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另外，文学杂志《当代文学》于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创刊。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2023年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

新时期文学主要是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学”，回归“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回归“五四”进而学习西方，完成“五四”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对于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限于艺术形式上。90年代文学则是沿着“五四”方向前行，充分借鉴西方，继承传统，文学体制双轨制，文学现象多元化，通俗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新世纪文学不再有学习的目标，而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处于“自由”与“自为”的状态，中国当代作家之文学现象非常复杂，写作方式、作家身份、读者阅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以及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巴金、杨朔等的散文，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始的戏曲改革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大量传统戏曲剧目经过整理、改编，获得了新的生命，运用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不仅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作品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文坛和各国人民所关注。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文学主题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调;描写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设中的时代英雄──改革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形象,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作品题材趋向多样化的发展：除传统的农村题材继续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表现角度外,知识分子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题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时期的军事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人民更加紧密与广泛的结合。

在当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好的内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艺的血液之中,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成为新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正在纠正这种探索中出现的选择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现象，使之走上健康、积极的道路。与此同时,作家在探索文学民族化道路时,较多地注意了深入开掘由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风物习俗，在选择与吸收民族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创造民族风格时，也表现了多样化发展的特色，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得到了更好的结合与统一。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 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着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

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

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也许是出于对“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许是出于对“黄金时代”的向往，有些学者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慷慨和乐观——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只是由于“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的积习作祟，人们才显得“吝啬”而“苛刻”，未能积极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时代的文学。而西方“汉学家”对当代文学毫不客气的否定，则激怒了另外一些学者，激起了他们义和团式的逆反心理，——他们不仅要“扶清灭洋”地反抗“西方”的话语压迫，而且要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自己评价自己的文学，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其实，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既不要过分“慷慨”，也无须过度“愤慨”。需要的，不是盲目乐观的“千禧年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而是更为积极的姿态:一种冷静而开放的对话精神，一种清醒而严格的自省意识。因为，光有“善意”无济于事，仅凭坚定的“中国立场”也不能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丧失原则的“善意”还有可能养成“没有用的烂忠厚”，而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自闭症。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接受这样一些事实:首先，由于整个文化环境的不健全，由于当代作家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的相对低下，时代的文学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况，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不可能在没有“世界性”的参照语境的情况下，自言自语地进行阐释和评价，因为，歌德和马克思曾经预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早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甚至拒绝“他者”的影响，更不能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自大的国家主义立场。

所以，在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诩和自大，另一方面，要具有放眼世界、虚心向善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妄想确立一套“特殊”的“价值准则”，因为，任何时候，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需要一些“普遍”的“价值准则”，都需要依据世界性的经典尺度和人类性的理想标准。尽管“反本质主义”的时髦理论鼓励人们怀疑并拒绝这样的标准和尺度，但是，这些“价值准则”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须臾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和尺度，就不可能对任何作品的价值进行比较和评价。当然，这些“价值准则”——博兰尼称之为“上层知识”——不是凭空设定的，而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所提供的经验构成的。毋庸讳言，用较高的“价值准则”来衡量，“当代文学”虽然也有成绩，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和值得欣赏的作品，但是，趣味格调和伦理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作家和作品，也很不少。然而，对当代文学的缺憾与问题，研究远远不够深入。某些学者与批评家甚至放弃了分析的态度和质疑的精神，失去了发现问题的热情与揭示残缺的勇气。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很少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对那些“成功作家”的作品，常常给予过高的评价和过多的奖赏。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尽管实在难以咀嚼和下咽，的批评家仍然会不吝赞词，好话说它一箩筐。有的学者甚至对情形复杂的“90年代以来的文学”，也只是一味地赞美，不仅认为它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最好的时期，一个丰收的时期，一个艺术水准最高的时期，一个诞生了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期”，而且还高自标树地说，如此辉煌的“文学时代”，“并不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总之，面对应该冷静质疑和严格批评的作家和作品，的学者和批评家却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扬家和荣誉徽章的颁发者。在这些苍黄反复、二三其德的批评家身上，勃兰兑斯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精神，就更是难得一觌。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勃兰兑斯毫不讳掩地批评缪塞，认为他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充满“玩世不恭”:“这种装腔作势的玩世不恭，和其他装腔作势同样令人产生不快的印象”，不仅如此，“缪塞一开始就有一种装模作样的优越感，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极端怀疑，在政治方面表现出极端冷漠。然而在这种怀疑和冷漠下面，不久就瞥见了一种不是男子汉气概的软弱，久而久之，这种软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在这里，尽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着比缪塞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几个人敢于像勃兰兑斯那样不留情面地质疑。敢于像他那样毫不宽假地批评。

