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上虞丰惠镇人，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1910年，毕业于县高等小学堂。

1911年，以县试第一名考入绍兴府中学堂。

1912年，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

1913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

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著评文章。

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

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

“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1935年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30年代初，在上海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与蔡元培、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词典计划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他对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上。

1986年1月16日11时15分，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建国初期出版界“运筹帷幄的主帅”

胡愈之一生与新闻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幼就开始办报，18岁编了第一本叫《利息表》的小册子。以后主编过《上虞声》，承包过《东方杂志》，协助创办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学》月刊、《世界知识》《新生》周刊、《生活日报》《国民公论》《南洋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等。

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等关键时刻，心怀正义感、爱国情的胡愈之每每挺身而出，撰写檄文，往往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负责组阁的周恩来人尽其才，任命胡愈之担任出版总署署长，他由此成为建国初期中国出版界“运筹帷幄的主帅”。

1938年5月，胡愈之与范长江、徐迈进等筹划成立青年记者学会，编成战地新闻，每周一次和国际宣传处一起向外国记者发布，报道中国抗战的情况。同时，组织国际新闻社，发行中英文新闻稿，对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进行宣传。

1939年后胡愈之又先后在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从事抗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桂林，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做李宗仁、白崇禧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与在桂林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如李达、李四光、柳亚子、欧阳予倩、梁漱溟等建立了联系，创办了《国民公论》等刊物，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

在新加坡，他以《南洋商报》为阵地，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他不摆“左”的面孔，不唱八股调，而是强调不分党派、不分帮派、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不分智愚，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舆论工具。胡愈之同志到新加坡还不过几天，国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南洋商报》刊登了《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关于皖南事变的访问记，接着又发表了斯特朗的谈话，并于同日登出了胡愈之写的《团结则存，分裂必亡》的社论。这是一篇拨云见日，使读者感到《南洋商报》焕然一新的文章。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内战的可耻阴谋，把“千古奇冤”准确地做了报道，同时还指出：“我海外侨胞，其中最大多数，一向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心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决不存党派偏私之见。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抗战建国，是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和平妥协，是内战分裂。”社论的这种主张深得侨胞的同情与支持。他在论保卫南洋的社论中提出的“援助中国抗战，加强英美合作，厉行对日禁运，实行远东民主”，被称为四件法宝而轰动一时，深得侨胞的赞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又邀集一些文化界朋友成立星洲（新加坡的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去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组织文艺宣传队，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新加坡创办了《风下》周刊和《南侨日报》。在胡愈之的主持下，《风下》周刊紧扣时代脉搏，始终站在反内战、反专制独裁斗争的前哨，被读者誉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南侨日报》则关注侨民的利益，反映侨民的心声，旗帜鲜明地支持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被称为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1948年8月，在国共两党即将展开生死大决战的紧要关头，胡愈之夫妇通过中共的秘密交通线，扮作侨商夫妇，辗转历险，终于到达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整天忙于听取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意见和建议，忙于协助起草各种有关文件。

胡愈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他长于策划，善于写作，具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是推进新闻出版事业向前发展的难得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慧眼识珠，用人所长，任命胡愈之出任第一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他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信书报”的要求，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具体的方针、办法和步骤。正如吉少甫在《革命的启蒙师》一文中所说，从开国到1954年出版总署存在的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出版界，胡愈之“是运筹帷幄的主帅”。他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新的体制，出版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949年5月，《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胡愈之出任总编辑。素来讲究办报风格和特色的胡愈之围绕知识分子这个主体做文章，把《光明日报》办成发表知识界言论的论坛，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和开展对知识分子教育的阵地，报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条战线成就和动态的窗口，受到知识界的欢迎。同时，胡愈之积极筹办《新华月报》。1949年11月，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的发刊词，提出《新华月报》的任务是：“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新华月报》创刊后，以它的权威性，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重视。

