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侣供奉佛像、舍利（佛骨），进行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处所，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阿兰若；阿伽蓝；宝坊；宝刹；宝地；贝叶宫；禅林；禅寺；禅院；禅刹；刹寺；丛林；道场；法窟；梵宫；梵家；梵居；梵林；梵刹；梵城；梵宇；方广；凤刹；佛扃；佛龛；佛庐；佛舍；佛土；佛刹；佛庵；福界；浮屠祠；绀殿；古刹；鹤林；鹤树；鹤苑；鹄苑；花宫；花界；化城；鸡林；伽蓝；金刹；金地；精舍；鹫岭；鹫堞；龛庙；柰园；兰若；雷室；莲宫；连宇；莲宇；练若；灵刹；灵基；灵院；龙宫；青莲宫；青莲宇；仁祠；祇树；清凉居；僧刹；僧居；僧院；僧寺；僧庐；僧宇；僧庵；僧蓝；僧伽蓝；山门；上方；神庙；寺庵；寺庙；寺刹；寺宇；寺院；塔庙；檀林；霞刹；仙陀；香刹；香界；像阁；香林；相蓝；萧寺；银地；银庭；雨花社；玉刹；招提、珠林；等名；或源于梵文音译、意译，或为假借、隐喻，或为某种类型的专称、别名，到明清时期通称寺庙。

佛教僧侣供奉佛像、舍利（佛骨），进行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处所。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浮屠祠、招提、兰若、伽蓝、精舍、道场、禅林、神庙、塔庙、寺、庙等名；或源于梵文音译、意译，或为假借、隐喻，或为某种类型的专称、别名，到明清时期通称寺、庙。“寺”原是古代官署名称，东汉明帝时，天竺僧摄摩腾等携带佛教经像来洛阳，最初住在接待外宾的官署──鸿胪寺，后将此寺改建，称白马寺，后世相沿以“寺”为佛教建筑的通称。佛教在中国流行近2000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宗派的佛寺在建筑上存在着差异，但大体都是以佛殿或佛塔（见塔）为主体，辅以讲堂、经藏、僧舍、斋堂、库厨等建筑，布局上沿袭中国传统的庭院形式。佛寺的宗教活动具有群众性，因而戏场、集市等相伴出现。建在山林的佛寺则多与风景名胜相结合(见寺庙园林)。中国佛寺虽是宗教建筑，却和世俗生活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建筑性质。

佛教的寺庙又叫庙、兰若、宝刹，如年代久远又著名又可称为古刹或名刹。它起源于天竺，有“阿兰若”(Aranyaka或Aranya)和“僧伽蓝”(Sangharama)两种类型。“阿兰若”，原指树林、寂静处，即在远郊的空闲处建造的小屋，为僧人清净修道的场所，后泛指佛寺。“僧伽蓝”，是僧众共住的园林，又分为“支提”(Chaitya)和“精舍”(Vihara)两种。“支提”一般依山开凿，多在洞窟里，有舍利塔或殿。如王舍旧城的“灵山”七叶窟、毕钵罗窟、提婆达多石室等，传说佛陀曾长年居此修行说法。“精舍”原为讲道场，后为僧众住所，中有殿堂，四周绕置僧房，多建在平地。早期佛教最著名的有两处大精舍：一为佛陀在王舍城(Rajagr-ha)传教时，有长者迦兰陀(Kalanda)以大竹园奉佛，称“迦兰陀竹园”(Kalanda-venuana)；一为佛陀在舍卫城(Sravasti)说法时，有富商给孤独长者(Anathapindika)以金铺地的价格购得波斯匿王太子祇陀(Jeta)在城南的一处花园，作为佛陀说法、驻锡的场所。祇陀太子深受感动，遂将园中林木奉献与佛，故称“祇树给孤独园”(Jetavana　Vihara)。在中国，“寺”最初并不指佛教建筑。秦代以来通常称官舍为“寺”。

《左传》中就有个名叫勃鞮的寺人披官员见晋文公的故事。汉代把供西域来的高僧居住地成为“寺”，从此，“寺”便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通称。此外，还有“庵”，那是女性佛教徒——尼姑居住和礼佛之处。有的文士也喜欢将自己读书或静养之处称为“庵”，并自称“庵主”。在蒙古语中称“寺”为“召”，所以蒙、藏等地的佛寺又称“召”，如“大召寺”、“小昭寺”、“五当召寺”等。另外，因为是达赖是神王，集神权和政权于一身，所以他驻跸是寺庙又称“布达拉宫”。汉族帝王也有将称之为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等。佛教由于源远流长，也是宗派林立。不同教派对佛寺也也有不同称呼：禅宗称禅院或禅寺，天台、华严诸宗称教院，律宗称律院。从功能上还有讲寺（从事经论研究之寺院）、教寺（从事世俗教化之寺院）之别。

东汉至东晋（约1～4 世纪） 此时佛教被看作类似黄老之学。史载汉桓帝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浮屠”为梵语Buddha的音译，也译作“佛”。佛教刚传入时其建筑曾借用中国传统的“祠”的名称，后又称为“佛图”或“浮图”。据《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东汉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说明最初的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用堂、阁围成方形庭院。属于这时期的佛寺遗址尚未发现，但可从《洛阳伽蓝记》记述的北魏洛阳永宁寺推知大概。此期佛寺数量不多，西晋首都洛阳周围也只有40多所。

南北朝至五代（约4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 这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信仰，许多僧徒成为权势者，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越前代。南北朝时，佛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期旧型的延续，以北魏洛阳永宁寺为代表；云冈石窟第六窟为方型窟室，中心立塔柱，四壁环绕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可资佐证。另一种是宫室第宅型。北魏中晚期通过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的宫室、第宅改建佛寺，以原前厅为佛殿, 后堂为讲堂,廊庑环绕,有的还附有花园, 形成与前期迥然不同的风格，成为以后佛寺建筑格局的主流。《洛阳伽蓝记》记载的约50座重要佛寺中，以塔为中心的浮屠祠型约占四分之一，前厅后堂的宫室第宅型约占三分之一。隋唐时期已很少有以塔为中心的佛寺了。从初唐律宗创立者道宣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所绘理想的律宗寺院，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所绘佛寺和有关文献的描述，可知唐代佛寺是继承北魏宫室第宅型佛寺发展而定型的。

