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边界即Enterprise boundary。明确的企业边界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概念。企业边界是指企业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其决定因素是经营效率。企业的经营范围，即企业的纵向边界，确定了企业和市场的界限，决定了哪些经营活动由企业自身来完成，哪些经营活动应该通过市场手段来完成；经营规模是指在经营范围确定的条件下，企业能以多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经营，等同于企业的横向边界。

钱德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企业边界的概念，但是他从大量实证材料的研究中发现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是效率。当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不能产生效率时，企业应停止扩张活动！

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将企业构造成一个技术上的生产函数，认为企业是为外部进行生产（包括服务）的专业化生产单位，故也被称为专业化理论。专业化理论立足于企业的生产功能，侧重强调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基本思路是：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自给自足相比，为他人生产是有效率的，这种效率来自于企业在规模经济、专业化活动等方面具有的优势。

科斯在解释企业存在问题时使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认为如果通过市场安排协调资源的费用(即交易费用)超过了企业内部管理资源的费用,企业内部管理的资源配置就是十分必要的和合理的。可以通过管理协调来减少市场协调成本就是科斯对企业存在的理论解释。对于“企业组织的边界”问题,科斯认为,企业扩张会带来自身的组织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对企业家的管理才能(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之一) 来说,收益可能是递减的,或者说“企业家也许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到它们价格最大的地方,即不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因此,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的双重作用, 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科斯对市场和企业两种制度安排做了互替性的比较,并得出结论:企业组织的边界决定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的比较当中。但是科斯的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即事实上企业的生产功能是市场无法取代的。企业最重要的特性在于是一种生产销售物品的管理过程,而市场本身并不能生产任何物品,它只提供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之间联系的纽带。科斯把企业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实际上是假定了市场可以先于企业而存在,或者说没有企业时就已经存在市场。而没有企业存在意味着没有任何产品生产出来,因而意味着市场不能执行任何配置功能,即市场根本也不应存在。科斯的解释从而陷入了难以统一的矛盾当中。而这与科斯完全背离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定义而将企业存在的本质说成仅仅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生产是一致的。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队”生产理论、威廉姆斯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张五常的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理论等都是对该理论的补充和改进。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迪屈奇的贡献，他认为企业边界由企业和市场的管理效益与管理成本对比来确定，其分析框架将交易成本分析纳入长期竞争动态的框架内，并吸纳波特价值链与知识经济理论，这是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仅仅从成本角度出发静态地分析企业边界问题的一种改良。因而对半结合这一复杂经济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该理论认为当企业的交易成本大于管理成本、交易效益大于管理效益时，半结合行为发生。

美国经济学家契斯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整体的视角，涵盖与企业能力建立相关的整个过程、整个企业的内部知识和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外部的交易过程。他将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整合、塑造和重组内部和外部竞争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整体能力。”，并以企业动态能力为切入点对企业边界进行研究，认为“企业的边界在于能力的适用边界”。

以上理论揭示了企业边界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决定企业边界变化的最终力量是效率，而且在分析企业边界时，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交易成本学派的静态比较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组织形态相比较，可以确定企业纵向边界变动的方向。但交易成本并不是决定企业边界的唯一因素，因为企业边界差异的决定因素还应包括企业专业化水平。新古典理论从生产角度考察企业边界，侧重于动态、系统分析，适用于与专业化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企业边界问题的分析，包括生产技术的演进对企业组织的发展的巨大影响，这弥补了交易成本理论忽视企业生产职能的缺陷。企业能力理论以整合企业内、外部能力为核心，强调在进行企业边界分析时必须按照企业本身的要求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统一企业的生产功能和交易功能，保证企业在市场中的健康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管理生产功能的系统，它主要研究了诸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要素分析框架，将知识要素纳入了资源配置的内容，适应了新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知道，在新经济的环境下，知识已经成为比传统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更为稀缺的一种资源。知识正和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一起成为一项新的基本经济要素，并且在当今科技瞬息万变、技术创新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条件下，由于知识可以实现建立在其自身基础之上的发展，即所谓“内生性发展”，所以它被认为是新形势下的“高级要素”，从而使它也成为决定企业存在和边界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著名的企业理论家德姆塞茨就提出了企业是协调和整合企业成员所拥有的特殊知识的机构这样的观点。即是说，企业要获取与利用知识，就必须对企业内的知识以及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人进行管理，因为市场不具有管理企业知识的功能，而只有企业才能作为管理组织内成员及其所拥有的知识的机构而存在。

