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名裕仁（日语：ひろひと，英语：Hirohito；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称号迪宫。日本第124代天皇（1926-1989年在位），是日本在位时期最长的天皇，执政长达63年。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4月29日晚10点10分，裕仁出生。父亲是明治天皇的皇太子明宫嘉仁亲王（后为大正天皇）。明治天皇对于裕仁宠爱有加，此日马上命令宫内的御用文人为皇孙取名与号。最初的名有三个，为裕仁、雍仁以及穆仁，号则是迪宫和谦宫。最后，明治天皇亲自拍板，选择了裕仁与迪宫，分别作为其名与号。

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嘉仁，从小多病，身心发育不佳，终生为病痛所困。而裕仁幼时也似乎继承了其父的遗传缺点（日本皇室自孝明天皇之后，天皇的配偶都必须从皇族公卿的“五摄家”中选择。这种过于狭窄的婚配范围，往往也就造成了劣性遗传的可能）。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裕仁6岁入学的时候，被发现其右手的手指活动不便，被怀疑是遗传的产物，其课程中的美术和音乐两门因此被迫放弃。除了手指的问题外，裕仁也有着先天近视的毛病，虽然自小就进行矫正，但是效果一直不佳。

作为一个充斥军国主义思想国家的准皇储，裕仁从小就被有意识地培养尚武的性格。其刚刚出生70天，就被寄养在了海军中将川村纯义的家里长达四年。6岁的时候，裕仁进入了“皇室”学习院，而他的院长则是日俄战争中的“肉弹将军”乃木希典陆军大将。明治天皇亲自指示乃木要努力将裕仁培养为“质实刚健”之辈。如此教育之下，裕仁自小就被种下了崇尚武力的祸根，而且自己也对乃木极为尊敬，总是称其为“院长阁下”。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裕仁开始摆脱了给人的“病弱”印象而开始向他的祖父明治天皇看齐。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裕仁之父嘉仁亲王继位，即大正天皇，裕仁成为皇太子。也就是在明治天皇正式大葬的前两天，乃木希典突然拜见裕仁，向时为陆海军少尉的裕仁赠送由山鹿素行所著的《中朝事实》和《日本帝国史》。两日后，乃木希典与其妻双双自裁于赤坂的家中，为明治天皇殉死。这个事件给年幼的裕仁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祖父的去世和“严师”的自裁，使其变得极为自闭孤寂，往往舍弃左右随从，而开始渐渐对无言的生物学起了兴趣。当其去世的时候，在宫内的“生物学御研究所”里，还保存着裕仁幼年采集的5大箱各式各样的标本。

大正三年（1914年），从学习院初等科毕业的裕仁，随即被送往了“东宫御学问所”继续学习了7年。而“东宫御学问所”的总裁则是另一位较乃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东乡平八郎大将。至此裕仁又被拉回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之上。

大正七年（1918年），在“御学问院”度过了四个春秋的、已经17岁的裕仁步入了青年期，他的婚姻大事也被理所当然地提了出来。久弥宫良子被内定为太子妃，计划于此年完婚。然而当时权倾朝野的元老级人物山县有朋却以良子母亲为色盲为由，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良子的家族遗传不佳。结果这场婚事的骚动，互不相让的足足闹了一年半之久，最终，裕仁力排众议还是决定娶良子为妻。而山县有朋却由于这次事件被迫下野。

不过，之后裕仁马上就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虽然欧洲之旅访问行程紧密，但裕仁却还是亲自为自己未来内定的妻子良子挑选了一条珍珠项链，打算返国就和其成婚。不过这件婚事还真是多灾多难。欧行后两个月，大正天皇重病，裕仁开始了摄政，主持大局，婚礼被迫推迟。然而之后，皇族中最年长者东伏见宫依仁亲王去世，婚事再次被迫推迟到1921年底的12月1日。但随后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如此国难，婚事又被迫推迟，结果到了大正13年（1924年1月26日），这才正式举行婚礼。

