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事变分为第一次上海事变和第二次上海事变。第一次在1932年中国上海发生，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军事冲突，日称一·二八事变，开始了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第二次上海事变亦称“八·一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的事变。

日本称一·二八事变为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国人称“淞沪抗战”。在1932年中国上海发生，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军事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20日，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当晚突袭闸北。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吴淞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

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海军已有扩大战争的准备。此后，日本军部有一部分人主张不扩大战争，中日之间就停战已开始谈判，但海军方面还是在继续准备扩大作战，认为如果陆地作战的话，海军的奇袭也是有必要的，所以继续在制订作战方案。

7月12日，日本已形成对中国作战计划内部方案，要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攻击中国舰队。详细方案有海军航空兵第一、二航空战队空袭杭州，第一联合航空队空袭南昌、南京等，这与“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海军的行动一致。

日本海军有一系列准备，在各地进入备战状态，海军军令部严格命令将长江流域下游城市的日本侨民遣返回日本，至8月9日为止。

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遭到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后，他们竟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官兵二人击毙。日本帝国主义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

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29日凌晨，日本水上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但日本陆战队夺占北站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

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往洛阳，表示决不屈服（年底才迁回南京）。

2月初，1万多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

2月13日，日军劲旅久留米混成旅团千余人，在蕰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中国重兵包围，又有60名中国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名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之后战事扩大，日军四易主帅，指挥官由海军少将改由海军中将任，最后以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数度增兵后日方最后投入兵力超过三个师团七万人；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中国方面，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中国军队在国民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全面从前线后撤。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上海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日军7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

中国军队5万人：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5年后八一三淞沪会战，闸北华界几乎全部被毁）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朝鲜人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的事变，也称第二次上海事变。国人称“八·一三事变”，也称淞沪会战。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8月13日， 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埔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1937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七·七”事变，侵占平津后，企图侵占上海，而后进攻南京。8月9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进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保安部队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部队，亦向上海增兵。

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畔，并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同时，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同日，日本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第9、第11师（欠天谷支队）等部，作战任务为“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

8月19日，中国军队又一次发起攻势，以从西安到达的宋希濂所属第36师加入战斗，与第88师、第87师一起，经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阵地全纵深，攻入汇山码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待援，中国军队进展困难。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料被日军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袭击，全部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中国军队亦与日本航空队展开激战，并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击落日机47架，炸伤日巡洋舰1艘，中国空军队员阎海文、沈崇诲等壮烈牺牲。

8月18日至20日，日军第3、第11师先后由日本出发，至22日到达上海以东120公里的海域，换乘小舰艇准备登陆。第3战区鉴于敌登陆威胁增大，遂以第9集团军专负上海市区之作战，以新编成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负责吴淞镇以下沿江防线的作战。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24日，中国第15集团军先后进至上海，向登陆之敌发起反击。炮台，第98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搏斗，多数牺牲。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守卫宝山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583团第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日军数次冲击，奋战2昼夜，多数壮烈牺牲。

9月上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

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以陈诚的第15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以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以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

9月21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19集团军（薛岳为总司令）和第15集团军（罗卓英为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8集团军（张发奎兼总司令）和第10集团军（刘建绪为总司令）。

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101、第9、第13师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至此，日军总兵力达20万人。尽管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但至11月初仍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却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统帅部急于在上海方面取得预期战果，决心采取新的措施。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中国右翼军部分沿海守备部队已抽调支援市区作战，猝不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

11月6日，日军第10集团军占领金山，力图与上海派遣军达成合围。

11月8日，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

11月9日，日军占淞江；11月12日占上海。至此，战役结束。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投入70余个师的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敌人拚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迷梦。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各界群众都组织了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市纱厂工友救亡协会等团体，都开展了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全国各界民众积极支援上海抗战。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和福建省民众组织的慰问团，都到前线进行慰劳。海外华侨踊跃捐献，支援祖国抗战，到10月16日，捐款已达330余万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也从战略上配合了淞沪会战。

因此，淞沪会战，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八·一三事变以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后来，又把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九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

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在实行武装抵抗的同时，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试图通过处交途径寻求和平结束战争。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国民政府先后试图求助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但由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也由于英美等国远东政策的软弱无能，国民政府的这一努力遭到了失败。从9月起，国民政府又将其外交努力的重点转移到了争取国联和《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侵略，中国代表团在国联揭露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但在英国的操纵下，国联大会通过的决议没有任何具体援华的措施，也完全不提制裁日本。同时，《九国公约》会议也最终成为英美对日推行绥靖政策的一次会议，它们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互相推诿，不同意建立共同阵线来制止日本的侵华，这使国民政府求助于国际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最后，从1937年10月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为“实现和平”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然而当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南京政府宣布中日断交，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德国调停也以毫无结果而告终了。至此，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战便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外交战的不利丝毫没有影响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感情。当“八一三”的自卫枪声传到德国时，《人道报》说：“许多年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共和报》载文称：“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国必以死力抵御，原属意料中事。观于战况之烈，足见日本获胜之望尚属渺茫。”

在英国，牛津、剑桥等18所大学的90名教授联合致电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日本军队轰炸上海、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为之发指：吾将敦促本国政府，协力制止日军侵华行动”。英国工会也发表声明，对中国抗战深表同情。10 月15 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蓝博士主持召开“反对日本在华暴行”的万人市民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前李顿调查团主席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等英国著名人士，英国前任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也送来书面发言表示支持。会议开始前，日本东京教会曾来电要求大主教不要举办此会，但遭到严辞拒绝。大主教在大会上说道：“这个会的目的，在于反对杀戮和残害非战斗人员，这是今天中国惨痛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也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惊。我们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容忍日军的暴行！”

美国民众也对上海人民深表同情。美国传教士琼斯博士在给日本国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认为贵国民众在贵国领袖领导下已误入歧途。中国拒绝贵国侵犯它的主权，各国赞赏中国的立场。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侵略行径的仇恨如火山爆发，这种愤慨情绪将旷日持久，而使贵国蒙害匪浅。”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和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合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勿与日本合作，“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并放弃侵略政策为止”。此外，德国驻沪总领事和在沪德国商会、印度国民大会、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国也纷纷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淞沪会战。

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淞沪抗战也给予了热诚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对于日军的嚣张气焰不失为一沉重打击。另外，苏联还派出空军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战，并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随着抗战的继续，这种友谊就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