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大学寮是律令制体制中的一个官职，主要负责学生的教育和考试，寮内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6种学科。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学寮是唐朝时期的学院。

大学寮是唐朝时期的学院

长官：大学头（だいがくのかみ）

次官：大学助（だいがくのすけ）

判官：大学允（だいがくのじょう）

《大宝令》规定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至七一八年《养老令》制定（七五七年公布实施）时，再增置明法、医、针三科，总共六科。

大学寮于七三O年成立文章、明法两科，并设有博士、学生，与先前令制规定的明经、算学，共成为四科制的大学。文章科有文章生二十人，明法科有明法生十人，皆取杂任及白丁，不限年龄多寡。所谓「拟文章生试」，指大学寮进补文章生时所举行的考试，又称为「文章生试」，其名称之使用，今可考者始见于延历八年(789)，菅原清公由文章试及第。其后，在八二O年以前的例子，有南渊弘贞(796)、小野岑守(803)、滋野贞主(807)、正躬王(816)、藤原卫(816)等人。

七三O年又成立得业生制，有明经得业生四人、文章得业生二、明法得业生二人、算得业生二人，共十人，取自寮内同科性识聪慧者。此外，又有医得业生三人、阴阳得业生三人、历得业生二人、天文得业生二人，亦共有十人。（《令集解》卷3〈职员令〉「大学寮」、「典药寮」、「阴阳寮」等条）。就个别的得业生员额而言，明经科虽最多，但总的说来，实际上较重视实用学艺，这是日本在大学寮教育较为独特发展的地方。但是到了八二O年，如前所述，由式部省转达太政官所宣达的文章科新制度，要求大学寮实施。此即将平民化教育的文章科改为限取三位以上良家子弟的贵族化教育。这是从七三O年以来，大学寮设置文章科以来，受到朝野重视的结果，而走向贵族化。八二O年的新制，并非突然出现，实与政情、学界贵族化有莫大关联。

但八二O年的新制似无严格执行。盖新制的文章科只有俊士、秀才生，而其应试科目只有秀才科。也就是文章生经过寮试诗赋，省再覆试，通过者称为「俊士」，取五名；再由五名俊士中取其翘楚者二名，称为秀才生。前引八二七年文章博士都腹赤上书说：「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今专曰秀才生，恐应科者稀矣。」所以此时的秀才生即是文章得业生。也就是说八二O年到八二七年的八年间，文章生通过省试，可取得俊士（共五名）身分，而文章得业生通过省试可取得秀才（共二名）身分。于是二名文章得业生在此时皆可称为秀才生。只是都腹赤担忧这样一来，参加贡举秀才、进士二科考试的人会变少，因而上书反对此制。到八二七年，终于奉敕取消新制，再恢复旧制。

地方豪族出身的春澄善绳（本姓猪名部造），弘仁七年(816)，以弱冠之年入学于大学寮，在天长初（元年为824年），成为俊士；天长五年(828)，停俊士号，补文章得业生。（《三代实录》卷17贞观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卒条）正是此期补俊士生的佳例。但依春澄善绳之例看来，其停俊士号在天长五年(828)，也就是在下敕的翌年，为何延迟一年，不明。

就贡举制度而言，进士科在唐朝成为一枝独秀的发展，但秀才科不盛；日本反是，而以秀才科为盛，进士科则否。秀才科在唐朝所以不盛，是因为取人甚严，所以及第寡少。（《大唐六典》卷2「吏部考功员外郎」条）相对的，秀才科在日本，考试份量远较唐朝少（唐考「方略策」五条，日本考「方略策」二条），所以应考者多；加以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以来，频频行幸与宴飨，而急需养成宫廷诗人与汉文学教养，所以秀才科在七三O年以后的日本独盛，其故或在此。

秀才科考试又称为「方略试」，这是因为秀才科考以方略策，有时亦称方略策或策试。所谓「方略」，《令义解》卷四〈考课令〉「秀才条」注云 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也。

《令集解》卷廿二〈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云 秀才，谓文章（博）士也。方略，谓无端大事也。多闻博览之士，知无端，故试以无端大事也。假令试问云：「何故周代圣多，殷时贤少」如此事类，二条试问耳。