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对企业的性质予以新的解释, 这种企业理论关注了企业的异质性以及长期获得超额收益的机制。与前面若干解释不同, 企业能力理论并不强调交易费用,它从企业的“生产”属性出发, 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知识产品库——生产性知识和能力集合。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仅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取决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 即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企业的核心知识和能力是企业剩余生产和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源。它认为企业能力是难以模仿的、知识的转移是低效率的 (高成本 ), 这是因为知识的创造具有专业性、知识的积累具有长期性、知识的表达具有隐含性、知识的分布具有分散性、知识的运用具有整体性。企业能力理论正是在这些能力 (知识 )特性的基础上来解释企业的存在。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知识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是首要的因素, 知识载体于个体并专业化于某一特定领域, 知识的专业性决定了生产活动需要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人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有效的生产要求某一制度安排能起到协调个人知识的功能。然而, 市场并不能承担这种协调功能。因为市场在协调过程中会因知识的隐含性和不可分割性等原因而失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作为一种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制度安排便出现了。它创造了能使得多个个人集中使用各自拥有专业知识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说, 企业是生产活动所需知识的获得、运用和积聚的有效制度, 尤其是它通过提供大规模的增量学习过程使得部分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得以在组织中积聚。由于企业中知识的积聚是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多个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所以由此形成的有关知识资产便是由企业拥有的而不是主要被个人所拥有的, 即企业具有比其中所有个人拥有的知识之和还要高得多的知识。这些额外的知识体现在企业的成规之中,成规可能被看作是“一个组织的技能的集合”, “它可以是指整个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方式”, 即一个组织得以构建和在其中得以运营的行事方式、规则、程序、习惯、战略和技术。“在任何时候 ,一个行业的企业都可以看作是以一套技术和决策规则 (惯例 )来运行”。企业成规的形成过程实质是能力和知识在企业内部的社会化过程。正是成规的存在决定了企业这一制度在生产过程中协调个人知识和组织合作方面具有比市场更高的效率 ,并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过程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也正是企业在能力形成、知识积聚以及成长路径上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一个企业不同于另外一个企业。而这种不同有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视为一组特殊能力和资源构成的资源集合, 而企业的能力和资源又是以知识和资源为基础的, 所以也把这种理论称为企业的知识理论或企业资源理论。但无论叫什么名称, 这类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认为: 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 企业的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概念。

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在发展的观点出发分析企业和市场。企业被看作是一个知识创新体, 在本质上永远是一个能力体系, 这正是企业能够获得长期超额收益、产生长期收益的机制的深层原因。企业的能力特征对解释企业的存在、边界以及企业的异质性和竞争优势都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能力和知识难以通过市场来传递; 企业的外延边界在于能力的适用边界, 企业能力决定企业的经营范围, 特别是企业多角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企业的异质性在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和积聚能力的差异性; 而企业内部决策权配置则取决于企业能力(知识)的分布和相互关系。所以, 从企业性质的经济性来看, 应当以最根本的同质的东西来规定企业的内涵, 这种同质的东西就是能够产生智力资本的“企业能力”，能力直接与各企业不同的效率水平密切相关, 而且具有战略性价值。

如果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管理企业成员所拥有的特殊知识，那么，由什么决定企业的边界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德姆塞茨是这样解释企业的垂直边界的：在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但不能有效地转移知识这一假设前提下，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和B将被垂直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之中；另一方面，如果阶段B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完成生产任务，则阶段A和阶段B就能有效地通过市场交换相联系，换言之，生产阶段A与生产阶段B可分为两个独立的企业。

规模经济、交易费用、信息成本、知识效率等经济理论都无法完整地解释企业规模扩张和收缩的问题。由此可以认为，决定企业边界必定存在着新的本质因素。而这种因素正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的重要性所带来的权力因素。权力是一种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具有支使、支配的力量。经济学中的权力是指为了追求特定目标或结果而对个体或群体（组织）所拥有资源的激活和配置力量。影响企业边界的权力主要是所有权和公共权力。在经济学中，所有权既指对某种财产的所有权，也指对企业的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指对给定财产进行处置的完全权力，企业所有权则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公共权力主要存在于政府和社区，通过法律、规章或行政手段来实现。它们对企业规模的决定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所有者从因财产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中进一步扩大了权力范围，即通过财产关系而控制更多的资产使用和收益权，反映出资产所有者凭借其资产而控制整个企业行为。正是这种行为决定企业资产的选择与配置，“企业边界是在交易各方进行最优权力配置的选择”，其配置水平的高低，是企业成长的限制力量。在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所有者拥有对“人”的控制、支配权。

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在企业的运行中权威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即强制性权威和诱导性权威。强制性权威通过威胁、恫吓等手段在权力接受者中建立起威望和可信性，这种权威虽容易引起接受者的不满和反抗，但在短期内是广延性、综合性和强度上最有效的权力形式；诱导性权威主要依靠劝说或奖励来达到使接受者遵从命令的目的，由于是以“软”约束出现，比较符合雇员的需求心理，容易使权力接受者服从，并能激发其热情和创造性，其努力工作的付出问题远远超出雇佣契约中的规定，直接或间接推动企业边界的扩张。所有者追求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动因，驱动企业边界的扩张。

企业所有权对企业边界的影响，表现为关系企业扩展或收缩的战略决策、投资决策的决策程序、效率、决策能力和对企业控制、协调能力上。

公共权力具有对企业的强制约束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在公序良俗范围内运作的企业行为，但不能排除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个量调控。这种调控有利于实现政府的宏观设计，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企业既要承受政府的行政手段，也要面对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既要关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要注重政府的微观调节政策。企业执行或顺应政府的相关政策，就会得到鼓励，促进发展；不执行或违背相关政策，就会受到惩罚，丧失既得利益甚至失去生存权力。所以说，政府权力是影响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

