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明代文学家、学者、官员，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

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12月8日）。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出生于书香门第，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岁时，杨慎的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常能背诵。

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一岁的杨慎与云南永昌张志淳之子张含订为金石之交。杨慎此年已经开始创作近体诗。

弘治十二年（1499年）四月，杨慎第一次出京，随其父杨廷和回蜀守制，奉祖母叶氏柩葬于新都城西门外祖茔。杨慎还模仿名贤作《吊古战场文》，叔父兵部侍郎杨廷仪见文中“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数语，不禁击节称赞。祖父杨春阅后建议杨慎拟作贾谊的《过秦论》，杨慎第二天呈上一篇拟作，议论秦朝得到天下而很快迅速灭亡的教训，与贾谊的很多观点都相契合。祖父杨春读后又惊又喜，称杨慎有贾谊之才。

弘治十四年（1501年）夏，父亲杨廷和守丧期满，杨慎随父经汉中、西安、邯郸等地入京，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马嵬坡》等诗记录这些事情。同年秋天，杨慎跟随进士魏浚学习，创作的《黄叶诗》轰动京师。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诗后大为赞赏，遂收杨慎为门生，并称杨慎为“小友”。，大学士李东阳又命杨慎仿作诸葛亮《出师表》和傅奕《请汰僧尼表》，李东阳阅览后称赞其韵味“不减唐宋词人”。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杨廷和与张元祯同主会试。杨慎在礼部考场侍奉杨廷和。时崔铣试卷在分考刘武臣帘下，疑其刻深，没有被录取。杨慎看到了后十分喜欢崔铣奇隽的文字，向父亲推荐。杨廷和便提拔崔铣为《诗经》魁。崔铣知道了后用“小座主”称呼杨慎，二人结为知己。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秋，杨慎与同乡士子冯驯、石天柱、夏邦谟、刘景宇、程启充成立丽泽会，又与山东即墨的蓝田和云南永昌的张含结社唱和。

正德二年（1507年）春，杨慎第二次出京，与弟杨惇回到家乡应试，按照惯例进入县学，成为王颖斌所教授的弟子员。八月，杨慎与弟杨惇同举四川乡试。四川提学刘丙批阅杨慎的试卷，称赞他为罕见的奇才，说：“我不能像欧阳修一样，但是我却得到了苏轼这样的学生。”当时评论的人都认为刘丙慧眼识人。九月，发榜时，杨慎果然被点为乡试第一。杨廷和不以科第中举接连不断为喜事，而是说：“读书第二，登科第三，修身齐家，乃是第一件事。”

正德三年（1508年），杨慎参加会试，主考官王鏊、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的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

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正德八年（1513年）正月，杨慎继母喻夫人病逝于京师。二月七日，杨慎代父亲杨廷和函致陕西巡抚蓝章，称杨慎将亲自带着喻氏的灵柩回到四川，请求派遣人马护送。二月二十七日，杨慎第三次出京，与王安人扶继母喻夫人的灵柩离开京师回到家乡。杨慎一行人到达陕州（今三门峡市），巡抚蓝章遣使者迎接。抵达西安后，蓝章又设馆饯别杨慎。杨慎离陕西后，于途中四月二十三日向巡抚蓝章致函答谢。服丧完毕后，杨慎恢复翰林院修撰的职务。

正德十二年（1517年），因明武宗喜欢到处巡游，不理朝政。杨慎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后，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

嘉靖二年（1523年），杨慎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任纂修官。杨慎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杨慎在经筵讲课时，便特地讲解《舜典》：“圣人设立赎罪的法子，是用于不大的罪过的，是为了让百姓自做新人。如果是首恶或大奸，没有可以用钱财赎免的道理。”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讲书。杨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

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突出表现出杨慎的“叛逆”风骨。当时，张璁、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杨廷和辞官归里，大礼议再度兴起。六月，杨慎同三十六人上《乞赐罢归疏》辞职，不愿与张璁、桂萼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七月十五日朝会集议时，张璁斥责廷臣欺君，吏部尚书何孟春责难张璁，群情汹汹。罢朝后，何孟春率百官力争，杨慎激动地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并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称要共同抨击不和张璁据理力争的人。何孟春、金献民等人奔走相告，于是二百二十九人到左顺门前候旨，从早上到中午都不退去。世宗大怒，将带头八人下诏狱。杨慎和王元正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便下令逮捕五品以下的官员如杨慎等一百三十四人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

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杨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备，到临清县时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骑马走了近万里，非常疲惫，等抵达永昌卫时，险些无法病愈。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为白族修史。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热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骨。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杨慎在放逐期间，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言此役是两三个投闲置散的武官想要谋取利益而倡导的，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杨廷和非常高兴，病也就好了。杨廷和病愈后，杨慎又返回永昌。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副使张峩用计平凤朝文起事。

嘉靖八年（1529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杨慎请求巡抚欧阳重替他请命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一月，礼科给事中顾存仁上疏，请求赦免杨慎等因议礼被贬谪戍边的大臣。世宗厌恶他，下令将他廷杖六十下，并贬其为庶民。冬天，杨慎与安磐、余承勋、杨仲琼游峨眉、嘉州、洪雅、夹江诸处，杨慎有《归云阁》等诗记录，又在峨眉山撰书《峨眉山寺联》、在洪雅瓦屋山题书“与造物游”四个大字。

世宗因大礼议的缘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整个世宗朝一共有六次大赦，杨慎最终还是没能回到家乡，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往四川，寄寓江阳（泸州）。但因被人检举揭发，杨慎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被巡抚派四名指挥押回永昌。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1559年8月8日），杨慎在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人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为其殡殓入棺，还葬故乡新都。（有争议，可参看人物争议目录）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杨慎附葬于杨廷和墓旁。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

明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杨慎被追谥文宪。

杨慎存诗约2300首，年轻时诗歌十分浮华，时而伤感艳丽。自入仕途后，参加大礼议遭受廷杖，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后，诗风为之一变，多感时伤怀、文质并茂之作，当然不乏模仿他人、词藻繁饰之文。但其主流诗风仍然是“博雅宏丽”。其所写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杨慎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词品》6卷是明代篇幅最大的一部词话，在词学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在《词品》中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杨慎论词主张应当以委婉为体。这一词学主张在杨慎词中得到实现，其词具有意内言外、含蓄蕴藉、寄意深远的特点。但杨慎的曲化现象（即以曲的声情填词）相当严重，其词中不仅很多元曲的语言，而且整篇文体感也接近散曲风味。杨慎词的曲化实质上是词长久失去本来归属而生的一种表现，这种归属就是词的“音乐性”或“可唱性”。也是其回归音乐文学的标志。

杨慎的小令词，颇有五代北宋的余韵，内容是相思怀旧的传统题材，风格是清新流丽的传统风貌，杨慎的词在词史上的同类作品中，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杨慎《词品》提到韩世忠“生长兵间，未尝知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皆有意趣”。可见杨慎很欣赏以才情入词。杨慎的长调中亦有佳作，如《水调歌头·灵宝县赏牡丹》等，和这些小令一样，都“风致婉丽”（杨慎《词品》语）。虽然后期作品较前期在感情上更为深沉抑郁，也或有旷达粗豪的作品，但总体上说来，杨慎词是属婉约派。

杨慎在词体风格的取向上表现出宏通开放的思维。豪放、婉约并重，他对苏轼、辛弃疾词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又认可追求骚雅的周邦彦、姜夔词。他赞同词体风格的多样化，认为词体风格不是单一的。因此，对于音律和谐的周、姜词亦表示赞赏。杨慎在嘉靖诗坛以宗六朝而闻名，他把这种偏爱引入词评。如：“周美成《浣溪沙·鹜外红绡一缕霞》，句句绮丽，字字清新。寇平仲《踏莎行·小径红希》（实欧阳修词），春词之婉媚藻丽者。”他评价婉约词时表现出的审美理想，对当时及以后影响很大。

杨慎是南北兼善的散曲家，散曲集《陶情乐府》中，其作有北曲小令130首，套数7套；南曲小令125首，套数3套。从数量上来看，杨慎作北曲就多于南曲。具体而言，杨慎“宗尚北曲”这一曲学观体现在其创作上是其作南曲而用北韵，即所谓“南曲北韵”。

文学方面，杨慎散曲在理论上宗尚北曲，认为南音不正而北曲调平，这归根于杨慎自身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其宗尚北曲最主要的原因。在其创作上，他也用北法作南曲，即杨慎作南曲好用北韵：一是体现在其散曲用韵与《洪武正韵》的不同上，而在杨慎自身看来，其所用“川调”是个人乡音习惯之使然，更是其在儒家正统思想主导下将“川调”归类为正统北音之必然；二是后世南曲选本作者如陈铎、凌濛初主张南曲应该用《中原音韵》所确立的中州韵为标准韵，而这些南曲选本选录了大量杨慎散曲；三是王骥德将杨慎划入北派散曲家之列，虽道其也作南散曲，但却非当家，实则也是间接否定了杨慎所作的南曲，意指其好以北韵作南曲。杨慎此举以图挽回北音之势，虽然无法改变明中期北曲衰落趋势，但对明代北曲艺术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杨慎散曲在情感上内容丰富，从初时的叹世抒愤到无奈放浪，最后能正视自己的境遇而淡然自适。杨慎在经历了夫妇间相思别离之苦后，又因为夫妻间聚少离多等种种原因，夫妇间感情最终走向决裂，其散曲情感也多表现其内心的怨望之痛。贬谪与夫妇离别的双重压力之下，杨慎转而将自身情感寄托于朋友与男女之情，以解情愁，获得生活的乐趣，宽解内心的沉痛，也在诗词曲赋中抚慰内心的创伤。“陶情”之中包含杨慎的贬谪、夫妇、朋友、男女之情，实则也是自勉之辞，在艰难困苦中依然怡悦性情，淡然生活。

