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是欧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学的一大瑰宝。她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宗教文学时期、骑士文学时期、市民文学时期古典文学时期、浪漫文学时期、革命文学时期、批判文学时期以及现当代文学时期等阶段，每阶段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德国文学（德语：Literatur Deutschlands）是德语文学的其中一个分支，一般指来自德国作家的作品。德国文学的历史可追溯到古日耳曼时期。现代德国文学是在启蒙时代诞生，并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达至高峰，并在20世纪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德语正式有文字是在 8世纪中叶。那时基督教传入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教会僧侣垄断了全部文化。他们为了传教，开始用口头德语翻译宗教文献，这就产生了德语最早的文字。僧侣们也用这种文字写作文学作品，如770至790年间写成的《魏索布隆创世歌》和 9世纪初写成的 《世界的末日》。830年左右还有用萨克森语写的《救世主》。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了古日耳曼人惯用的头韵，内容主要是宣传基督教思想，但保留了明显的“异教”精神。因此，这个时期是“异教文学”向宗教僧侣文学的过渡时期。

到了 9世纪下半叶，奥特弗里德用脚韵写成了《基督》 (870)，从此脚韵诗取代了头韵诗。尤为重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再也看不到任何“异教”精神。到了10世纪初，奥托一世即位，基督教完全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这时僧侣们不再用德语写作，全部改用拉丁文，古日耳曼人的“异教文学”传统从此完全中断。

德国文学经过 100多年的间断之后，到11世纪中叶又开始了新的发展。随着法国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的传入，产生了以否定生活、诅咒人世、崇尚苦行和追求死后升天为内容的宗教文学。另一方面，由于封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骑士阶级逐渐兴起。到了12世纪，骑士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代表世俗封建主的利益与宗教对抗。他们反对宗教的苦行主义，要求享受现世生活的欢乐。根据这种观点，骑士们创立了与宗教文学相对抗的骑士文学。除此之外，还有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这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艺人所传诵的古代英雄故事。

宫廷史诗是骑士文学的主要形式，它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成近代的长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德国文学中首先发端于亨利希．冯．费尔德克。而真正发生影响的是哈特曼．冯．奥埃的《埃雷克》和《伊万因》。他的《可怜的亨利希》和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帕尔齐法尔》与戈特夫里德．冯．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丹和绮瑟》以及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伊德的《Unter der linden》标志着这种文学的全盛期。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外国古代传说，例如不列颠的亚瑟王和圣杯的传说，故事情节也大体雷同。一个理想的骑士，往往是经过冒险和取得爱情之后获得荣誉。

在宫廷史诗盛行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民间史诗”的大型叙事体作品。它取材于古日耳曼人的传说，最著名的是《尼贝龙根之歌》(约1198～1204)和《谷德伦》(1210～1220)。《尼贝龙根之歌》保存下来的手抄本有32种，其中完整的有10种，可见它在当时深受欢迎。同宫廷史诗一样，这类作品也歌颂骑士的美德、荣誉、忠诚、节制和爱情。

骑士爱情诗是骑士文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它专门表现骑士对“女郡主”的“爱情”，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而是通过对“女郡主”的“高贵”品质的歌颂以博得她的欢心，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最初也写这种诗，后来他抛弃了那些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歌颂生活的欢乐和真正的爱情。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政治诗和教育诗。他是骑士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

13世纪下半叶骑士阶级日趋没落，骑士文学随之衰微。城市的发展，市民的产生，反映市民生活的市民文学也随之而生。不过，它初期深受骑士文学的影响，在14世纪和15世纪初没有产生重要的作品。

15世纪下半叶，人文主义在德国开始传播，到16世纪初形成高潮。人文主义思想传播的直接结果是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作为这两个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马丁．路德一扫上层知识分子用拉丁文写作的积习，用通俗的德语向他的敌人宣战。他用德语翻译《圣经》，为现代德语奠定了基础。闵采尔撰写的革命檄文是德国文学中最早的革命宣传文学。