公共权力对企业边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行为上。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行为，从而影响其边界，如政府特许及管理限制了企业的扩展；政府也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进行调控，达到限制或鼓励企业扩展的目的，如货币供应、税收、利率和价格管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以及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约束，都可以极大地影响企业边界的伸缩。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市场规则来对企业进行制衡。

社区权力对企业边界的约束，主要通过社区文化、行为规范和舆论监督来进行，它表现为一种间接的软约束，但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一、内部：像积木一样灵活搭配将公司改造成组件化是实现企业内部专业化的一个必然的前提。随着内部专业化日趋成熟，业务活动的整合将公司变成一个由不同业务模块组成的网络，每个模块中都包含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活动。这些模块既能为组织发挥独特作用，又能作为单独实体运行。

企业边界模糊

根据George解释，IBM将这些模块称为“业务组件”，业务组件是公司的基本建筑单元，它们彼此松散连接。业务组件允许企业进行扩展或发展，而不会像传统的“硬连接”业务模式那样增加组织的复杂性。

企业级优化不仅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还需要从新角度考虑商业模式设计问题。随着内部专业化日趋成熟，业务活动的整合将公司转变成由一个个业务模块组成的网络，每个模块中都包含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活动，由适当企业资源提供支持，如人员、流程和技术等。每个业务模块都在组织中发挥独特作用，同时又可以作为单独实体运行。这种“模块联盟”设计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加速企业的决策流程，把应当内部运作的业务模块和适合外包的业务模块区分开来。

采用模块化结构不等于放弃集中管理。虽然组件需要灵活性，但它们必须与公司架构和战略保持一致。为了帮助客户改进商业设计，实现企业级优化，IBM特别开发出一套全新的企业框架--“组件化业务模式（ComponentBusinessModel）”。

组件化商业模式通常为客户提供“面向未来”的业务框架，促使企业朝着完全成熟的内部专业化组织发展，CBM能够作为诊断工具，帮助那些采用复杂商业模式的公司识别并隔离问题，能在不增加组织复杂度的情况下实现企业内部的专业化，同时不会使客户感觉到企业内部发生着的变化。

比如说宝洁公司，在内部，宝洁公司始终密切关注产品研发和品牌推广，但并非所有的产品构思都必须由内部提供。实际上，即使在核心业务领域，宝洁也主张利用外部专家。例如，宝洁曾与专业设计公司DesignContinuum合作，开发出高度成功的拖把业务。这些内部的变化不仅没有影响消费者，而且还加速了产品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二、外部：把行业资源编织成网络

相对于内部专业化，外部专业化是专业化企业的另一方面。受标准化驱动的内部专业化日趋成熟，松散连接的业务组件赋予企业相当的灵活性，完成企业级优化的公司可以通过行业网络与外部合作伙伴进行低成本的协作--无论它们是独立供应商还是其他大型组织中的对外部门。

对于外部资源的管理，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外部专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企业几乎拥有并管理着行业价值链的所有单元，在他们眼里，垂直集成是保持接入可信赖的供应商及目标客户的唯一方法。George解释这一时期，汽车制造商曾一度希望自己经营橡胶种植园，为其轮胎厂提供原材料，而啤酒制造商则梦想自己经营销售产品的酒吧。处于“内部集成”阶段的公司试图通过严密控制输入和分配来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内部集成的公司常是“客户化”企业，自主开发并使用基于行业专用系统和界面的IT解决方案。在供应商驱动的大规模配送渠道尚未对企业构成威胁时，这个模式具有吸引力。可是，“内部集成”的公司已开始感受到其专用配置正在成为与供应商合作的阻碍，大量的人员、流程和技术投资成为不可避免。现在，许多公司都已渡过了“内部集成”阶段，开始学习与少数经过精选的合作伙伴协作，把行业价值链上的一些主要功能外包外部专家来完成，从而进入“战略性合作”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在合作领域采用开放标准以支持企业间通信，但仍然依赖专用解决方案；企业开始识别价值链中的专业化领域，但内部集成结构的原有单元仍然存在，许多非核心活动仍在企业内部执行。

在外部专业化的最后阶段，公司利用全球化商业平台的低成本交易与多个外部专家建立连接。这些“行业网络化”企业聚焦专业能力领域，同时进行组织改造，以便在彼此协作的行业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它们依赖开放标准及行业协议与合作伙伴通信。行业网络化公司主要关注核心业务活动，同时协调由行业特定的专家和跨行业专家组成的价值网络，在专业领域表现最出色的厂商将获得规模优势。聚焦细分市场和专业价值的企业将成为未来增长驱动型企业的主要形态。

PC行业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演进充分证明了外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垂直集成模式盛行：IBM和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EquipmentCompany）内部购买并生产每种PC部件（当然，术语PC通常不能完全指代早期的个人电脑）。同时，苹果计算机公司试图通过专用的操作系统和硬件设计方法来控制整条价值链。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合作模式开始盛行，从而改变了行业状态。英特尔（Intel）和微软（Microsoft）等主要技术供应商开始占据绝对优势，戴尔（Dell）及Gateway等新品牌作为面向客户的销售商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随着定单制造的盛行，PC行业实现了完全的商品化，进入到网络化阶段。可见，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一大批专业化企业组成的PC行业网络彻底取代了早期的内部集成玩家。