大正十年（1921年），裕仁刚满20岁时就开始其长达一年的欧洲之旅。当裕仁刚刚决定此事之时，贞明皇后害怕安全问题表示反对，裕仁费尽口舌这才将其说服。这次访问主要是访问英、法、比、荷、意5国。3月3日，裕仁一行搭乘“香取号”军舰启碇，途经香港、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还以皇室特权步行勘测了英军的防御工事，为二战日军突破要塞做准备）、科伦坡、雅典，地中海，5月7日抵达英国朴次茅斯港。一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选择君主立宪的老前辈英国为访问地，颇有些裕仁毕业旅行外加实地考察的味道。当日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前往伦敦火车站迎接作为皇太子的裕仁。日后裕仁曾经如此回忆，“当时英国王室中，大都与我同辈，处生其中，简直令我有‘第二家庭’的感觉。特别是英王乔治五世，亲自与我长谈，指点有关君主立宪之下的君主概念。”

访问期间，裕仁不仅学习西方的政治结构，同时也对军事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数次访问了一战时期的历史遗迹。当时的法国将军们对这位年近20岁的太子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军事的精通程度给予了极大的赞叹。裕仁自己还特地去了拿破仑墓地所在地荣军院访问，并带回了一个拿破仑的半身像，之后将其摆在自己书房内（战后多摆了一个林肯像，后来又摆了达尔文像）。也就是在这次出巡中，他接见了驻欧洲的十几个日本武官，获得了以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青年军官的宣誓效忠，这样他以这些人为班底，开展了向军中元老夺权的行动。访问凡尔登的时候，裕仁一身戎装骑在一尊大炮的炮管之上，一幅悠然自得的表情，其尚武之心可见一斑。

裕仁出访欧洲为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内外持续高涨的民众运动，日本皇室也力图“自我更新”形象，维护皇室权威，而且，大正天皇病弱难理大政，皇太子裕仁被寄予厚望，也需要尽快养成政治能力并得到民众支持，所以在元老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以及原敬首相的协调下，裕仁实现了赴欧洲访问，皇太子裕仁的“外游”问题随着大正天皇病情渐显加重，皇族、宫中以及元老、重臣等都对皇太子裕仁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十分重视对他的培养。

大正十二年（1923年）4月16日，应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邀请以皇太子身分搭乘军舰“金刚号”来台湾访问12天，以特造的台铁花车作为交通工具，行程遍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澎湖等地。驻台日籍官员严阵以待，建立欢迎牌楼，在南北各地兴建豪华行馆，例如“金瓜石太子宾馆”、“阳明山草山行馆”、“菁桐太子宾馆”、“高雄寿山馆”、“角板山太子宾馆”等，这些行馆及其造访之地，都受到妥善的保存及维护。惟寿山馆已遭拆除，遗址位于今国立中山大学校内范围。

大正十五年（1926年），大正天皇死亡，裕仁成为了日本第124代天皇，改元昭和。继承大统的裕仁和良子先后诞下了照宫成子、久宫佑子等4个“内亲王”（即所谓公主）。由于没有男嗣成为继承人，朝中开始了劝解天皇另纳嫔妃，裕仁却对此很不以为然，“朕还有兄弟在，即使自己没有皇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到了昭和八年（1933年）12月23日，裕仁和良子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儿子继宫明仁，了却了一桩皇室的麻烦。

昭和三年（1928年），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由于“不听话”而遭到关东军暗杀。同年6月，裕仁出巡又遭遇激进分子的“预谋行刺未遂”。这两件事引发了当时在野的日本政党的极大反弹，纷纷就此攻击田中内阁。此年7月裕仁公开对此进行指责，结果导致田中义一内阁被迫引咎辞职。虽然在炸死张作霖的事件上，裕仁斥责当时的内阁，不过在1932年春天，溥仪被扶植为满洲国伪皇帝后，裕仁不再是不理“军略”的皇帝了，当年亲自为攻占东三省的将领授勋。当他得知关东军突破长城后，生怕引起列强干涉，命令关东军不得越界攻击。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立即收兵，只有在侍从长本庄繁和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保证不会扩大战线后他才批准第二次越过长城。后来在谈到上海事变时他说道：“在上海，将战区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扩大......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在1935年9月，裕仁借题发挥趁着陆军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上奏，对军部势力过于膨胀大发雷霆，“传林铣十郎来！有关时局的问题总是出在军部，尤其是陆军省，身为陆军大臣，如果任由部下牵着鼻子走，岂不要下克上不成？！”他命令在宫中开设大学寮，用大川周明的思想培训青年将校，力图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启用闲院宫载仁亲王和伏见宫博恭王掌握陆海两军，把皇族军人的势力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载仁亲王后来罢免了陆军皇道派军官，博恭王则清洗了海军的军政派）。到了昭和十一年（1936年）6月，裕仁更是在颁发的勋章“勋记”上，将“日本国天皇”改为“大日本帝国皇帝”，其野心的膨胀可窥一二。