由来

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随之而出现。公元第一世纪东汉明帝时，西域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应请来到洛阳，最初是住在中国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官署“鸿胪寺”。

后来为供养这俩位高僧安置佛像经典和长期居住，就另给建造了一所住处，同时用他们驮运经卷的白马为新居“寺”命名为“白马寺”。

这就是我国最早开始建立的第一座佛寺。从此原做为官署名称的“寺”也就成为中国佛教寺宇的专称，而在“寺”前加以庙名，成为惯例。

构造

佛寺最初是按照朝廷官署的布局建造的，也还有原来是贵族和富人将自己现成的住宅施舍为寺的，因此，许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有许多院落的住宅。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其构造基本上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作为佛寺的布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屋脊六兽、筒瓦红墙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是佛寺。

佛寺内有许多院落，其中房舍称“堂”或者称“寮”。自宋崇宁二年（一一0三年）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为殿。

体现

随着佛教流传日益深入民间，佛教的寺庙建筑和佛菩萨像的塑造也就在我国各地普遍的建造起来，寺庙建筑和工艺也就更加发达。我国中古时期劳动祖先所留下来的珍贵的艺术结晶和伟大的文化遗产差不多都是经过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而得以保存的，乃至佛像藏内都有，例如，我国最早的木构建筑，山西的南禅寺和举世驰名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佛窟，这些都是无数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对我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完美的建筑艺术和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底蕴、教化内涵、更是广大精深不可思议。

寺庙雄伟巍峨的殿阁建筑及妙相庄严的佛菩萨像是“住持三宝”佛、法、僧的形式体现，是僧伽和合共住焚修和弘法利生的道场。自他二利、是佛弟子们的恭敬福田，使到过寺院的人们善因深入八识田中，增长趋向觉道的善根，同登华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

中国佛寺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精舍”式寺庙。下面着重介绍的此布局、结构和功能。

中国初期的“精舍”式佛寺，初期受印度影响，以塔为中心，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舍利、佛像。晋、唐以后，殿堂逐渐成为主要建筑，佛塔移于寺外或另建塔院。形成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佛寺结构。主要有三部分构成：寺庙建筑、佛塔和园林。

大雄宝殿为寺庙中心主体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殿或藏经楼、方丈室等。禅宗有“伽蓝七堂”之说，“七堂”一般是指：塔（安置佛舍利）、金堂（又称佛殿，安置本尊佛。与塔共为伽蓝之中心建筑）、讲堂（讲经之厅堂）、钟楼（俗称钟撞堂，为悬挂洪钟之所在）、藏经楼（一作经堂，为藏经图书馆）、僧房（又作僧坊，即僧众宿舍。分布于讲堂东西北三面，即三面僧房）和食堂（又称斋堂）。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山门

佛寺的大门，一般是三门并立，中间是大门，两旁各有一小门，象征佛教的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三解脱门”。“山门”两旁常立两位金刚，为鬼神力士形状，职能是充当门卫。印度的金刚力士只有一位，叫密迹金刚。传说佛的五百侍从中，最重要的就是卫队长密迹金刚。他原来是法意王太子，皈依佛教后担当把守寺院大门重任。因为一个力士不符合中国的对称美，所以传入中原后又增加一位力士，一左一右守在山门两侧。

钟楼和鼓楼

进山门之后，有钟、鼓二楼相对。左为钟楼，右为鼓楼。一般早晨先敲钟，以鼓相应；傍晚则先击鼓，以钟相应。汉式寺庙中，专以大钟闻名。如北京的觉生寺，专门铸造一口大钟，日夜定时敲击，得名“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反不彰显。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描绘苏州城外寒山寺的钟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结果寺以诗传，以致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游客都专门来寒山寺听夜半钟声。

天王殿和大雄宝殿

天王殿：较大的佛寺都有天王殿。进山门之后，两旁的钟楼、鼓楼和中间的天王殿构成寺庙的第一重院落。天王殿正中为袒胸露腹的大肚弥勒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既定接班人。北京潭柘寺此佛左右有幅对联写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大概也道破接班人所具备的条件。有人认为，该佛造型取自唐末五代浙江奉化的布袋和尚。此人名叫契比，号“长汀子”身体矮胖，肚子奇大，经常用竹杖挑一布袋，满面笑容四处化缘。此人能预知阴晴，言人祸福，十分应验，因而名噪一时。弥勒佛的两侧有四大天王护卫，左右各二。据佛教传说：世上最高山须弥山的山腰有座犍陀罗山。此山有四山峰，四天王及其眷属分住其上，任务是“各护一天下”，分别掌管东胜身、南赡部、西牛货、北俱卢四大部洲的山川、河流、森林和地方所以又称为“护世四天王”。他们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穿甲戴胄，左手把刀，右手执矟拄地，也有手执弓矢的；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穿甲胄，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穿甲胄，左手执矟，右手把赤索也有仅一手持宝剑的；北方多闻天王在四天王中最为突出。他是古代印度教中的天神俱毘罗(Kubera)，别名施财天(Dhanada，意思是“财富的赠予者”)他是北方的守护神，又是财富之神，相当于中国的财神爷。以上所说，都是这几位天王在中国早期特别是唐代佛教画像中的典型形象。宋元以后，特别在明清两代，中国汉族地区佛教进一步汉化，四大天王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风调雨顺”的化身。其中增长天王魔礼青掌青光宝剑一口——职“风”；广目天王魔礼红掌碧玉琵琶一面——职“调”； 多闻天王魔礼海掌混元珠伞一把——职“雨”； 持国天王魔礼寿掌紫金龙花狐貂——职“顺”。

