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1901年5月27日—1982年9月4日），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江苏常州，河南安阳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十（5月27日），谢国桢生于河南安阳（一说山东济南）。在安阳谢氏家族中，谢国桢的一支是颇受排挤的。不甚宽裕的家境，使他无缘清末民初时兴的“洋学”。谢国桢小时未进正式学校接受教育，由善书能文的祖母抚养长大。祖父谢愃（xuān），嗜书成癖，插架甚丰。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文史产生兴趣。谢国桢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私塾中度过的。

民国八年（1919年）春，18岁的谢国桢离开家乡求学北京，就读于北京汇文学校大学预科。投考北大，三年未中。后随吴北江（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之子）学习古文诗词，并兼做家庭教师，半教半读。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头名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教诲、指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对明清史和目录学用力尤多。清华园的学习，对其一生教学与科研影响极大。其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明季奴变考》一文。

民国十五年（1926年），谢国桢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名列第一。民国十六年（1927年）随梁启超到天津，在其家教授梁氏子女读书。在梁启超指导下，他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搜集明清之际的资料，饱览了梁家藏书。经梁启超介绍，谢国桢又遍览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等名家藏书，并成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梁启超逝世后，他到北京图书馆担任编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长达十余年。在北京图书馆，他大量阅读馆藏及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等处藏书，还南下江浙，北上大连、沈阳，甚至东渡日本访求书籍。

民国十七年（1928年），经梁启超介绍，谢国桢应聘到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工作，并在那里先后完成了《清初三藩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和《清开国史料》等史籍考证研究成果，在其基础上，谢国桢完成了一代史学名著《晚明史籍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谢国桢完成了80万字的《晚明史籍考》20卷。柳亚子称诩：“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晚明史籍考》被誉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谢国桢经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专任教师，教课之余，著成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谢国桢来到长沙，供职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应中华文化基金会之邀，谢国桢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曾为中日庚款基金委员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后受周作人延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谢国桢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谢国桢返乡省亲，途中偶遇范文澜，受其委托去上海为华北大学采购图书。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供职于上海大中银行，兼在开明书店编写书稿，校辑《鲒埼亭集校注》，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谢国桢由钱穆介绍到昆明云南大学和王华书馆讲学。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9年，遵范文澜之意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0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明清史、目录学与历史文选。

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更加勤奋教书、著述。1957年底，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为止。反右运动掀起后，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在历史研究所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一边继续明清史的研究。

1957年，谢国桢的旧著《顾亭林学谱》再版，并推出新著《南明史略》和《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60年又出版了专门介绍明清笔记史料的《明清笔记谈丛》。

1964年，在四川大学纪念顾炎武延辰3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谢国桢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明末清初的学风》。这是谢国桢对于明清史研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其“生平研治学问旨趣的所在”，也堪称是谢国桢学术论文的代表之作。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国桢受到残酷迫害，在艰难的条件下编成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初稿，他又从汉代石刻画像中受到启发，完成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初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国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资料整理和明清史研究工作，他将书斋命名为“瓜蒂庵”，表示要“拾得瓜蒂报君情”。1980年，他编辑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由福建出版社正式出版，1982年他的《明末清初的学风》经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书中涉及了明清的学术思想文化史、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还阐明了自己“平生研治学问的旨趣所在”。

1982年9月4日，在北京住院治疗的谢国桢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去世。

谢国桢致力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其一生对明清史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方向，论著有《明季奴变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专著及论文多篇；其二在学术文化方面，论著有《顾亭林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清初东北流人考》等十余种。

《明季奴变考》系谢国桢25岁时撰成的一部重要论著。文章指出，“奴变一事是在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明季奴变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流的事，这显然含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作了一个初步的科学规定。并对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及其奴变的种种史实作了分析和叙述，呼吁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庙堂，而且要研究社会。这在当时是一种带有方向性的意见。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是谢国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中赞扬该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该书详尽地分析了党社运动的因果，叙述了各地党社活动的历史情况，着重表彰了正直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对黑暗的专制势力的抗争。谈到写作宗旨时，谢国桢说：“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