杨慎“以词为曲”有时代的影响，也有个人的原因。他的散曲大多作于贬后，其时，他的诗词理论和创作早已成名，也基本定型，虽然此后仍有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由其前期的理论主张和创作特色所决定。因此，他的散曲创作当深受其词的理论观念和创作经验影响。特别是在他还未完全掌握曲体而处于探索阶段之时，这种影响甚至是不自觉的。我们还应该看到，杨慎的“以词为曲”有合体之处，亦有破体之处。其合体者是对散曲创作的创新和发展，而其破体之处，则往往混淆词曲之别，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曲体的独立性。

杨慎曲学影响从曲观、曲作影响和曲选传播三个方面可见。曲观方面，杨慎对北曲的推崇，对后世如何良俊、焦竑等人的曲学理论产生了影响。曲作方面，杨慎带动了云南以至其它地区作家的散曲创作，推广集曲【七犯玲珑】，又认识到南曲【黄莺儿】和【金衣公子】曲牌的渊源关系，影响了当世以及后世曲家的散曲创作。曲选方面，杨慎兼及其妻黄峨的很多散曲都收录在后世的曲选之中，直至近代到当代多有杨慎散曲的整编校本，以此可见杨慎散曲在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曲学的深远影响。

从内容看，杨慎所创作的散曲作品主要包括归怨之作、咏物与写景之作、言情之作，其中也有少量道情、怀古、赠别之作，出语率真自然，大多俊爽清丽。杨慎才气横溢，读书既博，他的诸多散曲皆属于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

其小令《水仙子》云：“想佳人倚画楼，隔天涯万里悠悠”，杨慎写思念妻子，但没有从自己写起，而是着力描写对方的情状，通过写妻子的梳妆、装饰，处处显示出她对丈夫爱之深、思之切，与杜甫《望月》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显得典雅含蓄，又能体现缠绵委婉的情味。

杨慎还有一些散曲继承了元代散曲真率直白，以俗为美的特点，口语化、散文化的现象比较明显。如重头《朝天紫》其一、其三中，杨慎用高度口语化的代言方式写男女恋情，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保留了散曲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率直爽逸、通俗诙谐的风貌。而且俗语比比皆是，刻画了女子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感情真切，措辞直率泼辣，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

杨慎的散曲代表作《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其送别曲作《[中吕·普天乐]别张愈光》，较之于其他送别作品蕴有更为深厚的内涵，铺展出四层意思，线贯穿，卒章显志。第一层为友情，第二层通过写四季时光的代谢暗寓政治气候的风云变幻。第三层表面上写二人相别时所目击的千村社戏、万里波涛的情景，其实语带双关，有讽喻朝廷昏庸、贤愚不分、薰莸莫辨的意味。末三句是第四层，表达杨慎对时光飞逝、壮志未酬表示无限感慨。此曲采用近似“意识流”的手法，情感起伏跌宕，思绪一波三折，为一般赠别题材所少见。

杨慎的散文总体来说，其文学成就不如诗歌，因此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是也渊博婉丽，内容丰富，别具风格。杨慎的散文集中于《升庵集》前十一卷，共分为六大类：赋类、序跋类、记类、论类、书类、碑铭墓铭祭文类。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在杨慎的各种文体散文中，他都能大胆融入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因此其文章或显得义正辞严，或情真意切。杨慎早年间，毫无顾忌地大胆谏书君主，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明武宗“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峣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

杨慎生活的明代中期，文坛盛行前后七子的复古风潮，尽管杨慎对七子一味地摹古、泥古表示反对，认为文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主张独立创新，也就与当时的文学复古思潮异趣，但同时，在他的文学观念中，反复古却又有复古的倾向。如杨慎的文章史观，他认为文章还是前人的好，越往上追溯则越有价值，所以杨慎在其论文专文中明确地推崇先秦两汉、魏晋、唐代的散文。

杨慎杂剧作品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是《太和记》许潮《泰和记》进行考述发现：杨慎《太和记》作为由24种剧本组成的杂剧合集，皆是“以一折短剧写历史上的人物故事，其人其事皆有所本”，“作者借历史故事传说，或写文人韵事，或作游宴欢会，或是隐居乐道，或者神仙道化”，藉此来叙写自己的情怀，抒发人生感慨，寄托政治理想，其题材选择具有明显的历史化倾向；《太和记》形式体制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在戏剧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

《太和记》作为明代较早的一部杂剧合集，其“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于意义独特，更多的还是其形式，即在同一主题内将如此多的短剧汇集在一起，这对当时和后世的短剧创作均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以许多折衍许多故事而合为一本”的戏剧操作形式，相对于“一折谱一事”的杂剧体制而言，是一种“更为前所未见”的杂剧新形式。“自此体兴，杂剧的撰作，又造成另一风气。从具体文本考辨杨慎《洞天玄记》与陈自得《太平仙记》之间文字的差异看出：杨慎创作《洞天玄记》一剧不容置疑，陈自得《太平仙记》实乃改编自杨慎《洞天玄记》。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

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杨慎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还评论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的是“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如此必定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指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他又寓庄于谐地引其友蒋芝之语，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此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杨慎更揭示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杨慎批评宋明理学是以其学术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经学研究中，杨慎非常重视从文献校勘、文字音义的训释与古代制度和思想的历史流变等多个角度考察儒家经典，以此为基础，杨慎对儒学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杨慎在《升庵经说》中每每以朱子的经注、经解作对比，发宋学之短而举汉学之长，于宋学不无补益，于后学不无启发。

杨慎突破明代学术界的“理学”与“心学”两家的理论禁锢，力图恢复汉学，建立一种新学风。杨慎提倡以怀疑的态度做学问，实开清代考据之先河。他指出治学的大方向：“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与此同时，杨慎还深刻批评了明代学者。杨慎敢于对经书权威性的解释大胆提出怀疑，并旁征博引、用多种证据以证成其说。他继承了前代鸿儒敢于怀疑的学术传统。杨慎痛感当时学界的死气沉沉、不思进取，提出：“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囿于不疑。谈经者日吾知有朱而已，朱之类义可精义也。言诗者日吾知有杜而已，杜之窳句亦秀句也。宁可佞不肯为忠，宁可僻不肯为通。”杨慎为学，反对明代空疏学风，痛斥明代学者泥于成说，如有訾议者，“辄欲苦之，甚则鄙之如异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一的“竺癃沈痼”，主张博通约取，笃于实际，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杨慎是较早进行专门音韵研究的学者，单行著作有《古音余》、《转注古音略》等十余种。他认为：“音韵之原，起于唐虞之世。《舜典》日声依永，律和声是也。吴才老、沈约都祖法于此。”（《丹铅总录·卷十九》）他善于从文字的音义上考虑，通过古音通假，阐明诗义。杨慎认为古韵语中不押韵之处，并非本就如此，而是古今音变化造成的。在《升庵经说》中，他关于《诗经》古音的研究有数十条之多。如《瓠叶》“有兔斯首”，斯、鲜音相近，训白。“《左传》‘于思于思'，服虔注：思，头白貌。思、斯字异而音同。”这些观点虽有的为前人遗说，但从古音通假的角度加以阐释，意思更加明白。

杨慎重视训诂注经。他批驳“昔人乃注《本草》误杀人而注《易》误无害”（《丹铅续录，卷一》），努力探讨古人训诂，以为“古人训诂缓而简”。但他又主张”不可溺训诂”（《丹铅总录·卷十三》），反对“章句之病，党枯护朽，守缺保残”（《丹铅总录·卷二十二》）。如《关睢》“窈窕”古有幽闲、深宫、美心为窃，美容为窕等说，杨慎《升庵经说》为证实郑玄、孔颖达的“窈窕深宫”说，一口气举了十二条证据，以证明“窈窕”有深的意思，并非言德。

杨慎工于书法，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称杨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朱昌颐《跋杨升庵诗扇》也说：“书法尤超迈绝伦，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书论主要见于《墨池琐录》《升庵书品》《法帖神品目》等。

杨慎很重视书法的审美价值，这首先表现在他对风韵的强调上。所谓的风韵就是指风流蕴籍之气，因晋人崇尚清谈玄言，标榜虚旷澄澹的胸襟与风流萧散的风度，故其书也自有一种散淡逸远的情韵。每每为后人仰慕而不可企及。故杨慎论书也最重晋人。他说：“晋贤草体虚澹萧散，此为至妙。杨慎对北方书法的评论本于赵孟坚之论，然他更引伸说，北方书法之缺陷在于少态度，而晋人之书所以逸韵超绝，就在于有态度，即不乏外在的美感，而这种外在的美感又是基于作者的性情品格之上的，他说：“得形体不若得笔法，学字如女子学梳掠，惟性虚者尤能作态度也。”女子性情虚静始能梳妆打扮得俏丽可爱，学书者内养深厚而方能入妙。

杨慎亦善写兰。王文治《杨升庵画兰长卷跋》称：“杨升庵画兰卷子（长至四丈），疏密反侧，朝烟晚露，皆能毕肖其形。”其画论有《升庵画品》《名画神品目》等。

杨慎的绘画美学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并且十分的丰富，他认为绘画常常是画家用以托意的东西。他认为绘画也可用以纪事。谈到绘画反映现实，杨慎是重形神兼备的。他还指出，绘画作品的形神必须是画家师法自然的结果。如周唠画美人多肥，韩干画马亦肥，就因为他们画的是宫中人与宫中马。而这种人和马，诚如《石渠录》所说“天厩无瘠马，宫禁无悴容”的。关于历史题材的画，他认为也必须力求在细节上都写出历史的真实，如张僧繇画群臣上疏图时有着芒鞋的，阎立本画昭君图中有戴着帷帽的妇女，都是不符事实的。因为“芒鞋出于水乡，并不是京师所有的；帷帽起于隋代，并不是汉朝宫廷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绘画是博学之人能够才能够做的。”

对于绘画创作时画家的主观作用，杨慎重视“胸中无滞”的作用。他认为这种“无滞”在“上机之士”是可能天然具有的，在一般人则须借喝酒来制造，如许道宁。关于绘画的风格的形成，他曾谈到地域的关系，他指出江南画家的风骨不及四川画家，但是却比四川画家的作品潇洒飘逸。关于绘画的表现技巧，他主张落笔便成，反对先朽。谈到用墨，他则主张惜墨。他说，画贵生动与空灵，胸中有酒，才可无滞，才可落笔使成，气韵生动；又只有惜墨，才能使画面给人以空灵之感。杨慎还认为书画同法，主张以书法入画。对于古人遗产的态度问题，他援引武宗元评王瑾的话，主张“废古人之短，成后人之长”。

