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学派，希腊文Peripatetikoi的意译。亦称“亚里士多德学派”。亚里士多德弟子世代相传组成的学派。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昂体育馆附近建立学园。因吕克昂是一处宗教建筑，有可供散步的林荫道，亚里士多德常边散步边给弟子讲课，其学派因此得名。

亚里士多德死后，该派由他的弟子继承下来。公元前287年以前领导该派的是泰奥弗拉斯多。他继续老师的所有研究领域，尤其致力于生物学的研究，在植物学和逻辑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哲学上，他提出了物质自己运动的观点，反对在自然界中寻找目的因。

公元前287～前269年，该派由斯特拉图（公元前4世纪？～前269年）领导。他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并作出了贡献;在哲学上他反对灵魂不朽。继斯特拉图之后领导该派的是吕康（约公元前299～前225），但从这时起，该派已失去其重要地位。

公元前1世纪，该派继承者安德罗尼科重新开始了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研究，但他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校勘、整理、编纂和注释。该派由此活跃起来，持续数世纪。

2世纪，亚弗洛弟西亚的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论著作重要的评注，使注释工作达到了高峰。逍遥学派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保存、流传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6世纪初，拜占庭皇帝尤斯底年下令禁止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该派因而瓦解。

阿拉伯语称“侯凯玛”派（Hukama’，意为“智者”，即哲学家）。是9～12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兼自然科学家，汲取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观，用哲学解释自然界，以理性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所形成的使哲学独立于宗教神学的新学派。

9世纪，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为适应经济和文化蓬勃发展的需要，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和马蒙的倡导和赞助下，以首都巴格达为中心，形成了有组织、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的运动。

9世纪，古希腊的大量哲学和科学著作已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出版，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范畴篇》、《伦理学》、《物理学》、《工具论》、《解释篇》等已被译注成阿拉伯文。波菲里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也被译为阿拉伯文，在各地流传。

与此同时，阿拉伯东方的伊斯兰文化和希腊哲学科学著作阿拉伯文译本，已在阿拉伯后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科尔多瓦已成为伊斯兰第二个学术文化中心，使西班牙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新局面。翻译运动所译注的大量外来著作，把阿拉伯哲学和科学研究推向了高潮，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给阿拉伯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为阿拉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9～12世纪，在翻译传播希腊哲学和东方（波斯、印度）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众多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深受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称其学说为“最高的真理，“人类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并注释、研究和评论其哲学和科学著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形成了具有唯理主义倾向的自然观、宗教观及社会历史观。

他们以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相调和的哲学观点，解释《古兰经》和论证伊斯兰教义，并同伊斯兰教正统派经院哲学家展开长期激烈的论战尝试哲学独立于宗教神学，具有明显的世俗倾向。这些哲学家形成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主体，被称为亚里士多德学派。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支。东方支派以巴格达为中心，于9～12世纪最为活跃，代表人物有肯迪、法拉比、伊本·西那和拉齐；西方支派以科尔多瓦为中心，活跃于11世纪以后，以伊本·巴哲、伊本·图菲利、伊本·路世德和伊本·赫勒敦为代表。该派的哲学家一般都精通各门自然科学，谙熟伊斯兰教义，多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注重研究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推崇自然哲学，强调理性的作用。

该派在伊斯兰教正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以不违背宗教信仰为前提，力图使哲学脱离宗教教义学，变为理性的知识体系。

在本体论上，一方面承认安拉是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目的因，安拉是无始的、最高的精神存在；世界万物是安拉通过理性、灵魂一系列精神实体而流出的，安拉从总体上主宰世界，但不直接干预具体事物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承认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质量和形式构成了，具体事物，运动和变化是物质的特性，事物之间有着普通的因果联系，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便是宇宙的规律。

在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上，推崇理性和知识。法拉比认为，纯理性的价值高于宗教的价值。他把理性分为功能理性、能动理性、习得理性和积极理性4类，提出积极理性是对世界必然性认识的总汇。肯迪认为，哲学是提高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的理性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它把神学排除在外。

