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简称GIAHS），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将其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许多国家，一代代农民、牧民、林农和渔民以多样化的物种及其相互作用为基础，利用适用于当地条件的独特的管理实践和技术，创造、发展并保持着一些专门的农业系统和景观，通过反复试验，不断调整着捕鱼、耕作和放牧的方式，既保护了环境，又获得了收益。这些建立在当地动态知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农业系统巧夺天工的，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不仅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景观，维持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和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人类的生计安全和生活质量。这种农业系统或农-林-牧系统，在人口密集地区或者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建立复杂的、具有创新性的资源利用和管理途径的地区很容易发现，这些原因包括地理隔绝、生态脆弱、政治边缘化、自然资源短缺和/或极端气候条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不仅反映了丰富且通常是独特的种内和种间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而且反映了生态系统和生态景观的多样性。这些系统出现于古代农业文明中，其中一些与驯化植物和动物的起源地或多样性密切相关,因此其保护就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这些农业系统的恢复能力与适应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适应诸如自然环境、新技术、社会条件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缓解风险。人类管理策略的动态变化，使得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可以适应技术与文化创新、代际之间传承以及与其他社区和其他生态系统之间交换的变化。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的知识与经验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资源，需要保护和发扬，同时也需要发展。

当今技术、文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威胁着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环境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高度关注农业生产能力、专业化水平和全球市场，而忽视了相关的外部性与适应性管理的策略，导致全面忽视对这些多种多样、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系统的研究和发展的支持。生存的压力阻碍了农民的创造性，迫使他们采用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生产力水平下降，实施农业专业化生产，引进外来物种等。严重的基因污染、相关知识体系和传统文化的丧失以及重要的全球性遗产传承断裂的风险，并可能将社区拖入到贫穷和社会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这些农业生产系统应对所面临的威胁，那么GIAHS将难以避免世界上无数的农村社区消失于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厄运。GIAHS项目的提出和实施适逢其时，因为当前各国和国际社会正致力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承认农民和原住民对于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体系方面的贡献，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于这一自然与文化综合遗产的关注。

GIAHS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表现在从动植物遗传资源到景观的不同尺度水平上。通过种植不同品种的作物，农民们甚至可以通过较低水平的技术，利用有限的资源，就可以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并长期保持较为稳定的产量，获得最大的收益。此外，这种生产技能还促进了饮食结构的多样化。当地农民所栽培的许多植物都是世代相传的本土品种，这些品种经过多年的选择，具有所需要的生产性状。与现代所选育的品种相比，这些本土品种具有更高的遗传异质性，能够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对于本土动物品种也是如此，这些被驯化了数百年的品种能够满足当地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种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农业生产系统中，还包含营养丰富的植物、捕食昆虫的动物、授粉动物、固氮和分解氮的细菌，以及大量具有各种有益生态功能的其它有机物。此外，许多这类农业生态系统还为野生动物（包括濒危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显然，传统的农业生产通常包括了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的多种利用方式，农耕地与其相邻的栖息地通常被有机地结合在一个农业生态系统之中。采用极少使用化学物品的传统种植方式，产生了多种多样、高度异质的生态景观，甚至可能比自然状态下所形成的异质程度还要高。事实上，作物生产、畜禽养殖和相邻的栖息环境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农民们在其中有序进行着植物采集、鱼类捕捞、畜禽养殖和作物生产等活动。因此，这些结构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及其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景w观，只有通过系统整体的途径，通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并以当地人民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可持续的管理。

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GIAHS与其他世界遗产类型相比，有着显著区别：一方面，它是一类专属于农业的遗产类型；另一方面，GIAHS是一种更加注重人地和谐的活态的、复合型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负责人曾对此作过准确界定：“GIAHS主要体现的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它不仅是杰出的景观，对于保存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恢复生态系统和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也具有重要作用。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GIAHS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

