已立在初春的寒风中等候，拿出写好题词的精美卡片，还抱歉地问学生：“年纪大了，不能写毛笔大字了，只能写几个钢笔小字。不知道适不适合刊物用?”

通过这件事看来，林庚是一位真正的长者：“一流的学问，背后是一流的人品；没有一流的人品，做不出一流的学问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庚无以排遣心中的困惑，就经常夜读《西游记》。就这样，白天被批判的林庚，晚上在书斋里摊开书卷，从文学中得到宽慰和愉悦。最终他将《西游记》烂熟于心。难得的是，他将自己人生感悟融进了对小说的理解，在80岁高龄出版了《<西游记>漫话》这样一部“极具个性的充满诗人气质和潇洒笔意的快意之作”。古代文学研究大家程千帆教授在给先生写的信中说，他是在病中收到了林庚先生的著作，看了书竟爱不释手，自己看不完，就让自己的学生给他念，“一口气花了三天，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书是‘盖自有《西游记》以来之第一篇文章也’”。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杜晓勤说：林庚先生到晚年都童心未泯，“成为大教授了，都还看小人书。”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以诗人的眼光，在著述《〈西游记〉漫话》里提出：“《西游记》是神话和童话的结合。”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平素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1930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完二年级的林庚自愿转到了中文系。至于转系，竟是丰子恺的漫画惹的“祸”：

“到清华后，我常在图书馆乱翻乱看，看到了《子恺漫画》，像‘无言独上高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几人相忆在江楼’等等。看了他的画，我就找诗词看去了，结果一看就入了迷。”

加上读了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感觉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就这样，他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

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林庚成了清华园“四剑客”之一。他与另外的“剑客”——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四个人“方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他们一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冰心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却和郑振铎先生成了朋友。林庚的作品，得到了教词选课和诗选课的俞平伯与朱自清的赏识。1933年，林庚毕业留校，担任时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并为闻一多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

晚年的林庚先生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

林庚与季羡林互赠“相期以茶”

在北大中文系老一辈的学者中，林先生是享寿最高的一位。在为先生九十华诞祝寿的时候，有人曾向先生请教过他的长寿之道，先生回答说：“有两条，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当然首先是指的淡泊名利，先生的淡泊名利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说是保有陶渊明之风，承继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品格。但据我的体会，其含义又还不止于此，其间还包含了在《西游记》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和乐观精神。先生被称为“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当然，另一条养生之道就是喜欢体育活动。林庚先生很喜欢打乒乓。

秋日送别春天的心（缅怀诗人林庚） 燕园，少了一位良师；天堂，多了一位诗人。――北京大学校园网

我承认在我的所有习作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我学习林庚先生的那些诗。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 ——谢冕

皎如白雪，煦若阳春。六十年来，实钦此心。——吴组缃

手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吴小如

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袁行霈

凡是见过林庚先生的人，都说他仙风道骨，从里到外透出一股清气。他的确是远离尘嚣。他的超然似乎是因为无须介入世俗的纷争……尽管本世纪不乏兼备诗才和学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这样诗性和理性交互渗透在创作和学问之中，并形成鲜明特色的大家却很罕见。 ——葛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