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国伟（英语：Sir Quo-wei Lee，1918年8月5日－2013年8月10日），爵士，大紫荆勋贤，CBE，JP，祖籍广东省开平市赤水镇，于澳门出生，香港资深银行家、前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曾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区第一届选举委员会委员，及历任行政局及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利国伟博士于1946年加入香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前为恒生银号），1959年12月任该行董事，1976年1月任副董事长，1983年至1996年2月任执行董事长，1996年3月至1997年12月任非执行董事长，1998年1月至2004年4月任名誉董事长。

在公职方面，利国伟博士1963年至1982年为香港中文大学司库，1982年至1997年为该大学校董会主席，并于1994年11月30日起被该校委为终身校董，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创校主席，现为该书院之名誉主席及江门市五邑大学名誉校长。

利国伟博士曾先后任香港行政局议员7年，立法局议员10年，银行业务咨询委员会委员14年，教育委员会主席7年，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5年。

利国伟博士历年获香港及海外多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此外，利博士在南华早报及敦豪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主办之1994年香港商业奖中获商业成就奖。利博士于1995～2003年受聘为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并于1997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2006年获香港证券专业学院授予荣誉会员衔。

多年来，利国伟博士对其原籍之开平市地方建设、教育及医疗事务多所资助，对江门市亦捐赠不少。此外，对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市和广州市之其他机构亦分别作出捐献。

利国伟先生是香港著名财政金融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世界经济著名人士，“何梁何利基金”的创始人之一，祖籍广东开平市赤水镇沙洲管理区水井坑村。利国伟夫妇热爱祖国，关怀乡亲，热心支持祖国和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功德所及，惠泽梓里，改革开放以来，利国伟伉俪在江门五邑捐资达2.2亿元港元，其中在开平捐资近1.5亿元人民币，兴建60多所中小学校，医院、文化教育等150多个项目。几十年来，他慈善为怀，为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慷慨解囊捐款赠物。他设有伟伦慈善基金会，分别取他名字中的“伟”字和结发妻子易海伦名字中的“伦”字作为基金会名称。捐办的事业涉及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化、公共设施，乃至赈灾，济贫、恤难等。利国伟为香港利氏家族成员，其祖父为利文奕与利希慎之父利良奕为亲兄弟，即其父利树培与希慎置业的创办人利希慎为堂兄弟。

2013年8月10日，利国伟在香港沙田韦尔斯亲王医院辞世，享年95岁。

1918年(戊午年)8月5日:生于澳门

1946年:加入恒生银行

1959年-1976年:出任恒生银行董事

1976年-1983年:出任恒生银行副董事长

1983年-1996年:出任恒生银行执行董事长

1996年-1997年:出任恒生银行非执行董事长

1998年-2004年:出任恒生银行名誉董事长

1988年-1991年:获选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理事会主席

1994年:联同何添、梁銶琚、何善衡创办“何梁何利基金”

1994年:被聘任为港事顾问历任行政局、立法局议员。

恒生银行12日代表利国伟的家人发出讣告，指利国伟于2013年8月10日在香港沙田韦尔斯亲王医院辞世，享年95岁。

利国伟祖籍广东开平赤水镇，1918年8月5日生于澳门，父母分别名利树培（1892年－1964年）和梁蕙卿。利树培字耀世、号植庭，曾经在港经商，是香港著名鸦片烟商利希慎的堂弟，因此利希慎也是利国伟的堂伯。利希慎之子利铭泽为利国伟的疏堂兄，曾任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而利国伟的另一位疏堂兄利孝和同样是利希慎之子，跟利铭泽一样在港经商，于1967年参与创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利树培家族虽与利希慎家族具血缘关系，但双方交往不多。

利国伟是家中长子，有三弟一姊，分别名利锦桓、利锦光、利锦辉和利婉云。利国伟自幼随家人返回香港生活，少时入读敦梅学校，后升读圣约瑟书院。1937年至1940年，尚未毕业的他加入在港开设分行的国华银行任职见习生，由低做起。他在国华银行刻苦工作，更练得单凭手指便可分辨伪钞的技巧。1941年12月8日，日军随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挥军香港，触发香港保卫战。同月25日，香港失守沦陷，为持续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揭开序幕。香港沦陷期间，利国伟主要在澳门和中国大陆活动，至1945年香港重光，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管治后，他才返港生活。

