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是指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学问，现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复合型学科。方志学名词，最先由中国梁启超于1924年提出。

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现象运动规律的科学。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 、类别和功能，以及编纂理论。方志是综合记述一个地区情况的著作，内容包括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人物、风俗、灾害、文艺等，大多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但也有以山、水等为单位的。在中国 ，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传下浩翰的卷帙，今仍在普遍进行修志工作，这在世界各国是无可相比的。

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方志的性质和分类、方志的特征和功能、志书编纂理论、旧志整理和方志利用、方志批评和志书评论、方志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方志学由理论方志学、方志编纂学、方志学史等3个基本结构组成。方志学理论体系就是由这些结构及其衍生结构所构成的，它的发展则是其基本结构和衍生结构的改进和扩充。

根据编纂的客体不同，方志编纂学可分为综合方志编纂学和专业（专门）方志编纂学。综合方志编纂学又可以分为省志编纂学、自治区志编纂学、直辖市志编纂学、市志编纂学、地区志编纂学、城市区志编纂学、县志编纂学、乡志编纂学、村志编纂学，等等。按照社会和专业分工，专业方志编纂学可分为人口志编纂学、气象志编纂学、教育志编纂学、地理志编纂学、卫生志编纂学、第一产业志编纂学、第二产业志编纂学、第三产业志编纂学、政党志编纂学、政权志编纂学、政法志编纂学，等等。依据方志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来分，又有方志美学、方志心理学、方志管理学、方志人才学、方志伦理学、方志教育学、方志社会学、方志史学、方志经济学、方志文化学、方志传播学、口述方志学、电子音像方志学、网络方志学，等等。

关于方志的属性问题，历来有不同意见。长期以来，方志一直被认为是地理书；自清代章学诚以后，方志属于历史学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不少人仍认为:方志属于历史学范围，方志学具有历史学性质。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学派的主张，在今天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认为方志是历史地理文献，方志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

另有个别人提出方志学“属于行政管理学的一部分”。争论至今未断，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方志学来自地理学、历史学，但是它的发展已超出地理学和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中国宋代之前关于修志的论述很少，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中提到书志有“收地保势胜之利”，以“佐明王扼天下”的功能。宋、元、明代有关修志的论述的内容增多，如南宋景定年间的《建康志》序对志书提出较全面的要求。到明代的《句容县志》序、《泉州府志》序、《猗氏县志》序等一反过去的方志属于地理书的传统，提出志书属于史的见解。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顾祖禹所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开创了综合利用和研究地方志的先河。同时顾炎武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对编修地方志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为以後修志指明了方向。

清朝中叶，修志成风，名家辈出，产生了探讨方志学方面的专论，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纂辑派（又称地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撰着派（又称史学派）。两派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自身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展开广泛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地理沿革和地方文献孰重孰轻的问题。

清朝末期，孙冶让总结出修志总例6条：纂辑、测绘、校雠、采访、检查案牍和缮写。

民国以后，对地方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出版了大量关于方志研究方面的专著。

195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5年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的成立。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方志现象及其运动规律，主要研究内容有：

方志的产生和发展

方志的性质和分类

方志的特征和功能

方志的编纂理论

方志的整理和利用

方志批评和志书评论

方志学与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方志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范围。

地理学：方志中所记载的大量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

历史学：地方志史和志书中记载大量许多史料。

政治学：历代编修地方志，都是当时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的，历代地方志所记述的内容一般都涉及当地的世家大族、社会集团、政权机构和政治制度等。

经济学：古志书中不少内容反映当时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关系，有些还是正史书籍中所没提及的，它是研究古代经济情况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考古学：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迹志，金石志；近代的志书中也详载本地区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和原始资料；考古发掘又可验证方志记载的是否属实。

自然科学：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书中所没有的。

此外，方志学还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方志学的研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方志的性质。普遍指出章学诚“志”即“史”说法的不足，如谭其骧在《关于编修地方志的两点意见》(1982)中指出，章学诚的方志乃一方之史的说法不可取，详细列举了地方志和地方史的不同。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人认为方志是综合记载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书籍。

②修志的内容和方法。多主张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贯注科学成就。如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1935)中说：修志要“略古详今，侧重现在”，“博采详志,注重实用”，“广辟类目，注重科学”;黎锦熙在《方志今议》(1940)中强调，修志要按“时代所需”、“勿泥体裁”。

③方志的功能。指出方志有“正人心”、“敦风尚”、“垂治规”等政治作用，在资源考察、地方建设、旅行指导、乡土教材等方面也有用；并提出方志可发社会之隐微，可存前代未登正史之人物，可统摄遗文佚事,可窥见经济状况之变迁,可了解文化升降之迹,可与其他史事互证等,而有助于治史者。

④整理古方志。编纂了多种方志目录，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835、1958)、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1962)、瞿宣颖《方志考稿》（1930）、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等。类编了地震、天文、农业等方志专题资料，如《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56)、《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编》、《辽宁农业史资料汇编》等。

⑤结合编修当代方志，对方志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5年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的成立，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名中国地方志小组，1956年筹建）的恢复，有力地促进了探讨工作的深入。

方志学的研究内容决定了它与很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

方志学与地理学、历史学关系最密切。方志中记述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大多与地理学有关；地方志史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志书中的许多史料也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与政治学关系密切。历代编修方志，都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需要，特别是宋代及其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府专设机构进行修志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再从方志记述的内容看，一般都涉及当地的世家大族、社会集团、政权机构和政治制度等。

与经济学关系密切。古志虽有不重视经济的倾向，但仍然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有些还是正史书籍中所没有的。它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情况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就编修方志的需要而言，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反映当时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关系。

与考古学有关系。古志中一般列有古迹志，金石志；近代的志书中也详载本地区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这些记载，为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和原始资料；考古发掘又可验证方志记载的正确与否。

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方志中保存了大量自然科学史料，有很多是一般史书中所没有的。这方面已挖掘了一些,出了很大的成果,但是更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更多的方面有待开拓。

方志学还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