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是关于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

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创立并完成的，包括以下内容：

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比较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由抽象性的劳动所凝结。劳动价值论把价值定义为一种人类劳动，因此在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范围内“不能说劳动能创造价值”，《资本论》也没有“劳动创造价值”的语句，只提到具体的人或者劳动者能创造价值。商品交换中的交换是一种劳动（价值）而不是交换的不可度量的效用，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提出。

配第认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也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代表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对劳动形成价值的理论和价值量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这一阶级结构，并阐述了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

由于他们是把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和阶级结构看作是当时最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无所顾忌的，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他们的学生则越来越丢弃他们老师的科学性，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关系作辩护当成自己的唯一任务了。政治经济学日益走向庸俗化。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理论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理论的科学成分，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论证了它的历史性质，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后来的利润、平均利润理论，并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这种剩余劳动，而不是追求的使用价值，所以企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

建国至今，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有五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作用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和党内部分高级干部、理论家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明确提出“价值法则（即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推动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讨。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基础上，于光远又提出：只要是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包括教育、科研、文艺、服务等行业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孙冶方不同意于的观点，指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和争鸣，并逐步形成了“宽派” 、“中派” 、“窄派”三种不同观点。

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苏星针对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关于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劳动价值一元论》，提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于是，由“谷、苏之争”，引发了“一元论与多元论” 的讨论。

第五次是中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后，全国上下展开的新一轮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次讨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入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新特点；二是结合新的实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和见解。

价值和使用价值

价值是马克思在对交换价值进行分析后得到的一个概念。他先讲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决定“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马克思先从一种商品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

于是他得出了两个推论：“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接着，马克思又从两种商品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

由这个等式，马克思又得出了一个推论：“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那么，这“第三种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首先排除了商品的天然属性：“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

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而“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那么，还剩下什么？“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的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接下来，马克思谈到了商品价值量的问题：“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为了避免误解，他进一步写道：“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

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接下来，马克思又分析了影响商品价值量变化的因素：“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

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80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转化为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

经过这样的分析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关于使用价值，马克思是先从有用物的质和量的角度来讲的。他这样写道：“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然后他用到了“使用价值”这个词：“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关于使用价值的特点，马克思这样写道：“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使用价值的几个特点：首先，使用价值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其次，使用价值同人取得它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第三，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量的规定性为前提；第四，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第五，使用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价值决定问题

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 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价值规律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严格意义的价值规律是关于“价值之道”和“价值之德”的阐述，它的基本框架是：质——量——形式——规律。

其实，我们更应该把“价值规律”看作方法论，即在科学之前讨论的历史过程的规定。马克思说过： 《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这是他这本书应具有的唯一“科学性质”。马克思声称他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的方法是“辩证方法”，第一次指出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这一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给那些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的人们上了生动一课，也给那些根本没有打算说明社会问题的人们以当头棒喝！“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资本论》开篇集中讨论了价值规律，完结早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承诺的分析。

启示我们：第一，《资本论》辩证法规定乃是起步和酿成于“商品”中的；第二，马克思文本结构是开放的，就首章而言，所要完成的是“商品本身”的大写规定剖解，在指向性上，其始终与历史发展同步，即坚持商品精神现象学批判（马克思暂名为“拜物教批判”）工作进路；第三，商品辩证法是实践化的批判规定，是活的工作逻辑，旨在消除自足，坚持始终在生长运动现象中认识存在规定，把握存在的整体发展；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化的形成历程，它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存在规定，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范例，据此，辩证法具象化为历史的实践的工作方法（马克思称为“我的辩证方法”），而又借助工作提升，使唯物主义规定不再束缚在象牙塔中，成为直接蕴涵实践批判的历史的“阶级科学”。这一构造解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奥秘。

关于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的原因，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的逻辑固然要以资本作为中心范畴，但决不能把资本作为逻辑起点。因为资本本身就需要论证和说明。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资本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具体。因此，要揭示资本这个具体丰富的许多规定的全部内容，科学的方法就是按照商品—货币—资本这样的上升路线，从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才能在后面的上升过程中把构成资本总体的各个环节和内部结构复制出来。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他这么认为：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

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劳动是时代的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公理性假设，可以归结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证伪”劳动价值论，反而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理论逻辑的正确性。

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交流、融合以科学价值理论为中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在于科学化、体系化和现代化，具有两类总体假设（经验假设和概念假设）作为基础。从这些科学前提出发，运用基本抽象劳动范畴作为理论分析的核心工具，沿分工和交易进路，通过模型建构，可以演绎复杂性劳动与简单性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全部可能的逻辑形式。从马克思既有方法论的内在涵义看，科学劳动价值论应该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理论奠基。

第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扬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为剩余价值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对生产性劳动做出新的界定。

第四，深化对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第五 ，深化对科技、知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在财富和价值创造中作用的认识。

第六，深化对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合作工厂是劳动者自己，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劳动合作运动，以抵制劳动非合作行为。与此同时，“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这说明：“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

对于资本家统治下的联合呢？“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至于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这一点在在考察法律关系时表现为处于这种关系之外的东西。”相反，我们只能够说契约无论如何仅仅是实体关系的外在表现，“契约规模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水平一同扩大。”归根结底，社会分配率的存在证实了没有皇帝的社会抽象统治权的客观实在性。

但是，马克思同时又说：“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