杨慎喜藏书，当时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北宋王钦若等所编《册府元龟》为宋代四大丛书之一，也是清代《四库全书》中最大部书之一。黄国琦所刊《册府元龟》在卷首列出了提供借证藏本者，包括“杨慎，成都人，内府抄本”。《千顷堂书目》中著录《杨氏书目》一卷，《杨升庵著述目录》一卷。

杨慎的文献学思想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他重视训诂考据和博学，同时又强调实践经验，重视正史书籍和名家注疏但不一味盲从。正史书籍由于其“不寓褒贬”“直书其事”的特点和它自身带有的权威性，因此类史籍都可以作为研究文献、考据文献的重要证据。杨慎对正史书籍便颇为重视。无论是天文地理、鸟兽花木，还是宫室物用、人品订讹，《丹铅总录》都充分依托史籍。

从《史记》《汉书》《三国志》到《新唐书》《旧唐书》和《宋史》，引用范围极其广泛。尽管如此，杨慎依然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史籍，并不迷信权威，先后论证过《史记》《后汉书》等书中的问题。如在“司马迁设史”一条中提到，《左传》有云：“齐侯朝于晋，将授玉。”而司马迁误读玉为王，所以在《史记·齐世家》中误以为齐国欲尊晋景公为王。执玉即为执圭，古代凡诸侯相朝，必定互相授受以玉为礼，这是当时的一种规制。还有在“玄鸟衔卵”一篇中说，《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是“玄鸟翔水遗卵，简狄取而吞之”。杨慎对太史公的这个解释并不认同，杨慎驳道：此处并非实指，非指玄鸟把卵排出，被简狄吃掉而怀孕，而是《诗经》在此处用了一种兴深意远的方式，来说明商这个尊贵的孩子是上天的指派。玄鸟是请子的候鸟，即春燕，此处“若曰仲春之月祷而生商，斯为言之不文矣”。且在《诗经》中有找到多处例证，《诗经》有“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也是为了说明孩子出身的高贵，而不是说甫、申为岳神所生。另外，杨慎对名家的注疏也很重视，无论是郑玄、李善的注，还是颜师古、朱熹的注，杨慎都很看重，并且在考据字书音韵的时候经常引据。但是杨慎并不因为他们是大家权威就一味盲从。比如在“郑玄解经有不通处”中，郑玄认为“宗祀文王”是以文王为宗，而杨慎认为此处“宗”并非是以文王为宗，而是“宗”在此处通“尊”，并且举出《祭法》中“祖文王而宗武王”和《左传》中“宗”通“尊”的例子来证明，如“召伯宗”通“召伯尊”，“尊卢氏”为“宗卢氏”。在“朐忍辨”一条中，对颜师古因为“朐忍县”的“朐”和“劬”形似而注音错误的问题也进行了纠正。

杨慎在运用文献考证研究的方法上，不仅能吸取前人之长，而且在重视子部、俗文学与金石方志等资料方面独有建树。在《丹铅总录》中，处处可以看到杨慎对子部的引据。不论是在考证官爵礼乐、字学订讹，还是史籍博物等等，都十分重视子部的作用，从先秦诸子的著作，到《淮南子》《水经注》乃至佛经，只要可以作为考据的论证，杨慎都加以引证。比如在“石墨”中对石墨一词的考据中，就先后用到了《水经注》和《本草纲目》。“湛涔同字”一条中就多次引用《淮南子》。而在“八功德水”中就用到了佛经中的内容。杨慎不仅考证多用子部，而且对子部也多有考证。比如在“老子述而不作”中对《老子》内容的考据，在“管子注”中对《管子》近世翻刻中注解出现的问题的订正，在“鬻子”一条中，通过搜集他书引用已散佚《鬻子》书中的内容，来对《鬻子》进行辑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杨慎对子部的重视。

金石文献是研究古代文献的重要资料，因而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很注意运用金石文献。如在《琐言》部分中，谈到省字时说到一种语法现象：凤凰同书，省下作皇，鹦鹉聊文，省下作武。并且举出《石鼓文》中“旭日杲杲”同样是因为省字，而书作“旭日杲=”。还有在“黔首”一条中，在考证黔首之意时，就用到了李斯《峄山刻石》中的“黔首康定”，并说太史公便是因为这句判定“秦名民曰黔首”。

在明代，云南被说成是“蛮荒瘴疠之乡”或“不毛之地”，所以朝廷才会把罪犯发配到那里去服刑。杨慎来到云南后，经过生活实践，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偏见。他认为，云南和内地的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中原汉族和云南的多民族人民都是炎黄子孙，中国是统一的国家，对待各民族的群众应该一视同仁。因此杨慎始终不忘国事，致力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强云南地区的国家认同感。

他曾身穿戎装，召集童仆、学生、邻里一道保家卫国，为平息大规模的“安凤之乱”立下大功。当他发现昆明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坑害百姓时，正义凛然地写下《海口行》等诗痛加抨击，并写信给云南巡抚，要求制止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他与丽江土司木氏交情深厚，指导木氏诗文创作，整理少数民族典籍，为传播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慎在云南开展讲学活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云南本地的文人学者。杨慎在云南三十多年，经常到各地讲学授徒，为当地造就了大批学有成就的人才。据《滇南闻见录》记载，他“尝于临安教授生徒，多所造就”。《安宁州志》说他：“居城东遥岭楼，尝讲学于上。”《大理府志》描写，自杨慎来后，“郡人士威师之”。

杨慎在云南的学术同好和门人数以百计，其中，大理人李元阳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两人曾共同参加撰写《云南通志》。李元阳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详细地叙述了杨慎在大理点苍山感通寺讲学的盛况：“各族士子皆从游问学。”在杨慎的学友和门生中，以张含、王廷表、李元阳、唐绮、杨士云、吴懋和胡廷禄七人最为有名，人称“杨门七子”，意思是把他们比作宋代苏轼门下的“苏门六君子”。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两人是举人，五人是进士。特别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很深的造诣，这是和杨慎的奖掖扶植分不开的。杨慎本人也曾自豪地称赞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

据统计，云南到元代为止，可考的著作只有八种。到明代正德年间，著作达四十余种，著书者二十余人。但到了明嘉靖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嘉靖至明末，云南的著述增至二百六十余种，著书者也多达一百五十余人，而嘉靖及稍后一些时候的著作，就达到了一百余种，它们的撰写，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杨慎有关。这说明在杨慎的影响下，当地出现了一支人才队伍，云南的地方文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杨慎终身流放滇南，但他情系故里，多次回到家乡四川，为家乡文化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编写了《全蜀艺文志》，这是一部四川地方历代诗文总集，全书64卷，收录诗文1800多篇，共计140多万字，广收博采汉魏至明有关四川诗文。《全蜀艺文志》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又因杨慎的名气，其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

蒋冕：用修之博，何减古之苏颂乎！

简绍芳：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平生著述，四百余种，散佚颇多，学者恨未睹其全也。

王廷：嗟乎，大雅其有作乎。夫诗自三百篇后，惟汉魏最为近古，降及有唐，而声律之学渐盛。然开元天宝之间，犹敦崇古雅，大历以还，益尚雕琢，篇章虽工，而诗人之意兴索然矣。今观先生之诗，气格雄浑，声调沉著，其陈述土风，阐扬情景，广博美丽，环奇高雅，文质彬彬，才情兼至。盖取材于汉魏，而宪章乎盛唐，可谓卓尔不群者矣。（引自《刻升庵诗序》）

孔天胤：升庵者，太史新都杨先生也。先生既适去滇南，岁久留滞，端居覃省，发愤著书，神莹理解，垂文表义，而撰述弘，此编裁一而已。刻中有叙三篇，大抵皆尽美品式，自古文辞传到于今，如三百篇及楚骚汉赋，讵先注意阴式哉！要之，情成文耳。情深文明，虚浮靡曼，深莫深于发愤，明莫明于感人，高言逸响，识血听真，三复此编，当自得之矣。智哉，司马子长识已往之作，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也，何谓来贤而弗然哉：故先生发愤著书明矣，于是谭子以为道其情也。（《刻升庵南中集序》）

薛蕙：①升庵学博才高，一时罕俪，第如是卷，四杰莫能过也。（引自《刻升庵诗序》）②南岷王先生示余升庵杨先生诗澎一卷，其穷极词章之绮靡，可以见其卓绝之才；其牢笼载籍之菁华，可以见其弘博之学。此其意将欲追轧古人，而不屑与近代相上下。盖余畴昔所愿见，乃今得之先生矣。抑此卷者，第往者谪居滇中之作耳，若其今之所造诣，与夫他日之所就，又非止于如此而止也。虽然，即此卷而论之，唐之四杰，不能过也。（《升庵诗序》）

张含：杨子髫之年也，其修辞崛赜险隐，骏唚乎人李贺；杨子冠之年也，其修辞荡放流动，讽润乎入李白。杨子魁天下，陟华要也，杨子树大议，谪穷荒也。悲欢以时，壮乎物理，充乎性灵，悲犹欢也，欢犹悲也。辞之修也，圆融而劲，温厚而邃，驶驶乎入风雅。····杨子尝谓含曰：诗吾愧风雅，独夷鲍谢。······滇，杨子所寓而昭也，辞杨所变而雅也，鲍谢，杨子所谦而自谓也。（《南中集序》）

游居敬：先生之生，岷蜀之精；先生之出，朝庙之英。文拟班扬，学侔游夏。首选大廷，无双声价。擢君禁中，实才之雄。主上曰：“咨汝毗，朕躬未防落魄。”出戍滇僰，圣徳如天。臣罪莫测，乃安义命。述作自娱，挥毫对客。落笔琼珠，人言天才。天实赋汝，俾列史官。佚相之侣，竟老碧鸡。光射斗奎，金莲莫返。永讐天禄，惟忠惟义。（《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