1946年，利国伟在何添引荐下加入恒生银号，担任会计，又负责处理海外黄金买卖。恒生银号由林炳炎、何善衡、梁植伟和盛春霖四名华商在1933年出资创立于上环永乐街，而何添则在同年加入银号担任要职，从事法定货币和黄金方面的业务。事实上，早在国华银行任职期间，利国伟已经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何添，并得到他的赏识。及至香港沦陷期间，在何添向何善衡等恒生创办人大力举荐下，身在澳门的利国伟虽未正式加入恒生，但已获邀在当地协助处理恒生业务，到战事结束后再正式加入恒生。此外，利国伟的胞弟利锦桓后来也获招揽到何善衡创办的大昌行担任董事，另一胞弟利锦辉则同样在恒生担任要职。

凭借其银行业背景，再加上通晓英语，利国伟加入恒生后甚得何善衡和何添等倚重。恒生最初只属小型的找换店，并不是正式银行，但利国伟加入恒生的时候，正值中国大陆政局动荡和经济紊乱的时期，当时中华民国在二战结束后滥发金圆券，造成货币大幅贬值；恒生即看准时机，大力开拓外币兑换业务，成功使业务乘时急速扩张。1952年，恒生向港府注册成为私人有限公司，由何善衡任董事长、何添任总经理，正式开展商业银行业务。翌年，恒生总行由1945年以来使用的皇后大道中181号自置物业，迁入位于皇后大道中163号的全新总行大厦。

这时期的利国伟在恒生拾级而上，他在1950年升任助理经理、1953年出任副经理、1957年任经理、以及在1964年任副总经理。何善衡每每到欧美考察，均必带同利国伟随行翻译。1960年，恒生银号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并正式易名为恒生银行，利国伟即获委任为该行首批董事之一。除了恒生的工作，利国伟还开始身兼美丽华酒店企业等多家公司的董事职务，并在日后进一步出任希慎兴业副主席，以及新世界发展、邵氏兄弟（香港）、上海实业控股和九巴控股等多家公司的董事。

自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后，恒生步入六十年代初继续稳步发展。1962年，位于德辅道中77号的恒生大厦落成启用，作为恒生全新的总行大厦，该座大厦楼高22层，一度是全香港最高的摩天大厦，标志着恒生在本地华资银行界占一重要席位。可是，紧随着风光繁华而来的，却是恒生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1965年1月，香港发生明德银号挤提倒闭事件，虽然明德银号只属于小规模的华资银行，但事件却造成公众恐慌，引起涟漪效应，使挤提风潮席卷多家华资银行。继明德银号后，另一家华资的广东信托银行在2月出现挤提，最终被接管，而恒生等多家华资银行也首当其冲，相继出现挤提。

局面平复一段短时间后，坊间在1965年4月初再度传出对恒生不利的流言，人心虚怯下，恒生出现大规模的挤提潮。4月5日，恒生在一天内被客户提走8,000万港元存款，占上存款总额的六分之一，银行累积损失2亿港元，陷入破产边缘。4月8日，董事长何善衡迫于无奈下，在紧急董事会会议上决定把恒生卖给自挤提风潮以来便一直给予支持的英资汇丰银行，并指派通晓英语、时任副总经理的利国伟全权负责洽谈。卖盘建议在翌日得到时任财政司郭伯伟（后为爵士）首肯后，利国伟立即与汇丰方面展开谈判，终促成恒生在4月12日作价5,100万港元售出51%股权予汇丰，汇丰随后进一步把控股权增持至62.14%。

恒生卖盘予汇丰的决定，使之避过了结业倒闭的下场，但何善衡等痛失恒生的控股权，使之从此成为汇丰的附属银行，这对何善衡、何添和利国伟等而言，是经营恒生多年以来最悲痛且无可奈何的决定。虽然如此，汇丰入主恒生后，继续保留恒生的华资银行色彩，汇丰主席桑达士（后为爵士）除了只派出四名董事入局外，还让何善衡、何添和利国伟等继续打理恒生，主持大局，造就了汇丰与恒生之间微妙的从属关系。