同样，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中，也显现出了裕仁的对于军部的控制能力。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陆军军官以“打破体制”为号召，发动了军事政变。1400多名叛军在2月26日清晨，开始了行动，占领国会，袭击首相府等等重要地区。裕仁在事件爆发40分钟后接到报告，马上就换上军装，召见陆军大臣，命令镇压。

当时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则回答，“请陛下念在起事将校之行为，完全是为了精忠报国的赤诚，希望陛下谅解。”裕仁听后，拍着桌子，盛怒道：“先不管他们精神何在，这种胡作非为必须尽快镇压，尽快！”到了次日下午4时，海军第一舰队的“头牌”长门号战列舰接到裕仁的直接指令驶入东京湾，主炮对准了被叛军占领的国会。面对陆军镇压迟迟不动，结果裕仁对这武官大喊，“难道要我亲自带着近卫师团去镇压他们么？！”结果这次叛乱终于在29日下午被平定，以叛军投降而告终。

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日本很快吞并了大部分东亚地区，使其加入“共荣圈”。裕仁被指责同意导致这场战争的对外政策，并批准东条英机与纳粹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结成法西斯主义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战争，侵略中国等国家。有人认为，在政府决定加入战争这件事上，裕仁做了正式批示。根据他对宪法理解，他有义务支持内阁通过政策。

有人称裕仁为军部之傀儡，理由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军部的任何提议，但这完全是为其开脱。实际上军部的任何提议在送给他之前就经过内务大臣木户幸一的审核，他不愿执行的决议根本就不可能被送到天皇办公室来。而且他掌握了军部的人事大权，他不喜欢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陆军首脑，比如他讨厌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和少壮军官接触过密，裕仁左右曾暗示他辞职，但是真崎还想抵抗一下，结果下场就是被撤职。裕仁评论说，这家伙一点常识都没有。侵华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时任陆军大臣杉山元自信十足地向裕仁表示“中国的战事一个月内即可结束”，可是中国军队在华北撤的太快，决战未遂后，他指示，“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更好些吗？”于是日本开始转移兵力于上海附近。突破中国军队防御后，他放纵朝香宫鸠彦王血洗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昭和十二年（1937年）12月14日，裕仁面谕：“中支那方面陆海军各部队，在上海附近作战持续勇猛果断，乘胜追击，使（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我很满意。此旨传达给全体将士们。”第二天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在攻克南京之际，天皇陛下考虑到陆海军将士的辛苦，特赐褒奖并下诏慰问。天皇专门召见了很久没见的（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军令部总长伏见两官。”14日下午1时。大本营陆海军部发出公告，将天皇的面谕通报全体侵华日军官兵。

昭和十三年（1938年），冈村宁次和东久迩宫稔彦王攻占汉口，深入到中国的腹地。当陷入中国泥潭的3年后，他不认为是自己判断错误，反而开始埋怨诸位臣僚低估了征服中国的难度。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他在阿部信行组阁的时候，亲自指令陆军大臣要从梅津美治郎或者侍从长畑俊六中挑选。

昭和十四年（1939年）11月8日，在中国战事紧张期间，于富士山附近检阅近卫师团，借以激励士气。昭和十五年（1940年）3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声言“如本年内中国事变仍不能解决，则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初开始，自动撤兵”。6月，裕仁批准参谋本部《加速执行南进政策》，假如英、美干预，“就不惜与美一战”。7月30日，裕仁正式批准近卫内阁“南进”国策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基本政策。裕仁说：“海军希望在更远的地方大干一场之前，必须解决中国事变；……陆军想要立即南进，以补救他在中国的失败。”

昭和十六年（1941年）2月3日，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胜利，日本政府提出了《帝国对印度支那、泰国实施纲要》，裕仁的说法是：“我自己的原则是不喜欢乘人之危提出要求，干所谓趁火打劫的事，但面对世界的大变动，如果造成宋襄公之仁的后果也不好。”

