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上是指唐代开国至唐玄宗先天元年（618年——712年）。

初唐 chū táng

1．唐诗的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这四个时期。　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 初唐余习也。”——清·方苞《书柳文后》

“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清·魏源《〈诗比兴笺〉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参见词条唐朝。如：他专门研究初唐的政治经济状况。

唐朝皇室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也有经史学家考证应为赵郡隆庆李氏之后，属于关陇集团之一，与北周皇室和隋朝皇室的关系密切。其先祖为南北朝时期的李虎，他因功被封为西魏北周的八柱国之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封李虎之子李昞为唐国公，后由李昞之子李渊继承爵位。李渊受隋炀帝重用，于616年被派为太原留守，但隋炀帝对他也不放心，派王威与高君雅监督之。

隋朝在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过度使用国力与三征高句丽的失败，使得各地民变不止，史称隋末民变。李渊见天下大乱，隋朝的灭亡不可扭转，便生起取而代之的念头。617年李渊杀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造反。不久，李渊率诸子众将攻破守备关中的屈突通，占领隋都大兴城。李渊拥立杨侑为帝，是为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而在扬州的隋炀帝，他心灰意冷，不愿返回关中，最后于618年的江都政变中被宇文化及等叛军杀害。李渊借此机会，于同年五月迫使隋恭帝禅位，建国唐朝，即唐高祖。都城大兴改名为长安，封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嫡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嫡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建立唐朝后以关中为基地逐步统一天下。在入主关中前，先派使吹捧占据河南的瓦冈军李密，使其成为东方的屏障。入主关中后，派李世民平定西北金城的薛举、薛仁杲，派唐使安兴贵、安修仁生擒武威的李轨。620年派李世民击败入侵河东（今山西省）的刘武周、宋金刚。而后洛阳郑帝王世充与河北夏帝窦建德宣布结盟，联合抗唐。622年李世民击溃联军，俘窦建德，王世充投降。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也被李建成击溃，河北至此平定。623年辅公祏率杜伏威余部在丹阳反唐，隔年被唐军俘杀，江南平定。而两湖地区也在621年唐将李靖于唐平萧铣之战获胜，梁帝萧铣于江陵降唐。翌年，岭南冯盎降服，又虔州林士弘死，中国本部归唐朝所有。

唐朝的崛起有赖秦王李世民，他的军事才能突出，率军赢得多次关键胜利。扫平群雄后，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为了皇位而斗争，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控制长安。李渊深知形势，于是禅让帝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如流，逐渐恢复唐朝的国力。在内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业发展。在职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限制皇权发展与贵族世袭等恶习。唐太宗不计出身，网罗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比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徵、马周、高士廉和萧瑀等文臣，尉迟敬德、李靖、侯君集、程知节、李世勣和秦叔宝等武将。此外，唐太宗派官员四处询问百姓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各官员的功过写在屏风上，以便褒贬。

对外方面，唐太宗采取积极防御、以战止战的策略，以及用羁縻与武力的方式安抚四方。隋末唐初之际，北方东突厥汗国十分强大，时常南下侵扰，并且介入中原各势力。唐朝初期百废待举，626年东突厥突然袭击长安，率军抵达距离长安不远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对此唐太宗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在渭水隔河与突厥可汗对峙，定下渭水之盟。之后，唐太宗积极对付突厥，挑拨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的关系，以及突厥与周围诸部的关系。627年东突厥的藩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因为不认同颉利可汗的政令与改革国俗，纷纷脱离，改立薛延陀部为可汗，突利可汗也归降唐朝。628年朔方人梁洛仁杀盘据夏州的梁师都，归降唐朝。而东突厥在分裂后又遇到大雪侵袭，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629年李靖率骑兵奇袭攻灭东突厥，隔年北方各族入贡长安，诸民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635年派李靖攻占吐谷浑，657年派苏定方西征攻下西突厥汗国，641年派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这些都稳定唐朝与四方各国的关系。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贞观之治”。《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唐太宗晚年，发生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内斗。所以唐太宗废李承乾，逐李泰，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去世后，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此时唐朝承继贞观之治，国力鼎盛，史称永徽之治。当时尚有宿将如李勣、苏定方、薛仁贵等，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对内持续推行均田制，选用较低级但有才能的官吏。对外于659年消灭西突厥，疆域西扩至咸海与阿姆河一带，设立安西都护府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市）。并且于葱岭以西设置十六个都督府，让吐火罗叶护、诃达罗支国王等等中亚君主兼任都督。在东方，与新罗联合灭掉东北强国高句丽和百济，并白江口之战击败日本援军。唐朝在朝鲜半岛建立安东都护府，也间接促使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高宗中期以后，政权逐渐由皇后武则天掌握。武则天原为太宗时期的才人，太宗死后被高宗招入宫中。她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被立为皇后，史称“素多智计，兼涉文史”。656年起，高宗因健康原因，许多政事都逐渐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成为最高统治者之一，与高宗并称“二圣”。

高宗去世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因为与中宗不合，武则天不久将中宗废为庐陵王，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武则天平定徐敬业的反叛后，于690年废睿宗，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即武周，定都洛阳（号称神都），改立李旦为皇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武则天掌权与称帝的期间，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均田制的继续推行发展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开创出殿试和武举。武则天打击自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时称“北门学士”，很多是来自关东与江南的士人。并且大力提拔人才，如狄仁杰、张柬之、张仁愿、姚崇等名臣将领。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当时佛教大兴，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但武则天执政的另一特点是强力控管，主要有严厉镇压徐敬业等反对派、屠杀唐宗室亲王与支持唐朝的大臣将领。鼓励告密，暗中监控官吏、诸侯，以及推广酷吏制度。扶持武三思、上官婉儿等党羽。这些在后世经常受到史学家的批评。

武则天晚年，听从狄仁杰的劝告，重立李显为太子，改立李旦为相王。705年武则天病重时，宰相张柬之与将领李多祚等人拥太子李显发动政变，他们杀女皇的男宠张易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重祚，唐朝复辟，封其弟李旦为安国相王，其妹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史称神龙革命。中宗统治经验颇为缺乏，在位时政治腐败，贪墨成风。他受到韦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武三思等人迷惑，将功臣张柬之和敬珲等人全部流放诛杀。韦后与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想要成为武则天第二。他们与上官婉儿联手迫使太子李重俊发动重俊之变，重俊最后事败被杀。710年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帝，即殇帝，并且打算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唐隆之变，诛尽韦后与武氏势力，拥立睿宗李旦复辟为帝。睿宗复位后，立其子李隆基为太子，同意其妹太平公主干预政局，双方时常发生权力斗争。712年睿宗决定禅让帝位，太子李隆基即位，即唐玄宗。但是玄宗宣称太平公主又准备用羽林军兵变。隔年，玄宗发兵杀太平公主与其党羽，唐朝自武则天以来的女主政治，至此结束。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 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初唐仍沿袭南朝文风，不脱绮丽骈俪风气，骈体文仍维持它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著名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现，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杨炯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华靡的骈文形式。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倡言复古，要求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其功绩固然是在革新诗歌方面，但也对文风转变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国军利害事》、《祭韦府君文》、《谏灵驾入京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