在外部，宝洁在非核心业务领域与合作伙伴及专家展开了广泛的合作。2002年，公司将全球设施管理功能外包给了外部专家。宝洁的IT基础设施、成品配送和物流等工作都由外部专家全面负责，公司于2003年将多个人力资源工作外包给了第三方。在中国，宝洁也贯彻了在全球的做法，将物流等一系列非核心业务交由本地专家完成。通过组件化实现专业化，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能够执行差异化的战略。这需要高效快速灵活的商业模式来支撑：面对客户新的需求，内部可以迅速自由组合，形成新的能力满足客户要求；外部能够快速整合相关资源，形成新的价值链。

不同于传统企业，专业化能够灵活地适应成本结构和业务流程，在更高的生产力、成本控制、资本效率和财务可预测性水平上降低风险并开展业务。George大胆预测未来10年到20年之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商业平台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企业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只有那些关注少数核心业务领域的专业化企业才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些关键的业务系统中，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们将缔结成战略联盟；成本中心有可能转变为新的收入源；过去的交易伙伴将发展成未来的合作伙伴。

随着松散连接的组件逐步取代集成的业务单元，今天的企业边界将土崩瓦解。最后，能够在内部集中执行核心活动与外包非核心任务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公司，将成为最终的赢家。”George断言。

事实上，企业能力是企业边界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企业能力的强弱、大小决定了企业边界的具体位置。当今世界，收购、兼并、合并和联合是把企业这块“蛋糕”快速做大的捷径之一。决定企业这种扩张方式能否成功的关键正是企业能力。1997年8月4日，波音正式完成与麦道的合并。这种高起点的联合，形成了航空制造业新波音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两雄称霸的新局面，也使波音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从1996年的第144位一跃为1997年的第39位。l998年7月3日，德国大众汽车以4.3亿马克的价格收购英国劳斯莱斯汽车公司，这不仅使德国大众拥有由劳斯莱斯创造的独特的、同行难以企及的在驱动力、减噪、安全舒适性方面的汽车核心技术，同时也为德国大众进入英国市场降低了门槛，由此实现了快速做大的目标。

波音和大众之所以能扩张成功，缘于这种“合二为一”在其企业能力控制范围之内，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如果企业自身的能力无法达到这个境界，强行将“蛋糕”做大，其结果必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甚至事与愿违。国内把组建企业集团作为国有企业重组、行业重组的一种主要形式。当时，人们把“船大抗风浪”当成对企业集团竞争优势的一个形象描述。一时间，全国上下组建企业集团的活动“风起云涌”。不可否认，有一些企业通过兼并、联合等多种形式组建的企业集团，实现了优势互补，提升了竞争力，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有一些企业在组建成企业集团之后，企业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资产质量迅速下降，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丧失殆尽，企业集团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可见，企业管理最深层次的任务或许就是要构造企业的能力！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包括生产能力、资金运作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等。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在企业能力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能力。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指一个企业独有的、扎根于组织之中的、适应市场机会的、能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本质上是一个企业“特定的知识体系”。正如美国管理学家潘汉尔德和哈默所说，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无疑，这种企业“特定的知识体系”是以隐性知识为主的，并且具有明显的方法论特征，是很难察觉、复制和模仿的。因此，在其概念理解上存在的种种歧义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例如，有人认为企业核心能力等于核心技术或先进设备等等。索尼的微型化技术、佳能的精密仪器研制、NEC的数字技术、松下的加工技术和分销能力、耐克的销售能力和设计能力、戴尔的直销能力、海尔的市场整合能力、长虹的技术吸收创新和低成本扩张能力等等，被研究者或企业家个人描述为相应公司的核心能力。这些林林总总的表述并没有把握问题的本质。由于企业核心能力是“特定的知识”，因此其最终必须归结到人的方面并以人为载体，是隐藏在企业资源背后的配置、开发、保护、使用和整合资源的主体能力。任何仅仅将企业某一项专有技术、垄断资源或畅销产品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都不会成为百年老店，因为它们是对物的依赖而不是对人的依靠。而企业的真正核心能力应该是以人为皈依的“企业文化力”。只有文化的力量才是最深刻、最终极的力量。以满人入关为例，他们攻破了汉人的长城，夺取了汉人的城池，推翻了汉人的江山，在政治上、军事上是胜利者。但在文化上，他们却失败了—满人入关后，被汉人同化了；虽然是满人坐了江山，最后也相当于汉人坐了江山，不过是换了个朝代。文化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东西，它决定了大脑怎么思维，决定了双腿怎么行动，因而是最终的力量。企业文化对企业能力的形成、作用、保持和促进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决定着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态度，企业产品、服务属性的价值取向，企业自身的组织规范和行为准则，企业用什么样的方式、手段来运用企业的资源参与市场竞争。这些都是企业能力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后续保证。所以，企业文化力是企业的核心能力