昭和十六年（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是对美开战前夕，他的真实想法是：“日本拥有一支多年培养起来的陆海军精锐部队，如果关键时刻不允许它崛起，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石油便会渐渐枯竭，舰队便会开不起来，如果人造石油对此可以进行补给，那么日本的产业几乎全部都要毁掉的。那样的话，就要亡国。这样一来，如果被提出无理要求，就要无条件投降。国家就会灭亡。”这说明他是铁了心的准备开战的。但他又顾虑如果战争失败，将会累及皇室，于是让皇族担任的海陆军两总长辞职，换上杉山元和永野修身担任海陆军总长。杉山元保证“百日之内即可告捷”。裕仁却反问道：“中国战事不是还没有解决么？那太平洋岂不是比中国更大？”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旁辩解，只能像对待重病病人一样，开刀死中求活。裕仁还是顾虑风险太大，不同意组成皇族内阁，他准备万一战争失败才这么干，实际上也是失败后才组织东久迩稔彦皇族内阁收拾残局。他对换上东条英机接任总理表示满意，理由是东条做好了战争准备。东条后来在审判的时候说漏了嘴。东条说据他所知道的，整个日本军队，就没有人敢违抗天皇的意志，连出现这种想法都是荒唐的。人是不可能和神对抗的。天皇哪怕一个微小的暗示，就足以让军部费尽心思猜测圣意如何了。在开战的最后一刻，裕仁吟颂他祖父在日俄开战前下决心的诗：“四海皆兄弟，何缘起风波。”批准了对美开战。对珍珠港的袭击，裕仁也是亲自向海军军令部长永野质询。“海军决定何时出击？”“12月8日。”“那岂不是周一？”“夏威夷时间正好是周日。”“那朕就可安心了。”

在经过了初战重创珍珠港美国海军并侵占了东南亚的辉煌胜利后，日军在中途岛惨败的消息震动了裕仁，其曾不安地表示，“战局难以乐观，一旦丧失了制空权，就会有被切断、各个击破的危险。我的陆海军，就是败在了对于美军的过于轻视。”昭和19年（1944年）新设军需省，对于飞机的产量以年产5万架为目标。不过，裕仁对于时局也有了些比较清醒的认识，“陆海军总是缺乏协调，万一出什么意外，必然雪上加霜。5万架谈何容易？恐怕连一万架都很难吧？军部定这种目标真是有问题。”虽说如此，不过并不意味着裕仁可以如同一个“天使”一般对战争不用负责。西南太平洋溃败后，他不断敦促日军发动反攻以振作士气，结果日军就发动了一号作战以打通大陆交通线。菲律宾决战中，也是他不明实际，听信了海军台湾海空战大捷的假情报，命令参谋濑岛龙三把决战地点从菲律宾改到莱特岛，结果造成空前的惨败。当海军向其报告“神风攻击”的消息后，他立即表示，“非这样不可么？不过这样做很好。”昭和二十年（1945年）4月，在冲绳战役期间，冲昏了头的裕仁问海军军令部长及川古志郎，“海军难道没有军舰了吗？”逼得海军赶快搞了个“大和”号自杀冲锋。

随着战事的吃紧，裕仁则开始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日本天皇制能不能得到保留。

昭和二十年（1945年）3月18日，裕仁巡视了遭到美军大轰炸后的东京市区，不由感叹其惨象尤胜当年的“关东大地震”。在美军于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裕仁终于意识到了败局已定。8月9日下午11点50分，紧急于防空洞召开了御前会议，同意外务大臣的意见：投降。

裕仁和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日本投降。由于委员会中的政治和军事成员就是否投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首相要求天皇做出最后的决定。