《清初东北流人考》是谢国桢以前的学者未曾措意的问题。作者钩玄发微，揭露了清初许多淹没不彰的实行残酷思想统治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当时许多谪戍东北的地主文人对发展东北文化事业的作用。

《南明史略》是谢国桢研究南明史的力作。鉴于清代学者的南明史研究，如温睿临所撰《南疆逸史》、杨凤苞所撰《南疆逸史跋》、徐鼒所撰《小腆纪年》与《小腆纪传》、佚名所撰《爝火录》，等等，“探讨虽勤，然尚未能撰集成为有系统之著作”而且，清末民初以来，南明史的研究虽是热门，但始终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南明史专著问世。因此，他希望“编出一部有系统的体裁完备的（南明）历史”。此书主要记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是一部较为完整的明清政治变革史。书中尽可能利用明清之际的文集、笔记、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向读者提供明清鼎革时期的史实。它有如下特色：其一，《南明史略》是谢国桢在新时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南明历史进行分析研究的代表作。其二，力正以往封建史家记载抗清斗争史事上“重南轻北”的不良倾向，很注重人民大众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谢国桢曾较长时期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于版本、目录学及史料学情有独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着力点之一，贡献也颇多。他承继了朱希祖的治学传统，特别重视野史笔记稗乘的史料价值。他认为：“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迹，从这些野史稗乘的记载中，可以揭露历史上各方面的情况，丰富历史的内容。这种资料的价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石画，有同等的重要性。”谢国桢数十年孜孜不倦地在野史稗乘之林中发掘、爬梳、整理、研究，获得了累累史学硕果。谢国桢将目录之学与学术发展联系起来看，认为将历代书目整理起来，“可以看见我国人才蔚出，学术发展的历史”，通过研究目录学，可以“窥见学术之盛衰，文化之升降”，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所以，谢国桢认为目录学“也可以叫做‘史学史’”。在他看来，目录学决非单纯地罗列书目，它实际上就是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学术演化的盛衰升降。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由于目录是分类编排的，所以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也能展现学术文化的源流、派别，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谢国桢认为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书目的分类也应该不断改进，旧分类法已经过时，新的分类法亟待确立，在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略作改动和补充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图书分类。他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许多野史杂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是不合理的，而对《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把子部杂家类的部分杂记归入杂史类较为认可。他说：“北京图书馆赵万里所编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对于旧的分类略有调整，把子部杂家一部分古籍归入史部杂史类，其讲文学的归入集部诗文评内，或传奇小说类，体例较为明确，可以备用。”他曾根据明清野史笔记的内容，将之略分为十大类：记农业生产；记手工业、商业；记政治制度、朝章典故、社会经济、土风民俗；记农民起义；记少数民族；记历史地理、自然地理；记对外关系、对外贸易；通记历史文献、人物传记；记科学技术、工艺美术；记文史哲学家、人物传记。他以内容为标准进行的这个分类，对认识和类分浩如烟海的明清野史稗乘具有指导意义。

谢国桢年轻时便写出《清开国史料考》，著录已知和未见清开国史料约230种（中外近人著作除外），后研究清开国史所使用的资料，很少越出该书范围。其后编纂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收录明代边防史乘12种，也是颇受研究者重视的目录学著述。影响最大的还是《增订晚明史籍考》，该书的出版奠定了谢国桢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是谢国桢对明清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书中著录各种有关明末清初史事的书目1140余种，未见书目620余种，标举其书名，确定其作者，罗列其版本，开载其庋藏，说明其内容，疏证其源流，辨别其异同，评介其价值。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活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为研究明清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晚明史籍考》（后修改为《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所收，很多是稿本、抄本、校本、打印本、照相本，以及来自书目、索引、序跋所未见之书。全书共分十七大类：一是通记有明一代史乘，二是万历至崇祯，三是党社，四是农民起义，五是甲乙之际，六是总记南明史乘，七是南明三朝，八是鲁监国，九是郑氏始末，十是抗清义师，十一是清初三藩，十二是史狱，十三是传记，十四是文集题跋，十五是杂记，十六是明季史料重刻及书目，十七是宫词、诗话、小说、传奇。每类之中因内容体例，事件性质不同又作划分，使得读者对内容了然于胸。有关南明史资料大概情形，据此书便可一览无余。

