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义则（しらかわ よしのり，1869年1月24日—1932年5月26日），日本大正时代陆军大将，日本爱媛县人。189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陆军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德国，沿着精英路线一路升到关东军司令，任上帮助张作霖镇压郭松龄，在陆军大臣任上拉拢蒋介石，三次出兵侵略山东，包庇河本大作，后任军事参议官，一二八事变后被昭和天皇钦点率军攻击上海，命令100架飞机在上海市内狂轰滥炸，炸毁了大片建筑，致使数万中国人民和外国侨民丧命。最终，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签订停战协议。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被王亚樵派遣的朝鲜爱国者尹奉吉刺杀，5月26日伤重不治而死。追晋男爵。

白川义则1869年1月24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是松山藩士白川庆应第三子，幼名精一郎，曾就读于松山中学（现爱媛县立松山东高等学校）。但因为家里穷读到一半就辍学给县里当仆役，三天就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而辞职。回到乡下当小学代课老师，父亲死后家里越发穷困，他想谋个前程，1884年1月就去考不要学费的陆军教导团，说是身高不够差点刷下来，不知怎么就混进去了，当时他就住在比他大10岁的同乡的前辈秋山好古家里，被秋山当弟弟一样教育的，打招呼的问候都是：“白川，今天作业完成了嘛。”他也跟好古学习的一样爱喝酒。秋山的女儿曾回忆二楼的狐狸叔叔和老爸一夜喝光一斗酒的记录。有个朋友劝他说喝酒伤身，而他却反驳说悠悠百年，谁又能保证能活到这臭皮囊腐烂的时候。

1890年7月26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步兵科，与宇垣一成和铃木庄六并称为“陆士一期三杰”。翌年3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后来历任近卫工兵中队附，步兵第21联队附。1894年7月24日陆军大学校第12期中途退学，以陆军中尉参加甲午中日战争。1896年2月29日陆大复校，1898年12月27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12期。任步兵第21联队大尉中队长，陆士教官，近卫师团参谋，1903年6月晋升少佐，任第五师团步兵第21联队大队长，率部参加日俄战争首山堡攻击战，和追封军神的橘周太一起突入俄军阵地，战斗结束后本队死伤的只剩下5人，而他却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因此以勇悍闻名。1905年3月提升为13师团参谋，参加桦太攻略战。

战后任陆军省人事局课员，1909年9月晋升大佐，任步兵第34联队长，1911年3月第11师团参谋长，1913年（大正2年）9月中支那派遣队司令官，1915年8月10日晋升陆军少将，步兵第9旅团长。1916年8月任陆军省人事局局长，1919年1月调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21年3月任第11师团长，1922年任陆军次官，后兼任陆军航空本部长。

1923年10月任关东军司令官，当郭松龄反奉起兵后，日本关东军于12月7日奉白川义则之命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12月8日，白川义则以所谓中间人的身份同时警告郭松龄部和奉军，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此即筹—次警告，其实质就等于视限制郭松龄部的行动。12月13日，郭军2000余人准备渡过辽河进攻营口时，白川义则命令日军禁止郭军渡河。12月14日，他又以维持治安名义禁止郭军进入营口。对此，郭松龄提出了严重抗议。12月15日，在白川义则的积极努力下，日本内阁决定：从其本土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与此同时，白川义则发表第二号警告，严禁对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20华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12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移驻奉天省城，坐镇指挥日军。12月19日，关东军援军全部抵奉，代张作霖部守卫奉天省城，张部悉数开往前线作战。12月22日，郭军与奉军展开激战。日军一方面以80架飞机，携带重型炸弹实施轰炸，配合奉军正面战场。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同时乔装奉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并掩护奉军骑兵抄袭郭军后方。12月23日，郭军遭到惨败。郭松龄不久命丧新民。郭松龄失败了，但白川义则成功地将关东军部署至奉天等东北大片地区，同时也开创了关东军不顾日军中央的指示，独断专行的先河。

