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立的概念，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的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在于：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开放型经济则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在开放型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

什么是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有何不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从“止血”、“输血”进入了培育“造血功能”的阶段，世界经济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需要及早研究可持续发济都是如此。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在扩内需、稳外需、保增长的同时，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从改革开放的高度认识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国内关于改革和开放的争论增多，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方面，甚至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明确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可是为什么会有激烈的争论呢？主要原因是，如今改革的难度增加了，开放的风险增大了。因此，近年来的一些争论，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如何改革开放。

在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上，有些人认为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我们大量出口，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污染留在国内，换回来的却是不断贬值的美元；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以二战后建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有些人虽不反对结构调整，但坚持扩大出口，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出口占全球出口不足9%，而欧元区人口占世界的5%，出口却占世界的30%，中国必须继续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赚外国人的钱，何乐而不为？这种说法在从事外经贸工作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中影响广泛。

上述两个观点都有道理，但却形成了严重对立，原因在于把目标等同于过程，把战略与战术混淆。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冲突对实际工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地区和部门在理解和执行中央坚持扩大内需、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战略方针时，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如果深刻理解并统筹好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必要性和战术渐进性，相关政策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顺序就会把握得更好。

二、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

按照经济学的界定，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属于开放型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开放型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内涵是高度一致的。

经济结构调整是有层次的。内需和外需的结构，投资和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结构，属于第一层次；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属于第二层次；而市场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属于第三层次。当然，对我国而言，结构调整还涉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研究和讨论结构调整问题，需要将不同层次的结构调整区别开来。如果混在一起，就难以理清思路。

三、结构调整的时机及其与规模、速度的关系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缺乏结构调整的动力；经济形势差的时候，企业认识到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多企业生存都很困难，丧失了结构调整的能力。因此，政府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完善促进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建立在经济繁荣时期帮助企业积极调整、在经济低迷时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结构调整与规模和速度存在一定矛盾。开放型经济的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都要紧紧围绕宏观调控的目标来进行。因此，在确定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时，要依据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来进行，而不是相反。

最近，国家将外贸出口的预期目标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市场、保份额。这一调整是完全正确的，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体现了不片面追求规模与速度的政策取向。当然，外需萎缩的状况尚未根本缓解，出口下降幅度依然较大，是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矛盾，千方百计稳定外需是非常必要的。

四、结构调整的第一层次：内外需结构与三大需求结构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中央已经明确，要在千方百计稳定外需的同时，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逐步调整内外需结构，实现内外需协调发展和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但是，社会各界对扩大消费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澄清。一种影响较广泛的观点是，当前消费已经增长很快(上半年实际增长16.6%，是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何况中国的老百姓收入水平比较低，社保体系不完善，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不大。

这种观点多有偏颇。首先，扩大消费仍有较大潜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扩大住房装修、家具、家电、汽车、家政等与住行相关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其次，不能笼统地讲老百姓收入低、社保体系不完善。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人先富起来，国家对社保体系的投入持续大幅增加，很多城乡居民扩大消费是有基础的，家电下乡成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次，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扩大消费的必要性。消费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我们拿出一些时间和金钱来旅游、健身、参加培训，工作的效率会更高，效益会更大。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欧的老百姓经历了一个从“部分储蓄、部分消费”、“量入为出的消费”、“借贷消费”到“过度消费”的过程。其中，借贷消费顺应了“年轻人想花钱但是没有钱，老年人有钱花却花不了”的客观规律，其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

因此，我们要在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上，引导老百姓从当前的“部分储蓄、部分消费”为主向“量入为出的消费”和“适度借贷消费”转变，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五、结构调整的第二层次：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

产业结构可分为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可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还可分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城乡和区域发展差别较大的国情，决定了产业门类齐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于传统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像农业、纺织、轻工、生产生活服务业等，应着眼于提升技术含量，形成特色工艺和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这类产业对稳定就业意义重大，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弹性所在。如果我们能够把创业投资投给一个卖烧饼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就有了希望。这并非笑谈，台湾一种叫做凤梨酥的小点心味道极美，世界闻名，附加值很高。可我们的烧饼，大多数十年不变，恐怕不仅是劳动者素质问题。对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要通过国家政策引导，支持自主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有利于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产业，如航空航天、生物技术、高性能计算机芯片、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要加强政策引导，甚至需要国家直接投入，形成自己的“拳头”。