1949-1966属于“十七年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无疑是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规约，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整体上看，则是不够自觉的，缺乏对时代生活的独立观察和自由思考，但是，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作家，以及那些长期“深入生活”的作家，却能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实感，使之弥散着清新湿润的泥土气息，在塑造“中间人物”的时候，尤其能给人一种真切、生动的印象(例如柳青、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说)；有的作品在反思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上，显示出难得的清醒和勇敢，例如《在桥梁工地上》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的作品则在艺术性的追求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例如《百合花》的白描技巧，《红豆》的抒情技巧，都各臻佳境，不同凡响。1966-1976年属于“天下熬然若焦”的“文革”时期，文学直接被当作“斗争”的工具，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和权力的附庸，除了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充满活力的“潜性写作”，除了《艳阳天》在塑造“边缘人物”上偶尔表现出的技巧和能力，其他值得谈论的作品，实在不多——在这个可怕的文学荒芜期，中国文化正遭受着空前绝后的破坏和毁灭。1976-1989的“新时期”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苏气象。诗歌是获得解放的人们表达情绪的最好手段，也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文学样式，而并不朦胧的“朦胧诗”无疑是当代诗歌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因为它不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痛苦和渴望，而且还在对生活的反思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尖锐和深刻；小说创作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作家，产生了许多令人欣喜和振奋的佳作，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到中年》、《人生》、《棋王》、《黑骏马》、《北方的河》、《老井》、《受戒》、《李顺大造屋》、《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鲁鲁》、《三生石》、《芙蓉镇》、《黄河东流去》、《人啊，人》、《活动变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以及《人妖之间》、《随想录》、《走向混沌》和《干校六记》等，这些作品或沉郁而厚重，或尖锐而真实，或精致而优美，给“八十年代”的读者留下了美好而温暖的记忆；这个时期的“先锋文学”，多有模仿，而较少独创，虽然致力于形式上的“实验”，但其成绩，并不很大。1989-1999十年的文学，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新时期”文学的延续，如《白鹿原私人化写作”的转向，显示出从“介入性叙事”向“零度叙事”的下移，过多地表现了转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玩主”习气和“活着就好”的生存哲学，——从写作的超越性和启蒙性等角度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性和影响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当然，这并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随笔、韦君宜的《思痛录》、邵燕祥与何满子等人的杂文、张承志以及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写作的光芒——他们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尤其王小波的随笔更是表现出当代启蒙写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

打工文学”却以令人震撼的尖锐和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艰难境遇，叙述了进入都市的“农民工”的痛苦经验。本来，充满散文气息的文学环境，是不适合伟大的诗歌产生和成长的，但是，老诗人白桦的《从秋瑾到林昭》却横空出世，峣然独立，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闪耀着照亮大地的灿烂光芒。小说创作数量很大，佳作也多，《羊的门》、《沧浪之水》、《农民帝国》、《圣天门口》、《五行山下》、《三重门》、《省委书记》、《国画》、《藏獒》、《水乳大地》、《小姨多鹤》等长篇小说以及《那儿》、《国家机密》、《姑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豆汁记》、《罗坎村》等中篇小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纪实文学的写作是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亮点和收获，《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农民调查》、《夹边沟纪事》、《聂绀弩刑事档案》、《寻找家园》、《寻找黛莉》、以及官方出版社拒绝出版的地下文学《欢乐之河》等一批影响巨大的作品，或揭历史之秘，或诉现实之痛，不仅显示着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活力和实绩，而且昭示着关于文学写作的基本律则——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只有勇敢地直面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疼痛，文学才能产生深入人心的力量，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艾略特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自高度评价的愿望更难克服的。”为了客观地认知和评价时代的文学，固然需要发现“价值”的研究，但更需要克制“自高度评价的愿望”，要慎用少用“最好”、“最高”、“辉煌”、“经典”等标签，更应该致力于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因为，正是这种尖锐的质疑性的批评，才有助于克服文学领域的无视现实、流于幻想的“包法利主义”，才有助于认识自己的局限和残缺，从而最终摆脱幼稚的“不成熟状态”。尽管这样的否定性批评有可能被别人误解，被谥之以“骂”的恶名，但是，批评本来就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艰难事业，又何忧哉，又何惧哉。