弥勒佛身后大屏风背面为神将韦驮。韦驮又叫韦琨、韦驮天、韦驮菩萨，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将之首，是佛教护法神。韦驮背对弥勒佛，面向大雄宝殿，降魔伏鬼，保护佛法。该像为立像两足平立，十指合掌，杵的位置则很有讲究：如果韦陀杵扛在肩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大的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三天；如果韦陀杵平端在手中，表示这个寺庙是中等规模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一天；如果韦陀杵拄在地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小寺庙，不能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

大雄宝殿：寺庙中心主体建筑。“大雄”为佛的德号，称颂佛如同大力士，一切无畏。一般殿堂为三开间，大雄宝殿则为九五开间，象征如同帝王的“九五之尊”。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有一、三、五、七尊不同。通常是三尊，称“三世佛”，中间为释迦牟尼，为现世佛；左边为释迦牟尼的老师燃灯佛，亦称过去佛；右边为弥勒佛，释迦牟尼弟子，亦是法嗣。有“横三世”与“竖三世”之分。所谓“竖三世”即是上述的三座佛，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所谓“横三世”是按空间、地域划分势力范围：中间为婆娑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左侧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右侧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供五尊佛的通称东西南北中五方佛，供七尊佛的是包括释迦牟尼之前的六佛。殿内两侧多塑十八罗汉或二十诸天。此外，寺中常供奉的还有菩萨。菩萨中，属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最为著名。中国的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则分别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也是中国特色！殿堂内的陈设也业已中国化，如殿外的照壁、牌坊、石狮、经幢、香炉、宝鼎、云板、台座、石灯、祭台、幡杆（藏传有风马旗）等；殿内的欢门、经幡、长明灯、供养台、供具、钟鼓、木鱼、磬、烛檠、蒲团等。

规模较大的佛寺在大雄宝殿两旁还有东西配殿。东为伽蓝殿，供像三尊：波斯匿王(中)、柢陀太子(左)、给孤独长者(右)，两侧常供十八伽蓝神守护寺院；西为祖师殿，专祀该宗奠基与功绩卓著的祖师。

四堂和四台

四堂：指法堂、照堂、经堂与讲堂。一些大型丛林都会有法堂和照堂，置于大雄宝殿之后。法堂为禅门演说佛法的地方，如《华严经》卷五云：“世尊凝睟处法堂，炳然照曜宫殿中。”说明佛陀在世时，为了给众生演说佛法，建立法堂，专门用以传播佛教。法堂中央为法座，供高僧讲经说法。此处也是众僧坐禅之所。法堂内佛像已不是主体，不少佛寺不设讲堂，一般就在大雄宝殿诵读经书或举行佛教仪式。

照堂在法堂之后，两堂实际上为一座建筑物的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为法堂，后者为照堂。《百丈清规》云：“若住持事繁，不遑上堂，则立僧首座令挂牌，代住持入室普说，皆于是处，故堂内架法座矣。此屋连僧堂邃闇，故高其制，而取敝明，因名照堂”。意思是说：寺庙的“主持”如果事情多，就由级别次一等的首座主持说法，因此不在僧堂（法堂）而在照堂进行，因此设法座。此地在僧堂之后，光线不太好，因此取名“照堂”，希望阳光（佛光）普照之意。这里也是寺庙管理人员如首座向僧人发布消息、处理事务之所。

讲堂、经堂亦位于大雄宝殿之后。讲堂也是讲说佛经的地方。中小型寺院没有法堂，就以讲堂代替法堂。如果有法堂，那么讲堂就置于法堂两侧的厢房内，或者安排在佛殿和法堂之间两跨院之中。寺院是演说佛经、念经、皈依力戒之所。

经堂为藏经之堂和僧众念经之所。它与藏经楼不同。藏经楼是寺院图书馆，用以储藏寺院内一切图书。藏经楼则专门储藏佛教经典，《华严经》曰：“自归于法，愿与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汉式“经堂”与藏式的“大经堂”也有所不同。喇嘛庙里大经堂类似汉式的“法堂”，是高僧说法之所。置于寺内主要位置，开间九到十间，高敞，宏大，可容纳2000多人听讲。

四台：指乐台、拜台、高台、戒台四大台。皆为高台。四台名称不同，功能亦有重合。一般寺院只会建其中一种，而兼其它几种功能。

戒台：一般称戒坛，古印度叫“曼陀罗”，中文译为“坛”。坛建在寺院内地势较高处，台子也较高，为僧众受戒之所。《资持记》云：“法毁尊持。常地莫行。如持秘咒，必结坛场”。古印度的坛场，常在寺院外面东南方建坛场，袛园精舍就是这样布局的。汉式寺院的坛场则建在寺院内空旷之处。南朝齐永明年间，三吴初作戒坛，这是中国有史记载的戒坛之始。唐朝道宣和尚作《戒坛图经》一卷，这是关于戒坛建筑与功能的最早记录。凡是禅宗律宗寺院，皆在戒台前立一石碑，上书“禁荤酒入山门”，称“戒坛石”。

乐台与拜台：乐台俗称“月台”，有的送佛教派又称“拜台”，是寺中在佛前举行宗教仪式时，用来演奏佛教音乐的地方。一般建在大雄宝殿之前，其高度与大雄宝殿的须弥座相平。开间一般是三到五间，形状为方形。正面设一台阶。古刹的东西两侧还有两部台阶。

高台：在寺院独立处建台，该一般在丈二。台上建合院房舍或一组殿宇，是寺内极其尊贵处。主要用来供奉寺内主要佛像，如银川海宝寺，洛阳白马寺。唐玄奘曾在白马寺高台内翻译由印度带来的佛经。