1967年，利国伟接替何添出任恒生银行总经理，1976年进一步兼任副董事长，以及在1983年接替退休的何善衡兼任恒生执行董事长。他在1987年卸下总经理的职务，但仍继续担任执行董事长到1996年，后再留任非执行董事长到1997年为止。在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任内，利国伟积极拓展银行业务，较重要的举措包括在1969年倡导和向外界推出恒生指数，使该指数从此成为香港股市表现的参考指标以及在1972年促成恒生在股份超额认购近29倍的情况下于香港交易所上市。此外，他又于1981年成功取得在地铁车站开设分行的专营权、在1984年收购永安银行、以及大幅扩充本地的分行网络。1992年，位于德辅道中83号、规模更大的全新总行大厦，也在他的见证下落成启用。随着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恒生在利国伟的主持下还部署重返大陆，1985年率先在深圳开设代表处，后来也相继在广州和上海开立分行。

1997年底，服务恒生满51年、年近80岁的利国伟卸任董事长一职，由艾尔敦接任，正式退下火线，但仍留任董事，并旋于1998年初获委任为名誉董事长。2004年，利国伟正式退出董事局及辞任名誉董事长，但有见他多年来对恒生发展影响深远，因此再获委任为名誉资深顾问，足见与恒生银行关系匪浅。除恒生以外，利国伟也曾在1978年至1984年兼任汇丰银行非执行董事、1984年至1992年改任汇丰银行董事局顾问、和在1991年至1997年任汇丰控股董事局顾问。

早在六十年代初，在银行界崭露头角的利国伟已开始受到香港政府注意，委以公职，当中包括租务法庭委员、民航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彩票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主席、旅游业协会董事、以及公务员薪俸委员会委员等，并曾多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外访。1968年7月，利国伟获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任内关注金融和经济事务，而且顺应当时“中文运动”的兴起，在1970年率先在局内提出中文应该和英文一样成为香港的法定语文。除此之外，他在局内供职期间又担任过香港心脏基金会主席、香港肾脏基金会主席和亚洲防盲基金会副主席等多个与医疗健康事务相关的公职。曾经多次暂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的利国伟，在1976年进一步获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正式任命入行政局，惟到1978年8月，利国伟以健康理由辞任两局议员职务。

1983年8月，利国伟获港督尤德爵士邀请第二度返回行政局担任非官守议员，是少有两度加入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他的第二段任期正值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面对谈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香港人信心受到动摇，引发信心危机。1983年9月，港元兑美元汇率急跌，引发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现抢购白米等日用品的情况。在得到利国伟协助下，时任财政司彭励治爵士迅速采取行动，在同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跟美元挂勾，从而稳住港元币值。

另外，利国伟还与时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爵士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莲如（后为女男爵）一同被中方视作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斡旋的对象之一。在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教授穿针引线下，利国伟随钟士元和邓莲如两人自1983年8月起定期密会中方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就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及探讨三人访问北京的可行性，而密谈内容均由钟士元负责向港督尤德汇报。连串的密谈，促成三人后来在1984年6月底应邀访京，反映港人意见。期间，他们首先会晤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鲁平，随后于6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拜会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李钟英和鲁平。

然而，利国伟一行三人的访京之旅并不顺利，首先，中方最初反对三人以两局非官守议员名义访京，几经交涉，三人最后只好单方面宣布以个人名义访京；其次，邓小平一接见三人的时候，若有所指地对他们以个人身份访京表示欢迎，但钟士元随即强调他们是以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身份访京，言词间双方显得针锋相对；其三，三人向邓小平表达港人对香港前途感受到的忧虑后，于6月25日返港召开记者会。会上，三人表示邓小平在会晤中不相信他们真正反映香港人的意见，也不相信香港出现信心危机，有关言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中方除了反驳钟士元等的说法，澄清邓小平没有说过不相信香港人有信心危机的言论外，还斥责钟士元等是“孤臣孽子”。两局与中方一度就事件争持不下，双方最后在报章同时发表各自记录的会谈内容，由公众自行判断。