谢国桢认为“版本之学即为古籍留真之谱”。《江浙访书记》是谢国桢调查江浙各图书馆所藏珍本善本的成果，为了使读者了解古籍现存状况，本着“古籍留真”的想法，他对书影描绘得很详细。如他介绍南京图书馆藏南宋大字本《诗集传》：“是书为南宋刻大字本，每半页七行，行十五字，注同。白口，上有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白麻纸印，纸白版新，大字悦目，为海宁吴骞旧藏，后有吴骞拜经楼识。”又介绍天一阁藏《集韵》：“是项毛钞本，……每半页十一行，大字约二十一字，小字双行约二十六七字，白口，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单鱼尾。书口有刻工姓名李涓、方迪等，钤有毛晋私印，后有阮元跋、段玉裁跋。”谢国桢将行数、字数、版式、纸张、字体、刻工、印章等版本内容悉数介绍，让人虽未睹其书而心中有数，可以说是发挥了版本学“留真”之功能。

谢国桢还认为版本之学是校雠的先导，有裨于治史。如果能多聚异本，对校勘考证更有益处。因为材料的数量、种类越多，考虑问题的方面也越广，才能保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才能使结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他在为四川图书馆藏《华阳国志》写的题跋中谈到《华阳国志》是研究四川地方历史最主要的书籍，宋元丰、嘉泰年间曾有刻本，以后皆为传钞本，到了明嘉靖元年才又有张佳胤刻本和杨经据刘大昌藏旧本所刻的本子，但流传很少。清顾广圻为廖寅刻《华阳国志》的时候，因为没有见过张、刘的刻本，所以“校勘虽精，犹有遗漏”。

谢国桢还把版本目录学提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认为版本目录学能“如实地反映史实，整理资料，部署编排，如将兵式的整理得井井有条，丝毫不乱”，只有具备版本目录学知识，征集资料时才会心中有数，不致错失珍贵资料。否则，“虽遇奇珍美箭，犹如废材也，而易于交臂失之”。他研究版本，“不骛于藏家之喜好（奢谈版本，而驰骋于皮相之论，外观之美者）”，不主张就版本论版本，认为“书籍本来贵乎有用，专重版本那就有些轻重倒置了”，如他收藏《银谱》《上控（案）》《顶驳（案）》等书，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多么珍贵的名椠佳刻，而是因为它们记载的内容可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制度、典章制度、社会风俗等提供有用的资料。

版本的辨别、考订是版本学的重要内容，谢国桢认为书籍版本辨别的依据也有很多种。首先是依据字体判定版本。古代因刻书人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以及书法家书法风格不同，而造成书籍的字体也不统一，因此依据字体的特征是断定古籍版本的年代重要依据之一。其次，通过序跋断定书籍版本。古书正文的前后一般写有序、跋，而此两者多叙述书中的内容、著述目的、刊刻经过，包括作者的姓名、撰写日期等，这些信息是断定刻板时间和真伪的重要依据。

在《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一文中，他还详细论述了明清时代刻书字体的演变；明初所刻书籍，沿袭宋末元初仿赵孟頫精楷写刻的字体；自洪武至正德写刻精楷渐变为版刻体，刻书的形式则主要是墨口本和黑鱼尾；康熙初年，公私诸家所刻书籍多用方体字，也有部分精楷写刻；而嘉以来，现了仿宋刻、元刻的复古潮流；咸丰、嘉庆以后，又逐渐改变为方字体镂刻的版本。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些特征，便可从字体断定明清时代的刻本。