企业边界的真实含义与资产专用性分析所作的概括有本质区别。它是指“企业”这一有计划的生产协调机制作用的规模与范围，而不是同一所有权下的资产集。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竞争优势和生产的互补程度，而不是资产专用性这个表面指标。据此，笔者对美、日汽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双边关系重新进行了考察，指出专用性资产租借关系比分包制更接近市场契约，而不是相反。美、日汽车产业发展路径的歧异正在于应对互补性时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人们对企业的功能、组织、生产、契约、产权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要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生产性要素和组织性要素。生产性要素明确了企业核心能力大小、生产范围、上下游产品等，可以界定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生产什么、生产的能力大小、生产的异质性等)；组织性要素明确了管理成本、产权分配、契约的完整性等，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可能性边界(可以拥有多大的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等)。所以可以从生产要素和组织要素两个变量来分析他们对企业外部边界的影响。

借用古典微观经济学IS-LM曲线分析方法，可以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组织可能性边界映射到同一象限，进而可以在图1中得出一个结论：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组织可能性边界的交点就是企业的最优外部边界。在本文中，企业的规模和边界属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例如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可以理解为企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得到扩展。为直观起见，在图1中将横坐标表示为边界。其中L1表示组织可能性边界，L2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界。图1中的A点表示，在这一点上，企业的外部边界是最优的。

边界变化的四个纬度：人们分别讨论企业处于不同象限企业外部边界变化的情况：

第Ⅰ象限：企业边际生产收益和边际组织收益均比较大，因而企业为追求更大的收益，有极强的欲望将生产和组织可能性边界向右推移，从而形成新的交点B，企业的外部边界向外扩展。属于这一类的企业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处于高速成长的新兴企业，他们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兼并，进行横向一体化；一方面大量收购上、下游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CA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CA创建于1976年，是全球最大的IT管理软件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长岛，服务于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客户，专注于为企业整合和简化IT管理。经过70多次兼并，CA公司从只有4人的规模，在短短24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第Ⅱ象限：企业的边界组织收益较大，而边界生产收益较低。这样企业出于理性的考虑会将一部分生产剥离出去，部分产品采取外购的形式，企业保持核心能力使生产更加专业化，企业生产规模相对变小。但是由于企业边际组织收益较大，企业有向外扩展组织可能性边界的动机，因而企业会以自己为核心企业，向外输出资金、管理，超越原有的组织边界，干预到交易方的生产管理过程。企业外部边界是内缩还是外扩要取决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组织可能性边界各自变化的幅度，从图1中看，原有的平衡点A被新的平衡点C所代替，常见的模式有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耐克公司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耐克公司将97%的制造业务进行外包，从这方面看他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很小。但是耐克具有非常优秀的研发水平、品牌管理能力和资金运作能力，从这方面讲耐克可以将自己的组织可能性边界进行很大程度的扩展。

第Ⅲ象限：企业的边际组织收益和边际生产收益都比较低，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么收缩生产可能性边界，要么收缩组织可能性边界，或者同时收缩两者来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企业常见的做法有大幅裁员和资产剥离。从图1可见，原来的平衡点A为新的平衡点D所取代，企业的边界变小。2004年，IBM公司PC业务连续3年亏损，亏损额高达80亿美元，PC业务的亏损严重阻碍了公司专业服务、软件等其他有利可图的业务的发展，19000名从事PC业务的员工也成了IBM沉重的负担。同年，IBM决定将PC业务卖给联想。2005年第三季度，IBM公司的利润超过了金融分析师的预期，赢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剥离了长期困扰IBM的PC业务。第Ⅳ象限：企业的边际生产收益大而边际组织收益小，这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机构设置不当、管理冗余。企业有可能进行重组、重新设置组织架构、精简管理人员、去除管理冗余，或者进行合并，如历史上手工作坊网络向联合工厂的转变等，也有可能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外扩，以消化较高的组织成本，获得好的组织收益。从图1分析，新的平衡点E取代了A，企业的外部组织边界发生了变化。中国民航政企不分，冗员严重，效率低下给民航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组织成本，一直是影响民航发展的重要原因。200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宣布由国家计委牵头进行中国民航的重组。2002年10月，中国民航完成了重组，由众多的诸侯分割形成了南方航空等六大中国航空集团。中国民航的重组意味着企业在面临低的边际组织收益(高的边际组织成本)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外部边界进行收缩调整。

影响企业边界的四种情况，人们列入下表，可以使得大家更清晰地知道企业边界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企业应该选择的对策。

很多人都会认为企业可以依照自己的资源和发展路径来决定企业自身的成长空间，但是事实是，如果人们需要有效的得到企业发展的空间，确保在成长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是有效的，那么就需要知道如何进行企业边界管理。人从外行到专家要经过五个渐进的阶段：业余人员、学徒、熟练工、能手、出类拔萃者。类似地，企业对企业边界的管理能力也是由五个阶段组成的，如下表所示。企业边界管理模型旨在帮助企业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并说明企业改进的方向。

