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学者把基于知识的理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的发展中，以Demsetz的理念为基础，Connor、Kogut 和Zander 等开始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讨论，也有来自Penrose、Arrow 和Hayex 等学者的知识中心论，Nilson 与Winter 的演进经济学，Polanyi 等认识论的新贡献，使基于资源或知识的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首要目标。该理论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存在和产生的理由，将企业看作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并指出是企业能力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系统的建立使知识的积累和存储更为便捷。过去，知识基本上都存储在个体之中，企业难以把握。企业是否拥有某种知识取决于某位雇员的去留。一般而言，企业的雇员，特别是长期雇员，都知道公司的历史，具备经营企业的经验以及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企业通过建立信息系统和知识库，就可以将这一切纳入其中。这样，系统本身而不是人，就能够变成组织稳定的结构。人员可以自由来去，其经验和知识却保留在系统中，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分享老员工的经验和知识，缩短学习过程，减少企业培训费用，减少失误，降低成本。其次，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更快，Internet和Intranet的建立为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分享知识提供了技术保障。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才使得各类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能够对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子公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使信息在各子公司之间迅速地进行传递，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判断或决策失误。

20世纪的最后二十余年，以比尔·盖茨的微软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企业的出现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的土壤。这些企业均不具备传统企业理论中的所谓“资源”，也没有多少资本。他们拥有的只有技术、知识和思想，但他们就是凭借这些在短短十数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财富。这些企业的成功使得传统企业理论中的资源观受到挑战，而传统经济理论中资本雇佣人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这些企业中，资本是受知识的雇佣，知识、技术和思想才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资源，没有知识，就不可能有这些企业的出现，成功就更无从谈起。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正式使用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词，该组织在报告中将基于知识的经济定义为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2000年，EC和APEC又在自己的研究文献中拓展了知识经济的内涵，认为凡以知识为驱动力带动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就业增加的经济就是知识经济。我国学者林丕对知识经济有自己的理解，他在1999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上著文指出，知识经济“是知识产品生产和脑力劳动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型经济。”他认为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知识产品的生产已支配了物质产品的生产而居于主导地位，脑力劳动已上升为人类劳动的主要形式。无论如何来定义知识经济，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而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和必要的学术研究氛围。

从理论背景看，一是新古典经济学陷入持续危机、演化经济学方兴未艾。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陷入了持久的危机，这一范式的基本分析工具——最优适应性、单一均衡及代表性个体行为等都不适于解释经济变迁的内生原因，具有明显的简化论、还原论和决定论哲学观等色彩，从而招致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不满。基于此，加之受到现代生物学和现代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革命性进步的启示，以博尔丁、纳尔逊、温特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秉承经济演化思想先驱凡勃伦、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的有关演化思想精华，创立了演化经济学，彻底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实现了经济研究范式的重大革命。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过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的努力，报酬递增理论得到复兴和发展，并很快融人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入90年代，演化经济学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到目前为止，霍奇逊等已出版了大量演化经济学的著作。演化经济学已成为20世纪末在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激动人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新的经济学范式为演化经济学家们发展出异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

二是演化经济学家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不满。他们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尽管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理论假设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不足，使企业理论进一步远离“黑板经济学”而更加接近现实，但理论范式上仍然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该学派的企业理论研究过重关注企业交易行为，却忽略了企业的生产行为，并隐含了这样一个不合理假定，即企业的知识是外显的(explicit)，一旦被创造出来即可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其他使用者使用。而现实中，外显的知识仅仅是人类知识总和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知识都是内隐的(tacit)，且隐置于实践之中。而内隐的知识在个体之间的转移是缓慢的，成本昂贵的，且不确定的。

从社会实践背景看，企业运行的新实践迫切需要新的企业理论予以解释和指导。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日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传统的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企业之间为何存在异质性，为什么在相同制度安排下，有的企业能取得成功而有的企业却遭到失败等问题难以给出一致、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丰富、完善现有的理论体系。

演化经济学家们如纳尔逊、温特、帕维特、伯格·沃纳菲尔特、彼得夫等从亚当·斯密吸收劳动分工理论、从西蒙那里吸收有限理性等思想养料，着眼于探寻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以彭罗斯(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为直接理论渊源，历经从结构决定论到资源决定论、从资源决定论到能力决定论、从能力决定论到知识决定论三个发展阶段，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文献日益增多、蔚为大观，成为引人注目的企业理论的重要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