1925年3月晋升为陆军大将，当时的首相是田中义一，在他还是穷孩子的时候，田中曾在流浪的时候住在松山他家的隔壁，两人没少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扔过石头骂过架，还是白川他妈妈把两人劝开的，没想到几十年后大家都混成帝国高官了，田中看见他强颜欢笑，心里还只嘀咕，这家伙不是当年那个丢我石子的小破孩嘛。

在白川义则出任陆军大臣之际，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逐渐成为中国的势力中心。1927年宁汉合流。在权力斗争中，蒋介石“以退为进”，通电下野，转赴日本，寻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联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等分别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商谈。通过密谈．日本军政界都表示要支持蒋介石，双方密约：（1）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2）蒋坚决反共到底；（3）日本支持蒋政权；（4）日本借予蒋氏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

对于蒋介石，日本的方针是打拉兼施。在反共问题上，日本坚决支持。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的继续北伐，日本坚决反对，认为北伐将威胁到日本在山东及东北的利益。田中内阁也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意向反映给蒋介石。

1927年底，蒋介石回到上海，与宋美龄完婚，通过江浙财阀确立了与美、英的关系。1928年4月，复出的蒋介石指挥部队开始北伐。日本原本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部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狼狈败退。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于4月17日召开会议。会上，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借口保护日侨，强烈主张出兵山东，叫嚣“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他还与提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而且有刺激中国之可能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第二天，田中首相与白川义则专门进行了会谈，在白川义则的力促下，田中最终决定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10师团之第33旅团调往青岛。但仅增派一个旅团并没有使白川义则满足。19日，在纪念田中内阁成立一周年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终促成第6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开赴山东。25日，第6师团到达青岛，根据武官酒井隆的要求，又擅自开赴济南。

1928年5月1日，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济南。同一天，日军擅捕北伐军士兵，枪杀北伐军运输队长，引起日中冲突。消息传回日本，白川义则更是有了继续增兵的理由。他再次要求内阁从关东军和驻朝鲜军中抽调两个旅团赴山东。5月4日，内阁批准了白川义则的方案，急调关东军第14师团第28旅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多人增兵济南。7日，白川义则与参谋本部首脑共同制订了《对华方案》，其中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要“显示日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为讨论该方案，参谋本部、陆军省专门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8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在白川义则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决定采纳《对华方案》，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第二天，参谋本部下达命令，调派第3师团及其他特种部队20000人，实施第三次出兵山东。在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界首脑人物的支持下，日军第6师团面对奉行妥协的国民党军。迅速于11日占领济南城。此后，到处奸淫杀掳，无所不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南惨案这笔血账与白川义则有着直接的关系。

济南惨案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于6月一手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时间，日本军政高层大哗。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方借势提出给关东军以出动部队的权限，并向外务省施加压力。但这一次，受国际国内舆论及政局的影响，田中义一于1928年6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拒绝了白川义则的提案。于是，针对处理河本的问题，军界和政界的分歧开始公开化。

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界首脑极力主张庇护河本大作。6月2日，陆军部首脑把河本大作召回国内，进行一周的讯问。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要求公布事实真相。对肇事者严加惩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也向军界施加压力。但白川义则一直掩盖真相，坚持不处分河本。相反，却对军界内持相左意见者进行了处理。时至1929年6月27日，田中首相再次要求白川义则扩大惩处肇事人的范围，白川义则以提出辞呈相挟。28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白川义则提议的关于处分肇事人的方案和公布事件内容的文件。白川义则在会议期间进宫上奏，请求天皇裁决，仅对肇事人行政处分。7月1日，在宣布给河本大作停职处分的同时，田中内阁宣布倒台。白川义则也辞去陆军大臣一职，出任新内阁的军事议定官。