张士佩：①先生作为文章，其书满家纚纚然。承学治古文者，咸爱而传矣。②如迁史所称，择其言尤雅者，着乎篇刻成，而卒业焉。综之靡所阙而秩之靡所绲矣。盖余读迁史《儒林传》而知齐鲁之闲于文学，圣人之遗化也。蜀自文翁之教行，人士彬彬，以学显于当世。比齐鲁云，当其时被服文翁之教者，相如之词赋，能使天子读之飘飘有凌云之思。嗣是若扬雄之奇愽，王褒之伟丽，伯玉太白之诗，追高古于风雅；眉山家学之文，涣奇思于心得，煌煌乎！我朝复得之。升庵先生，盖洞观学海，擅能词场。于前数子，可谓兼之矣。其论经学则取衷传记，而指末师俗；学之非稽往赜则愽综谱谍，而斥游谈窽言之谬；形之为篇咏则取材六朝，遡汉魏之风趣；着之为论纂则陶冶两汉，会训诰之体裁。是于学无所不窥，而文则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彬彬然，究天人精祲之际，镜古今得失之林矣。（《订刻太史升庵文集序》）

陈文烛：公孝友性植，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

周逊：近得升庵翁所著词品，三月读未尝释手。微求其端。翁为当代词宗，平日游艺之作，若长短句，若填词选格，若词林万选，若百琲明珠，与今词品，可谓妙绝古今矣。愚虽未能悉读诸集，山林之词，大率清以激也，不然则舒以适也。闺阁之词，大率悦以解也，不然则和以节也。他可类见矣。（《刻词品序》）

王世贞：①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②修撰笔任手运，诵由目成。翱翔中秘，既竆青藜之校。流戍南滇，遂肆朱鼎之识。凡所取材六朝为冠，固一代之雄匠哉！特其搜撷，大饶格调。时左繁饰人工，或累天悟，又其微趣，多在长吉、振奇之士。卑其刻羽雕业陋中之徒，骇其牛鬼蛇神。班郢之思，独苦膏肓之病难医，良可叹也。（《明诗评·卷一》）③杨用修诗如暴富儿郎，铜山金埒，不晓吃饭著衣。用修谪滇中，有东山之癖。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裓，遣褚伎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裾袖。酋重赏伎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后亦知之，便以为快。用修在沪州，赏醉，胡粉传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异之，诸伎捧腹，游行城市，了不为怍。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褚衣，亦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艺苑卮言·卷五》）④杨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博于稗史而息于正史，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精于字学而抽于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据，不妨墨守，稍涉评击，未尽输攻。（《艺苑卮言·卷六》）⑤杨修撰之《南中稿》，秋丽婉至，华学士之《岩居稿》，清淡简远，俱远胜玉堂之作。然杨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绝不能佳。贵精不贵多，宁独用兵而已哉！（《艺苑卮言·卷七》）

汪焕：予乃今知文章必本乎山川也：李青莲苏眉山均擅绝世之姿，凌跨百代，文人尽严之为方，明不敢争长。然李之标韵英卓，固自天成，而稍逊于宏富，苏长公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而稍逊于沉奥。况有能兼之者乎？升庵先生起成都，潜心窥古作者，自坟典邱索以来诸书，下及稗官小说，无幽不烛，无异不领，无巨不举，无纤不破，盖胸中具一大武库焉。故凡搜奇摘艳，为人所目骇者，一经指点，遂若夏葛冬裘。凡狃见溺闻，为人所意忽者，一经拈出，遂若冰绡火布。是宁啻与苏李鼎峙，实兼之也，又况于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鼓声者乎？青莲疑于永王磷，摈诸夜郎，长公厄于诗案，摈诸岭外。先生拙于议礼，摈诸永昌，其遇同。其以悲愤，为益肆力于文章也又同。想龙门大匡岷峨诸峰，耸然天际，而江之濯锦磨铖，溪之浣花解玉，汇于滟预之下，觉回顾不肯去。是以奇幻郁勃，荡人心灵。虎变豹变，应不易得，则数百年一见也，讵偶然哉：予乃今知文章必本乎山川也。（《升庵先生外集跋语》）

李贽：①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焚书·卷五·读史》）②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杨升庵文集序》）

陈大科：矽论博物君子，其在我朝，则杨升庵先生执牛耳哉。先生于书无所不读，即诸父兄弟家庭小集，亦递条举征故事为酒政。而先生尝自称：慎苟非生执政之家，安得遍发皇史宸诸秘阁之藏；既得之，苟非生有嗜书癖，亦安从笥吾腹；既兼有是，苟非投诸穷裔荒徼，亦不暇也。嗟嗟：天启文献，代不数人，俄而龙骧，俄而蠖诎，固并有意云。（《刻太史杨升庵全集序》）

焦竑：明兴，博雅饶著述者，无如杨升庵先生。向读墓文，载其所著书百又九种，可谓富矣。嗣余所得，往往又出所知之外，盖先生谪居无事，遇物成书，有不可以数计者。（《升庵外集题识》）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顾起元：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事提其要，言纂其玄，自唐宋以来，吾见亦罕矣。顾其为书，单部短谍，不下数十百种，世不恒见。即见之者，互存错出，编贯为难，往往有安石碎金之疑，仲深文人散钱之恨。吾乡澹园先生，负内圣外王之学，尚友千古，至于宏览博物，以视升庵先生，又所谓后代之子云也。生平读其书而好之，凡所为豳而弗传者，广为搜辑，聚于帐中，以代饴枕已。乃虞部帙之浩繁，惜披览之纬缅也，手自排缵，汇为内外二集。而钣析栉比，穴外集尤多，异者疏之，同者合之，复者删之，互者仍之，疑者阙之，误者正之。就一部之中，剐之以类，就一类之内，辨之以目，巨细毕收，纲维不紊。所谓归之于殊途，不啻离之而双美矣，岂非作述之盛事者欤：龙绸鱼氯，入天孙之机杼，经纬益章；电戟霜戈，更大将之部分，壁垒皆变。含咀愈滋其新味，神明若焕于旧观。盖伟校雠之劳，功实高于独创；弘陶铸之益，美尤藉于善书矣。余起元三复读之，而喟然叹也。新都立言，已悬日月，寥寥一代，几见斯人。乃汝南正之，琅珊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弘美。虽文人相轻，自古为然，而以后凌前，得无已甚：有澹园先生，而升庵之名愈彰，是陶贞自所谓：元常之骨，更蒙荣造，子敬之肌，不沉泉夜者也。然则升庵之不朽者，固不与其人俱往矣，又何幸而得澹园，为之表章于后世哉，乃知百龄影徂，千载心在，知有一人，而不恨玄。四百岁而必兴，观斯集而古今作述之盛，先后符合之揆，可以旷然玄览于中区矣。（《升庵外集序》）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张华）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

张燧：升庵博洽似张茂先，诗文似庐陵、眉山两先生，坎壈过汉之贾长沙，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庵而当代之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矮人观场，徒谓先生为博学人，而一二崛强之老，又且掇拾其后，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千百年眼·卷十二》）

周复俊：嗟乎，公以师臣元嗣，年二十四即举进士第一，官禁林，门第科甲，亦既通贵清华极矣。顷议礼不协，恩谴滇云，由嘉靖甲申遐已未，盖已三十六祀。其客路之悲辛，旅次之岑寂，叹风雨之凄其，感日月之征迈，悒郁亡聊，或情与景会，意象融适，率于篇章寄之。加之天赋不群，超悟卓绝，博学强记，至老弥精。故其所著，若是其多且丽也。假令公出入承明，武不越辇毂下，而山川之嵌喊。草野之芜旷，人情物态之耗纷迮遏，均弗经于目，亡拂于膺。则捣练未精，诹询罔悉，而乾坤海岳之灵淑，亦何由俯仰旁稽以穷其变。纵于论思启沃之暇，敷文代言，自宜华美温丽，不若穷而后工，如其工也，孰与今多。由是知天之申锡，今上之陶皋，于公独至矣。（《升庵七十行戍稿叙》）

李世芳：我师太史升庵公，天纵英豪，性成睿哲，以荩介而膺奇谪于南中，经历险远，怨怒两忘，几册年犹旦暮也。诸著作甚富，半绣诸文木，余盖有所俟焉。兹稿其倦勤时所为乎？呜呼，皓首稀年，犹荷戈边徼，视韩苏之岭海，迥弗相侔，此其岁月淹滞情况何？如在他人文诃，鲜不悲恨靡弱，而公之精神气魄，俊绝雄伟，斗藻烟葩，争巧春茧，有非少壮所能仿佛者，洵孔徒而伏友也。可以振今，可以传后，将不在兹乎：稿裒于同门友丘子文举、杨子富春书笥。宗师木泾翁，以东吴柱石之材，当南滇薇垣之辖，慨哲人之既萎，虞德音之弗彰，乃访而得之，授梓以传。世芳久辱升庵公之铸，奉其永诀之命，故乐观厥成，借言于简箍云。（《升庵七十行戍稿后序》）

李元阳：老而不衰，穷而不踬，厄而不悯，人鲜能有之。读先生之诗，则此物勃然跃于吾前矣。夫老则衰者形也，穷则踬者势也，厄则悯者情也，日形日势日情皆物也，迁变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不能使之衰，穷不能使之踬，厄不能使之悯，历万变而不变者也。古之圣贤，蔬食饮水，夷狄患难，其乐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于诗，其有得于此物乎哉：夫以颅童齿豁之年，憔悴问关，人不堪其苦，犹有忍于迫胁，不使宁处者，是诚何心。而先生之诗，才情之妙，韵胜调雅，饕如轩如嗷如，既不类七十老人语，又不作羁愁可怜之色，此非所谓不衰不踬不悯者乎？士之以文词自命者日，是可以不朽。夫所谓不朽者，必在我有不物之物，外不变于形势，内不变于识情，其斯为不朽乎：是编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踬不悯者，是其物矣。（《升庵先生七十行戍稿序》）