1954年后，尽管出版总署已被撤销，但胡愈之仍关注出版事业，尤其是60年代初，他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作为一个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最重要的是拟出一套能振奋人心或者至少开释疑虑的丛书来，只有这样，出版工作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他设想这套书应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书，他设想的对象不是在校学生，更不是学者，而是一般干部。他跟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见解一样，认为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以后，干部就决定一切——干部水平高，就能办好事。

胡愈之约了七八个人去四川饭店聚餐，在餐前他和盘托出他要拟一套丛书的设想。到会的有当时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还有文化部出版局的王益，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等。

在聚餐会上，胡愈之强调前几年干部热情高，干劲足，就是缺少必要的知识，所以要出版一套提高干部知识水平的读物。他设想几个出版社按照自己的出版分工合出一套丛书——这套书有的像百科全书的单行本，每个选题出一本，几个出版社联合搞，每年可以出五六百本，出它几年，合起来几乎就变成一套百科全书了。接着胡愈之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赶紧出版一些解答当前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的读物，例如“市场为什么紧张？”“副食品为什么缺少？”等等，首先要出一整套这样的热门“知识”书，才能打响。二是恢复在前一时期整顿出版中停办的科学普及出版社，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书要多出。大家对他的建议几乎没有异议，但关于前一个问题，原则上都说好，但都说不好写，连政治局委员在庐山会议提出意见也能掀起一场风暴，这样的现实问题怎能去碰呢？

在60年代初的社会气氛中，胡愈之的这些设想未能很好地付诸实施，但却反映了这位老新闻出版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可贵的精神品格。

胡愈之还是建国后民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盟中央机关被查封，胡愈之受到冲击。1969年5月，周恩来指示驻人大、政协的军代表不要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胡愈之的境况才略有好转。在此期间，胡愈之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一些老同志实事求是撰写旁证材料，使一些老同志免遭冤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而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1925年—1932年）。

《生活》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开初内容比较单调，进不了文化市场，印数只有2800份。从第二卷起聘请邹韬奋主编，他约请一些进步作家为刊物写稿，改变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层次，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发展到2万份发行量。1931年他读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十分赞赏，在《生活》上发表读后感，推荐给读者。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胡愈之发表了《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达了鲜明的抗日主张，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邹韬奋读后也为之震动。

于是，他请朋友从中介绍与胡愈之会面，一气谈了三个小时，并向胡愈之约稿。胡愈之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当时苏中断交，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邹韬奋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邹韬奋有胆识，有正义感，从此倾力相助，参与组织和策划《生活》的编辑工作，还经常为刊物写稿，尤其是以“伏生”为笔名写的国际问题文章，一时风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号召力。有的刊物甚至以“胡伏生”的文章作为广告，企图鱼目混珠；《生活》为此特意发表声明，澄清“伏生”并非“胡伏生”，成为当时媒体内部的新闻事件。《生活》的订购数逐渐上升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蒋介石要求黄炎培改变刊物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与胡愈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等人商量，决定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办刊。胡愈之建议独立后创办生活书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书（周刊社本来也有一些文章结集出书）。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这一年，邹韬奋37岁，胡愈之36岁。

生活书店成立后，胡愈之又协助邹韬奋制定了经营方略。一是表面上把周刊与书店分开，以免周刊因不改立场而被禁时影响书店；二是以书店为核心出版多个刊物，书刊互动，快速发展；三是出版与发行并举，不但发行本版书，而且经售、代办各种书刊报纸。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书店代理发行业务。这三家书店目标基本一致，一开始就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合并埋下了伏笔。

胡愈之虽然没有在《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周刊发展初期的重要参与者，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特请胡愈之约他参加。邹韬奋欣然答应。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不久，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也被列入暗杀名单，只好出国避难。行前，他将《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胡愈之不负所托，不但组织编务，而且原来每期由韬奋执笔的“小言论”都由他来写。刊物办的很有锐气。1933年底，由于胡愈之的一篇短文，当局通令全国查禁《生活》。在最后一期上，胡愈之写了《最后的几句话》，强烈谴责当局的无理行径，同时刊登了邹韬奋出国前就已经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生活》虽然被禁，但不到两个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设想，又创办了《新生》周刊。胡愈之建议请与张学良有良好关系的杜重远出面注册《新生》，得以顺利通过。《新生》完全继承了《生活》的办刊宗旨，“一切仍属旧贯”（邹韬奋语）。