企业结构分为所有制结构、大中小结构等，讨论很多。需要强调的是，要继续大力为中小企业“正名”，企业不能以大小论英雄，大企业也是由小企业发展而来，更何况很多大企业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要继续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并给予特殊的扶持政策。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认识与扶持，道理也大体如此。

六、结构调整的第三层次：市场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

关于调整市场结构，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在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拓展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内涵和外延，针对不同市场的特点，实行差别化的国际市场开拓战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主要区别是，发达国家法律法规相对健全，执法和行政能力较强，而且都是多边经济组织成员和多项国际经济条约的缔约方，在开拓发达国家市场时，即使遭遇争端，也较易在法律框架下解决，而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法律基础相对薄弱；发达国家市场秩序相对规范，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产品的进入门槛高、处罚力度大，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秩序不够规范，有的甚至腐败现象严重；发达国家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走向的重要变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走出去”的新的重要市场。把握好这些特点，对我有针对性地开发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家群体，都有自身的特点，需要总结归纳，增强开拓市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两种最主要的贸易方式，调整贸易方式结构也主要是调节这两种贸易方式的比例关系。事实上，这两种贸易方式仅仅是管理方式不同，并无优劣之分。加工贸易是立足国情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对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对稳定和扩大就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与一般贸易方式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对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可以减少企业的资金占用，而且弥补了加工贸易企业缺乏跨国营销网络、缺乏产品设计能力、缺乏关键技术和设备的不足。但是也要看到，加工贸易监管流程比较复杂，当未来我国企业在出口和引资的国际竞争中不再主要仰仗成本和价格优势时，加工贸易将逐步与一般贸易趋同。但是在现阶段，仍要立足于简化加工贸易管理办法，扩大实施联网监管的企业范围，降低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

在贸易方式结构调整中，还涉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贸易与投资互动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大都经历了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因此，要从健全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政策等方面入手，逐步形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贸易与投资良性互动的局面，逐步形成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走出去”这三个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面共同发展、财政与货币政策及时跟进的局面。

七、结构调整归根结底要依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推进开放性经济的结构调整，根本目的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支撑力量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在深化改革方面，要推进资源性产品市场准入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深化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改革。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企业等各个方面推进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扩大开放方面，要研究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策略和步骤，科学合理地确定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农业和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问题上，要研究制定具体方案。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形成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发挥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建设性作用。要制定新形势下的贸易摩擦应对策略，既要以平常心看待，努力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又要在法律框架下认真应对每一个具体案件，维护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应对对外开放的风险，特别要防范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防止国计民生产业主导权的旁落。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处于转型期和换挡期，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国内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了重要部署，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正确把握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受种种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徘徊不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同时，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截至7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共249个，70%左右是近10年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159个成员方中只有1个没有参与区域贸易安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超大自由贸易区正在孕育，将对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建设自由贸易区形势紧迫。

（二）世界经贸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沼泽，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更加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2012年，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年均增长10.9%，明显高于发达国家3.3%的增速，占全球进口的比重由39%升至45%。全球需求结构深刻调整，要求我们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前景广阔的新兴市场。

（三）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仍在深化，但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受新兴经济体综合制造成本上涨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牵引下，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为新兴经济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来了机遇；新能源、云计算、3D制造、基因诊断与修复等新技术革命取得新突破，各国均对新兴产业发展寄予厚望，抢占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

（四）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日趋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也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但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如何巩固传统优势、增创新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五）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期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各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更加注重对我国的借重与合作。同时，我国被加速推向国际事务前台，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对我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多。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外界认知同我国实际情况的落差，给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带来复杂影响。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唯有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站稳脚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

二、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国情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总体看，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体制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开放型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比较而言，外贸体制改革更深入一些，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比较成熟，内陆地区相对滞后；企业改革步伐较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中介组织建设相对滞后。《决定》着眼长远，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攻方向，也立足当前，提出了不少重要举措。主要包括：

（一）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现阶段利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国际投资中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管理经验，这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三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跃居全球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得益于制造领域实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对外开放。相比之下，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低，竞争力弱，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块“短板”。壮大和发展服务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点是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