尝试阶段的特征是缺少任何关于边界管理的知识，采用典型的试错法来实施管理。企业多方合作完成的时间和成本都无法预测。在这一阶段，合作过程带有极大的尝试性，因此，这一阶段企业主要关心的是合作是否能够可行。

重复阶段的特征是基于以往积累的管理经验来实施新的管理。为了抓住市场机会，时间是首先要考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该阶段中，由于合作在可行性上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证，成员企业关注的焦点从而转移到时间这一关系到市场机会能否捕捉到的关键因素上。定义阶段的特征是开始用文件的手段来认识正式的边界管理过程。

当文件建立以后，潜在的成功的合作伙伴的范围就大大拓宽了，即成员企业获得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该阶段的管理方法是明确的，是经过实际经验和严格分析的。一旦合作的时间能够满足实现市场机会的需要，企业就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降低成本、获取收益，以便合作后实现的合作效益更大。

管理阶段的特征是按界定的责任管理，管理建立在不断变化的知识的基础工。企业不断地了解和参与其他公司的边界管理过程，不再有严格的边界管理流程，边界管理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当合作时间和成本都可以接受之后，成员企业的边界管理重点就转向合作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上了，即合作过程的质量。成熟阶段的特征是成员企业对适应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果以上因素都良好的话，即企业的边界管理能力良好，这表明企业的企业边界管理能力已经十分成熟了。这一阶段应重视应用范围的拓展，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在成熟阶段，其主要指标是自适应范围。

首先，从古典企业开始讨论，这里指的古典企业是个人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根据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以下简称为科斯企业边界理论)，最优状况下，企业的边界就在边际的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费用的均衡点上。如果现实中的经济世界果真如此，那么在这条边界内外一定具有某些截然不同的特征。事实上，现代企业理论的很多工作就是在界定这些特征上。然而，所有的这些工作均没有得出理想的答案。

如果认为企业契约是长期契约，而市场契约是短期的，或者认为企业契约是不完备契约，而市场契约是完备的。那么在现实中可以看到，许多处于上下游生产关系的企业间往往存在着长期的并且不完备的交易契约；如果认为企业契约是生产要素交易的契约，而市场契约是中间产品交易的契约，那么如何解释战略联盟?战略联盟是合作方各投入一定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构成的，比如共同开发新产品，它是一种要素交易的契约，可是它明显是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正因为现实中的一些企业间的交易行为具有企业契约的特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边界是模糊的。在市场和企业之间，王询定义了“中间地带”，迈克尔·迪屈奇(1999，中译本)定义了“半结合”。“中间地带”和“半结合”的确描绘了经济世界的现实情况，但并不认为企业的边界是模糊的。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放弃科斯企业边界理论中的两个并未言明的假设：一是科斯的企业边界不等同于以注册和纳税为判别标准的企业边界；二是不要求企业必须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个体，把企业间边界(指的是科斯的企业边界)的交叉，甚至企业与其它组织或个人边界的交叉看作是一种经济常态。于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将是图1所示的情况。

实线圆圈代表的是表面意义上理解的企业边界，它界定了现有法律承认的企业范围，判别的标准是，这个企业是独立的注册实体和纳税实体。把企业的这种边界称之为法定边界，边界之内的称之为法定企业。在图中假设法定企业Ⅰ与法定企业Ⅱ、Ⅲ、Ⅳ等存在着不同的交易关系。其中，法定企业Ⅰ与企业Ⅳ是随机的短期的市场契约关系，而与企业Ⅱ、Ⅲ等是较为稳定的长期交易关系。对于后者属于前述的“中间地带”或“半结合”的契约关系。如果把所有与法定企业Ⅰ存在“中间地带”或“半结合”契约关系的法定企业用包络线描绘出来，就形成了图中的虚线圆圈，这是法定企业Ⅰ的另一重边界，称之为契约边界，边界之内的称之为契约企业。同时可以看出，法定企业Ⅰ也存在于法定企业Ⅱ、Ⅲ等的契约边界之内，即企业的契约边界是可以相互交叉的。这个企业契约边界的相互交叉性，以及法定企业、契约企业的提出，就说明了企业的边界并非是模糊的。首先，科斯企业边界并不存在所谓的模糊性，它就是所定义的契约边界。契约边界之内的契约是企业契约，具有相对的长期性、不完备性和要素投入性；边界之外是市场契约，具有相对的短期性、完备性和中间产品投入性。边界就在企业契约的边际净收益(受组织费用的影响)与市场契约的边际净收益(受市场交易费用的影响)的均衡点上。其次，企业的法定边界也是明晰的，这是从法律意义上界定的企业边界。所以说，真正使人混淆的是，很多学者没有看到企业契约边界和法定边界的差别，误认为企业的法定边界之外的交易行为均是市场契约，进而将企业契约边界内外的契约差别与法定边界内外的契约差别相比较，这自然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中间地带”和“半结合”被提出。其实，所谓的“中间地带”和“半结合”就是在企业契约边界之内，法定边界之外的那部分，这之中的契约的本质是企业契约。也就是说，企业契约边界内的交易契约，既包括同属于一个法定企业内的要素所有者的企业契约，又包括该法定企业与其它组织或个人的企业契约