九一八事变后，板垣征四郎为了引开国际势力对东北的注意力，指使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挑起“一·二八”事变，妄想不战而控制上海，但没想到遭到中国驻军顽强抵抗，下不了台，担心收不到场的昭和天皇在1932年2月25日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给他的任务是“协调列强，尊重条约、迅速解决战争，但不能将部队打到上海之外去。当时的作战部队一开始是金泽第九师团（有名的“豺狼参谋”辻政信此时是第九师团的一名中队长），等他上任的时候后来又增派了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此外还有野村吉三郎中将率领的海军第3舰队助战。

白川义则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指挥第9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1932年3月1日，日军在闸北、江湾、庙行各方面都发动了进攻，用重炮、野炮、钢炮以及飞机连续轰炸，步兵则乘势进击，白刃相搏，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白川义则密令第11师团，利用浏河方面中国兵力单薄的弱点，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侵占浏河。浏河的失陷，使中国军队侧、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于是，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这时据他上任还不到10天，后续的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还没到。就使得中国当局丧失了在上海驻军的权利。这样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对日本有利，难怪后来昭和在《天皇独白录》中还沾沾自喜的说：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

策划暗杀白川义则的人是王亚樵。王亚樵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暗杀大王，曾策划过针对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的暗杀。王亚樵充分调查了白川义则的行动模式，并根据其警卫方式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计划在虹口天长节庆祝仪式上袭杀在上海的日军高级军政人员。日军阅兵的虹口公园，属于日租界，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能够入内，王亚樵的部下没有符合这样条件的。于是，王亚樵找到了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高层安昌浩，通过他联络勇士尹奉吉。尹奉吉慨然应允这一任务。在金九主持下，“韩人爱国团”多次开会研究，利用侵华日军将于“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的机会，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义则在内的日本高级军政要员，并决定由“太洛太”成员尹奉吉负责暗杀。当时尹奉吉是二十四岁的青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具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是“太洛太”的骨干。为了保证刺杀活动成功，金九把两枚特制的烈性手雷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便当（饭盒）内。

准备就绪后，“太洛太”于4月26日10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召开宣誓会。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手雷，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发出铿锵的誓言：“我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大韩民国36年4月26日，尹奉吉。”誓毕，金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随后，金九手挽着尹奉吉，心情十分沉重。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身着笔挺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

9时整，庆典开始。日军为了显示军威，首先举行阅兵仪式，鸣放礼炮21响。接着在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指挥下，第9师团主力——第11、第14师团，军直属部队以及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军政要员的检阅。10时30分，所谓的军民联欢会开始举行。会上，白川义则、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等一个接一个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等等。这时尹奉吉看看怀表，时间还早，就先悠闲地在园内四处观看。一直磨蹭到11时左右，他才挤到检阅台左角前10米处。而后，他点燃一支烟等待时机。

11时40分演讲完毕。在雨雾弥漫之中，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扯着嗓子高唱日本国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这时，尹奉吉扔掉烟头，拿起水壶突然将手臂向后一伸，“嗖”的一声，把水壶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像血人一样；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阅台上，无一人幸免。顿时，公园内一片混乱，日侨争相逃命。爆炸发生后，日本宪兵立刻一拥而至，尹奉吉被当场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慷慨就义。这时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当时白川义则被送进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这是一家日军在上海最大、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但也并没能挽救恶魔的性命。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于1932年5月26日毙命。

白川义则死后，日本天皇裕仁下旨追封他为男爵并做悼诗一首：“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中国一家报纸报道该事件用了这样的标题：“乘着军舰而来，躺着棺材而去”。

长子白川义正，第三子陆军少佐白川元春（陆士51期，陆大58期）。日本战败时是南方军少佐参谋。战后加入日本自卫队，1974年当上了第11任航空幕僚长（空军参谋长），一年后又当上了第8任统合幕僚会议议长（相当于总参谋长），空将军衔（相当于中将），2008年8月18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