伊本·巴哲认为，哲学和科学是认识自然界的唯一道路；一切正确认识的产生、幸福的获得和止恶扬善等道德行为的形成，都要诉诸理性，而不是完全来源于宗教信仰。在灵魂观上，该派对灵魂赋予生理和心理学的解释，把灵魂视为人脑的一种智力精神状态和普遍的理性。伊本·西那认为，灵魂是心理状态并超出一般事物物理属性的潜能，灵魂与肉体结合使人完备，人有了灵魂才进行思维、想像和判断，认识未知。

肯迪认为，人类的灵魂是从宇宙灵魂流出，人死后肉体消失，个人灵魂不能独立存在，必归向宇宙灵魂。伊本·路世德否认“个人灵魂不灭说”，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不能分离的，个体灵魂和肉体同时灭亡，只有人类统一的、普遍的理性才是永恒的。在逻辑学上，强调逻辑推理在认识上的重要作用，发展了“共相”（一般）问题。法拉比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导论，是从已知推断未知的科学，矛盾律是逻辑学中的最高定律；逻辑的形式和概念是达到理性认识的思维工具。

伊本·西那系统地讨论了“共相”问题，他认为“共相”（一般）有3种存在方式：共相作为“理念”存在于真主的理性中，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共相作为个别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内；共相作为“概念”，却存在于事物之后。在真理观上，倡导“双面真理论”。法拉比认为，哲学、科学与宗教是两种不同领域内的知识和真理，哲学和科学是人们探索自然的因果关系和为人类谋求幸福进步的知识，是普遍意义上的真理；

而宗教是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和社会道德准则范围内的真理。伊本·路世德认为，宗教和哲学二者并不相悖，是属于不同范围内的真理。宗教真理来自“天启”，是对人们的训诫和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旨在止恶扬善，维系世道人心；哲学的真理来自“理性”，它是真理的最高表现形式，旨在认识宇宙万物，并推证造物主的存在，哲学理论高于宗教信条。但二者可能有分歧，在哲学上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宗教上认为是错误韵，反之亦然。

当哲学的论证与宗教教义不相符合时，应相信哲学的论断。在社会历史观上，深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法拉比和伊本，巴哲等，均提出了理想国的模式。他们认为，在“美德城邦”社会里，君主应是贤明、睿智和完美的人，公民应具有文化素质和教养。人们之间平等、公正占有财产，和睦相处，社会（国家）的职责是为了满足公民的福利。伊本·赫勒敦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哲学观点，他强调自然条件、社会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等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影响。他们的哲学思想不但恢复了被新柏拉图主义曲解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本来面目，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在自然观和科学观方面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尔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2世纪，该派学者的大量论著，通过西班牙等途径传入欧洲，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给西欧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深远影响。伊本·路世德的哲学著作西传后，在意大利和法国形成了阿威罗伊主义学派，在欧洲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他生前公开发表供一般人阅读的，用的是对话体。这类著作大部分都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断流传到当代。这类作品文体典雅，想象丰富，其中重要的有《论灵魂》、《论正义》和《论哲学》等。第二类作品朴素无华，推论严谨，大概是亚里士多德的讲授提纲、研究札记或学生的听讲笔记，保存下来了一部分。

理论科学又进一步被分成三类：即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或神学。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逍遥学派把主要力量集中在物理学和第一哲学上。

即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普遍存在，其他分门别类的学科，是从这个全体上割取一部分而进行专门的研究。研究普遍存在也就是研究那些“其自身就是属于作为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本原和最初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着重批判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同时也指出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原子论的缺点。在批判理念论时，亚里士多德把这一理论概括成一个著名的公式，那就是“多外之一”。非常准确地击中了理念论的唯心主义要害。

关于实体问题的探讨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体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实体和“作为存在的存在”几乎是同等的。实体就是与一切事物相关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了困惑和混乱。这是由于当时哲学思想还处于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开创阶段。他还不能真正解决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问题，从而陷入了矛盾和混乱，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