论及此，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契约和市场契约的区别在哪里?二是法定边界内外的企业契约的区别在哪里?关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可以在威廉姆森(1979)的那篇著名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治理》中找到答案。但由于威廉姆森一开始就站在反对科斯的企业、市场两分法的立场上，并没有看到企业的双重边界性，所以他的论述不免过于繁琐，且绕开最合适的答案。

研究与威廉姆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两方面。首先，威廉姆森用的是交易频率，用的是交易比率。交易频率是个绝对值的概念，交易比率则是相对值的概念，是指某法定企业与另一法定企业的交易活动占其总交易活动的比率。可以看出，交易比率越低，其企业契约边界越大；其次，威廉姆森将投资分为非专用、混合和专用三种类型，将其简化为非专用和专用两种类型。事实上，资产的专用性是个程度的概念，当专用性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就可认为是非专用的。对于涉及到非专用资产的交易活动，无论其交易比率是高还是低，这种交易契约都是市场契约。市场契约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长期性。即缔约方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不履行契约的长期条款而使自己获益。其原因在于其资产的准租很小，甚至为零。或者说，转换交易对象对自己的收益较大、损失很小；而当交易涉及专用性资产时，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就显得比较经济了。这种长期稳定的具有自我实施性的契约就是企业契约。或者说，企业契约通过专用性资产产生一种“锁定”的功能，将缔约各方牢固地联结在一起。这时，契约参与者如果合并为一个法定企业，则基于新的法定企业的契约边界会变大(由于契约边界的交叉性)。而契约边界受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费用的影响，有一个限度。当交易比率高于某一点时，扩大契约边界就不经济了。所以，交易比率决定了法定企业的规模。相互间的交易比率低则结成法定边界外的企业契约，交易比率高则会“一体化”，缔结法定边界内的企业契约。

“两重边界”讨论的是古典企业的情况，当公司制企业出现后，企业的边界又发生了变化。

首先出现了一个点划线圆圈，称之为经营边界。现代公司制企业与古典企业的显著不同是股权的分散化、股权的有限责任和职业经理人的出现。这致使一部分企业股东退出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圈，成为单纯的持股者。这个生产经营圈就是公司的经营边界；其次，单纯的持股者又可分为投资者和投机者，投机者不以公司分红为赢利目的，明显他们与公司的关系是不具自我实施性的非企业契约关系，于是在图3中，法定边界的一部分落在契约边界之外；最后，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使得公司治理问题凸显，于是图3中还有个不规则的圆圈，我们称之为治理边界。治理边界之内的企业契约参与者是公司内部治理者，治理边界之外的企业契约参与者和市场契约参与者是公司外部治理者。我们将内部治理简单定义为“用手投票”，即有权进入公司董事会，或有权对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构成直接发表意见。而外部治理就是“用脚投票”。“用脚投票”有两种形式——直接和间接。市场契约参与者采用的是直接的“用脚投票”形式，而企业契约参与者由于受专用性资产的“锁定”，一般采用间接形式，比如不再增加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职工的消极怠工，供应商的偷工减料，等等。我们描绘的治理边界是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它穿过了公司的经营边界、法定边界，反映了目前世界各地公司治理的现状：一些公司股东不再行使“用手投票”的权力；公司职工有权进入公司董事会，如德国1/2的监事会成员是职工代表(德国监事会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董事会)；关联企业、银行间相互持股，如日本等国的情况，等等。

目前一般认为，公司治理具有内部和外部两层治理结构，但如果应用公司四重边界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治理其实具有三层结构。但在理解这一点之前，首先要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进行辨析。

1．谁是利益相关者

1963年，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概念首先被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被众多学者所接受，且有所发展。1997年，Mitchell和Agle(1997)归纳的迄今经济学家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达二十七种之多。可见，关于谁是利益相关者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共识。

事实上，企业多重边界的提出的最直接的效应是，它可以使我们非常简便地辩识出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认为一切与企业具有企业契约关系的个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即企业契约边界所包围的契约参与者都是利益相关者。因为在一定的专用性资产的“锁定”下，只有企业契约参与者才与企业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关系，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活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效用，同时他们的参与行为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活动。而企业契约边界之外的市场契约参与者与企业是一种随机的，或者“脆弱”的契约关系，他们个体对企业的贡献是微弱的，他们个体的“呼声”也是微弱的，他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市场——出现时，才能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承担企业风险的。因此，我们赞同将利益相关者直译为“下赌注者”，认为只有通过专用性资产的“赌注”，并被“锁定”在企业契约的“赌局”中，该行为主体才是利益相关者。按此定义，一切与企业存在交易关系的个人和团体都有可能成为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但要成为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必须“下赌注”，必须进入企业契约关系。

2．公司治理的三层结构

公司的四重边界是以组成公司的不同参与者为划分依据的。经营边界包含了公司的经理层和一般雇员，他们同时也可以是股东，甚至是内部董事；法定边界内增加了不参与公司生产经营的股东；契约边界内在去除了不以投资为目的的股东后，增加了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治理边界内为公司的内部治理者；治理边界外为公司的外部治理者；治理边界与契约边界之间为不参与内部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契约边界之外为所有的与公司具有市场契约关系的个人或团体。这种对公司的不同行为参与者的确认，使我们认识到公司存在着三层治理结构和一个治理对象。