约翰．罗伊希林和乌尔里希．封．胡滕是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用拉丁文写的《蒙昧者书简》(1515～1517)是它的重要文献。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虽未像它的西方邻国那样产生伟大的文学巨人，但反映市民阶级利益的市民文学还是在缓慢地发展。首先市民们创造了适合于表现他们自己要求的文学形式，工匠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前夕，他们更以传单、歌曲、笑话和戒斋节戏等形式来批判他们的敌人，维护自己的利益。泽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品。此外，民间故事书在16世纪市民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前身是民间笑话。笑话故事松散，而民间故事书则已经是围绕一个人或一件事来安排故事情节，初步具有了小说的结构。《梯尔．欧伦施皮格尔》、《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和《希尔德市民故事集》是最著名的故事书。尤其是《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仅在当时深为人们所喜爱，后来也一直在民间流传，而且它还是后世许多作家取材的一个源泉。

早期市民文学主要是讽刺文学。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市民阶级不敢再公开讽刺当权者，小贵族、小僧侣和农民就成了他们讽刺的主要对象。在著名的创作者中，萨克斯是位多产作家，他写过工匠歌曲、诗歌、笑话和戏剧，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完善和发展了戒斋节戏。菲舍尔特的作品战斗性最强，他曾讽刺过教皇和罗马教廷。

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使德国经济凋敝，国家分裂，领主专制进一步巩固。这种形势大大阻碍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大多数市民出身的作家，不是继承和发展16世纪市民文学的传统，而是依附宫廷，为王公服务。他们一味摹仿外国，玩弄形式游戏，形成了所谓的“巴罗克”风格。这种宫廷文学统治了整个17世纪的文坛，而且延续到了18世纪上半叶。

不过，17世纪的德国文学也有不少新的成就。在诗歌方面，马丁．奥皮茨致力于建立新的诗歌形式，他的《德国诗论》(1624)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他还积极支持诗人和学者为纯洁德语而建立的“语言学会”的活动。弗莱明、洛高和格吕菲乌斯的诗歌标志着市民文学的新发展，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和颂歌是这一发展的顶峰。在小说方面，小说家格里美豪森、莫舍罗施和贝尔的作品，也跟当时流行的宫廷小说不同。他们的作品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启发，大多取材于笑话和民间故事书。格里美豪森的《痴儿历险记》(1668)是17世纪德国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它发展了12和13世纪宫廷史诗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写作手法，开日后所谓“发展小说”的先河。在戏剧创作方面，重要的作家有格吕菲乌斯和韦泽。

自从17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逐渐从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中复苏过来，市民阶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随着这一形势的变化，市民文学也在艰难地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终于取代了封建宫廷文学的统治地位。从此德国文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市民文学进入了它的繁盛期，而启蒙运动就是这一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影响下兴起的，它同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目的。不过，由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运动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直接地公开地在政治和国家领域批判封建势力。德国的启蒙主义者更多地致力于确立符合理性的道德观念，并企图通过启蒙教育使所有的人(包括封建贵族)都能按照新的道德准则行事。

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哲学上的先驱是莱布尼茨和他的继承者沃尔夫。沃尔夫的学生戈特舍德首先掀起了这场文学运动。戈特舍德主要反对宫廷文学的“巴罗克”风格，反对戏剧中的混乱状态。他主张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及其理论为典范来创立民族戏剧。这种戏剧必须严格遵守“三一律”以及其他规则，每部作品都必须以一种道德原则为依据，以期对人进行道德教育，从而达到改善社会的目的。