昭和二十年（1945年）8月14日早上，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上，裕仁特别穿上了陆军元帅服，左胸佩带象征皇室的菊花勋章，无可奈何地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作为决心停战的理由，天皇在独白录中举出以下两条：第一，如果这样下去，日本民族就会以灭亡而告终，我就不能保护赤子了。第二，在捍卫国体这一点上，木户也与我的意见相同，如果敌人在伊势湾附近登陆，那么伊势、热田两神宫就会立即在敌人的控制下，来不及转移神器，也就没有确保它们的希望了，这样就很难捍卫国体了。所以，当时我想，即使牺牲，也一定要讲和。也就是说，估计守住三种神器中的伊势神宫的八咫镜和热田神宫草剃剑无望，是决心停战的理由。其中“无条件投降”暗含一个条件：不废除天皇。他对坚决反对投降的前侍从官、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说，你放心，我有把握保持国体。结果阿南只能去自杀。之后，NHK录制了裕仁的投降公告。整个录音为30分钟，地点是皇宫的进口大厅。裕仁念错多处，直到第三遍才勉强合格。次日，又发生了一幕极端分子抢夺录音的闹剧。但是其所谓的“御音放送”的投降诏书录音还是得以播出。此段广播被称为“玉音放送”。使用大量汉语文言的《终战诏书》使很多日本平民无法具体理解广播的内容。他只字未提投降或日本打输了这场战争，他只是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要求臣民“要忍受难以忍受的现实。”由于首次听到“鹤声”，许多人都放声哭了起来。

战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要求废除天皇，但是美国为了稳定战后的东亚形势，需要建立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经济强国，如果没有天皇，日本国内秩序将难以协调，因为之前日本长期推行神话天皇、效忠天皇的教育，天皇已经成为多数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所以因美国策略上需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官员共同表示，裕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极大欢迎。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元旦，裕仁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的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而不是神。美国占领日本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实际上掌控日本统治权的人。在他的干预下，1947年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确定天皇为国家的象征，提出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真正实行立宪民主。但是实际上日本“天皇”对日本政界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

为了与宪法的变化一致，战后裕仁把自己打扮为一位尊重民主的君主：与平民会面，允许皇族成员被拍照。他还访问过灾区，视察日本的战后建设（这次旅行可能为盟军领袖所安排，因为当时一直有天皇可能被审判甚至绞死的传言，安排天皇巡视灾区正好可以安抚人心）。皇太子明仁亲王也打破传统，和一位普通女性而不是贵族家庭成员结婚。

昭和四十六年（1971年），裕仁访问西欧。昭和五十年（1975年）访问美国，这是第一次以天皇的身份访问外国。因为是海事类出身，裕仁对水产有许多研究，最后出版了《水母的书》为代表作。

昭和五十年（1975年）10月31日，裕仁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到日本后，在皇居接受了日本记者俱乐部的采访，这是日本天皇首次正式会见记者。

昭和六十二年（1987年）9月22日，昭和天皇在消化系统问题持续数月之后接受了胰脏手术，其后被诊断出十二指肠癌。1988年8月15日，静养中的昭和天皇被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直升机从那须御用邸送至日本武道馆，出席1988年全国战殁者追悼式，这也是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出席全国战殁者追悼式。9月19日，昭和天皇在吹上御所吐血，此后病情持续恶化且需不断输血。皇太子明仁也在此期间摄政。日本社会亦开始“自肃”，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或缩减娱乐活动的规模，甚至有人担心当年的第39届NHK红白歌合战能否举行（但最终仍如期举办）。日本放送协会等媒体亦持续报道天皇病情。

昭和六十四年（1989年）1月7日早6时33分，昭和天皇于吹上御所死亡，终年87岁。这一消息于当天早晨7时55分由宫内厅长官藤森昭一宣布，NHK随后于当天早晨7时57分播出黑底白字的“天皇陛下崩御”静态字卡。藤森亦公布了天皇患癌的详情，而宫内厅在公布天皇死讯前，从未向外界透露天皇患癌一事。天皇死亡后，亦有数人殉死。其中1月7日当天，和歌山县一名87岁男子和茨城县一名76岁的原海军少尉相继自杀。

天皇死亡当天，日本政府决定1月7日及其后的6天内为各自治地方的哀悼期，2天内为民间哀悼期。内阁呼吁控制公共娱乐活动。NHK部分电视剧因此停播一周，如晨间剧《小纯的加油歌》，电视广告亦在天皇死亡后大规模停播。类似的临时停播情况亦发生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期间和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期间。包括1988年度全国高等学校英式橄榄球大会在内的体育活动亦因此中止或延期举行。