罗汉堂和禅房

罗汉堂：罗汉是释迦摩尼的弟子，男性僧人。又名阿罗汉，意译为“杀贼”、“不生”等，为明智应礼之人。佛教有的寺院设有罗汉堂，有的还单独建有罗汉院。

寺院供奉的罗汉有多种：最常见的有十八罗汉、十六罗汉和五百罗汉。唯有大型寺院方建，也往往是该寺最有华彩之处，如苏州的西园寺，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四川成都的宝光寺，上海的龙华寺，武汉的归元寺，昆明的筇竹寺等。

禅房：又称禅屋、禅居、禅堂。禅宗寺院以“禅那”为宗旨。“禅那”意谓“思维”或“静思”，也就是需要安静地思考问题，这就需要静居之处，这就产生了禅房。禅房一般在寺院的后部或方丈室附近，修禅人居住之所。

监院和方丈院

监院、方丈院：监院是寺院的总管，地位仅次于方丈。早期的寺院两者的区别在于：方丈是德高望重学问高深的僧人，该寺院的精神领袖；监院是该寺院的最高行政长官，寺院的实际管理者。唐代以后，对监院的选拔往往既强调有学问、懂佛法，又能认真办事的僧人来充当，监院与方丈的职责开始混同。

方丈院是监院或方丈的正寝之所。一般在寺院的后部单独建一处房屋或院落，作为寺院住持的住所。古代维摩居士之石室为方形，长宽皆一丈，故曰“方丈”。后来的方丈室虽为寺院住持的住所，但并不奢华，面积也不大，据王简栖《头陀寺碑记》，南朝宋孝武帝时建的方丈室，上面盖的是茅草。后来的监院或方丈常在寺院旧房屋中处理公务，一些小型寺院，也不设方丈院，而将寺院内的旁院、跨院作为监院、方丈止息之所。

大斋堂和藏经楼

大斋堂：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僧人不管地位高低都集体就餐，决不能分散就食，所以众僧人就食处称之为“大斋堂”。大的寺院的灶房大锅一次都可煮饭一石以上，烧菜百斤以上。山西永济县孙常村宋代的的大锅寺甚至还因大锅得名。今河南少林寺、青海塔尔寺等大型寺庙至今还保存有当年的大锅。即使有如此大锅，对于一个有上千僧人的大型寺院，再加上四方慕名而来的云游僧人，即使有几口大锅也不能满足千名以上僧人在一起同时用饭，因此就产生两种用餐办法：一是分成几批用餐，以保证都在一个大斋堂用餐；另一种是分成几个大斋堂，以保证能同时用餐，基本上没有破坏集体用餐的古训。台湾的佛光山和中台禅寺等大型寺院皆采取此法。

藏经楼：有名的寺院大都建有藏经阁，位置在佛寺最后一个院落，常为一座两、三层的阁楼，作为储藏佛经之用。在藏经阁的两侧，设有配楼或配阁。这种做法后来传到日本。不过名称稍有不同，如日本法隆寺、唐招提寺的藏经阁叫经藏，法华寺则叫经库。经藏或经库内俱供奉付大士像，即我国六朝时梁代善慧大夫付翁之像。因为他发明了轮藏方式，曾建立大层龛等藏经方法。另外，阁内还设释迦摩尼像，胁持二菩萨像。有的还供奉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法师像。

碑楼和碑亭

碑楼、碑亭、亭台：碑楼是寺院用来安放大型石碑所建筑的楼阁，作用是防止石碑因日晒雨淋而风化破损。造型多为方形，四面开门，中间端放大碑。碑楼顶部为重檐歇山式，与钟鼓楼楼顶样式相似。碑楼一般建在大雄宝殿前面院子的两侧，数量有一对、两对、三对。有的寺院为了不妨碍大雄宝殿的庄严气象，不在前面建碑楼而在前面两侧建碑廊。作用与碑楼相同。

石碑的碑记基本为三类：一是介绍该寺历史，包括初建、重建时间，高僧、官员和文士在此修持、游览及其歌赋；二是刊刻公示该院制度；三是公布四方信士在寺院兴建或重建中布施者姓名及金钱数目。有的寺庙还有图碑，刻录该寺的平面图。如山西平遥的慈相寺，通过其图碑，我们可知宋代该寺的规模和建制。有的千年古刹还把历代石碑包括已废毁的寺庙内石碑集中在一起，形成碑林。凡是大寺、名寺，常请名家、大书法家来撰写碑文。其碑文也就成了文学和书法名篇，如唐贞观二年颜师古撰写的等慈寺碑；唐贞观四年褚遂良撰写的化度寺碑；永徽四年褚遂良撰写的雁塔圣教序，天宝二年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会昌元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

有的寺院不建碑楼、碑廊而建碑亭，作用与碑楼、碑廊相同。造型亦多为方形，建在台基上，四面为四根立柱，无门，中间端放大碑。碑亭一般建在寺庙前院或后院两侧，左右各一。也有建在寺庙四角，共四个。碑亭整体一般涂成红色，顶部要用琉璃瓦。如皇帝赐的御碑，那就只建一座高大碑亭，放在中轴线上，皇权即使在提倡佛法平等的寺院也是至上。

亭台是供香客和游人休息形状不只是方形，也有六角、八角形 。一般建在前院或后院的两侧。

廊院与群房

廊院：是用回廊组成组成的院落，最早用于民宅和宫殿，后来以用于寺院建筑之中。基本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周廊式，四面都有廊，主体建筑物围在其中，前后或左右排列为一组建筑，这种形式最为常见，尤以唐代的寺庙为多；第二是断廊式。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房屋。四面房屋拐角处用用廊衔接，北京和东北的民居四合院多用此种方式；第三游廊式。与断廊的建筑方式相近。区别是断廊的两边有墙隔断，外面看不见廊内。游廊两边没有墙，香客、游人、僧人在廊内可见廊外风景。游廊在寺院内作为常见。第四种是两座殿之间用廊衔接。这种殿又称工字殿。

群房：寺院内，天王殿、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物皆建在中轴线上，僧人生活、工作用房则建在院子四周，或单座，或成排，这类房屋称之为群房。群房主要用途是作客房，用来接待来访者。此外也做办公之用，充当会议厅之类。有的寺院还把群房作为法堂、念佛堂，寺院历史文物陈列室。小型寺院还用来充当斋堂、僧舍等。