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里面不但包括事物运动的一般原则，也包括两种“可感觉的实体”，即天体和生物。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中一切对象都由质料构成，并且必然具有运动和变化。他认为空间运动伴随着其他种类的运动。空间和位置是一切种类运动的普遍条件。亚里士多德不把位置看作是物体广延性所占据的空间，而是反过来将它看作是包围物体的边界。宇宙的广延是有限的，在它之外没有虚空。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定义为按照先后来计量运动。他认为既然运动是永恒的，那么，时间也同样是永恒的。至于构成物体的质料，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五种，并认为自然中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亚里士多德是地球中心说的系统化者。他认为，宇宙是以不动的地球为中心的球体，地球之外包围着47层或55层中空球形的天宇，最外的一层是恒星天。自然中的运动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是质料不断被形式塑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等级的生物。在《物理学》里，亚里士多德也有混乱的地方，难以自圆其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里，没有逻辑学的地位。在逍遥学派看来，逻辑学不是知识的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工具、手段。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认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逻各斯。但它所注意的只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内容。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成分，每个词都是一判定。他对定义作了专门研究，提出了本质定义即属加种差定义、语词定义、原因定义等，并讨论了下定义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提出了当代逻辑教本中仍在使用的一些规则。把命题划分为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命题的对当关系、换位等问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重要理论。他没有专门讨论差等关系，但在三段论中实际上应用了这一关系。亚里士多德研究了推理，认为推理是通过前提作出必然结论的逻辑形式。直言三段论理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他的三段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演绎推理理论，是一个初级的公理化系统。此外，他还提出了模态三段论理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公理系统，有些内容需进一步研究。思维规律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和逻辑两个方面提出和建立了他的逻辑思维规律理论。确定了另一条思维规律是排中律。亚里士多德研究了科学证明，他要求证明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是必然的；证明的最初始的命题必须是直接的。他还讨论了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并认为直接证明比间接证明优越。同时，他还研究了各种谬误以及驳斥谬误的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中还有归纳和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归纳是通过类比，从特殊中发现普遍，从个别中发现一般，它是一切科学证明的源泉。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反映在他的逻辑方面集大成著作集《工具论》（Organon）中。该著作集包含《范畴篇》（Categories），《解释篇》（On Interpretation），《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论辩篇》（Topics），和《辩谬篇》（On Sophistical Refutations）等六篇著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亚里士多德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许多数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如极限、无穷数、力的合成等。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奴隶主哲学家，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最鲜明地表现于“实践科学”中。实践科学有三个分支，即伦理学、理财学和政治学。在这三个领域里奴隶被排斥在外。亚里士多德把奴隶称为“有生命的工具”、“能听话的财产”，他们虽然也是人，按其本性却要隶属于主人，服从主人，进行体力劳动。

伦理学说是古希腊从梭伦到德谟克利特幸福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心是关于幸福和实现幸福的条件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主要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综合前人伦理思想的成果，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和奴隶制社会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建立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幸福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他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伦理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成分，肯定了现世的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快乐，认为快乐是人的德性活动的自然结果。但是，他反对把幸福仅仅归结为快乐，尤其反对那种把快乐仅仅归结为感性快乐的纵欲主义。

亚里士多德很重视道德教育，他特别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他的伦理思想反映了中等奴隶主的利益和道德要求，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高峰。但是，他在理论上没有最终摆脱柏拉图的影响，其伦理思想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对后世的伦理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个人的德性须在家庭中培养和实现。家庭是个人最初所属的自然集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由两个要素构成，即人；财产和牲畜。在家庭财产中，奴隶是首要的，最不可缺少。他推崇农业，认为农业是最诚实的行业，并且显著地有助于培养人的英雄气概，它不像商业那样，从事商业的人只会变得懦弱。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上的思想，受到马克思的重视。

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城邦是由家庭集合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目的是美好地生活。人不是神，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人就会堕落得比社会动物还要坏。至于政体的优劣，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统治者是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还是以谋取公共福利为目的。认为理性的德性是最高的德性，国家目的不在发展军事优势，而在于提高科学文化。有文化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才可能持久。亚里士多德重视法治，认为法律须和国家的形式相一致。立法者首先要关心青年的教育，法纪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德性。不能把教育庸俗化，教育的基础科目是文化、体育、音乐、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