死亡后不久的天皇在1月7日至1月31日的时间段内被称为大行天皇，而“昭和天皇”这一谥号于1月31日由海部俊树公布。2月24日，昭和天皇的葬礼（大丧之礼）在新宿御苑举行。包括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汤加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约旦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卢森堡大公让、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律宾总统柯拉蓉·艾奎诺、印尼总统苏哈托、丹麦亨里克亲王、英国菲利普亲王、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外交部长钱其琛等在内的各国代表出席了葬礼。昭和天皇于当天下午被葬在八王子市的武藏野陵，陪葬品达一百余件，其中包括昭和天皇生前采集的贝类标本、生前爱用的显微镜等。

昭和六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开始。日军侵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并造成3500万中国民众的伤亡的战争罪行。

昭和十一年（1936年），松井石根奉裕仁敕令建立满洲第731部队（化学和细菌战部队）。

昭和十六年（1941年），裕仁又颁布新的敕令，将731部队扩充到3000人，并将主要基地由黑龙江肇东县、五常县移到哈尔滨南郊的平房镇。

在日军深陷中日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的时候，日本统治集团开始积极策划新的扩张。在作战对象和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北进战略与南进战略的争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连续受挫，加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使北进政策的鼓吹者们受到打击，日本逐渐改变为集中向南洋扩张的南进政策。在此过程中，昭和天皇不仅亲自决定国策的制定，还积极参与了战争的决策过程及各项准备。

昭和十五年（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深陷中国战场、难以抉择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的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南进论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在这种大好良机下，昭和天皇也开始倾向于南进，并主动任命一直主张南进的木户幸一为内大臣。昭和十五年（1940年）6月19日，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和陆相畑俊六的上奏中，昭和天皇主动询问：“当欧洲局势也将很快实现媾和时，有出兵荷属印度支那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吗？”这个提问不仅透露出昭和天皇希望德国早些取胜的愿望，还表明了他已经开始考虑出兵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

昭和十五年（1940年）10月4日，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协定，为日本的南进政策最终定下了基调。在昭和天皇的监督和指导之下，日本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日本对印度支那北部实行军事占领之后，又在泰国和法属印支当局之间故意制造领土纠纷，挑起武装冲突。昭和十六年（1941年）1月19日，统帅部不顾内阁的反对，在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强行通过《关于调停泰国和法属印支纷争的紧急处理纲要》。23日，统帅部又在联席会议上，决定了调停泰国、印度支那纠纷的具体方案和《日泰军事协定》草案的提纲。陆海军总长在遭到松冈外相的反对后，抛开内阁，单独上奏，企图获得昭和天皇的批准。昭和十六年（1941年）7月21日，法国维希政府接受了日本的进驻法属印支南部要求。28日，昭和天皇批准进驻法属印支南部，日军从西贡登陆，迅速占领该地。昭和天皇幻想美国不会参战，更幻想依靠东南亚的资源可以战胜美国，在扩大帝国梦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中，将日本一步步推向战争的绝境。

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南进政策，严重威胁着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使日美矛盾不断加深。但美国受欧洲战事的影响，认为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避免两洋作战，同日本进行谈判就不失为一项万全之策。日本海军制定的庞大而缜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昭和天皇对其自始至终高度关注，并最终得到恩准，早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1月，即日美开战前十一个月，裕仁天皇曾亲自下令对向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的可行性作出评估。据战后公布的《杉山回忆录》证明，裕仁天皇早在他的军事顾问们获悉突袭珍珠港计划前6个月，即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而在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向盟国法官们提出并由经过立誓和反讯的证人所证明的证据都无可置疑地证明。在整个战争前后，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或是得到昭和天皇的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昭和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

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至昭和五十年（1975年），昭和天皇曾八度参拜靖国神社。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之后，就不再去参拜。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6年7月20日）从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遗物笔记中发现，昭和天皇曾向富田表示，他因为对合祀做法感到不悦，因此停止参拜。

在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遗物中，发现了二十多本笔记留有昭和天皇语录，其中于昭和天皇死亡前一年，即昭和六十三年（1988年）4月28日的笔记中，记载了有关昭和天皇对靖国神社的看法。昭和天皇当时曾说，“靖国神社的筑波宫司（祭司）处理合祀问题很慎重，但是换上松平庆民宫内大臣长子松平永芳担任宫司之后，他完全不了解他父亲爱好和平的想法，随即决定合祀，所以从那之后就不再去靖国参拜，那是我的信念。”