戈特舍德的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到了40年代，首先是瑞士人博德默和布赖丁格向他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内部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还是以英国的弥尔顿为榜样。从这一争论可以看出启蒙运动迅速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德国文学尚缺乏民族内容。反对戈特舍德的还有他的学生即“不来梅杂志同人”。他们于1744年在不来梅创办了月刊《理智和机智的娱乐新论》，这标志着启蒙运动的新发展。为月刊撰稿的重要作家有拉伯纳、盖勒特和约翰·埃利阿斯·施莱格尔等，他们在寓言和戏剧创作方面作出了贡献。

不过，早期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成就不在戏剧，而在诗歌。金特是18世纪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标志着17世纪文学向18世纪文学的过渡，为诗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克洛卜施托克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感情真挚，富于激情，形像生动，韵调优美，对“狂突进”诗人有很大影响。

维兰德是启蒙运动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代表作《阿迦通的故事》（1766～1767）是德国最初的教育小说，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的人”的理想。不过，他一生也不得不依仗宫廷谋生，他的这种遭遇可以说是18世纪德国作家的共同命运。莱辛毕生为作家独立的生活地位而斗争，结果仍然失败。莱辛令人钦佩之外在于他从不把自己的作品作为博取主人欢心的贡品。莱辛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剧本《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爱米丽雅·伽洛蒂》（1772）和《智者纳旦》（1779）以及理论著作《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1766）和《汉堡剧评》（1767～1769）等，都是举世闻名的作品。莱辛是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对现实主义的文学（特别是戏剧）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法国，启蒙运动的革命思想直接转变为革命行动，而德国启蒙运动的进步思想则继续在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纯精神领域中发展。

18世纪7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狂飙突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向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初是哈曼对早期启蒙主义者片面强调理性提出了异议，强调感情的力量。哈曼的思想影响了赫尔德，而赫尔德又净化和提高了哈曼的思想，并发展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歌德接受了赫尔德的思想，经过自己的加工和提高，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从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狂飙突进作家。如果说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那么赫尔德是这个运动实际的精神领袖。

歌德与赫尔德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1773年歌德发表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是狂飙突进的第一部代表作。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使歌德不仅蜚声国内，而且引起欧洲的广泛注意，成为德国文学中第一部产生世界影响的作品。

在歌德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克林格、瓦格纳、伦茨等在戏剧创作方面崭露头角，莱辛称他们为“歌德派”。生活在暴君卡尔·欧根公爵统治下的舒巴特、席勒等人也在德国的南方向封建制度宣战。1770年，博伊在格廷根创办《格廷根文艺年鉴》杂志，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人们称他们为“格廷根林苑派”，其中重要作家有福斯、赫尔蒂、毕尔格、格京、米勒等。

与启蒙主义作家不同，对狂飙突进作家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倡美德，而是要求人能得到自由发展，充分发挥人的才能。他们不再抽象地反对不道德，而是反对一切束缚和妨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和道德观念。这些思想在歌德这个时期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伦茨、瓦格纳、毕尔格、舒巴特和福斯等人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现实社会问题，对封建势力的残暴、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市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控诉。席勒的《强盗》（1781）公开向社会宣战，他的《阴谋与爱情》（1783）把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直接对抗当作戏剧冲突。

狂飙突进作家不再认为道德教育是艺术的目的，他们要求艺术作品反映生活真实，特别是作家本身的真实感情。他们认为，艺术作品应象民间文学那样自然、朴实，反映普通人民的要求。他们大力推崇莎士比亚，十分注重民间文学。民歌成为许多诗人学习的榜样，在这时期产生了一批德国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

由于18世纪的德国并不具备进行政治革命的客观社会条件，更不存在实际的革命运动，因而狂飚突进始终是一场文学运动，它的范围仅限于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18世纪80年代，这场热闹一时的运动就渐渐衰退，德国文学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同时，德国文学开始向古典文学时期过渡。古典文学把启蒙运动和70年代的文学革命提高到新的阶段。海涅说，这是德国诗人和思想家在思想上进行的一场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初期，德国几乎所有作家，甚至包括后来浪漫派的首领施莱格尔兄弟，都为之欢欣鼓舞。但是，等到雅各宾党人执政，用革命暴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即革命由不流血的阶段进入流血阶段的时候，德国作家的政治态度就出现了明显的分野。福尔斯特、索伊默等少数作家完全支持雅各宾党人的革命专政，并希望在德国也进行一场法国式的革命；相反，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则完全否定法国大革命，走上了怀古复旧的道路。