斜廊和飞廊

斜廊和飞廊：一般来说，寺院的主体建筑都很壮观，配殿则比较低矮、廊子就更低。这在建筑上突出了主殿。但为了形成一个整体或使用功能，设计人员又常常将主殿与配殿、廊子连结起来。两者由于高低不同，所以就构成斜廊。另外，楼与楼之间，阁与阁之间要连接，也必须架廊，架廊离开地面，在空中行走，这就是飞廊。斜廊和飞廊不仅使人们出入更为方便，而且使寺内一组殿宇显得更加气派庄严。这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独创手法在寺庙建筑上的运用。

斜廊和飞廊建筑始于唐代，延续到明清。四川乐山无由寺后部石窟过道中即建有斜廊和飞廊，上面还有两三处浮雕，代表着唐代木构建筑斜廊画面最高水平；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佛殿图上，左右两廊与大殿连接，其曲线十分美观；北京雍和宫大佛殿也建有飞廊。

供养塔和放生池

供养塔：佛殿的佛像前设有供桌，桌上放着香花、时令瓜果、布施箱、佛灯等供物。据《法华经》佛前有十种供养：花、香、璎珞、秣香、涂香、烧香、幢幡、袈裟、技乐、合掌。供养塔就是放在供桌上的小塔，主要由石材雕琢而成，也有用金银铜铁锡制成，高约0.3米——0.6米不等，内置放小型佛像如浙江天童寺、阿育王寺、国清寺皆有供养塔。五台山南禅寺内为唐代供养塔。

放生池：建在寺院山门前，池的大小视寺的规模而定。如福州涌泉寺山门前的放生池，大到要在周围筑上矮墙，防止游人掉入水中。放生池是天台宗智者大师所创立，由香客将购来的鱼在放入水中，以示佛家好生之德。唐代宗乾元二年（759），诏令天下寺院皆设放生池。放生池还能起到贮水作用，可用来救火。设计放生池时就要考虑与泉眼或河流相通，否则将是死水一潭。福建仙游的三会寺，其放生池为全国最大。

经幢

经幢：寺院建筑中一种石质立式小品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下面为基座，基座上面为幢身，最上部为出檐。檐子顶端为幢尖（幢刹）。如果幢身为二层、三层，则在每一层加上平座、幢身和幢檐，像三级宝塔一样。幢身上刻有经文，所以叫经幢。经幢皆用石料雕琢而成，没有用木料或其他金属材料的。多为六角形，六面雕刻经文。也有八面的。所刻经文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刻《般若心经》、《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也有的经幢上不刻经文，甚至连佛像、图案也没有，这种经幢叫“无字幢”，只起奉献供养品作用，并没有宣经作用。

寺院经幢建筑规模，要视该寺规模、知名度和经济状况而定。大都寺院只有一两座经幢，有的甚至没有，山西洪洞县西山严泉寺经幢多达十六座。经幢一般建在寺院的殿后、殿之旁侧或山路回环处，游客容易忽略。

建筑构件

石狮子：佛教对狮子非常推崇。《景德传灯录》云：“释迦生日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据《智度论》：“佛即是人中狮子。凡所座、床、地，皆曰狮子座”。因此佛寺到处可见狮子作为装饰构件，如山门两侧会有石狮守门，各门枕石上的抱鼓也刻出狮子形象，石望柱、狮头柱、夹杆石、门楣、迟头石、栏板、栏杆柱头、门芯板也多刻成狮子形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宝寺、仁王寺皆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做法事，讲经”。

基座：寺庙建筑物的基础部分，分为基础座和高级座，以显示寺内建筑物的等级和风格。普通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基座通常称为须弥座。须弥山是佛教中“世界中心最高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屋顶：寺院建筑物屋顶有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不同样式，其中歇山顶又有单檐、双檐两种。由于寺庙建筑物形体都较为庞大笨拙，因此屋顶利用木质结构做成曲面型以补救。另外，寺庙屋顶的正脊、垂脊、檐角也置有多种琉璃瓦，以增加寺庙的堂皇庄严气氛和色彩。如正脊与垂脊相交处的“大吻”，造成一种张牙舞爪似有将正脊吞下之势，给庞大笨拙的寺庙建筑增添一些活跃气氛。檐角还常排列一对造型生动的小兽。而且小兽的大小数量亦视寺院 的等级而定，最高等级为十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提倡众生平等的寺庙也不例外。

石灯：又叫长明灯、续明灯、长命灯，寺院内一个独立小筑。里面置放油灯，香客为祈求佛佑而点燃。油灯放在石质的石灯内点燃，安全不易引起火灾，也避免风雨侵袭熄灭。另外，石灯建在固定位置佛像前端，香客也不会将油灯乱放，可避免隐患。

石灯一般高为2——5米，八角形，有底座。灯柱上常做成龙柱，象征尊贵。如太原北齐时代建的童子寺，山西长子慈林山法兴寺等寺内石灯皆是龙柱。石灯顶部为点灯处。为方形，四面有灯窗，顶部密封上面再饰有装饰物。石灯流传到日本后，称之为石灯笼，多为信士施舍敬造，数量特别多，一些大寺院内，石灯排成数排。

旗杆：我国古代最初用在私人府邸和衙门、军营门前。不同品级，旗杆和旗子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后移至佛寺，品级的功能已丧失，主要用来挂旗，寺院每逢初一、十五或举办法会，都要在寺庙大门前的旗杆上扯旗。旗杆一般为木制，上部较细，下不较粗，大部分是用黄花松材，下面用夹杆石固定。也有的寺庙用铁旗杆，如陕西宝鸡金台观，陕西汾城天平寺。有的还用石旗杆，如朝阳市内汉藏合一喇嘛庙佑顺寺前就是做工精致的石旗杆。昆明庆竹寺前乃是不惜工本的铜旗杆。