步入中英谈判尾声，利国伟在1984年11月30日随两局议员代表团前赴英国，首先拜会外交大臣贺维爵士，然后于12月5日会见首相撒切尔夫人，设法敦促英方与中方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协议时，务必保障港人利益。12月5日和12月10日，两局议员代表团还先后出席国会下议院和上议院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辩论，以了解上下两院的立场，然后才启程回港。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遂成定局。可是《中英联合声明》当时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从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6%受访者对《联合声明》感到放心，76%受访者持保留态度，另有三成受访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对中英协议抱有怀疑。

虽然曾经遭中方斥责，但利国伟在香港步入主权移交前的过渡期当中，始终与中方维持良好关系。1994年5月，他获中方委任为第三批港事顾问之一；到1996年11月，他进一步获委任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代表“工商及金融界”，成为400名推选委员的其中之一。尽管缺乏广泛代表性，但推选委员会仍旧在同年12月选出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并选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香港150多年的英国殖民地管治谢幕。

1988年再一次退出行政局后，利国伟继续参与社会公职，并把焦点投放到他本身专长的金融事务。1987年10月，香港爆发股灾，期间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停市四日，引起广泛争议。事后，港督卫奕信爵士（后为勋爵）委任英国金融业专家戴维森（Ian Hay Davison）来港研究改革证券业，随后发表的《戴维森报告书》除了促成港府于1989年设立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外，还提出对联交所作出大幅改革。

在这个背景下，利国伟在1988年10月至1991年12月受任空降接掌联交所主席一职，着手应港府指示改革联交所。当时，本地证券行大多以“T+1”作为交收日数，与海外证券行的“T+3”不同；因此，为联交所订定一个中外经纪都接受的交收日数安排，成为他上任后的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有见及此，他曾经多番前往英国与当地业界展开谈判和游说，最终成功争取联交所无需跟随国际做法，以中间落墨的形式采用“T+2”作为交收日数。此外，利国伟在改革联交所架构的过程中，又确立了联交所在处理新股上市申请方面的监管权和审批权，经过与时任证监会主席区伟贤（Robert Owen）的多番交涉，利国伟最终还成功为联交所争取从证监会取得上市申请的最终否决权。

1993年4月，港府设立金融管理局，负责强化监管香港日益成熟的金融市场。在金融界具相当声望的利国伟旋获委任为金融管理局辖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其中一名委员，就港府外汇基金资产方面的管理提供意见，对金融管理局的初年运作提供支持。利国伟在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供职两年有多，到1995年9月才告退任。另外，由1991年到1997年间，利国伟曾任香港银行学会会长，并在1992年至1997年应末任港督彭定康（后为勋爵）的邀请，担任总督商务委员会成员。

为表彰他在担任众多公职方面的表现，利国伟除了早于1964年11月20日获港府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外，还屡获英廷授勋，当中包括在1969年获授OBE勋衔、1977年获授CBE勋衔、以及在1988年获勋爵士勋衔。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翌日，他更成为首批获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的人士之一，以肯定他在推动香港主权移交方面的表现。

高等教育发展

在本身的金融和银行事务以外，利国伟多年来还特别关注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凭借其恒生银行背景，他早于1963年获港府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首任司库兼财务委员会主席，为当时一切都尚待规划的中文大学管理财政和制订财务政策，对中文大学的初年发展起重要影响。此外，他还兼任过中文大学的校址筹建委员会委员、大学联合薪俸委员会委员和大学合办电脑计算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负责跟进沙田马料水校址的发展计划、处理富争议性的大学教职员薪酬改革、以及主导大学合办电脑计算中心的工作等。利国伟在任大学司库近20年之久，到1982年10月获港府任命接替简悦强爵士出任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兼荣誉学位委员会委员。他在校董会主席任内经历马临教授、高锟教授和李国章教授三任校长，见证中文大学的急速扩展，到1997年10月才告卸任。