谢国桢有丰富的方志编修活动，先后参与河南、黑龙江、绥远省志的编纂。在方志实践、文献学、历史学的基础上，谢国桢还注重对方志书的评论，对于作者、版本、内容等有独到的认识。谢国桢对方志的收集十分重视，认识也尤为深刻。在谢国桢的藏书中，地理方志学古籍占有相当数量，主要有《横山志略》《卧象山志》《长白山录》等。谢国桢虽为历史学家，但并不主张“志即史”，而是认为方志与史书分而不离，二者并非同类但密切联系。他指出：“从古以来历史就是专门的科学，除了志表纪传各体具备的正史和纪事本末、人物传记各种体裁以外，还有与历史相辅而行彼此有牵连关系记载地理风土的书籍，这种书籍也非常繁复，所谓‘旁宗之子，蔚为大国’，于是就有‘方志学’。”这种认识既承认了方志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又体现出方志和史书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谢国桢对方志学的流派和历史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从横向看，谢国桢把方志流派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谢国桢认为，清代编纂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讲求义例义法的，当以章学诚、李兆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另一派是致力于考据、综辑事实的，当以孙星衍、武亿、董沛等的作品为代表。谢国桢对修志流派的划分方法独树一帜，具有重要意义。从纵向看，谢国桢把方志学史划分为3个阶段：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

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他说：“地方志书，内容丰富，为研究史学及历史地理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所以不可否认，地方志书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谢国桢不仅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方志，而且还参与方志的编修工作，在古籍研究中注重对方志进行评论。在方志编修方面，“参加过《黑龙江志稿》《河南通志稿》《绥远通志》的编纂”。在方志评论方面，谢国桢重视以版本学和史料学为角度评论其利弊得失，多有一针见血之见。

因为有多次修志的实践，再加上深厚的文献和史学功底，谢国桢钟爱方志评论，并且往往一针见血，颇有见地。譬如，关于《析津志》，谢国桢对作者、版本源流、内容、体例、方法皆有考察和评论，称：“著者长于勾稽史事，能诗善画，泛览群书，兴趣广博。因之，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并且，表彰其“注重调查研究”，“对于地理沿革，民情风俗，也极感兴趣”。此处以谢国桢晚年在江浙访书时的方志为例，略论谢国桢的方志评论。就其特色言，谢国桢注重从版本学和史料学的角度评论方志。

在清华期间，谢国桢与与梁启超的师生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曾馆于天津“饮冰室”，担任梁家的“家庭教师”，教梁先生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在“饮冰室”期间，谢国桢除了教思达、思懿诸人读书习字外，随梁启超从事研究，努力深造，也是重要的内容。他回忆道：“当时我还年轻，要教育儿童，从事科研编纂的工作，真是栗栗畏惧，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他最喜欢谈天，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我的治学经历》）“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笔记之。”（《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后记》）从这些记述中能够感受到当日“饮冰室”中他们师生朝夕相处，情同父子，相与论学的怡然之情。在梁启超讲授和指导下，谢国桢开始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并搜罗相关资料，动笔撰写《晚明史籍考》一书。柳亚子称赞此书“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谢国桢也由此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

约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柳亚子、谢觐虞等的介绍下，谢国结识了寓居上海的黄宾虹。此时黄宾虹已年逾七十。黄宾虹亦笃爱明清史事，先后发表了《梅花古衲传》《江允凝传》《文徵明传》《沈石田传》等文，并刊刻私藏的明遗民程嘉燧《浪淘集》《偈庵集》等。谢国桢读过黄宾虹的著作，特别欣佩黄宾虹等编的《国学报》能在清季宣传明末义士的反满活动、鼓吹革命，故对黄宾虹心仪久之。所以两人一见如故。谢国桢向黄宾虹介绍访书所见的晚明珍本秘籍，黄宾虹也向谢国桢讲述江南明遗民的美术活动，他们谈论史事，品评金石文字，兴味盎然，成为忘年之交。

谢国桢撰写了《明季奴变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解放后又两次出版了增订本）《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重要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编纂了《清初农民起义史料辑录》《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等资料汇编。

2001年5月22日，为纪念谢国桢诞辰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纪念谢国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来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近代史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