胡应麟：①杨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绮缛，独掇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如《题柳》七言律，风流蕴藉，字字天成，如初发芙蓉，鲜华莫比。第此等殊不多得，大概错采镂金，雕缋满眼耳。滇中作如《春兴》八首，语亦多工。②杨五言律“高柳分斜月，长榆合远天”、“新水催飞鹢，微霜度早鸿”等句，置齐、梁不复可辨。③用修才情学问，在弘、正后，嘉、隆前，挺然崛起，无复依傍，自是一时之杰。第诗文则饾饤多而镕练乏，著述则剽袭胜而考究疏。大概议论太高者力常不副，涉猎太广者业苦不精，此古今通病，匪独用修也。（《诗薮·续编卷一·国朝上》）

汤日昭：士君子立不朽，必以其言遗于世，人与世违，所遗者未尝往也，后人拾其遗言，因重其言者，争以剞劂传之。夫非欲其长遗于世，而不为世所遗欤！不佞尝论先生世，而兹幸游先生里，更得尽读先生遗书，仰止一念，跃然在目矣。逾月而是刻成，炳炳娘娘，若日月丽天，江河行地，与先生之鸿名大节而俱不朽也，倚欤盛哉，先生始以名阀巍科，徊翔禁近，将埤垸班马，而趋步夔龙，朝廷倚之，一何重与。已而抗疏议礼，批鳞触讳，远戍夜郎，处天高地厚申，若蹰踏无所容者，抑又何厄焉。夫操一心以贞世，先生未尝变也；而且荣且枯，世如为先生变者。倏而阴瞳，倏而光明，先生之遗集亦犹是矣。先生世笃忠贞，气塞天地，为昭代完人，固不独以文重。而今读先生之遗文，想见先生之为人，则自千百世而下，得其单词片语，亦若神游面命，而津津艳慕之无已者。而况表章羽翼，有王公为之知己，则其赫焉灿焉之业，固未尝遗于世，而世亦自有不能遗之者也。以是知先生之蕴，真有当年不可穷，累世不能殚者矣。语日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生之遗言，不之学问之大也。（《太史杨升庵先生遗集序》）

唐锜：升庵太史之寓南中也，池南子尝过之，既觌其辉而览其芳矣，太史不以池南子之愚且暗也，授以近稿。池南子函归，虽历吴楚韩卫燕赵秦晋之间十余年，弗暇则已，暇必玩诵。有知已友辄出示，知已友嗜之，无异池南子之嗜也，则相与评日：太史之诗，殆所谓昌其气，达其材，融乎其兴者乎，所谓本乎性，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出于自然者乎，古不暇论，即今所称李空同、何大复、郑少谷、徐迪功、薛西原、孙太初七子，颉颃未知优劣，然则太史固当世之雄也。池南子归，伏枕席者阻门户，出门户者阻舟车，池涵一水，云掩千山，迂回百里，倏忽三年，于太史者悬悬也。太史亦不以池南子之迂且疏也，客便辄通刺，并以《长短句》投之。池南子恍如太史之神交而默契也，读之尽且日：金元部曲，淫蠹妖艳，其溺人也久，乃有黄钟大吕希世之音乎：其思冲冲，其情隐隐，其调闲远悲壮，而使人有奋厉沉搴之心，其寄意于花鸟江山，烟云景候，旅况闺情，无怨怒不平，而有拳拳恋阙之念。将平其气，敛其材，忘于兴，而出于自然者，亦不知其所以然矣。其晋魏以上古乐府离骚之流，风雅之变乎：而知太史之雄也。虽然，代言纪事，史职也；典则谨严，史体也。擒雅振颂，发扬鸿烈，铭之金石，载之旗常，奚不可者。顾乃孤吟苦调，啸咏咨嗟于穷荒寂寞之滨者，谓之何哉?抑闻太史每语人日：池南子，池南子，是能知诗者，吾差有取焉。（《升庵长短句序》）

杨南金：太史公谪居滇南，托兴于酒边，陶情于词曲，传咏于滇云，而溢流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诃，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吾闻君子之论曰，公词赋似汉，诗律似唐，下至宋词元曲，文之末耳，亦不减秦七、黄九、东篱、小山。噫，一何多能哉！或曰：君子不必多能，王右军之经济以字掩，李伯时之诗文以画掩，公之高文大作毋乃为词曲所掩乎？予答之曰：君子不必多能，为能未多而求，为君子者言也；若夫能已多矣，不必去其多能，而后为君子也。犹女子言在德不在色，为嫫母言可也，若夫庄姜，则柔荑凝脂，螓首蛾眉，固其自有也，奚必乱发坏形，而始为贞专哉：观者以是求之。（《升庵长短句序》）

王廷表：宋人无诗而有诃，论比兴则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较筋节则妥帖坡老，排募稼轩，所以擅场绝代也。至一兀人曲盛而词又亡，本朝诸公于声律不到心，故于词曲未数数然也。吾友升庵杨子，乃至音神解，奇藻天发，率意口占，警绝莫及。尝语表曰：李冠张安国《六州歌头》，声调雄远，哀而不伤，于长短句中，殊为雅丽，恨少有继者。乃援笔为《吊诸葛》词，其妥帖排募，可并苏辛而轨张李矣。表尝评杨子词，为本朝第一，而《六州歌头》，在《升庵长短句》中第一。（《升庵长短句跋》）

曾屿：昔余薄游南北，聆说诗者，往往恐人见狭，故尊高古诗，忽易近体；至其为近体，无以逾人，古诗益弗类。盖不自量所造之何如，欲示高旷，漫云尔也。夫古诗邈矣，无庸复赞，近体如七言律，易俗而难工，俊逸浑成，寓古调予新声，非其人弗能也。太史杨升庵选张子七言律，凡若干首，属余序。余诵之，飒讽乎俊逸浑成，耳悦心畅，若有所兴起焉者，遂称日；诗自四言变而五六，咏之皆有余声，至七言而声尽，乃若歌有八言，歌行又有九言以上，然句必有读而后谐，声必中歇而再出，非七言律之体裁也。有为律雨加于七言者，句必有读，声必中歇，奚以律为七言尽声，是气之自然尔。若禺山者，七言从律而能工者也。平生志概不羁，礼阉既落，不复谒选，贲于林丘。于兹八十矣。吟弄不止七言律，而七言律独工，亦盛气之煦，元声之发也。（《序升庵选禺山七言律》）

林时对：夫以刘伯温之瑰奇、宋景濂之温醇、解大绅之豪爽、曾子棨之英迈、高季迪启之超脱、李宾之东阳之浩瀚、王守溪鏊之简严、王敬夫九思之高迈、崔仲凫铣之修洁、吴匏庵宽之纯粹、丘仲深浚之博雅、程篁墩敏政之典核、杨用修慎之奥衍、王槐野维桢之简练、康德涵海之雄骏、廖鸣吾道南之富有，此权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间耳。（《荷牐丛谈·卷二》）

许孚远：①新都杨升庵先生名满天下，不佞孚远自为儿童时闻之，则欣欣向慕云。已而得睹先生所著《丹铅》辑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等编，知其博极群书，精究名理，当代儒者希有也。比岁入关中，友人遗我以先生《文集》，展阏篇次，庶几睹其大全，然颇浩瀚，未暇卒业。②孚远窃惟先生学问文章，如岳渎之高广，如星斗之灿烂，后世小子曾未窥其涯诶，挹其余辉，而何敢置一喙于其际。虽然，孟氏不云乎，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此非独以喻圣人之道，古今名世述作，超前绝后，各有源本所自来也。先生以相家子廷对擢第一，为馆阁之臣，顾无毫发介其胸次，而抗疏议礼，触犯忌讳，甘心贬黜，以终其身，此何等人物哉：天生异材，投之闲寂，困之厄穷，达观造化之理，探索经史之蕴，经纶满腹，无处发伸子致主匡时之略，而仅著为文词，其纵横变化，穷极堕阴有以也：然则尚论先生者，当先知其人品与其学术，而后可以读其文词。长短句文之末流也，先生盖出其余力为之，而非所以先也。孚远又窃观杨文忠勋业之盛，及先生材品之高，而知其世德作求，流芳未艾。（《杨升庵先生长短句序》）

陈耀文：余观升庵氏书而深叹立言之难也。夫世之称升庵者，不曰“正平一览”，则云“管综百氏”，即其自视也。固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兹所见，才数种耳，乃讹戾自相违伐，若此岂率尔师心在大方之家？尔邪抑葠菁，并蓄传载者无荩。臣耶故知舛驳无事，于五车麟角取裁于四百矣。余明兴传疑者，众间为是正数条。持布皷以过雷门，不觉失笑，叶生梨之，更为博笑也。（《正杨》）

许学夷：杨用修诗，多填故实，而讹字复多，入录者则取明显也。薛君采序其诗，言才与学；元美谓：“用修如暴富儿郎，铜山金埒。”俱可见矣。予尝谓：用修骋博，元美夸多。然元美深贬用修而阴法之，又不可不知。用修五言古学汉、魏者亦能稍变，然学齐、梁以后者为最工。胡元瑞谓“清新绮缛，独掇六朝之秀”是也。用修七言古多出齐、梁、初盛，而初唐尤工。用修五言律多出初唐，七言律多用杜语，后半截似多流丽，其俊亮高华者已启七子之调，但不若七子之精工耳。余篇亦无弱调，变体最工。（《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二》）

王夫之：①（评论《乙酉元日新添馆中喜晴》）此与“秦时明月”一首，《升庵集》中最上乘，亦三百年来最上乘也。重处皆轻，丽处皆切。②（评论《感通寺》）精切不凿，所以宋人瞠乎其后，“华云”用高皇御制送寺僧无极诗语，升庵往往工于取新，又用“传灯”句流水对叙明，不嫌僻矣。“见”、“闻”二字，死对中有活路，许浑一流不知，揉玉为泥，何望及此。③（评论《折杨柳》）四十字耳，篇首十五字又只作引子起，乃字里含灵，不分宾主，真钧天之奏，非人间思路也。才说到折处便休，无限无穷，天流神动，全从《十九首》来。以古诗为近体者唯太白间能之，尚有未纯处。至用修而水乳妙合，即谓之千古第一诗人可也。（《明诗评选》）

