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中国重庆市，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安顺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

1939年，出生于重庆。

1948年，在《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发表“处女作”《假若我有一双翅膀》。

1950年，考入南京师大附中，此后六年皆在此学习。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

1960年，离开北京，前往贵州，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

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2002年，从北大退休，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同时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关心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

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发出“告别教育”宣言，表示今后将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2023年7月，被聘任为安顺学院终身教授。

钱理群出身于书香门第。

外祖父：项兰生（项藻馨），经历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作为维新派人士，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以后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

父亲：钱天鹤（1893-1972）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他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钱父先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清华毕业后，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钱父成为胡适的同学。

母亲：项浩（1900-1974），生于杭州，病逝于南京，为项兰生的长女。从小受西式教育，项兰生请英语老师教她英文。

大哥：钱宁（1922-1986），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曾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三哥：钱临三（1924-1990），毕业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毕业，考入中华民国外交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61年改职经商。

四哥钱树柏（1926-2012），1945年南洋模范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先后担任南京两浦区区委委员兼青年部长，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

二姐钱树榕（1928-1983），上海南洋中学高中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3师宣传队工作。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担任演员，创作员。

二姐夫丁毅（1921-1997），剧作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纵队文工团、军文工团团长。主要作品有歌剧《白毛女》（与贺敬之合作执笔）、《董存瑞》（与丁洪等合作）。

钱先生称，其家庭出身决定了其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钱理群教授夫妇没有子女，对钱财看得比较淡。他们将自己的房子卖掉，于2015年6月，钱理群教授夫妇入住昌平区一家养老社区。钱理群表示，“我认为我是适合养老院生活的。”早在2014年他就有住养老院的想法，他跟老伴也慎重考虑过，住进养老院也是希望能借此避开很多琐事，专心进行写作。钱理群说，以前他不怎么锻炼，搬到养老社区后开始锻炼了。以后只用做三件事儿就行了，一是休养身体，二是写作，三是跟朋友聊天。在养老社区，他早上7点起床，每天要看5张报纸，上午10点后开始专心写作，平均每天能写2000到3000字。

钱理群教授谈及知识分子的晚年，在健康之外，还得有精神追求。他说：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健康不完全是医疗能解决的。老年人，健康快乐就可以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涉及到一个“意义”——还得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到老年，写作就是这样啊——没有功利性质，就是自由的、自己的。当然，这也是个人的选择。为了子女而活着也是有意义的，也是个人生活的一方面。

参考资料：

《对鲁迅的再认识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当老师真难真好》

在北大任教期间（1981——2002）年间，多次开设过《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曹禺研究》、《四十年代小说研读》、《大一语文》等课程。

除参加国家教委“八五研究项目”：“四十年代文学研究”外，没有参加其他国家研究项目。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钱理群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当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言语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撰写《中国现代文学30年》

钱理群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手工艺 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了本书的影响。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试验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途述方式的试验。

对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提出“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

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迅）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直于现实”。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有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蹁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同时，不可忽略史的写作形式（结构、途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

“钱理群之忧”

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钱理群之忧”。

通识教育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钱学森之问”与“钱理群之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现行学校教育中所真实存在的关键问题，一个涉及顶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则涉及更加广泛的公民精英的培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2023年6月1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围绕钱理群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教育理念、社会参与等议题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学系系主任 杜晓勤：钱理群教授的学术成果和思想魅力久为学界称誉。他是学者的楷模和杰出代表，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下了巨量的精神财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勇：钱理群的研究兼顾学理化和主体性，体现出人文学者应有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和现实深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远东：钱理群是一个“人类未来主义者”，他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学术关怀的整体性、学术走向的理想性和未来性，都具有非同一般的丰富和深刻。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王德威：以“历史、思想、行动、人间”四个关键词定位钱理群的文学研究，钱理群是全球文化批评的视角下现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一位代言人。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汪卫东：钱理群的研究由文学史研究、周氏兄弟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和二十世纪历史研究四个板块构成，内在循环，超越“纯学术”的局限，同他的自身历史经验相互融合。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钱理群为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推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很容易招来非议乃至嘲笑。可是，如果这样一部精神自传的传主是钱理群，则会让人觉得顺理成章，甚至相见恨晚。这本书最能给人震撼和启迪的地方，是钱理群对自己的缺陷、错误和迷惑所进行的反思。作者在后记里写的明白，他想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他在追慕王瑶这一代学者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和通脱峻急的魏晋遗风时，由衷感慨自己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层面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他的幸运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后，坚守在现代文学领域，专心致志，终有所成。但他没有机会消除传统文化和外语这柔软的双肋，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始终是隔膜的。作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学术和文学中的学者，此中的哀痛和无奈何其深沉。（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罗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