中国佛寺建筑秉承天竺佛寺建筑的特点，也分为依山式的“支提”和平川式的“精舍”两种。

依山式

印度的“支提”式也分两种类型：第一种叫“支提洞”也称“塔庙洞”，凿得深长，昏暗无光，洞顶立一座安葬高僧的陵墓，如半球状，印度僧人常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礼拜佛骨。另一种形式叫毗诃罗洞，是为僧人居住而凿的僧房，用于修道、讲学、集会。它体现了印度佛寺的基本特点:神秘，出世，无人间烟火气，与世俗建筑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而在印度僧人看来，这却是理想的修道之所，似乎只有与世隔绝，面壁远遁，才有希望得道成佛。这两类“支提式”在中国皆有所变化，呈现“中国特色”。中国的“支提”式分为藏式和汉式两大类。藏式则用巨型花岗岩直接砌在山基岩体上，顺山势直至山顶，宫殿覆盖整个山体。内部回廊交错纵横，宫殿、经堂、塔殿、天井、平台等均以石木结构连为一体。加上各种装饰物及雕刻、彩绘等，五彩缤纷，金碧辉煌。典型的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及黄教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汉式的“支提洞”多在新月形山脉的陡峭山崖上开凿佛像，或向深纵凿洞用于凿造佛像和藏经，主要分布在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丝绸古道上，如甘肃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等。另外，像四川乐山大佛，大足石刻，虽无洞穴，也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有的洞正中有方形的塔柱或佛龛，如敦煌、云岗等处；有的窟正中后靠壁前雕刻大佛或立或坐，左右菩萨、天王。如龙门石窟中唐高宗咸享年间开凿的奉先寺。有些石窟前面若有空余地亦建寺院。石窟寺的建凿以北朝至唐为最盛，前后共五六百年，其结果是使中国佛教石窟成为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遗存。后一种“毗诃罗洞”多为自然形成的山洞，一般很狭小，仅供一人容身修炼，讲学、集会的功能基本丧失，但苦修的意识更浓。如少林寺的达摩面壁洞，三祖寺的僧璨面壁洞等。

平川式

“精舍”式佛寺也可分为藏式和汉式两大类。藏式“精舍”也是建在山下或城市乡镇上一般为：主殿居中，经殿、佛殿环绕四周，主殿主体建筑分上下两部分：下部用花岗岩砌成干墙，高三至五层，下大上小，最上为平台；上部土木结构的殿堂建筑于平台之上。正脊有法轮、金幡、宝塔、莲盘，垂脊有飞禽、走兽等饰物。主殿一楼正殿有二十根巨柱，支撑大殿三层主体结构。拉萨的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和内八庙，皆为藏传佛教典型的“精舍”式佛寺。

汉地佛教建筑以精舍为主，寺内设置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殿或藏经楼、方丈室等。东侧有僧房、香积厨、斋堂、职事房、茶堂、延寿堂等。西侧多为接待云游僧人的禅堂等。一些大寺院，门前还有放生池。“精舍”多建在城市街道和郊区，或山脚山间风景佳丽处，将佛寺与园林融为一体。南朝仅梁武帝时佛寺就有五百多所。北朝仅北魏时的洛阳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有佛寺三万余所。存的名刹如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苏州寒山寺，镇江金山寺，南京鸡鸣寺，宁波国清寺等皆属此类.隋唐时代，佛寺极盛，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祖庭佛寺皆建于此时，如西安大慈恩寺、华严寺，广州六祖寺，舒州三绵阳碧水寺，五台山佛光寺亦皆是“精舍”式。

中国自白马寺建立后，全国各地就都建立有佛寺，佛寺既是住持三宝佛、法、僧的所在地。所以各寺庙也都塑造佛菩萨像在殿堂内供养。但其表法的内涵寓意却鲜为人知，说来让人惊叹！

主要特点

1、有明显的纵中轴线，从主要出入口“三门”（由佛经中“三解脱门”的说法得名，也作“山门”）开始，沿轴线纵列数重殿阁，中间连以横廊，划分成几进院落，构成全寺主体部分。 佛寺

2、较大寺院在主体殿阁两侧，仿宫殿中廊院式布局，对称排列若干较小的“院”，按内容命名，如菩提院、般若院、净土院、塔院、阁院、律院、库院等。据记载，五台山大华严寺有15个院；成都大慈恩寺有20多个院；长安章敬寺有48个院，房屋4130余间，是为皇室专建的特大规模寺院。

3、主院和各小院均绕以回廊，廊内有壁画，有的还附建配殿或配楼。

4、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演变为殿前左右置双塔或于主体殿庭前方两侧分立塔院。中唐以后密宗盛行，多供菩萨立像，所以寺庙后部的讲堂或配殿开始建为二层以上的楼阁。唐代僧侣为宣扬宗教所作的俗讲已带有文化娱乐色彩,以后又在佛寺中出现戏场，使佛寺具有公共建筑性质。

5、寺中还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等，有的附设客馆。此时期大量光建佛寺，史载南朝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北魏末年都城洛阳有寺1367所,外地有寺30000余所。北齐邺城有寺4000余所，全境共达40000余所。唐代更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法”，一次拆去佛寺44600所。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灭法”，拆毁境内佛寺 30336所。经几次灭法和自然损坏，唐代佛寺除个别殿宇外，并无保存完好的寺庙。