按照定义及粮农组织所制定的标准，典型的GIAHS包括：①以水稻为基础的农业系统；②以玉米和块根作物为基础的农业系统；③以芋头为基础的农业系统；④游牧与半游牧系统；⑤独特的灌溉和水土资源管理系统；⑥复杂的多层庭园系统；⑦狩猎—采集系统。在项目准备阶段，6个国家5种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被选为首批保护试点，后又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增加了另外两个国家的传统农业系统。按照粮农组织的计划，将逐步建立起100~150项保护试点在内的GIAHS保护网络。更重要的是，该项目旨在利用这些GIAHS试点开发出一种基于适应性管理的保护计划，以在此基础上，探索该系统的经济可行性，确定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经济与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保护小型农户或以传统的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结构和本土社区的权益。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 Sys-tems, GIAHS）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将努力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更好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项目设计，将在世界范围内陆续选择符合条件的传统农业系统进行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示范。一般而言，这些农业生产系统是农、林、牧、渔相结合的复合系统，是植物、动物、人类与景观在特殊环境下共同适应与共同进化的系统，是通过高度适应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和机制进行管理的系统，是能够为当地提供食物与生计安全和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系统，是在地区、国家和国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系统，同时也是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威胁的系统。

2005年，粮农组织在6个国家选择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截至2013年1月被列为保护试点的共有19个，分布在11个国家。分别是：秘鲁的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智利的智鲁岛屿农业系统，菲律宾的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绿洲农业系统，坦桑尼亚的草原游牧系统和农林复合系统，肯尼亚的草原游牧系统，日本的能登半岛乡村景观和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印度的藏红花种植系统和科拉普特传统农业系统，中国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和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敖汉旗）。

从国际上看，通过研究与试点，已经在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保护与利用途径探索、保护理念与经验推广、遗产地文化自觉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粮农组织的财委会、农委会和理事会上，都将推进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写入会议文件中，并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推进。

2022年5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部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秘书处获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周年纪念活动将于10月27日至28日在罗马举行。

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之一，并在项目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首批保护试点。之后，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加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编制完成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家行动框架》和试点保护与发展规划，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和论坛、培训等多种形式，指导试点地区进行项目实施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粮农组织的高度赞赏，也为其他试点国家提供了经验。2012年10月2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会见来访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先生一行时，将加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合作作为重要建议，写入《合作备忘录》中。2014年初，农业部在京成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立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由农业、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相关领域25位院士、专家组成。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为与会专家颁发聘书。

特别是在试点示范与推广方面，我国通过开展培训、生产标准化、市场开拓、种养殖技术与产品加工服务、示范户带动、基础条件改善、科学研究、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提高了干部和群众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保护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稻鱼文化，提高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国内外的知名度，带动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地区积极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积极开展申报工作。

截止2013年10月，我国共有8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两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这8个分别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两个试点分别是陕西佳县古枣园、江苏兴化垛田。

2014年4月29日，联合国粮农组合新评选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又增加了三个中国项目：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的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的古枣园。中国这次申报三个项目，全部入选。至此，获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的项目全世界仅31个。其中，中国占11个，位居各国之首。

农业部于2012年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选工作，已经确定了20个候选地，这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评选与保护的国家。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分级管理的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将很快建立起来。

2013年5月，农业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合计19个。除当时已经入选联合国粮农组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8个中国项目外，其余如下：辽宁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统，辽宁宽甸柱参传统栽培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福建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

2014年6月，农业部公布了“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合计20个。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天津滨海崔庄古冬枣园，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湖北赤壁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湖南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四川江油辛夷花传统栽培体系，云南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甘肃岷县当归种植系统，宁夏灵武长枣种植系统，新疆哈密市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

2017年11月24日上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组会议对本次申遗的世界多个项目进行了审议。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获得正式批准；中国南方稻作梯田（包括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两个申遗项目获得原则通过，只需专家通过邮件最后确认即可获批。

2018年4月19日，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召开了第五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来自我国的4个项目在论坛上获得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正式授牌。这四个项目分别是：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中国南方稻作梯田（包括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遗产总数达到了50个。至此，加上原有的11个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我国将有15个项目进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大家庭，位居世界第一。

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2023年11月，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2项，数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截至2023年11月，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22项，数量保持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