评价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文学现象，决不可以使用“一言以蔽之”的断语来论定，比如“最好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或“跌入低谷”等等。因为，对于一个繁复的、复杂的、历经长时段的文化现象，必须采取综合的、解析的、结构性的评断。 60年来的文学，从时间上来说，应该是分时期、分段落的；在艺术品性上，则应该分思想、艺术、风格等等方面的深浅与创新与否；在质地与成就上，还要纳入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与语境中，以至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中来考察。即使仅就“当下”——最近十几年的文学状态来论断评说，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而在总体上、根本上来评价，则是一个整合性的综合坐标，这就是：生活-社会-历史-文化；即考察、剖析文学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与人民生活的联系状态，反映社会的广度、高度与深度，历史背景的蕴涵与文化含量的深浅丰简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规定，也不是什么理论的抽象要求，这是文学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是它产生与存在的自决性，也是文学史汗牛充栋的史实所证实的。因此，评价的方法必须是综合的、分期的、解析的、结构性的。

据此来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可以有这样一些考察与思索的 “线索”：在60年的相对长时期中，出现过两次高峰时期，产生过一次中断与空白期，现今处于复杂混合迷茫求索的阶段。第一次高峰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出现了《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等一批红色经典作品；第二个高峰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即所谓 “新时期文学”，赓续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一大批作品。应该说这两个时期的文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作品与作家与生活的联系，反映社会、历史的广度、高度、深度，文化含量的充沛，精神的积极向上，激情与理想主义，都十分感人。把文学的“三个精魂”——人文关怀、使命感和良知激情，也都发挥到感动人和激励人的程度，从而进入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总体积淀中。但十年浩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片空白。远不只是低谷问题。　至于当代文学的“当下表现”，认为是复杂的，多面的，很难“一言以蔽之”。首先，在作品之多、产量之高、作家数量之多、作品印数之多、题材之广泛等方面，的确是达到了空前的成绩，是最好的时期。——比如仅长篇小说“年产量”就达到1000部以上，实在是空前的了。在进入世界文学格局、参与“文学对话”方面，也有突出的、超过前人的成就。这是可以引为骄傲的。但是，从与生活的联系、反映社会的广度高度深度、历史感的有无与深浅、思想 -文化含量的丰简这些方面来考察，则不能不遗憾地说，处于低谷。因为大多数作家是远离生活、疏离社会、与历史断裂、不追求作品的思想意义与文化含量的。这与国社会的旷古未有、震惊世界的成就和伟大历史进步的现实，是太不相称了，是愧对人民也应自愧的。这不能不使文学边缘化，因为它远离人民群众的生活。而对于当代社会生活中负面的存在，对于“生民疾苦”，作家也很少关注，除了自由派文学即中国自由作家与中国自由文学外，一般很少反映，缺乏热情更无激情。在创作方法上，则出现伪现代派、玩弄叙事技巧而无视思想与文化意蕴。还有严重问题是从创作到出版的商业化、追求市场效应、粗制滥造等。从这些方面来看，当下文学的状态是质量低下、前途堪忧的。谈不到什么最好、高度，更无可骄傲的。

据此，也可窥见“出路何在”。这就是：密切与人民的联系，适应时代的需要，深刻地反映社会，提高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反映伟大的时代，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曾见论者说，文学与时代无关，与时代越疏离就越回到“文学的本真”。危哉斯论。文学的“本真”是什么。就是作为人类活动和实现的基本领域，文学参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劳动创造，以艺术形态反映社会、服务社会，就是它的生活-社会-历史-文化的含量及其优劣，以及它们“进入”艺术的深度及其技巧的高下。中国当代文学，循此前进，庶几可望远大发展。问题恰正是文学疏离了它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