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两个刊物。《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这个刊物寿命很长，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人也是胡愈之。韬奋1935年回国，立即与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救国会七君子。胡愈之担负起营救的组织工作。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出版计划，并请胡愈之主持修订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并在组织上确立了三个系统，第一是社的小组，这是帮助社务能正确执行的细胞组织；第二是业务系统；第三是自治会系统，这是增进同人福利，实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个职工政治认识水准的细胞组织。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纪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创见的。这可能与胡愈之曾到苏联访问有关。

在这次会面中，胡愈之建议，在后方和海外开设生活书店分店，化整为零，把人员和物资分散到五十几个分支店，既保存了实力，又扩展了书店业务。韬奋深以为然。在随后举行的社员大会上，胡愈之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编审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担任的唯一一个公开的职务。会后，胡愈之对编审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适应抗战建国需要、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服务精神”的出版原则和编审工作计划化的要求。他手订了全年和各季度各类出版物的编审计划、出版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措施，把过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类，由每个编委分担一个种类的编审工作。为保证编委会工作的正常进行，还制定了《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20条。在组织领导上，改总编辑负责制为编委会集体负责制。编委会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商讨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开会时请经理、生产部主任和营业部主任列席。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生活书店业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开创意义，极大提升了书店的职业化水准。

邹韬奋对胡愈之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他说：

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贡献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的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1940年7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邹韬奋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直到三个多月后，接到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载了一篇写韬奋之死的专文，才不得不信。他怀着悲悼的心情一气写下长达3万字的纪念文章。他称韬奋是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认为，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这其实也是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的评价和定位。这个评价和定位一直影响到如今的三联书店。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全国出版界的领导人，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他说：“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他要求“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1982年10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会时，86岁高龄的胡愈之写了贺信。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我和这三家书店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书店，关系更加密切。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常常为韬奋主编的刊物写稿。关于书店的出版方针以及书店的内部结构，韬奋常同我交换意见……这三家书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到1948年，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广大人民，贡献力量。

……

从1931年到1982年，五十多年里，胡愈之先生一直关心、帮助和指导着三联书店，多次为三联书店规划蓝图、引领路径。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不是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为正义事业，为民族的需要，为大众的利益；为了这一切，要善于经营，但决不为经营而牺牲意义。这是作为一个三联人要永远记取的。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爱国知识界人士始终坚持战斗。当时，王任叔在《保卫大上海与伟大的民族个性的创造》一文中写道“为了战略，为了长期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拿着机关枪、大炮、步枪的中国士兵，是可以退出上海的，但拿着笔杆，拿着精神武器的文化兵，是决不能从上海撤退的。”

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国记者斯诺的住处看到Red star over China，这是伦敦戈兰茨公司寄给斯诺的样书。斯诺告诉他，此书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向斯诺借了这本真实记录延安见闻的通讯集，内容太吸引人了。他一读完，就在座谈会上介绍给朋友们。他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但最大的难题是出版。这种红色书籍，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大家一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复社就这样成立了。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抢时间，他们把书拆开，十一二个人同时翻译。全书30万字，不到一个月翻译完毕。书译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就是向读者发预约券。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1元。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业，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帮忙。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还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没有的照片。

斯诺说，从字面上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是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的，很快就发行了五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为了掩护，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空。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不少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23岁的华君武就是其中一个。那时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也听到过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担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说，斯诺几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此书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民族危亡的关头，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在编印启事中说出版《鲁迅全集》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

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共同筹划由复社来出版。印书资金是个大问题，把《西行漫记》的盈余贴上也远远不够。因为鲁迅深受爱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热心号召，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很多定金。

那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苦，可一听说出版《鲁迅全集》，他们都很有热情，主动降低收费。百数十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仅4个月，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文汇报的编者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狮的力量吧。”