主要作用

宋代至清末（约10世纪中叶至20 世纪初） 唐会昌灭法后，佛教始终未能恢复以前的盛况，佛教的社会作用大为降低。北宋和辽代的一些大型佛寺基本上仍沿用唐代的格局,如燕京悯忠寺和开封大相国寺的主体是:前为三门，内有一重至数重殿，后为阁，前方东西侧各有塔，主体两侧各有若干个院。《东京梦华录》载，大相国寺庙会已是一个衣食器用、图书文玩、医卜星相、飞禽走兽等无所不包的大市场。“庙会”成为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延续至近代。但它只是利用殿庭和廊庑临时设摊，并不影响佛寺建筑布局。宋代禅宗兴盛，南宋著名大寺“五山十刹”，都是禅宗的寺院。禅宗佛寺布局有“伽蓝七堂”说，具体内容说法不一。宋代史料记载，径山兴圣寺中为正殿、三门,以长廊楼观连接,前面有钟楼，下层为观音殿。另有法堂、方丈、库堂、云堂、香积厨等建筑。天童山景德禅寺有三门、卢舍那阁、起诸有阁等建筑。这两寺都属“五山”之列。但从现存元代王蒙《太白山图》所绘的天童寺看，寺的中轴线上依次为三门、正殿、后殿,以回廊围成殿庭。三门为楼阁,内有二楼对峙，后殿也有二楼对峙，疑是钟鼓楼或藏经阁。殿庭两侧各有数“院”。布局仍是唐和北宋以来的传统形式。明代以后佛寺布局又有变化,主体建筑有山门,门内左右有钟鼓楼，原三门处改为天王殿，内为大雄宝殿、东西配殿,后为藏经阁。自天王殿至藏经阁,以廊庑、配殿围成殿庭，与唐宋用回廊者不同。大型寺庙两侧仍有小院，最后部分并列三个院，中央为“大悲阁”，左右为方丈院。现存的山西太原崇善寺（明初建）、北京智化寺（明正统八年建）、北京碧云寺、卧佛寺都是如此。北宋以来，大寺中多供罗汉。开封大相国寺曾塑五百罗汉，供于三门的上层。明代以后发展为田字形平面的罗汉堂，多在寺侧另辟一院，不影响全寺整体布局。

喇嘛寺

从元代起出现了佛寺的新类型,它的兴建同喇嘛教传入内地有关。佛教在7世纪中叶传入吐蕃（西藏）,8世纪中叶吐蕃王赤松德赞迎请高僧莲华生入藏传教。他在密宗教义的基础上，融合吐蕃原有的巫教（即钵教或苯教）并吸收印度婆罗门教的某些神秘法术而创新教。因教中高僧称喇嘛(意为超人)，所以这种佛教被称为喇嘛教。莲华生又按密宗金刚界曼荼罗（Mandala,又称曼陀罗）形制创建桑鸢寺（又称三摩耶庙）。喇嘛教几经起落，至元代大盛。萨迦寺法王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拜为国师，主管全国宗教事务，喇嘛教也成为蒙藏两族的主要宗教。明末清初，宗喀巴所创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占统治地位，受到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宠信，势力更盛。乾隆时以喇嘛教为国教，尊活佛为国师。到清代中叶，黄教在藏族地区已有寺院约4000所，喇嘛达36万人；内蒙古有寺院约1000所，喇嘛约10万余人。 佛寺

按喇嘛教规，大型寺院实行“四学”制，设四“扎仓”(经学院)，分别修习显宗、密宗、历算和医药。各扎仓都是大型经堂建筑，其中修习显宗的扎仓为入寺喇嘛共用，规模特大，称为“都纲”（大经堂）。扎仓以外，寺内设有专为供奉各种佛像的“拉康”(佛殿)，各级活佛的“囊谦”（公署）、辩经坛、印经院、“嘛呢噶拉”殿或廊、塔（藏经塔或纪念塔）以及大量的喇嘛住宅。藏族地区的喇嘛教寺院一般依山就势建造，各个扎仓和囊谦相对集中，没有明显的整体规划；蒙古族或邻近城镇的寺院,多受汉族传统建筑影响,按纵中轴线布局，比较规整。著名的喇嘛教寺院有西藏的萨迦寺、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见图），内蒙古的席力图召、五当召，北京的雍和宫，承德外八庙等。 喇嘛教特别注重修法仪轨。修法、受戒、驱妖时要筑曼荼罗。曼荼罗即法坛,又名坛城、阇城,基本上是十字轴线对称、方圆相间、“井”字分隔的空间。在“井”字分隔成的九个空间或相间隔的五个空间里，按各种曼荼罗的要求布置佛菩萨，再现佛经中描述的世界构成形式。曼荼罗运用到建筑上，有的成为寺庙总体布局的构图,如西藏桑鸢寺,承德普宁寺后部、普乐寺后部等；有的成为佛殿的造型式样，如北京雍和宫的法轮殿，承德普宁寺的大乘之阁等。

古书记载

梵语尾贺罗Vihara，毗诃罗，鼻诃罗。寺原为官司之名。释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续于其内也。’罗璧志余曰：‘汉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永平中佛法入中国，馆摩腾法兰于鸿胪寺。次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故别建处之。其仍以寺名者，以僧为西方之客，若待以宾礼也。此中国有僧寺之始。’西土称为僧伽蓝，僧伽蓝译言众园。谓众人所居所，在园圃生殖之处，佛弟子则生殖道芽圣果也，经曰伽兰陀竹园祇树给孤独园。是西域之寺舍也。后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创立伽蓝而名以招提之号，隋炀帝大业中改天下之寺为道场，至唐复为寺。

寺院，《晋书·王恭传》：“恭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 唐 白居易 《百花亭》诗：“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去佛寺，或者是神庙。”

新昌寺院

新昌大佛寺位于浙江省新昌县城西三里南明山中。这里山清水秀，岩石嶙峋，古树苍苍，飞瀑泱泱，曲涧微转，幽洞深邃，是风景幽奇的旅游胜地。 大佛寺风景名胜区总面积共25.5平方公里，由大佛寺景区、十里潜溪景区、南岩寺景区三部分组成。大佛寺景区离县城西南0.5公里，创始于东晋永和初年(公元345年)共有景点165个，其中人文景点45个，自然景观120个，为中国汉族地区142个重点开放寺院之一。这里群山环抱，奇岩突兀，亭台楼阁环布，古树修篁，故大佛寺又有“石城古刹”称。寺内依山崖开凿30年的石弥勒佛像，南朝文学家刘勰誉之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旷代之鸿作”，后世称之为“江南第一大佛”。沿途有锯解岩、誉为“江南敦煌石窟”的千佛岩、放生池、隐岳洞、晋昙光舍利塔、隋智者大师法塔(为纪念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凯而建)、朱子亭(朱熹于此著书立说)、朱梅、硅化石(又名木化石，距今已有1亿5千年历史)，石门幽谷、磨崖石刻等景观。在大佛寺入口处，以大佛寺为依托，突出佛教文化内涵，气势磅礴的中国大佛城已开业，这又是一处好景观。大佛寺里最负盛名的文物是石雕弥勒大佛。据《新昌县志》记载，大佛开凿于南北朝时齐梁年间(约486一J516年)，前后营造30余年。 新昌大佛寺牌坊