朱之瑜：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问答三》）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朱舜水集·问答四》）

钱谦益：用修垂髫赋黄叶诗，为茶陵文正公所知，登第又出门下，诗文衣钵，实出指授。及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援据博则舛错良多，摹仿惯则瑕疵互见。窜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亦时有之，要其钩索渊深，藻彩繁会，自足以牢笼当世，鼓吹前哲。肤浅末学，趋风仰止，固未敢抵隙蹈瑕，横加訾警也。王元美曰：“用修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于耳目之前。”斯言也，庶几杨氏之净友乎！（《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修撰慎》）

王士禛：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其诗如《咏柳》‘垂杨垂柳绾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陈王•鹧鸪词》‘秦时明月玉弓悬’，《关山月》‘迢迢贱妾隔湘川’，《出关拟唐人》‘狼弧芒角正弯环’，《塞下曲》‘长榆塞上接龟沙’诸篇，工妙天成，不减前作。又《清蛉行寄内绝句》亦绝妙，大抵皆自古乐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论明诗，独推新都为性之者，亦自有见。（《香祖笔记·卷五》）

张廷玉：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杨慎传》）

沈德潜：杨用修负高明伉爽之才，沉博绝丽之学，随物赋形，空所依傍。读《宿金沙江》《锦津舟中》诸篇，令人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五言非其所长，以过于秾丽，失穆如清风之旨也。（《明诗别裁集·卷六》）

纪昀等：①使其覃精研思，网罗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书，虽未必追踪马、郑，亦未必遽在王应麟、马端临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饾只为编，飣成杂学。王世贞谓其工於证经而疏於解经，详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详於诗事而略於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亦确论也。又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睥睨一世，谓无足以发其覆，而不知陈耀文《正杨》之作，已随其后。虽有意求瑕，诋諆太过，毋亦木腐虫生，有所以召之之道欤！然渔猎既富，根柢终深。故疏舛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求之於古，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著录杨慎《丹铅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提要）②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盖多见古书，熏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至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遂为陈耀文等所诟病，致纠纷而不可解。考《因树屋书影》有曰……其语颇为左袒，然亦未始非平心解斗之论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著录杨慎《升庵集》八十一卷提要）

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惟议论多僻，又喜杜撰附会，以英雄欺人。其论理学则极诋陆、王，论经学则极诋郑康成。论文则虽喜左氏，而亦文致其失。论诗则极诋许浑，谓无异张打油、胡钉铰；而于少陵亦有微词，率多逞其臆说舌锋，不可为据。如以《左氏传》椑谌谋于野则获，谓以《论语》草刨一言而附会之；孔父之妻美而艳，谓以孔父正色而立朝一语诬之；此皆全无情理。左氏好浮夸，亦不至若是。诋讦浑《凌敞台诗》有宋祖歌舞三千之语，谓史称高祖清俭寡欲，而浑诬之若此，是目不见书。不知宋世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世称祖，乃世祖孝武帝，非高祖武帝也。其论正统，谓女主夷狄篡逆不得为统，因谓中国当绝元代之统，不当帝之。其论之偏多若此。且又影撰古书以欺后世，尤不足以为据。即其讥郑康成杜撰三农名目而郑司农之说为正。夫以司农、山农、泽农之名为非杜撰则可，若其说为确则非。升庵读书博而不精，即此可见。升庵以力谏大礼，廷杖谪戍，生平风节，本有足观。而其后居滇时，严介甫（严嵩）以诗属点定，遂与酬和订交，因痛诋夏文愍（夏言）为小人，而以河套之议为不度时势。夫桂洲诚有可议，然其与曾襄愍谋复河套，则社稷至计也。嵩文致之，而升庵亦巧诋之，可知其徇私隐而违公是矣。即其父子俱以大礼议忤世宗，放弃以死，直声震一时。然当时张、桂之议，以犯盈廷众怒，天下争诟之。迄今是非论定，张、桂所言，实为允协；杨文襄早有张生此言圣人不易之语。升庵父子力持濮议，亦由读《仪礼》不细故也。胜国考据之学，远不能望昭代，惟文宪与陆文裕为一朝弁冕。文裕（陆深）《俨山外集》，余亦摘记之，虽博奥不及升奄，而议论较正。余又感二公生同时，又相为友，亦一时盛事。而文裕在朝恩眷最厚，踪迹亦与介甫尤密，卒后，介甫为作神道碑；而生平自守确然，不为所污，是其遇固优于升庵，而人品亦胜之也。然以二公之才之学，而皆为嵩所结纳，奸雄之牢笼贤智，又何如哉！（《越缦堂读书记》“咸丰甲寅七月二十一条”）

周参元：①古今来著书难，传书亦不易。文人如吾蜀升庵先生至矣，生平枕籍乎六经廿史，博涉于诸子百家固也。然天必资之以颖锐，假之以巍科，使之不惟得尽稗野之精，更得以窥石室之藏。且投之荒徽以作其志，广之涉历以扩其胸。而后自纪传志铭诗赋等正集外，如《丹铅》诸录，《谭苑醍醐》诸杂著，无论数十百种，靡不脍炙海内，入人肝脾，著书岂易易哉。②升庵学通天人，才雄艺苑，且著述之富，冠绝前儒。（《重刻太史升庵全集序》）

陈田：升奄诗，早岁醉心六朝，艳情丽曲，可谓绝世才华。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波、涪翁一派。前后七子执盟骚坛，海内附和，翕翕成风。馀采升奄、苏门、君采、稚钦、鸿山、萝山、子安、少玄数君子诗，次于李、何之后，王、李之前，别为一集，以见豪杰能自树立者，数不随风会为转移也。（《明诗纪事》）

胡薇元：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岁寒居词话》）

陈寅恪：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柳如是别传》）

杨沧白：①新咏梁陈稍绮繁，素馨香恼陆郎魂，乞书绫械分诸伎，襟上滇边醉墨痕。②前后七子间，不依傍李、何自立门庭之诗家甚多，若取其一，首推杨慎。（《沧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

李希白：新都一去风流歇，寂寞湖山六百年。议礼千言争北阙，投荒万里谪南天。穷乡妇孺知名姓，古庙鸡豚杂管弦。留得一枝青玉杖，摩挲手泽尚斑然。（《吊杨升庵先生》）

郑振铎：陈（大声）、冯（惟讷）、梁（辰鱼）、常（伦）、康（海）、王（九思），以及杨氏父子（杨廷和、杨慎）夫妇（慎妻黄氏）也曾名重一时，且时有俊语，不少倩辞，究竟是文人们的创作，不复有民间的气息了；出色当行的民间作风的曲子，在明代是几乎绝迹了。（《中国俗文学史》）

钱基博：杨慎以宰相子，文采照映；独不在七子声气之中，而其诗含吐六朝，以高明伉爽之才，鸿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而于李何诸子之外，异军特起。《南中稿》稂丽婉至，一集之胜！杨慎以意度稂丽，冠绝当代。（《现代中国文学史》）

刘大杰：杨曲的风格，与康海、王九思相近。王世贞以为杨氏是蜀人，故多川调，不甚合南北本腔。杨氏对韵律虽不很精确，而曲境尚有可观。由于仕途遭受挫折，遂纵情诗酒，曲中虽时有悲愤，但内容还是贫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陆复初：我国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是启蒙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作为罗钦舜的门生、王廷相的好友的杨升庵，也是这个时代的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具时代色彩的启蒙思想家，与同时代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诸大师东西辉映，堪相媲美。他并非以考据见长。他的《懆语》《丹铅录》诸作，是哲学思想著作。他是十七世纪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王船山、黄黎洲、顾炎武一辈启蒙思想大师之先驱。（《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绪论）

张秀熟：升庵谪戍在边荒三十五年，未尝一日消闲。他对当时政治之隆污，学术思想之邪正，文风诗派之升沉，无不非常关怀，凛然以议大礼的精神来批判、驳斥、进行斗争。他这样的高举正是韩昌黎所称“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特立独行”。由此而致力著述一百余种，开拓南天之文化，与各民族谊同骨肉，这是苏武西域十九年持汉节所不能望其项背，东坡在南海诗传农艺亦有逊色。综计升庵毕生行事，我敢大声高呼：杨慎是中国历史上最难能的伟大哲人。（《最难能的伟大哲人》）

程志方：自杨升庵以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象万壑归大海一样，倾向于现实与感性，倾向于唯物主义路线。他们提出的哲学上的新课题、新概念、新范畴，足以孕育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诞生。杨升庵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杨升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圆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杨升庵及其在哲学史上位置的被发现，弥补了中国哲学从古代到近代、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发展逻辑中的一个缺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序）

董晓萍：①杨慎一生的文学成就不限于上层文学，他在多民族民间文学方面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西南人民的爱戴。那里的各民族群众歌颂他是持节牧羊的苏武，传诵“有井水处，就有杨慎词”的美丽故事。他的行状和著述，对推进明代以来川滇文化的繁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一个明代文学家，能在半生流放、无所依傍的境遇中，对同时代的文学发展起到一定的左右作用，这说明他的人生转折与明代文艺方向的转变，有着一致之处。他的独特贡献，在上下两层文化中皆有口碑，也说明不止是一些文学大家对他情有独钟，而是他的学术与人格的光芒对整个明代社会文化的辉映。四百余年来，他家乡的人们一直怀念他，歌颂他，纪念他的传奇、卓绝而悲剧的一生，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儒学所培养的优秀学者的爱慕和反思。（杨慎《明才子传记研究》）

徐康：杨升庵在有明一代不仅是忠昭日月、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而且还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极深的文学家、哲学家，明代第一流的大学者，其平生著述四百余种，内容涉猎文学、哲学、史学、美学、考据学、音律金石学等诸多领域。总而言之，杨升庵这位气卷八荒、心雄四溟的前贤，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所做的巨大贡献，早已被世人所称颂。他正直热情、乐观豁达、疾恶如仇、清正不阿，特别是视国如家、关心人民疾苦的操守品行，深受人民拥戴并为后世钦仰。（郭同旭《状元秘史——杨升庵传奇》序）