与上述两个极端不同，歌德、席勒以及其他一些作家则走上另一条道路。一方面，他们不赞成雅各宾党人使用革命暴力，但是他们完全拥护法国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国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实现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一直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理想成为空洞的口号，并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矛盾和问题，这种事态使他们大失所望。但是他们并不怀疑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心继续探索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途径，他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感情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才能达到和谐统一。他们在古希腊的艺术中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曙光，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里人可以和谐地发展。他们向往希腊古代社会，并不是怀古思旧，而是面向未来。

当时德国文学和德国哲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是依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进行的。近代文明否定了古希腊的自然状态，而未来的理想社会就是在否定由于劳动分工而造成人的肢解的近代文明社会之后，在更高的阶段上恢复古希腊人的那种自然状态。凭藉这种历史观和“英雄幻想”，歌德和席勒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现实社会和人类前景的深刻见解。这些思想超过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达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可能达到的高度。他们所创造的古典文学不仅是德国文学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伟大成就一起构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文化的顶峰，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以上所说的“古典文学时期”，严格地说，时间只有10年，即1794年歌德与席勒合作到1805年席勒逝世。参加的人也只有歌德和席勒两人。这个时期另外两位作家荷尔德林和让·保尔虽然都对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与歌德、席勒并无多少直接关系。因此，所谓“古典文学”既不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运动，也称不上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是，就在这10年当中，歌德和席勒完成了奠定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光辉作品。如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1800）、《奥尔良的姑娘》（1801）、《威廉·退尔》（1804）和美学著作《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1796），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和诗剧《浮士德》（第一部，1808）。此外，他们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叙事谣曲。席勒逝世以后，歌德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又写了包括《浮士德》（第二部）在内的一批光辉巨著。

从戈特舍德到歌德，德国文学是沿着启蒙运动开辟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但到18世纪末德国文学中出现了反启蒙运动思想的潮流，这就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一运动不是在古典文学之后出现，而是与它并行发展。1796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来到耶拿，1798年与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起在柏林出版了《雅典娜神殿》，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学中心，文学史上称为“早期浪漫派”或“耶拿浪漫派”。除了施莱格尔兄弟，重要的作家有荷尔德林、蒂克、诺瓦利斯、瓦肯罗德等。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怀古遁世，重视童话和传奇。

1802年以后，早期浪漫派逐渐解体。拿破仑对德国的军事占领，使大部分知识分子热心于政治。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亚当·米勒等早期浪漫派作家在政治上公开走向反动；一批青年浪漫派作家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注，想起了人民和民族传统，他们在海德尔堡形成了新的中心，文学史上称为“晚期浪漫派”，或“海德尔堡浪漫派”。他们采集民歌，发掘久已被人忽视的文化遗产。布伦坦诺和阿尔尼姆收集加工整理出民歌《男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格勒斯编辑了《德国民间故事书》（1807）。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格林兄弟，他们不仅发现了许多德国文学中的重要文献（如《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而且整理加工了闻名世界的童话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在创作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艾兴多尔夫。