所以方略策，就是试以大事要略或方法智略等问答题。《古记》所举之例可供参考。

又，前引文章博士都腹赤之牒曰：「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之规定，因而推测「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之规定，当始于天平二年(730)三月。以文章得业生举秀才及第之实例而言，菅原清公于延历十七年(796)为首见，此外，如：春澄善绳（天长七年，830）、菅原是善（承和六年，839）、大江音人（仁寿三年，853）、味酒文雄（贞观二年，860）、御船助道（贞观五年，863）、大中国雄（贞观八年，866）、安倍兴行（贞观十一年，869）、都言道（贞观十一年，869）、菅原道真（贞观十二年，870）、藤原佐世（贞观十六年，874）、高岳五常（元庆五年，881）、三善清行（元庆七年，883）、小野美材（仁和二年，886）、安倍安直（宽平二年，890）、平笃行（昌泰元年，898）、纪淑望（昌泰二年，899）、菅原淳茂（九世纪末）、藤原博文（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等。又有以文章生举秀才者，纪真象（天平宝字符年，757）为首见，此外，栗原年足（延历二十年，801）、菅原惟肖（贞观年间）、纪长谷雄（元庆三年，879）、藤原菅根（宽平二年，890）、矢田部名实（宽平二年，890）等。文章生举秀才之例，似不合规定，可能较为出色之故。如纪长谷雄系以文章生举秀才(879年)之后，再补文章得业生(881年)，已经超越当时的规定。

九一三年，即延喜十三年五月四日宣旨曰 诸道业生课试期，七年已上。方略试，文章得业生并拟文章生，召博士上?二三人。（《日本纪略．后篇》卷1）

此段文意不明，但《延喜式》卷二十〈大学寮〉有类似记载 凡得业生者，补了更学七年已上，不计前年，待本道博士举，录可课试之状，申省。

按，《延喜式》制定于九二七年，九六七年公布实施，可视为重建律令制度最后的努力。

根据上引两项记载，可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大学寮各科以「诸道」称之。按，以「道」一词代表大学寮学科，在平安时代早期尚未明白确立：八二0年制定之《弘仁式》有「其道博士」之语；八八四年有「大学诸道博士」之语(《菅家文草》卷9元庆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条)。依此看来，以「道」代表大学寮某一学科之概念，可能出现于九世纪前半叶之际，成为日本独特的用法。第二、所谓「诸道得业生」，依七三0年之制，当包括大学寮、典药寮、阴阳寮诸科之得业生，但当时无规定得业生修业年限，九一三年始明确定为七年。再者，九一三年之改革，同时规定得业生在七年之后由该道博士推荐参加式部省课试。此意似乎规定贡举各科（秀才、进士、明经、明法、医等）考试，即只限于学制各科（大学寮之文章、明经、明法，典药寮之医生）得业生。依九一三年之改革看来，似欲确立秀才科只由文章得业生始可报考，此制又有回到八二O年改制之意。

至于《本朝文粹》卷三「对策」条所收诸文，当是秀才科考试的「方略策」文章。其着录对策者有：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行播磨大目都良香、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越前少掾藤原春海、散位正六位上菅原淳茂（延喜八年，903年，八月十日对）、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大江朝纲、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大江澄明、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行越前大掾大江匡衡、正六位上尾张掾田口齐名、文章生正六位上弓削以言、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行近江权大掾藤原广业、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行播磨少掾大江举周（长保三年，1001年，十二月廿五日对）、散乐得业生正位上行兼腋阵吉上秦安（一云藏人文章得业生藤原雅材）（应和三年，963年，六月□日）等十一人对策。以上都是十世纪以后的实例，其中文章得业生有七（八）人，文章生一人，均是正六位上，且大都出任地方诸国掾，如通过省试方略策，如前述引七七一年闰三月敕及七九四年官符，可知于本阶加一阶或数阶叙之，而出任中央官职。

兹再举《本朝文粹》卷三「对策」试方略策之一例，因文长仅择其要。策问「弁耆儒」，参议从三位行式部大辅兼近江守菅原朝臣辅正，问 儒教所施，博哉大矣。正君臣而分老少，重仁义以宣典章。九流百家之道，由是永开；政范礼序之源，自然久达。百王损益，一以贯之。斯文不坠，虽老可弘乎？……云圣云贤之道，分别不同；亦大亦小之义，优劣相异。克采其旨，详着彼文。既谓江家之流，庶不孟浪者哉。