骆玉明：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著称，也能诗，他与妻黄娥的散曲近人简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杨慎的散曲格律不很精确，王世贞讥为“多明中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曲藻》）。内容多写心中的不满与愁怨，注重意国文境，稍带有词的风格。如《黄莺儿·春夕》。（《简明中国文学史》）

郭英德：①正德、嘉靖年间，尚有王守仁、杨慎等诗人能卓然自立而直抒胸臆。……杨慎是一位全才，博闻强记，著作涉猎甚广。其诗受六朝、初唐诗风影响很深，蕴藉流丽，时有佳篇。②从明初的刘基，到明代中期的杨慎、陈霆、陈铎，以及稍后的王世贞，一直到明末的陈子龙，他们的词作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足证“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成立的。③弘治、嘉靖期涌现出一批著名词人。其中有被时人推为“当代词家”，清人亦或视为“明人第一”的状元词人杨慎……明人有词话、有词选、有词谱，皆自此期始，亦以此期为多。举其要，则有杨慎《词品》。（《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上编）

过常宝：①在“前七子”复古风气盛行之时，杨慎在文坛上也别张壁垒，独树一帜。他不满前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因袭之弊。他推崇六朝与初唐诗，倡导绮丽与风骨兼备。因此，他的诗作大都挺然崛起，无所依傍。②杨慎早期诗作，虽有拟古倾向，但宏博绝丽，风格清新；贬谪之后，诗风有所变化，感愤之作颇多，渐趋苍老悲凉。如乐府诗《垂柳篇》，音韵婉转，多用对仗，辞句清美，情兼雅怨，颇似初唐四杰之作。他的七言律诗大多雄深蕴藉，工致绮丽。如《春兴八首》仿杜甫《秋兴八首》体制感事咏怀，思幽语工，沉丽婉至。七言绝句如《竹枝词九首》写三峡风物，意近情遥，亦雅亦俗，清新圆润，颇得乐府遗韵，于秣丽中自见幽情。（《中国古代文学史》）

丰家骅（江苏教育学院原中文系主任）：杨慎受者时代的激发，对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现实、思想文化诸多方面进行思考、探索，寻求新变；但他也受着时代的限制，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太弱小，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有具备提出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的必要因素，不可能结出超越时代的硕果。他在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明显地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思想领域，他从信奉程朱理学，转到反程朱理学，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揭开了明代批判唯心主义的序幕。但他的哲学思想尚未能建立自己的体系，还不足与稍后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并列。在学术领域，他反对时人的空疏不学，公开提出“训诂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经”国，探求古音本源，考订名物制度，导致了明清考据学的兴起。但他的成果远不及乾嘉大师的精审。在文学领域，他不满前七子的“宗唐法杜”，第一个起来批判他们的复古主义，带来了晚明文艺思想的活跃；他的诗歌创作和古谣谚的搜辑在当时很有影响，在明代文学史上占一定地位。但从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还不足与他的同乡李白、苏轼比肩。他在上述诸方面还称不上是一流的，没有达到那些领域最高的水平。杨慎的历史贡献不在于他作出了哪些建树，更重要的是他开了一-代风气，在哲学思想上为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开辟了道路，是17世纪启蒙思想的先驱；在学术，上建立了正确的研究方法，开乾嘉学派之先河；在文学上，他的理论和创作引起了明代诗风的转变，如《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孕育了一种新的文体。他在许多领域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杨慎评传》）

关于杨慎著述种类之丰富，明清学者皆称其第一。其数量，明人简绍芳说400余种，嘉靖年间王世贞说92种（撰45种，编47种），万历年间李贽《续藏书》卷12中说有117部。焦兹说访求到153种。《明史》本传说100余种，清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搜集到杨慎著作42种，收入该书中有39种。民国初，杨守敬《增订丛书举要》卷60中说有145种。杨慎的著作今有明陶宗仪《说郛》中的12种，清《四库全书》中的39种，李调元《函海》中存45种，民国《丛书集成初编》中存76种。除此之外，还有散见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纪念馆者数十种。据专家调查统计，杨慎著作流传至今者，共存174种。如：

经学：《升庵经说》《易解》《檀弓丛训》《周官音诂》《檀弓记》（注）等等。

史学：《南诏野史》《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滇程记》《南诏野史》《晏子春秋》（评点）《鬻子》（评注）《山海经补注》等等。

杂著考订：《丹铅总录》《丹铅余录》《丹铅别录》《金石古文》《石鼓文音释》等等。

音韵文字：《转注古音略》《古音从目》《奇字韵》《古音猎要》《古音骈字》《六书索隐》《音韵略例》等等。

诗词评论：《升庵诗话》《千里面谭》《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词品》《词品拾遗》等等。

书画评论：《书品》《画品》《墨池琐录》《书画神品目》《法帖神品目》等等。

医学：《素问纠略》《脉位图说》等等。

文学创作：《升庵诗集》《南中集》《南中续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等。

编纂：《古今风谣》《古今谚》《丽情集》等。

参考资料：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他的夫人黄娥，善诗词，尤为擅长散曲。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榴阁赋诗，相互酬答。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杨慎就动身进京复官。

杨慎与黄峨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顺境很短暂，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当杨慎因仗义执言，遣戍滇南时，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劝慰，殷勤照顾。黄峨不辞风霜之苦，千里跋涉，亲自护送杨慎从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寒夜，黄峨陪伴着骨瘦如柴、身戴枷锁的杨慎，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杨慎填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云：“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戍云南·江陵别内》）。情辞凄楚，催人泪下。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挚。此后，黄峨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

嘉靖八年（1529年），因父亲杨廷和去世，杨慎赶回新都治丧，夫妇才得短期会面。相见时难别亦难。临别时，黄峨写了《罗江怨》散曲，与杨慎送别。曲云：“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动人，遂成千古名句。

花开花落，春去春回，杨慎和黄峨在孤苦与相思中守望着他们的爱情。相思无涯，相见无日，他们只有寄希望于朝廷的特赦。然而嘉靖帝至死也不肯原谅杨慎，就算是天下大赦，嘉靖帝也特旨不赦于他。他们只有传书带信以解思念和牵挂。黄峨悲苦之中写下了“昨夜梦里分明见，醒来时枕剩衾单。费长房缩不就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的诗句。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客死异乡。噩耗传来，黄峨悲痛万分，以花甲高龄和羸弱之身，徒步赶赴云南奔丧，而后扶梓归里，安葬新都。明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杨慎冤案才得以昭雪，杨慎被追封光禄寺少卿，黄峨也曾受封。隆庆三年（1569年），黄峨病故并与丈夫合葬。至此，杨慎与黄峨结束了他们的爱情守望。

杨慎充军云南，熬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已成为七十岁的老人。他遵照明朝的律例，回到了故乡四川。但是嘉靖帝偏偏使云南巡抚派了四个军汉把他抓了转来。年逾古稀的杨慎来到一座古庙，早已奄奄一息。幸好庙里长老和附近老百姓素来就敬仰他的品德学问，纷纷跑来送医送药，有个木匠老汉和他的儿子更是端茶送饭。杨慎非常明白，这是京中的那班权贵，勾结云南巡抚对他进行最后一次打击。”临死前，他写了遗书，嘱咐了老汉死后要办的一些事情。杨慎死后，保山县令立即来到庙里查看遗体遗物。他从木匠老汉手里拿到杨慎遗书，连夜派人送给了巡抚。那巡抚来不及细看，立刻传令派急脚快马带上遗书星夜兼程上北京去了。

杨慎的遗书送到京城某大学士府里。大学士拆开一看，发现杨慎写的两首“寄怀”诗篇，暗中讽刺他的落井下石。他看罢立刻气急败坏地策划陷害杨家的新阴谋去了。第二天早朝，这班人便奏本说杨慎死在保山，遗诗诽谤朝廷，侮辱大臣，并将遗诗上呈。按照明朝律例，谪戍官员死后，一定要经朝廷派人查验，才能埋葬。因此，嘉靖就派这班人前去勘验。

正当杨慎灵柩滞留保山古庙时，巡抚因贪污大案拿交刑部问罪。新任巡抚十分敬慕和同情升庵，便命令保山地官派人搬运杨慎遗体回四川原籍安葬。那个木匠老汉也跟随灵柩来到了四川新都县状元府。他将遗书交给了黄夫人，并再三转述升庵嘱咐“遗书要在朝廷派人查看之后才能开拆”的遗言。

权贵们来到四川新都状元府，喝令锦衣卫开棺查验。当棺材盖一揭开，只见杨慎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红袍，玉带围腰，脚下粉底靴，完全按状元品服装殓。因为明朝规定：充军犯官死后只能藁葬，如仍用官袍礼服便有目无朝廷国法之罪，不仅死者碎尸，还要祸连家族。杨慎的对头们连忙喝令盖上棺材，贴上大印封条，回京请旨去了。查验的官员走后，黄夫人把木匠老汉请了出来，拆开遗书商量一阵之后，便连夜带领子侄布置停当。不久，嘉靖另派了以东阁学士为首的几位大臣来到杨家复查。宣读圣旨以后，便命锦衣卫移开棺盖。却见杨慎头挽椎髻，身穿赭衣，脚下蒜鞋，完全囚徒打扮。众官看了，立命地方官召集邻里地保和一城官绅在勘验文书上画押。立即起程回京复旨，同时纷纷题本弹劾前十批宦官权臣结党营私，诬告陷害的罪行。嘉靖在朝野压力下，只得将奸臣们各廷杖一百，并交刑部定罪，发往边远地方充军。后来有人碰到老木匠的儿子，才知道原来老木匠应杨慎遗嘱造的是漏底棺材。