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败北，随之在德国掀起了反对拿破仑占领的解放战争。许多作家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参加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形成了所谓的“解放战争文学”。这种文学与浪漫派文学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不少浪漫派作家（如艾兴多尔夫、阿尔尼姆等）就是这一文学的重要代表，而且它的思想倾向与浪漫派也有一定的联系。在“解放战争文学”的作品中，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社会进步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真正的爱国诗人是阿恩特、克尔纳、申肯多尔夫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民主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施瓦本诗派”作为浪漫派的一大分支继续发展，乌兰德和豪夫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不过，乌兰德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霍夫曼、克莱斯特、沙米索一般也算作浪漫派作家，但他们与上述各个派别都无直接联系。霍夫曼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有《小查克斯》（1819）、《跳蚤师傅》（1822）、《堂兄弟的屋隅之窗》（1822）等。他的作品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对神话世界的向往，他把现实与离奇荒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还发展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轻快的讽刺，对19世纪德语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克莱斯特的喜剧《破瓮记》（1808）、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1810）以及轶事作品都是德国文学中的佳作，但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说明德国文学已处于转折的前夕。以莱辛、歌德为代表的广义上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行将结束，即将到来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在这种形势下，要想真正把握社会矛盾，就得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沙米索是浪漫派向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过渡的一个代表，而海涅则是完成了这一个过渡并达到新高度的伟大作家。

1832年歌德逝世，海涅认为这是“艺术时期”的结束。海涅这一观点既说明了将近一百年德国文学大发展的特征，又正确划分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德国文学在1830年左右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转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的七月革命。在七月革命影响下，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行实际的准备，资产阶级反对派空前积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为活跃。他们把文学创作直接用于政治鼓动。伯尔纳是当时最为激进、声望最高的一位作家。

除了伯尔纳，30年代初还出现一个名为“青年德意志”的松散的进步作家团体。它的文学纲领是由温巴尔格宣布，他认为文学艺术依存于社会政治生活，因而必须对后者产生积极影响。“青年德意志”作家努力创造一种具有鼓动力的社会批判文学。可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是抽象的，对艺术的理解是片面的，因而他们只能把自己所宣传的主张同他们所描写的人和事生硬地凑合在一起。文学史上称这种文学为“倾向文学”。

古茨科、劳伯、蒙特等是“青年德意志”的重要作家。不过，不论是他们，还是伯尔纳，在创作方面都无多大成就。30年代有贡献的作家是在“青年德意志”之外的伊默尔曼、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和默里克。

40年代革命进入高潮，德国成了欧洲革命的中心，涌现出大批革命诗人，其中著名的有弗赖利格拉特、黑尔韦格和韦尔特。而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大多消极妥协，只有韦尔特这样的无产阶级诗人坚持了革命立场。

这个时期始终如一地坚持革命立场，真正代表了时代精神的作家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毕希纳和海涅。毕希纳逝世时年仅23岁，但他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创作方面的成就，在同时代作家中只有海涅可以同他相比拟。海涅的思想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他既反对浪漫派维护旧制度的反动观点，也反对以伯尔纳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偏激狭隘的庸俗观点。在创作方面，他吸收了浪漫派文学的成就，并把这些成就同莱辛、歌德的伟大传统结合起来。这样，海涅就代表了继歌德之后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又一个新阶段。

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1848年革命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这个时期的文学中反民主和反理性的倾向明显增强，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热衷于描写身边琐事和田园风光等非政治倾向盛极一时。到了60年代以后，社会批判的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达到海涅的高度。

德国文学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叔本华影响的变化。叔本华的主要著作是在1848年以前出版的，那时并无多少人问津。而1848年革命失败后，叔本华一下子成了一位时髦哲学家，他的反理性的神秘主义思想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潮流。在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下，像瓦格纳这样一位本来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作家和音乐家，在1848年以后也否定生活，反对进步。黑贝尔在1848年以前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1848年以后他的作品中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更为明显，甚至发展为维护封建阶级的国家政权。到了7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德国文学中这种反民主倾向更发展成为公开为普鲁士辩护的卫道文学和宣扬日耳曼精神的沙文主义文学。盖贝尔的诗颂扬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业绩”，达恩的《罗马大战》(1876)则宣扬日耳曼人是优等种族的反动理论。