据《嘉泰会稽志》载，唐会昌五年(845年)，石城建瑞像阁三层。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石城寺遭火焚。开平三年(909年)，吴越王钱镠钱八千万，起弥勒宝阁三层及殿宇300余间，赐寺名为“瑞像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奉沼改瑞像寺为宝相寺。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毗卢阁，三层五极，高十三丈五尺，改寺名为毗卢阁。后道兵燹，殿堂均毁，唯十丈金身石弥勒佛像独存。清朝末年，重建五层高阁，重装大佛及罗汉像。1925年，在寺门口立碑，上书“大佛寺”。至此，寺庙改称大佛寺，沿用至今。大佛寺的主要殿堂有天王殿、西方殿、大雄宝殿、大佛殿、地藏殿、藏经楼、隐鹤楼等，还有千佛院、智者法塔等建筑，此外还有朱子题字、隐岳洞、无量桥、放生池、龟化石，回音壁、米萧所书“面壁”题刻、古银杏、解开岩、仙客岩、七雨头、月峡等风景名胜。附近还有南岩寺、任公子钓台、化云洞、蝙蝠庵、十里潜溪、石屏幽谷、一线飞瀑、天烛万松、七盘胜景等。千佛院又称千佛岩，为天然溶洞；内塑海岛观音像，岩壁上分布着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开凿的1040余尊佛像。这些佛像高仅数寸，工艺精致，栩栩如生，与大佛一样，是中国早期南方石窟艺术的瑰宝，是研究南朝齐梁间雕塑艺术的重要实物史料。

千佛禅院位于大佛寺西北约300米，紧邻大佛寺的外山门，是除大佛之外的另一处石窑造像，因石窟内佛像总数超过一千，故名千佛禅院，俗称千佛岩，千佛岩，佛像确有千尊以上，据统计，石窑内共有佛像1075座，大的有1米之多，小的仅数寸。千佛禅院前身是高僧于法兰创建的元化寺，成寺于公元345—356年，可见千佛岩的造像早于大佛南朝时，南方很少有石窑造像，因此位于新昌石城山的千佛岩就显得异常珍贵。千佛禅院在“文革”时曾遭受损坏，但大多得到了保留，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古代石窟造像艺术建筑，放生池在大佛寺外山门内，大佛寺的放生池非但是一般佛教寺庙中的固有建筑，在新昌大佛寺更有平添景色的妙用。不管是香客还是游客，一进入外山门，就会被两处清澈的水池所吸引，水面映照着两面青山、四面绿树，佛门净地的感觉油然而生。放生池南面岩壁“南无阿弥陀佛”为弘一法师手迹，“放生池”三字为钱思廉所书。

玉佛禅寺

清光绪8年(1882年)普陀山玉佛寺释迦牟尼成道像）,玉佛由整块玉雕，高1.92米,宽1.34米.两厢有卧佛殿、铜佛殿、观音殿和上海佛学院。卧佛殿缅甸小卧佛。长96厘米；另有一尊1989年来自新加坡的缅玉大卧佛，长4.6米。玉佛寺是上海名刹，并为佛教禅宗道场。参观游览、礼拜进奉者络绎不绝。坐落在市区北侧的安远路、江宁路口。建于1918年，是一座仿宋殿宇建筑，布局严谨，结构和谐，气势宏伟。寺内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玉佛楼（方丈室），左右两侧有卧佛堂、观音殿、铜佛殿和斋堂，错落有致。每逢初一、十五或佛教传统节日，善男信女，三皈居土，接踵而至。院内香烟飘漫，福烛高照，都市风光中的丛林名刹，自是别具韵味，公元1882年，即清光绪八年，普陀山慧根法师经五台，历峨眉，入 西藏，到印度，礼佛后过缅甸，在当地华侨的赞助下，开山取玉，雕琢了五尊玉佛，并携返普陀山。路经上海，留下了坐佛、卧佛各一尊，即在江湾镇造庙供奉，称玉佛寺。1918年，寺庙毁于兵火，重择现址新建，新寺易名为“玉佛禅寺”。

其它相关

景点级别：AA

自然景观：保护区,珍稀植物

适合人群：白领,商务

最佳时间：一月,二月,三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出游方式：参团

景区类型：历史文化

名寺名庙，分布较广，它们是旅游者颇爱光顾游览的重点，但旅游者在游历寺庙时有四忌需牢记心头，以免引起争执和不快。

一、忌称呼不当。对寺庙的僧人应尊称为“师”或“法师”。喇嘛庙中的僧人称其“师父”，忌直呼其名，或其它污辱性称呼。

二、忌礼节失当。与僧人见面常见的行礼方式为双手合十，微微低头，或单手竖掌于胸前、头略低，忌用握手、拥抱、摸僧人头部等不当之礼节。

三、忌谈吐不当。与僧人交谈，不应提及杀戮、婚配之事，以及提起食用腥荤之言，以免引起僧人反感。

四、忌行为举止失当。游历寺庙时不可大声喧哗、指点议论、妄加嘲讽或随便乱走、乱动寺庙之物，尤禁乱摸乱刻神像，如遇佛事活动应静立默视或悄然离开。同时，也要照看自己的孩子，以免因孩子无知而做出不礼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