（二）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

多年来，我们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方式，同时，在一些领域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产业政策导向性强，缺点是审批环节多，政策稳定性不足，容易导致“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行政成本和营商成本都较高。而世界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方式，将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列入清单，未列入的领域外资均可进入，内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借鉴这种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纠正“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赋予各类投资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不仅扩大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而且试行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今后国家将在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在全国推行这种管理模式积累经验。

（三）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总体看我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关键是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对此，《决定》提出了“三个允许”，即“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这是广大企业和投资人的热情期盼，充分体现了国家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导向，必将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台阶。

（四）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相比，自由贸易区有对象可选、进程可控的特点，可以起到以局部带动整体的开放效果。我国已经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有限。今后，我们要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拓展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中韩、中日韩、中澳（大利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五）扩大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但由于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存在开放口岸少、物流费用高、区域转关难等诸多亟待破解的制约因素。扩大内陆开放是一篇大文章，要从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全面夯实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创新内陆加工贸易模式，推进整机生产、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发结算在内陆地区一体化集群发展，使内陆地区成为沿海加工贸易链条的承接地。要统筹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面向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航线，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要推动内陆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扩大“属地申报、口岸放行”等改革试点，使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逐步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六）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我国同14个国家毗邻，陆路边境总长2.28万公里，沿边139个县级行政区国土面积合计约20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45个少数民族。加快沿边开放，对优化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繁荣稳定的边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近年来，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实步伐，但受历史、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规模总体偏小，经贸合作层次不高，与周边国家合作机制不健全，经贸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我国加快沿边开放的有利条件在增多。周边国家人口众多，能源资源富集，近年来经济普遍发展较快，与我开展经贸合作的愿望强烈。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共鸣，为我国加快沿边开放带来了重大机遇。推进沿边开放要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东西互动、内引外联的原则，在“边”字上做文章，从合作机制和开放政策上寻求突破。要创新沿边开放政策，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要发挥金融对沿边开放的支撑作用，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沿边开放提供良好条件。要鼓励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地方政府之间建立高效务实的工作机制，及时解决毗邻地区经贸和人员往来中的问题。

（七）改革行业商（协）会管理体制

行业商（协）会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以及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越来越离不开商（协）会的作用。但受法律地位不明确、职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机制不灵活等体制因素的制约，我国商（协）会存在发展活力不足、服务不到位、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发展和规范商（协）会，要从思想认识、政策环境、机构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消除障碍，把本不属于行政范畴的职能还给商（协）会，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途径予以支持。《决定》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这是经济社会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对今后商（协）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随着大批面向市场、依法运行的商（协）会涌现出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畅通，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都将大幅提高。

三、在改革创新中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35年的实践证明，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体制变革催生的竞争优势最全面、最稳定、最持久。哪个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更大，哪个时期经济整体竞争力就提升更快；哪个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更成熟，哪个地区的经济就更具活力。《决定》对构建开放型新体制作出了重大部署，随着这些部署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一定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一）培育产业综合竞争新优势

“十五”时期我国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5%，“十一五”时期降至15.7%，近两年已转为个位数增长。这既是国

际市场需求不振的结果，更是我国经济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的反映，充分说明单纯依靠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能建成经济强国的。《决定》提出，改革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鼓励企业并购国外研发机构和知名品牌等重大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开放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推动开放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努力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二）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

当前，中西部地区仅拥有全国约13%的进出口、17%的外资、22%的对外投资，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凸显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后劲。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巨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地区，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方向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已经驶入快车道，展现出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决定》提出，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创新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模式，就是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挖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潜力，激发开放活力，加快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三）培育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新优势

当今世界，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营商环境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中介组织不发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大幅增加了企业的营商成本。《决定》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统一市场准入制度，统一市场监管，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就是要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增强各类企业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

（四）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新优势

规则和标准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了重大经贸问题谈判的核心圈，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作为现行国际经贸规则适应者、遵循者的角色没有根本改变。《决定》提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国际经贸新议题谈判，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就是要以更加积极、自信、负责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要求

二、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三、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

四、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五、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

六、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七、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

八、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

九、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十、加强支持保障机制建设

十一、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同时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此外，多部门也召开会议对未来工作任务作出部署。下一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对外开放将成为推进金融开放的着力点，助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