杨慎从小就刻苦好学。一天中午，杨慎路过一所私塾，见先生正用戒尺责打一个学生，便上前询问。先生告诉他说：“今晨我出一下联，要他们对出上联，时过半日，尚未成句，因而一一责罚。”小杨慎向先生请教那下联的内容，先生于是说出了下联：谷黄米白饭如霜。杨慎本想替他的学生解围，但沉思许久也没有结果，此后，他随时都在想，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后来，他随父亲杨廷和到北京。一日，弘治帝在御花园中宴请群臣，十五六岁的杨慎也随父亲前往。时值寒冬，取暖的火盆中，黑色的木炭正烧着熊熊的红火。弘治帝见景生情，对众大臣说：“朕有一联，看众卿谁可对上。”于是念出上联：炭黑火红灰似雪。说完，笑看群臣，等候对答。大臣们个个低头沉思。杨慎见大家都不反对，就向前走了两步，从容对曰：谷黄米白饭如霜。弘治帝一听，不禁拍案叫绝，高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还有一天，杨慎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问杨慎：“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杨慎略加思索，立即写诗云：“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

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

杨慎年轻时喜欢弹琵琶，经常自己创作新的小调。等到他进士及第后，仍然还在夏天的晚上绾起两角发髻，穿着半臂单纱，背着琵琶，和两三个文人携带一壶酒，席地坐于西长安街上，唱着自己创作的小词，弹拨到天明。李东阳上早朝时经过长安街，听到了琵琶声，便派人询问，得到回答说这是修撰杨公子。李东阳为之下车。杨慎举起一杯酒敬李东阳：“上朝还尚早，我愿意为先生再弹一曲。”弹完之后，宫中夜烛都已熄灭。李先入朝，杨慎也跟着穿着朝服进朝。朝退后，杨慎进入内阁向李东阳与父亲杨廷和作揖问候。李东阳笑着对他说：“公子的韵度已经足以名留千古，何必躬亲丝竹，擅风弄月呢？”于是京师再没有人听到过杨慎的琵琶声。

杨慎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他家从曾祖父杨玫起，一门五世为官，从祖父杨春起，四代出了六个进士和一个状元。父亲杨廷和历仕三朝，做了十八年宰相，为一代重臣，勋业文章并萃一时。四川自古为人文荟萃之邦，在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新都人常以“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并称，可见杨家煊赫一时。

表格参考资料：

主词条：新都状元坟

杨慎墓在四川省新都城西北（今新都体育场北端），为明代杨春、杨廷和、杨升庵祖孙三人的家庭墓地。之中有“培修状元坟功德碑”碑刻，讲述了杨慎的生平事迹、1988年墓地重修过程和1997年杨清钦恢复状元坟昔日宏构的乐捐功德。其墓规模宏大，基园有祭坛、神道，神道两旁有石人、石马石狮子。“文革”被毁，仅存三米高的封土，1988年重修其基，现为新都县重点保护文物。

主词条：杨升庵祠

杨升庵祠为杨慎的故居，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桂湖中路109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经明、清及近、现代修建，杨升庵祠及其所在桂湖现有楼台亭阁等古迹20余处，基本保存了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建筑和布局。1961年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定名为“杨升庵祠及桂湖”；199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杨升庵纪念馆

昆明杨升庵纪念馆位于昆明西山区高峣村，原为“碧峣精舍”，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云南布政使刘之龙将其改建为“太史祠”，供奉杨升庵塑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云南总督范承勋重修“太史祠”，题为“碧峣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重建，改名“升庵祠”。1987年12月21日，升庵祠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开辟为“杨升庵纪念馆”。1990年，杨升庵纪念馆正式挂牌。

主词条：新都杨升庵博物馆

新都杨升庵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的杨升庵祠及桂湖内，占地面积约48000㎡，总计收藏有瓷器、法书、绘画、货币、石刻、陶器、铜器、文献、砖瓦等数十类别的藏品16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37件。新都杨升庵博物馆还是中国纪念杨慎及其学术文化的重要场所，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被列为中国五大赏桂和八大赏荷胜地之一。2009年，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杨慎于2017年入选四川省十大历史名人。新都区成立了32个区级相关部门为成员的“新都区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新都区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实施方案》，以打造升庵文化文献中心、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升庵文化体验中心、升庵文化传承中心为载体，大力推进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工程的实施。2017年7月，成都市新都区成立了杨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在人员、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2018年，成都市新都区深入实施升庵文化研究传承工程，启动了杨升庵文献中心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推动学术研究工作，建立了杨慎专题文献数字资源库，目前收录80000余条文献信息；完成了杨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和杨慎研究会网站建设；杨升庵博物馆对馆藏的3000余册（件）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上架，对馆藏的105部杨慎的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和部分数字化建设，为杨慎的古籍复制再造工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升庵文化研究合作，与云南昆明、保山、安宁、大理等博物馆建立了杨升庵文化研究传承馆际合作（联盟）。

2018年1月16日，杨慎研究中心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牵头成立，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成立后出版了《杨慎学术研究丛书》，创办了《升庵研究》学术期刊，开办了“杨慎研究中心网”“杨慎学术交流网”“杨慎资料中心网”等网站。

2018年4月18日，四川省杨慎研究会在成都市新都区正式成立。首届理事会由24名理事组成。现任会长为倪宗新，王炎、舒大刚、谭平、朱力为副会长，朱力为秘书长。56名会员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管理、教育、新闻、书法、美术、历史等众多领域。

2018年是杨慎诞辰530周年，杨慎的家乡新都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2018年9月13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四川省杨慎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学术论坛”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获奖论文作者，四川省杨慎研究会、四川省杨慎研究中心代表，杨升庵文化研究传承馆际合作（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全国各相关高校等单位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

2018年9月13日，长12米高1米的中国画《清白与丹心——升庵故事·中国画长卷》在成都市新都区面向公众展出。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反映明朝状元杨慎典故的画卷。画卷创作从2017年12月开始，经过资料查找、收集、整理、筛选等步骤，历时3个多月，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猛、廖勤、徐航，著名画家梁时民、李青稞、魏明阳、巫成金、周平、危彬等努力下完成创作。《清白与丹心》画卷在杨慎及其家族的众多经典故事中，选择了杨慎造像、杨门七进士、充军滇西、平乱安凤、四知退贿、恪守臣责、水利惠民等13个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典型故事，采用中国画的形式逐一展现出来。

2018年9月28日，为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升庵诗画——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在成都市新都香城国际艺术港云端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持续至10月8日。此次展览从2018年2月开始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面向全国征稿，共征得全国画家原创稿件4000余件，最终展出249件。

2018年11月2日上午，由中共成都市新都区委、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四川省杨慎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全国书法作品展在成都市新都区香城国际艺术港云端美术馆开展，持续到11月8日。

杨慎的卒年，简绍芳、程封、李调元各自撰的《杨慎年谱》记载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于云南戍所。谈迁《国榷》卷六十二、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都说他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六日病殁于永昌佛寺。《明史·杨慎传》也记：“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一块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撰写的《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碑的出土，使“嘉靖三十八年”原说受到了动摇和挑战，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张增祺《有关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一文，对杨慎的生平卒年做了详细的考证。其根据《明史·王元正传》、《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和上述1965年在昆明呈贡县王家营龙山原上发掘出土的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等资料，推断“杨慎至少在隆庆元年还活着”，并通过《明实录》关于为杨慎修祠的云南巡抚陈大宾的离任时间认定杨慎的卒年在隆庆二年（1568年），卒地在由云南返回四川途中的泸州。

二、针对张文，穆药撰有《也谈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和《杨慎卒年新证》两文来批驳，他也认同杨慎并非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但不赞成杨慎在隆庆元年（1567年）还活着的说法。其根据李元阳《游石宝山记》及《兴教寺海棠感旧》，认为“杨慎卒年应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或四十年（1561年），至于具体卒于哪一年，则尚待研究。”针对杨慎《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里的撰文时间，穆药认为《墓志铭》乃由杨慎先行写就墓志，日期留下空白，然后在沐绍勤归葬日期定下之后，再由他人补填写进去的。而张增祺之所以失误，原因之一是所据《王元正传》乃是标点错误所致。在第二文中，穆药仍旧根据李元阳《七十行戍稿序》和《游石宝山记》以及杨慎受李元阳之请所撰《重修弘圣寺记》等考订“杨慎卒年当在嘉靖四十年。”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陆复初积极响应张增祺的观点，并根据张含《读毛氏家史论》和万历《云南府志》所载杨慎《重修弘圣寺记》关于记载李元阳出资修建寺庙的记载，提出杨慎嘉靖四十二年依然在世，卒于隆庆元年以后，进而分析说：“我的猜测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之后，他又悄悄回到泸州，实现了‘为报衰翁二月还’的誓言，但从此销声匿迹，杜门不出……卒于隆庆元年（1567年），活了八十岁。”“可能他是为了回乡，而以死为烟幕，而实尚伏居泸州，故又说‘颐老于蜀’。”

四、就张增祺所据《明史·王元正传》及《明实录》的失误，二十一世纪初丰家骅《杨慎评传》第五章《寄寓江阳，老死云南》有详细辩驳。丰家骅也认为卒于隆庆元年或隆庆以后不可信，他从杨慎的妹夫刘大昌《杨子卮言序》“握节云中三十六年”推断杨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仲春卒于云南。

《簪花髻》全名《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是晚明曲家沈自徵以杨慎流放云南为背景创作的一部杂剧。全剧一折，与另外两部同以失意文人遭遇为题材的短剧《霸亭秋》《鞭歌妓》合称“渔阳三弄”。《簪花髻》先借一个歌妓之口道出杨慎的怪癖——醉酒后吟诗作赋，都写在歌妓的衣服上，并且衣物会遭到当地人的抢购。痛饮狂醉后，杨慎更是外出游春，无论他人怎样看待一律漠然置之，兴之所至，乃在歌妓衣衫上挥毫泼墨。最终迫于风雨连天，不由得掩面而去。从戏剧结构和内容上来看，《簪花髻》较为简单，仅仅是截取了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流放生涯之一幕——女装簪花外出游春作为描写对象。

当代也有许多以杨慎为主体和中心或者以杨慎为原型的文学作品：

2018年2月22日至3月4日，四川音乐学院携歌剧《杨升庵》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5所世界名校演出6场。该剧由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林戈尔作曲、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教授左芝兰编写。其中由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青年教师杨俊扮演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