在利国伟的推动下，中文大学与恒生银行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大学校园内的多项设施均与恒生银行及其元老有关，当中包括何添楼、何善衡工程学大楼和2006年草创的中文大学新成员善衡书院等。利国伟自己为中文大学捐建的设施，也包括以父亲命名的崇基学院学生宿舍利树培堂、善衡书院内的学生宿舍利国伟堂、以及利国伟法律图书馆等。1994年11月，利国伟还进一步获委任为中文大学终身校董，以表扬他自大学创校以来不断给予的支持和担任各项要职方面的表现。

除了中文大学的工作，利国伟还自1970年起长年担任香港大学校董、1972年出任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身）创校校董及首任司库、1987年出任以推广教育和研究为宗旨的尤德爵士纪念基金信托委员会首任主席、以及在1992年为新成立的尤德学者协会担任名誉顾问。此外，利国伟在1976年获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接替胡百全出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任内就港府于1978年落实九年免费教育提供意见，并曾协助港府处理在同一年发生的金禧事件。事件中，利国伟支持教育司署对被指内部管理混乱的天主教金禧中学采取“封校”的决定，但认为署方不应解雇揭露校方管理问题和率领学生罢课抗争的16名老师。

教统会主席

1981年4月，港府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建议，宣布成立一个以英国文化协会前会长吕卫伦爵士为首的四人国际顾问团，负责全盘检讨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年时间当中，国际顾问团详细审视香港的教育情况，并两度访问香港会见各界人士和实地视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而身兼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利国伟，则兼任国际顾问团的特别顾问。1982年11月，国际顾问团正式发表《吕卫伦报告书》，对香港的整体教育政策、考试制度、高等教育、中小学、幼稚园、持续教育、特殊教育、教师组织和人力需求等各方面均作出分析和提出意见。其中，报告的最直接影响，是促使港府按报告书的建议，在1984年2月设立教育统筹委员会，作为原有教育委员会之上政府最重要的教育咨询组织，就整体教育政策的发展向政府提出实质建议。

本身在1983年卸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利国伟，旋于1984年4月获港府委任为教统会首任主席。在教统会主席任内，他先后在1984年10月、1986年8月和1988年6月发表教统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报告书，内容参考了《吕卫伦报告书》的建议，除了提出研究推动母语教学，又促成香港公开进修学院（香港公开大学前身）在1989年成立。不过，利国伟在教统会任内最大的争议，要算他在《教统会第三号报告书》中支持港府提出香港中文大学“四改三”的建议。

有关“四改三”的争议，由来已久。中文大学自1963年创校以来，一直采用“四年制”学制，与香港大学的“三年制”不同。早于1977年，港府已首度建议中文大学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认为此举可以扩充大学学额，以及简化及统一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收生政策。然而，“四改三”方案在当时遭到中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迫使港府在翌年承诺搁置计划。

可是，中文大学“四改三”的争论踏入八十年代始终挥之不去。到1988年6月，利国伟发表《第三号报告书》，支持港府的“四改三”方案后，港府对中文大学落实“四改三”的态度显得更为坚决。鉴于利国伟同时身兼教统会主席和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因此角色显得相当尴尬，有舆论更批评他未有捍卫中文大学的核心价值。面对舆论压力，他解释落实“四改三”不单是出于财政原因，另一原因是港大与中大学制不同，而中大又实施“暂取生制度”，把好的中六学生优先取录，对只招收中七毕业生的港大不公。不过，他也坦言“建议有政治、财政、社会、教育理由”，暗示报告书受到港府的压力而支持“四改三”。

虽然利国伟尝试游说中大师生接受“四改三”，但建议依旧引起师生的强烈反响。就在《第三号报告书》发表后不久，约3,000名中大师生在1988年6月26日于校园本部的邵逸夫堂举行大会，反对《第三号报告书》，并要求港府撤回“四改三”方案；同年10月，约千名中大师生又趁立法局辩论报告书，前往中环遮打花园集会请愿；到12月2日，中大师生还在首学期最后一个上课日发起罢课，在校园本部的林荫大道举行露天的反对“四改三”大会，以示坚决反对大学学制更迭。该次集会逾4,000人参加，更是中文大学创校以来最多人参与的集会。