笼统地说，治理对象是指公司经营边界内所包括的经理和一般雇员。因为是他们直接参与了公司存在的最基本活动——价值创造，并左右了公司的战略走向，而作为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的其他交易契约参与者必须对其有所控制。而在科层制的公司结构中处于指挥者地位的是高级经理人员，于是，准确地讲，治理对象是公司的高层经理。

公司的第一层治理结构是内部治理层，由治理边界内的利益相关者构成，他们被称为内部治理者。他们最基本的权力是有权作为董事会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进而直接控制着治理对象。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实践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均有可能成为内部治理者，并且在有的情况下，经理和一般雇员既是治理对象，也可以是内部治理者。

公司的第二层治理结构是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治理层，由治理边界与契约边界之间的利益相关者构成。他们的治理权力是“用脚投票”，但是由于企业契约的“锁定”功能，一般情况下，“用脚投票”的形式是间接的，或者说的是消极的。这里就存在一点疑问，既然第二层治理结构与第一层治理结构都是由利益相关者组成，他们行使不同行为方式的原由是什么?这其实涉及到公司治理的一个本源性话题，即，谁是公司治理者?这里给出我们的简单思考。首先，由于公司的发展需要，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专用性资产的依赖性，处于第二层治理结构的利益相关者的专用性资产具有了专有性和稀缺性的特点，这使得他们在重复博弈的事后谈判中也占有一定的谈判优势，从而也可以确保获得一定的组织租金。其次，尽管他们进入公司内部治理也同样可以获得这部分组织租金，甚至更多，但内部治理存在着一定的治理成本。所以，利益相关者是进入公司内部治理还是参与公司外部治理，完全是基于自利的考虑，是相互间博弈的结果。

公司的第三层治理结构是市场治理层，由处于契约边界之外的所有与公司具有市场契约关系的个人或团体构成。它也是一种外部治理形式，但与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目前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中，一般将外部治理等同于市场治理，这是不正确的，问题出在对公司边界的认识上。通过引入公司的四重边界性，可以看出第三层治理结构与第二层治理结构的差异：

一、从参与主体看，前者是市场契约参与者，后者是企业契约参与者；

二、从治理行为看，前者是直接的“用脚投票”形式，后者更多地采用间接的“用脚投票”形式；

三、从治理力量看，前者的单独行动对公司基本没有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是公司的经营常态，而后者的单独行动或多或少的会得到公司的关注；

四、从交易关系看，前者与公司间一般是利益的竞争关系，后者与公司在竞争中充分表现出合作性；

五、由第四点得出，后者必然要分享到组织租金，前者则不然。

目前经济学界对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的看法认为公司治理必须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原则；而另一种观点则以“利益相关者合作”为准则推导出“共同治理”的治理理念。但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三分法划分说明，如果将公司的三层治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看，公司治理既不是“股权至上”，也不是所谓的“共同治理”模式。

推动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关键人物有科斯和张五常。关于科斯和张五常的一个贡献，一些学者认为，他们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以什么为界限划分了企业与市场。

然而，企业的边界真的被清楚界定了吗?科斯在评论张五常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看起来，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由于我思想的混乱可能误导了张五常，正如这种情况一样，我但心，误导了另外不少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张五常没有被真的误导。张五常最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他连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不清楚”。张五常还曾提出一个很有深意的问题：“如果一个苹果园种植主与一个养蜂人签订合约，让蜜蜂为苹果树授粉，那么是会产生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

所以，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王询指出“企业与市场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片模糊的中间地带。在这一中间地带，各个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既存在市场交易关系，也存在各种非市场交易关系”。我们认为王询对“中间地带”的认识是深刻的，他看到了目前学术界在企业边界问题认识上的误区，但遗憾的是他未能进一步揭示“中间地带”的契约本质，进而无法进一步解决企业的边界问题。为此，本文将首先针对目前关于企业边界理论的种种含混不清的论点，提出古典企业的两重边界性，以期解释企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然后，根据公司制企业的特点，描述了公司的四重边界。最后，以此为依据回答谁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并得出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

尽管从科斯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企业不再被看作为一个“黑匣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性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并没有被很好的解答。究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现有的研究始终在坚持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设，即企业的边界是不可交叉的；二是将从交易成本理论中得出的企业边界(本文称之为契约边界)与现实中观察到的以纳税实体为判别标准的企业边界(本文称之为法定边界)混为一谈。如果放松企业边界是不可交叉的假设，认为企业的契约边界的交叉是一种经济常态，并区分企业的两种边界，现代企业理论的种种似乎前后矛盾的论点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

在建立了古典企业的两重边界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又认为在公司制企业中，存在着另两条边界，一是经营边界，二是治理边界。这两条边界是随着公司的“经理革命”而产生的。经营边界的出现，说明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而如何划分治理边界就构成了公司治理问题的最基本内容。随后，应用公司的四边界理论，本文将契约边界内的企业契约参与者界定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并认为完整的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治理和市场治理三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