文章得业生正六位上行播磨少掾大江举周，对 （前略）移风之化，随圣主而更新；就日之明，得贤臣而稽古。周文王之养耆老，已拓七百年之鸿基；唐太宗之求贤良，更置八千徒之虎馆。……崇儒重道之方，严严然尽峻礼；济世救民之术，荡荡乎施深仁。桓荣受天子之礼重，宁非侍读之力哉；孙弘居丞相之崇班，只是勤学之功也。……圣贤分别，大小优劣，儒行之道，深浅不同；礼典之文，长短无异。我后修文教而敦诗，偃武器而悦礼。……举拔萃之翘楚，自然骏珍竞至。（下略）谨对。

这是论辨圣与贤之别，对策虽不具体，但仍属于一篇华丽的骈体文。从策问针对江家而言，则对策者恐亦只大江举周一人而已。时为长保三年(1001)二月廿五日。

进士科方面，唐人看来较为容易，但日人看来则较难（以「时务策」而言，唐制试五条，日制三条），所以前引文章博士都腹赤说：「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这样的差异，恐怕是两国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水平有所不同的缘故。所谓「时务」，《令义解》卷四〈考课令〉「进士条」注云

时务者，治国之要务也。假如：「既庶又富，其术如何？」之类也。

《令集解》卷廿二〈考课令〉「进士条」注引《释云》 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

同条引《古记》云 时务，谓当时可行时务是非也，谓试板之名也。案，《魏征时务策》：「问：『乡邑何因无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答：『九族之说，着在虞书；六顺之言，显于鲁册。故义夫彰于郄缺，节妇美于恭姜；孝子则曾参之徒，顺孙则伯禽之辈。自兹已降，往往间出，石奋父子慈孝着名，姜肱兄弟恩义显誉。当今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万国会同，八表清?。然上之化下，下之必从，若影逐标，如水随器。但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教之以义，怀之以仁，则孝子、顺孙同闾如市，义夫、节妇连袂成帷，荡荡之化可期，魏魏之风斯在。』

《魏征时务策》今已亡佚，《令集解》在〈考课令〉、〈赋役令〉等处共收录《魏征时务策》三条，甚为珍贵。1977年，日本大宰府政厅遗迹中发现近一千枚木简，其中有属于「特进郑国公魏征□（时）务□（策）壱□（卷）」等文字，足见《魏征时务策》早已经流传至日本。前述《古记》成书于天平十年(738)之际，既见其引述，则八世纪前半是为下限。《魏征时务策》在《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五卷，但《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类〉着录《魏征时务策》一卷，〈集部别集类〉着录《魏文正公时务策》五卷，所以一卷本可能为无注本，五卷本为有注本。此书是否为魏征亲撰，甚难断定，可能假魏征之名而作的贡举进士科「时务策」的教材，至迟在玄宗开元年之际已经成为实用的通俗书而流传，乃至见于东瀛者。据此可知，所谓「时务」，就是治国之要务、要道；「时务策」，指治国要务、要道的对策，在考试时，是针对时务的问与答，形式上属于所谓的申论题，有其现实性、实用性，并非空论。

兹举一对策文，以供参考，但因文长只择其要。《经国集》卷二十记载天平三年(731)五月八日船沙弥麻吕对策 问：郊祀之礼，责简尚存，孟春上辛，有司行事。由是正月上辛，应拜南郊。历（历）有盈缩，节气迟晚，立春在辛后，郊祀在春前。因以为疑，不知进退适用之理，何从而可。

臣闻：（前略）屡纪天平之号，犹思有迟速，历亦盈虚。立春上辛，或递先后，斯乃奉遵穹昊，敬授民时。窃以启蛰而郊，明之鲁策；立春迎气，着在周篇。然则拜帝南郊，是存启蛰（按，指三月初）之后；迎气东北，非在立春之前。因此而言上，事在后。谨对。（《经国集》卷20）

此策问及正月上辛日应祭祀南郊，若立春在辛日后，则郊祀反而在立春前，是否可行；对策根据鲁策、周篇，说郊祀本来是在启蛰后，所以不能定于立春前。对策文划线部分，当是就前引《魏征时务策》云：「九族之说，着在虞书；六顺之言，显于鲁册。」加以申论者。