1944年4月25日，昭和天皇身穿军服率领东条英机等人前往靖国神社，军部将领列队迎接。

20世纪40年代初，在欧洲局势尚未明朗以前，昭和天皇致力于指导军部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他对于日德意结盟并不感兴趣。昭和天皇主张坚持与英、美协调的方针，对南进与否采取了一种观望态度。1940年7月2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随着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进一步提出：“帝国对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要在改善内外形势，迅速促进解决支那事变的同时，要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要以对德、对意大利、对苏联的施策为重点，但要迅速强化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团结，谋求迅速调整对苏关系。”

1940年9月9日至10日，经昭和天皇批准，外相松冈洋右和德国特使斯塔玛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日本对德、意在欧洲，德、意对日本在东亚，各自“建设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予以承认和尊重；日、德、意三国中的任一国家受到“尚未参加正在进行着的欧洲战争或日中纠纷的一国的攻击时，三国应以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所有方法进行互相援助”。协议表明日本放弃了“反苏”三国同盟，将目标指向了美国。尽管昭和天皇完全意识到对德同盟很有可能引发日本同英、美的冲突，但是他更愿意相信抢先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实力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加防范战争的能力，更可以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

1940年9月27日，日本政府与德、意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约定：“日本国承认且尊重德国及意大利有关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指导地位；德国及意大利承认且尊重日本国有关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指导地位；日本国、德国及意大利约定，基于上述方针，努力相互合作，特别是三缔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受到现今没有参加欧洲战事或日支纷争的一国攻击时，三国约定，应以政治、经济及军事的方法相互援助……日本国、德国及意大利确认上述各条款不影响三缔约国各自对苏联现存的政治状态。”

比格斯在他的《裕仁传》自序中开篇点题写道：“裕仁天皇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应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负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

裕仁在巴黎的时候却闹了一个笑话。其当时微服出行，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付钱买车票，独自搭乘巴黎地铁。晚年谈到这件事，自己也还是不禁失笑，“我当时第一次搭乘地铁，什么手续也不知道，手紧紧地握住车票，入闸的时候检票员要在票上打孔，结果我紧张地深怕被他夺取，握着车票不放，双方就这样来回拉扯了数分钟，结果惹得检票员大怒。这张车票也被我一直保存着。”

据日本媒体报道，1936年在日本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中，政变军人曾想扶持裕仁的胞弟雍仁来取代裕仁。这更佐证了当时日本的实质统治者是“天皇”。

雍仁是日本大正天皇的次子，日本亲王。1922年便作为陆军少尉参加日本陆军。1935年8月被任命为第八师团的少佐大队长。他长期以来对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日军中狂热的法西斯派系之一）少壮军官持同情态度，支持皇道派要求推翻民选政府、加速实行国家法西斯化和积极准备对苏开战等主张。1936年2月26日凌晨，驻守东京的1400余名日本军人突然发难，袭击被他们称作“奸臣”的政府要员住宅，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人遇难，连裕仁天皇的侍卫长铃木贯太郎也差点被叛军杀死。

政变当日，任第八师团少佐大队长的雍仁正准备从驻地乘火车赶往东京。在如此敏感时刻，雍仁的这种举动显得非常反常。而且就在同时，政变军人公然打出了“我们的领袖是秩父宫（即雍仁）”的旗号。

裕仁得知上述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先通过宫内省派东京大学著名的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然后立刻命令忠于自己的军警赶往东京上野火车站。秩父宫一下火车，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了皇宫，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情势如此，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并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不久，“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军事法庭以“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军队之罪”将17名叛乱军官判处死刑。

美国与盟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有效控制日本，美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

最后，不但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天皇免于正义的审判，连同23名担任高级将领的皇族亲王也受到保护，全体不被起诉。

1945年9月27日，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首次会面，会面总共持续了38分钟，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麦克阿瑟把自己的部下和裕仁的随从挡在门外，只留下翻译奥村胜藏。根据麦克阿瑟和翻译奥村胜藏的回忆录可知，裕仁在会面中承认了自己的战争责任，但是在2002年10月日本公开的官方记录里，裕仁表示自己曾极力避免战争。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官僚和侍从在日本的官方记录动了手脚。他们认为这些官僚和侍从担心留下天皇承认战争的内容而使天皇在东京审判中遭到责任的追究，就删除了相关内容。但这件事的真相也随着三位当事人的死亡而变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