面对中文大学师生的强烈反对，港府始终不为所动。1989年1月，行政局正式接纳《第三号报告书》的建议，意味中文大学“四改三”势在必行。经过一番纠缠，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以停止拨款为要胁，迫使中文大学就范，中大校方结果只好在同年接受把大学学制由“四年制”缩减为“三年制”的安排，而在利国伟争取下，港府又同意延至1990年才正式落实“四改三”。中文大学“四改三”尘埃落定后，利国伟终告在1989年12月卸任教统会主席一职，由范徐丽泰接任，但讽刺的是，“四改三”争议没有因为中文大学改制而止息。在改制后多年，中文大学师生一直有声音要求“三改四”，争取重新引入“四年制”学制。经过多年发展，特区政府在2009年实施“新高中学制”后，包括中文大学在内的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学终在2012年由“三年制”学制统一改为“四年制”学制。

兴学与推动学术

另一方面，利国伟不单参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还着手兴办学校，他在七十年代响应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的号召，与其他恒生元老促成恒生商学书院在1980年创校，以培育工商管理专才为目标，而位于沙田小沥源的校址，更是由利国伟向港府争取得来。利国伟在书院创校后旋获委任为创校校监兼校董会副主席，多年以后，书院于2010年起由恒生管理学院取代。

此外，利国伟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支持联合世界书院运动，捐款资助香港学生入读海外的联合世界书院。踏入八十年代，他与殷商李宝椿后人李兆增于1987年至1988年进一步倡议联合世界书院在香港建校，几经斡旋，终获得港府批出马鞍山西沙路一处土地作为校址，促成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在1992年创校。利国伟一直关注任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的发展，并自1992年起担任首任校董会主席，至2000年卸任，同年改任校董会名誉主席。

1990年，本身喜爱收藏古玩的利国伟还促成美国的亚洲协会在香港设立中心，是该会首个设于美国国土以外的分会，以促进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为宗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设立后，利国伟即任中心首任主席，为中心的早年运作奠定基础，至1994年才由殷商陈启宗接任。利国伟此后继续关注和支持中心的发展，中心在2012年迁入属于历史建筑的金钟正义道前域多利军营军火库作为新会址后，除了邀请他到新会址参观，又特别把会址其中一个展厅命名为利国伟厅，以酬谢他多年来对中心的支持和影响。

尽管未曾接受过大学教育，利国伟凭借他在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表现，以及在金融和政商界方面的深重地位，使他先后获得多家本地和海外高等院校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曾向他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的本地高等院校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前身）、香港理工学院、香港浸会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前身）、以及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等。

晚年的利国伟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他除了与妻子利易海伦共同成立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伟伦基金会，并自任主席外；还于1994年与恒生银行元老何善衡、梁𨱇琚和何添共同成立以四人姓氏命名的何梁何利基金，两个基金都以推动香港、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学术发展为宗旨。他历年来又对家乡五邑捐款达2.2亿港元，当中祖居地开平占上近1.5亿元人民币。

2002年2月，利国伟因中风被送入玛丽医院，一度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后来虽然出院，但身体健康却是每况愈下，出入都要依赖轮椅代步。尽管如此，他仍旧偶尔在家人陪同下出席公开场合，其后还于2007年立法会补选期间，与妻子联名向曾任政务司司长的泛民主派候选人陈方安生捐出25万港元助选。2012年，利国伟应邀到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新会址参观，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开场合。

2013年8月10日，中风多年的利国伟在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以95岁高龄病逝，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前任总裁任志刚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岗爵士等均发声明致哀，而恒生银行更由8月13日起一连三日全线下半旗哀悼。利国伟身后，遗属于8月21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到场致悼的知名人士包括前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长和系主席李嘉诚爵士、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爵士、前布政司钟逸杰爵士、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行政局召集人王䓪鸣女爵士、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以及多名现任和前任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高层等各界人士，合共约1,400人出席。曾为何梁何利基金主持颁奖礼的前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虽然未有亲身出席，但也有致送花圈。