1920年，与茅盾、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

1921年，创办上虞第一份报纸《上虞声》，寄回上虞发行，在家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5年，编辑出版《公理日报》，并在《东方杂志》发表长文《五卅事件纪实》，声援五卅运动。

1926年，支持创办《新女性》杂志与开明书店

1928年，因遭反动派忌恨，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并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同时入新闻学校学习新闻学。留法期间，曾利用假期，游历考察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

1931年，在返国途中对苏联进行访问，回国后著《莫斯科印象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成就。“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主编复刊后的《东方杂志》，宣传抗日救国，又与邹韬奋一起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推动创办生活书店。

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

1933年，应鲁迅之邀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筹划创办《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主编《世界知识》，成为进步工作者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

1935年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救国会，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1936年，受党组织派遣，离港经法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11月，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担负起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赴苏州，以“爱国有罪，自请入狱”抗议国民党暴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与蔡元培、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委和宣传部长，利用这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积极促成《救亡日报》创刊，并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为党开辟了向国外宣传的新闻机构。上海陷落后，仍在租界里继续出版《团结》《集纳》《译报》等刊物，向国内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翻译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20卷。

1938年，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武汉沦陷后，奉周恩来指派赴桂林，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创办文化供应站，出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

1940年，遵周恩来意见离香港到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应聘任陈嘉庚办的《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在苏门答腊避难期间，进行印度尼西亚语研究。抗战胜利后，回到新加坡创办新南洋出版社，主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和领导了南洋的“民盟”支部，发展了党在侨胞中的统战工作。

1948年，从南洋回国，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

1957年7月10日，胡愈之在会议上以《章罗联盟的透视》为题发言。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愈之的发言稿。

1960年，为纪念商务创立65周年，胡愈之来馆讲馆史。

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同叶圣陶在观看新出版的《辞源》修订本。

1982年，与楚图南、巴金、冰心、叶圣陶、夏衍等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

1984年，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被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

1985年6月，参加上虞县委、县政府在北京召开的虞籍人士座谈会，支持家乡建设与修志工作。

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早在30年代他就主张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他的《关于大众语文》（《独立评论》1934年第109期）一文，阐明了他对大众语文的看法：“‘大众语’应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文一定是接近口语的。”1935年，他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宣言上签名，拥护拉丁化新文字。他在《“五四”与文字改革》（《新文字半月刊》1951年第68期）一文中肯定了五四运动打败了文言文、建立了白话文的新阵地的功绩，提出汉字的存废问题，并辩证地提出“文字和一般的精神生活的方式相同，不能用命令来废除，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加以改造，一定只有通过长期的逐渐改造的过程，到最后才能完全废除旧的，建立新的。”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详细论证了横排横写的好处：科学，合乎人的生理要求，节约纸张，便于标题、插图、表格、算式等的排版。在《让文字改革工作向前大大跨一步》（《语文知识》1956年第3期）一文中，他阐述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语言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离，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斗争的武器，时代需要有一种共同语言，而普通话就是客观上已经存在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推广普通话是加强汉民族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适应全国人民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他号召全社会支持、宣传、提倡普通话。在世界语运动方面，他是中外闻名的活动家，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他积极从事世界语的学习、传播、组织、领导的工作，并撰文《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语文》1937年第2卷第2期）、《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15期）、《世界语四十年》（《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期）、《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9日）等，热情宣传世界语的理想与目的，并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结构的11种特征及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胡愈之的著作还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

1956年鲜花盛开的5月，中国出版署署长胡愈之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一天黄昏，胡愈之在莫斯科一家民族饭店前散步，一位衣襟上戴着世界语徽章的苏联中年人向他走来。这位中年人很有礼貌地用世界语询问他是否在1931年到过莫斯科？是否叫胡愈之？胡愈之肯定答复后，只见那位苏联中年人惊喜地说：“胡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接待过您的尼古拉·雷蒂可夫。”

这次见面隔了25年。

1928年，胡愈之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流亡到法国，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径莫斯科。1931年，他在莫斯科逗留考察了7天，受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莫斯科青年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在莫斯科短短的日子里，胡愈之和尼古拉、德列辛等苏联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写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在此书中提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5位苏联青年世界语朋友。