《经国集》卷二十（此卷为策下，其策上，即卷十九已佚）所收诸对策文，已有若干文句摸仿《魏征时务策》者。此处所收诸策文，均较上述《本朝文粹》为早，主要都在八世纪之际，正是令制实施时期，所以大多为无位者；其有位之文章生，都具有进士及第之位阶，且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当是文章科贵族化后的一个现象。该卷所收具体对策事例文章生大初位上纪真象（天平宝字符年，757年，十一月十日对）、文章生正八位上栗原年足、文章生大初位下道守宫继（延历廿年，801年，二月廿五日）、散位寮大属正八位上大日奉首名、百倭（百济君倭）麻吕（庆云四年，707年，九月八日）、刀宣令、主金兰、下毛虫麻吕、葛井诸会(和铜四年，711年，三月五日)、白猪广成、船沙弥麻吕(天平三年，731年，五月八日)、藏伎美麻吕(天平三年，731年，五月九日)、神虫麻吕(天平五年，733年，七月廿九日)等十三人对策。其中以大日奉首名、百倭（百济君倭）麻吕之例为最早，在庆云四年(707)，当是大宝令制进士科的实施，受试二人看来是百济人后裔。其次，为刀宣令、主金兰、下毛虫麻吕、葛井诸会等人(和铜四年，711)。

但《朝野群载》卷十三〈纪传上〉引《登科记》云：「神龟五年(728)戊辰，始行进士试。」《桂林遗芳抄》（收入《群书类从》卷496第17辑）引《或记》亦云：「圣武天皇神龟中，始进士试。（注曰：「进士及第例」）承和六年(839)春，五星若连珠诗。及第三人（注曰：三月廿日判，少辅藤原氏宗朝臣）：孙王茂世王（注曰：桓武御后，仲野亲王男）、三原永道、文长河。」两者引用之史源，当是所谓的《登科记》，其成书时间不明，或在平安中期以后，由于登录延喜十六年进士及第之事例，与史实不尽相符，所以此书之可靠性有问题。就以神龟五年(728)戊辰，始行进士试一事而言，其具体事如前引《经国集》所示，在神龟五年以前已经有六人事例。即以一般将进士解为文章生而言，因为文章科成立于天平二年(730)，也在神龟之后，所以神龟五年始行进士试一事，也不能解为文章生试。这样一来，神龟五年始行进士试说法，实难成立。

文章生参加进士科考试，在九世纪以后之事例，有栗原连年足（延历二十年，801）、守宫继（延历二十年，801）、高阶令范（贞观二年，860）、文室时实（仁和四年，888）等。此外，只曰进士者，如：御船助道（嘉祥二年，849；贞观五年．863，为秀才）、菅原宗岳（元庆八年，884）、字中义（元庆八年，884）、字多信（元庆八年，884）、纪有世（仁和元年，885以前）、和气宗世（宽平四年，892以前）、多治宗范（宽平六年，894）、岛田房年（宽平八年，896）、山口谷风（昌泰元年，898）、藤进士（九世纪后半）、菅原淳茂（九世纪末）等。兹再举一例，《文德实录》卷四仁寿二年(852)二月丁未条记载伴成益曰 少在大学，长习文章，应进士举，遂得登科，弘仁十四年(823)为左京少进。

伴成益可能也是以文章生应进士科考试者，登第后即出任京官。

关于进士科考试，在八二O年制定的《弘仁式》犹见规定，但是到九二七年制定的《延喜式》，只见于割注处。这样看来，进士科考试到九世纪末以后，似逐渐成为冷门，十世纪以后，已找不到实例，可能废绝。

明经科方面，《续日本后纪》卷十五承和十二年(845)二月丁酉条记载善道真贞云 年十五（延历元年，782年），入学（大学）。数年之间，诸儒共推其才行，补得业生。大同四年(809)，课试登（明经）科。

《三代实录》卷七贞观六年(864)正月十七日条记载山口西成云 逮于成人，改节入学（大学），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诗、周易。补得业生，奉试及第。

以上二例，皆为明经得业生应试明经科及第者。

明法科方面，《三代实录》卷四贞观二年(860)九月二十六日条记载御辅长道云 元明经生，后学律令，号「别敕生」，官给衣食，同得业生。学殖渐优，奉试及第。

《三代实录》卷六贞观四年(862)八月条记载赞岐永直云 幼齿大学，好读律令，性甚聪明，一听暗诵。弘仁六年(815)补明法得业生，兼但马权博士。数年之后，奉试及第。

以上二例，皆为明法得业生应试明法科及第者。

上举明经、明法科及第者皆为得业生，且都在九世纪以后，似乎说明九世纪以后的应试者逐渐以诸道得业生为主，根据七三O年的得业生制，明经得业生四名、文章得业生二名、明法得业生二名、算得业生二名，共十名；到九二七年制定《延喜式》时，大学寮这些得业生名额不变，仍维持十名。依此看来，九世纪以后，有逐渐以得业生作为省试应试对象，其及第人数自是有限，所谓百年及第不及百名说，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