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当时公认的所谓“伟大”作家，在艺术上并无多大成就。盖贝尔被誉为“伟大”诗人，但他的诗纯属摹仿古典诗歌的拙劣之作；海泽的中篇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写的都是一些投合小市民趣昧的故事；弗赖塔格的长篇小说据说是“杰作”，写的不外是老实人如何发财致富之类的故事。在这些所谓“名作”的带动下，形形色色庸俗无聊的作品就大量出现。

上面这些倾向，在坚持人道主义理想的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反映。他们回避时代的重大问题，幻想在狭小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理想；他们没有面向整个民族，而是着眼于故乡的风土人情；他们不是描写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冲突，而是欣赏幽静和谐的田园生活；他们不是象海涅那样用剑和火去同丑恶的现实斗争，而是以轻松的幽默来表现自己在这丑恶的现实之中所保持的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他们也触及社会问题，但是在70年代以前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十分无力。拉贝的作品表现了他对德国社会中的阴暗、落后、腐败和残暴的愤慨，但是就在他的著名的三部曲里也看不到有任何斗争。施托姆的诗歌和小说中有许多优美的篇章，也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给人的印象是寂寞孤独和无能为力。

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批判文学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冯塔纳的出现就是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这位作家在短期内完成了许多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有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人物形像生动典型，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力量还不能与瑞士作家凯勒相比。瑞士富有民主传统，而凯勒又与这一民主传统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凯勒在以瑞士为背景的作品中就避免了德国作家(包括冯塔纳)的局限。他的中篇小说是德语文学中的名篇，他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完全有理由列入世界名著。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学 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空前高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民主党威信剧增，德国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革命形势的高涨使老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进一步看清了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增强了作品中社会批判的因素。冯塔纳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

但是革命高潮对文学更为直接的影响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像在德国历史上常见到的那样，革命高潮来到时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显得最为革命。他们提出要同一切传统(不管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决裂。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是青年学生，他们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认为站在工人一边，拥护社会主义。他们要改造世界，革新文学，创造全新的“现代文学”。1884年出版的诗集《现代诗人的性格》是自然主义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885年康拉德在慕尼黑创办的杂志《社会──关于文学、艺术和公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周刊》和1887年贝尔格和哈尔特兄弟在柏林创办的《突破》杂志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两个中心。自然主义的理论代表是霍尔茨。豪普特曼的《日出之前》(1889)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而他的《织工》(1892)和《獭皮》(1893)则已离开自然主义的原则，成为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到90年代中期，自然主义的文学运动就渐渐销声匿迹。当年显得十分革命的作家随着革命高潮的过去都离开了革命立场，有的甚至走向反动。在艺术上，他们不仅抛弃了“革新”整个文学的宏愿，而且加入了世纪末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

20世纪德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文学上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主义，如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等。它们的代表作家有戴默尔、李利恩克龙、恩斯特、格奥尔格、胡赫、闵希豪森、里尔克等。

这些新的文学流派(有的文学史家统称为“颓废派”)与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它固有的矛盾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感到困惑不解，因而尼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批判”就成了他们的精神指南。另外，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造成了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群众的隔绝，那些不愿把作品当作商品来推销的艺术家就躲入“象牙之塔”，觉得自己是不能被人了解的“人类的精华”，而尼采的“超人”哲学就为这种思想情绪提供了理论根据。20世纪初期的作家程度不同地都受到尼采思想的影响。

格奥尔格是这种“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潮流的重要作家。他反对自然主义，也反对现实主义；他提倡“新艺术”，即“纯艺术”。他通过所创办的《艺术之页》杂志吸引了大批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人们统称他们为“格奥尔格派”。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曾一度是“格奥尔格派”的一位著名作家。

里尔克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与“格奥尔格派”有一定联系，但又有所区别。他在现实中感到孤独痛苦，希望现实能有所改变，因而他并没有象格奥尔格那样完全逃向远离现实的纯艺术的虚幻世界中去。《苹果园》是表达其理想的重要著作，也是他最著名的诗集之一。