那次见面分别7年后，1938年3月21日深夜，尼古拉突然被秘密警察带走。当时他以为被派去做翻译，直到被投进莫斯科郊区的一所监狱，才知道自己被逮捕了。尼古拉和其他的莫斯科世界语者一样，被定为“国际间谍”。4个月后，尼古拉被送到远东的海参崴，其后被流放到柯里玛。1955年11月，尼古拉被释放回到故乡莫斯科。第二年，他通过报刊得知胡愈之来苏访问，于是先后到几家大饭店寻找，终于得见老朋友胡愈之。两人畅谈友情，道不尽重逢的欢乐……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的具体做法

1．要求编辑干部下农村蹲点，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方法

2．亲自下到农村调查，采编适合他们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稿件

胡愈之作为新中国出版业的奠基者、领导者，不仅要求农村读物的编辑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采编稿件，而且身体力行，深入农村第一线，调查农民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到农村读物出版社蹲点，下决心为全国5亿农民编一本新年历，取名为《东方红》。他设想这本新历书须具备五个特点：全、新、实用、通俗、及时，使之成为一本“凡事不求人”式的新年历。新历书《东方红》从拟定选题、组稿到编排，从内容、形式、封面设计到插图，无不凝聚着胡愈之的心血。为编好这本书，1965年3月，胡愈之亲自带领编辑同志赴浙江、湖南作调查，采编稿件。《东方红》于1966年1月出版，由于内容十分贴近农民生活，丰富、实用，编排新颖、图文并茂，发行后深受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一百几十万册。

第一本《东方红》出版以后，为了了解该书出版后的效果并为修订再版作准备，他带领部分编辑人员到浙江、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临出发前，他向同行人员约法三章，其中一条要求大家“要一直下到生产队，住到农民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参加村里的文化和科技活动，组稿编稿”[3]。此次调查时，胡愈之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坚持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不但现场组稿，而且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对《东方红》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的修改意见，如中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的地方性很强，农业生产知识由北京统一编稿，很难适应不同自然条件下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了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出版《东方红》华北版、西北版、华南版等不同版本的设想。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因为不久之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而化为泡影。一直到1973年，人民出版社才重新出版《东方红》。读者尧阳收藏了一本1978年出版发行的《东方红》，据他介绍，“这本书真的是面向当时的农村、农民、农业，从这些目录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农村文化的影子。大至政策解读，小至食物中毒防治、妇女节育环使用、新生儿护理、地震知识介绍及现场救护，还有怎么吃中药、种好水稻、小麦田间估产、巧算地积法等等，可以说在书中都囊括了。所言之事均关乎农民的日常生活，内容包罗农村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真正面向农村、关注农业的书。它的发行时间在每年春节前后，过年的时候，人们在置办年货的同时就会顺便买上一本。由此可见，通过实际调查而诞生的《东方红》在内容、阅读习惯等方面与广大农村读者的需要是颇为贴近的，受到农民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3．集中全国出版资源，以极低的定价推出大量“农村版”图书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对今天的启示

1．当前三农图书出版中的两大缺憾

2．三农图书的策划创意应该源于农家与田野

综上所述，胡愈之所处时代交通不如现在发达，信息不如现在这样畅通，可他能够掌握广大农村居民需要什么样的读物；胡愈之所处时代印刷技术不发达，纸张也很紧缺，可他能够做到农村读物从内容到形式的完美结合，保证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胡愈之所处时代没有农家书屋作为平台，可他依然在为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胡愈之所处时代尚属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没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好环境支持，可他仍然能使全国在1964年年出版量仅2万种左右的情况下，保持农村读物的出版量达1700多种……这一切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农业，走进今天的新农村，走近新时代的农民，就一定能够做好三农出版工作。

二弟胡仲持，是著名编辑和翻译家。

胡学恕为胡仲持五弟，两兄弟的妻子范玉蕴和范玉仙也是亲姐妹。

胡愈之故居敕五堂为省级文保单位，经过修缮，已于2014年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