利国伟的灵柩在2013年8月22日出殡，同日恒生银行、港交所及希慎兴业三家企业再一次下半旗致哀。出殡仪式首先由前香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杨铁梁爵士宣读其生平事略，随后再由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已届95岁高龄的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钟士元爵士、汇丰控股前主席浦伟士爵士、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杨铁梁爵士、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罗保爵士、港交所主席周松岗爵士、恒生银行副董事长李慧敏、已故恒生银行前董事长何善衡之子何子梁医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10人扶灵。10人之中有五人与利国伟一样都拥有爵士头衔，拥有大紫荆勋章的也有五人。悼念仪式过后，利国伟的遗体旋于同日移奉往哥连臣角火葬场火化，家属筹得帛金则拨捐香港复康会利国伟日间复康护理中心。

利国伟虽然出身大家族，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从“红裤子”出身，由低做起，结果得到恒生银行高层何善衡和何添等赏识，从此拾级而上，并屡屡获委以重任。在多年的银行和公职生涯中，他面对过多场危机，但均由他一一化解，当中包括在1965年临危受命，成功与汇丰银行达成收购恒生银行的协议，使恒生银行避过结业倒闭的命运；1983年香港前途谈判期间，港元币值急跌，财政司彭励治爵士在他的协助下得以在短时间内宣布推出联系汇率制度稳住民心；翌年，他又先后奔走北京和英国，向两国领导人表达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立场；1988年，他获指派空降被指千疮百孔的香港联合交易所，对联交所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同一年，尽管同时身兼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和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两个被指互有冲突的公职，但他设法平衡各方利益，成功在一片争议声中落实港府提出中文大学“四改三”的方案。

利国伟本身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或出国留学，只有中学学历的他算不上是高学历人士。不过，凭借个人成就，他不单历任恒生银行董事长、行政立法两局议员、联交所主席和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而且还担任过中文大学校董会主席、港府教育委员会主席、教统会主席和香港大学校董等与教育相关的公职，负责统筹香港的高等教育规划，在香港受殖民统治时代的政商界和教育界均享有深重的地位。也正正是这个原因，他先后获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等多家海内外专上院校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以资肯定；他与简悦强爵士、钟士元爵士和张奥伟爵士等人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少有获英廷册封爵士的华人，作为对他多年来在公职方面表现的嘉许。

名成利就的利国伟也时刻不忘何善衡和何添等的提携，并常以何善衡的教导“话到口中留半句，理从是处让三分”为座右铭之一，强调“虽然认为自己是对的，亦切勿强将意见加于别人”。晚年的利国伟还与恒生元老组成何梁何利基金，再加上自己的伟伦基金会，致力行善，香港和海外多家教育机构，均曾得到有关基金会的捐助。利国伟身后得到舆论的普遍赞扬，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他“贡献良多”；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认为他“不但对香港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影响深远，贡献良多，在推动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也不遗余力，恩泽社群”；在教育统筹司任内曾与利国伟共事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则赞扬他是“港人典范”，且“当之无愧”。

利国伟在1947年娶易海伦（Helen Hoi-lun Yick）为妻，两人育有两子两女，分别名利永立、利永志、利剑虹和利宛虹。利永立和利永志分别在1971年和1973年毕业于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惟利永立于1988年因心脏病逝世。为纪念亡儿，利国伟夫妇在1989年向圣安德鲁斯大学捐款，为他曾入读的计算机科学院设立利永立电脑实验室（Philip Lee Computing Lab），两人后来更亲身前赴校园出席实验室的开幕仪式。

利国伟的兴趣包括收集古玩、研究中国哲学和书法，他生前也是香港赛马会名誉遴选会员，曾经拥有马匹“长春树”、“苹果树”、“金苹果”和“大苹果”等。另外，利国伟的其中一名外甥陆观豪同样曾在恒生银行担任要职，他在1994年至2004年担任该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并曾于1991年至1995年担任立法局委任议员。

工商管理学博士

文学博士

博士学位

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