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潮流并行发展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主要代表是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和海塞。另外，凯勒曼、弗兰克等也属于此列。亨利希．曼对丑恶的现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的《臣仆》(1914)对威廉帝国统治者们的感情和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描写了宗法市民阶级在资本主义大发展形势下没落的命运，但他对此并不是惋惜哀叹，而是努力探求复兴人道主义和争取人类进步的可能。海塞的主人公虽然在生活中受挫后大多逃向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原来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45年的文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随后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战后时局动荡，德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壮大发展。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接着是法西斯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把一部分资产阶级作家推出了“象牙之塔”，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逐步分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出现了名为“表现主义”的文学运动。一批青年作家(海姆、特拉克尔、韦尔弗、贝希尔、沃尔夫、托勒尔、贝恩等)预感到即将来临的灾祸，想通过精神和意志的力量避免灾祸，并进而“改造”整个世界。在战后群众革命的风暴中，表现主义作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贝希尔、沃尔夫等逐渐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作家，以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代表的右翼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另外象托勒尔、哈岑克莱弗，甚至凯泽都程度不同地倾向革命。其他的资产阶级作家，如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阿诺尔德．茨韦格、法拉达、福伊希特万格、弗兰克、米萨姆、楚克迈耶、凯斯特纳、德布林、雷马克、凯勒曼等，也有的拥护革命或同情革命，有的至少不反对革命。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是抽象的。他们常常把个人与集体、人道与暴力、理想与现实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他们对革命的同情或者支持，往往是抽象的或只是暂时的。

在这些作家中，政治上最进步的是亨利希．曼，在艺术上成就最大的是托马斯．曼。托马斯．曼的作品内容深刻，形式讲究，他可说是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从莱辛到海涅再经过近百年的曲折发展之后又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

这个时期德国文学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壮大发展。早在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萌发，并产生了韦尔特这样的诗人。到了19世纪后期，无产阶级文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奥多尔夫、瓦尔特．哈岑克莱弗、明娜．考茨基以及施韦策等一批作家，但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还不足以与资产阶级作家相抗衡，他们的活动和影响还极为有限，因而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运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第一，它拥有数目众多的作家。1928年成立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到1932年拥有 500名会员，全国有23个地方组织。第二，它的作家队伍中拥有一批优秀作家，如贝希尔、西格斯、魏纳特、基施、沃尔夫、雷恩、布雷德尔、马尔希维查、沙勒、格伦贝格以及布莱希特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象沃尔夫的戏剧，魏纳特的政治讽刺诗，布雷德尔的小说和基施的报告文学，都是有相当水平的作品；而贝希尔的诗歌和西格斯的小说可以当之无愧地归于世界名著之列，布莱希特的剧作和他独创的“叙事剧”理论使他成为公认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戏剧家之一。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大部分无产阶级作家和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被迫流亡国外。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两部分作家结成联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反法西斯文学，又称“流亡文学”。反法西斯文学不仅是以格林和容格尔为代表的沙文主义法西斯文学的对立物，而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希望。不论是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还是布莱希特、西格斯和贝希尔，正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创作出他们的优秀作品。如亨利希．曼的历史小说《亨利四世》(1935～1938)，托马斯．曼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3)、《洛蒂在魏玛》(1939)和《浮士德博士》(1947)，布莱希特的剧本《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和《伽利略传》(1947)，西格斯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42)以及贝希尔最优秀的诗歌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因此，如果说法西斯统治时期是德国历史上黑暗野蛮的时代，那么这个时期的德国“流亡文学”则是光辉灿烂，硕果累累。

总而言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尽管由于法西斯统治和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的曲折，它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并没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文学流派纷繁，风格各异，但就其本质来说仍是世纪转折以来的各种文艺倾向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