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政，字北辰，江苏丰县人，1944年5月5日生。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俄罗斯美术家协会荣誉会员，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幼年随画家尚连璧先生学习素描，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1960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附中，1963年毕业，并考入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承吴冠中、李苦禅、卫天霖等艺术大师，中西绘画均具实力，1968年毕业。1973进入北京画院，专职从事中国画创作，兼擅人物、动物、山水，有“画破三界，文武昆乱不挡之誉，青年时代即以《毛泽东与李四光》《从容谈兵》等主题性创作驰名画坛，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曾先后在美、日、新加坡、瑞士、意大利等国举办个展、联展及学术交流，2012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千古风流人物——王为政画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天安门、全国政协及国内外多家博物馆和收藏家所收藏。

曾获多种奖项，1997年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授予中国画坛百杰奖章；2006年荣获俄罗斯美术家协会授予的终身艺术成就奖勋章并被聘为俄罗斯美协荣誉会员；2010年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千年目标主题活动组委会授予中国国粹艺术卓越成就奖。生平和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世界名人录》等大型辞书。

又擅文学，出版有《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王为政卷》《抚剑堂诗词集》等多部作品，并有英、法、德等文版行世。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中国美术馆展出《千古风流人物——王为政画展》

王为政自少年时代师从画家尚连璧先生学习素描，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先后以优异成绩先后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得到雷圭元、 庞熏琹、 张振仕、 吴冠中、卫天霖、李苦禅等艺术大师的直接教诲，凝聚积淀了多方面的艺术素养，中西绘画均具实力。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画院，专职从事中国画创作。他青年时代的作品《毛主席与李四光》《周总理与李四光》由新华社发通稿，一夜之间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报纸，家喻户晓，之后，又陆续创作了表现张志新身陷囹圄仍执着求索的《思想者》，陈毅元帅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从容谈兵》，为万里长城的监造者树碑立传的《公子扶苏》，抒写项羽乌江自刎之际与战马之间缱绻悲情的《霸王与乌骓》，等等，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此次展览精选了王先生各个时期的佳作，既有早期代表作品，又有陆续推出的文化精英肖像系列，和刚刚完成的大幅新作《老夫聊发少年狂》《二泉映月》，以及一些山水、花鸟作品，令观者得以比较全面地欣赏画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艺术手段、处理不同题材的笔墨风采。王先生擅文学，工诗词，与绘画作品相辅相成的诗词佳作，也是此次画展新颖、独特的一大看点。

作品有《李四光》组画、《从容谈兵》《公子扶苏》《国歌》《马背诗情》《开眼看世界》《海魂》等。

出版有《王为政画集》《王为政画选》。著有小说集《听画》《傲骨》《瑞士之旅》等文集。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文学奖项。

2012年7月12日至20日，《千古风流人物——王为政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精选了著名画家王为政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示了他辛勤耕耘数十年的艺术成就。

王为政自少年时代师从画家尚连璧先生学习素描，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先后以优异成绩先后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得到雷圭元、 庞熏琹、 张振仕、吴冠中、卫天霖、李苦禅等艺术大师的直接教诲。

由理入情

——王为政的艺术实践

百花盛开的季节，游人赏花，陶醉色相，品评风骨。园丁心里明白，哪些花有色无香，哪些花朝放夕谢。

王为政艺术之花的成长已经历了久长的岁月，适应着寒暑的变化，抗拒着寒暑的摧残，终于日见丰茂。他在学生时代就肯钻研，掌握了坚实的写实能力，且善思索，在创作中苦吟。那构思或立足于题材内容，或偏于文学的意境，也曾用他造型的技能来为“题材内容”服务。正由于他兼取中、西绘画的技法，在构思和造型两方面都具实力，因而他的作品在展出中常得好评。

人们往往出于欣赏绘画的目的，而不是要受教育才来看画展，美术的社会功能只能是：寓教于审美。王为政爱抒情，在创作中，他视抒情为第一要素。但是，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时代，他和众多的美工作者一样，在创作中受到压抑和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他在主题与构思中安插“抒情”，苦苦经营有情、有理，又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的“完美”作品，他的青春年华就奉献在营建这种“完美的大厦”中。由于人物画在种种限制下总难尽情，他便寄情于尺幅小品，颇有影响的《小熊猫》这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今天中国艺坛呈现百花齐放的好光景，王为政的兴奋和激动是可以想见的，抒情性逐渐在他的作品中起主导作用。他长期刻苦锻炼的造型能力和围绕主题的刻意构思并非无用武之地，但造型艺术中抒情的表达更须依靠形式美的语言，画家王为政面临着新的课题。在王为政的创作历程中，明确地看到他从“营建”一步步走向抒情，逐步在探索并掌握形式美的规律。

王为政早已是北京画院的专业画家，作品常见于各种展览会和报刊，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出版画集，日益引人瞩目。我作为他的启蒙老师，祝他前程无限。

文学秉性，艺术才赋

——《王为政人物作品精选》序

我和王为政君的忘年之交已近半个世纪了，看他从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一位卓越的艺术家、文学家和学者，心里由衷地高兴和喜悦。

1963年，我和朱济辉先生受我们任教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委派，到作为华东地区招生点的上海市负责招生工作。那一年，来自江南各地报名的学生逾千人，在通过素描、速写测验之后，还要应对“构图—创作”的考试，试题是为一件任选的文学名著设计封面。考场上不少人在拿到试题之后感到陌生，或抓耳挠腮，或苦思冥想，直到终考钟声前勉强地交卷，只有极少数人迅捷而顺利地完成了作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来自江苏的考生王为政的试卷。在一张卷子上，他竟然完成了两本小说的封面，上半面一幅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下半面是柳青的《创业史》，构图匠心独具，选取的人物和环境与文学作品主题吻合，生动而富有装饰趣味。这位青年人的绘画与文学才赋，以及敏锐的思维和构思画面的能力使我惊喜不已，觉得一位“新科状元”出现了，他理所当然地以高分录取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学习。后来我了解到，为政是南京艺术学院附中的应届毕业生，幼年便拜师尚连璧先生学习素描，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是该校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期间，为政不仅以纯熟的造型和构图能力出众，而且以勤奋好学和善于思考，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他受业于吴冠中、李苦禅、卫天霖等艺术大师，在中西绘画领域均有造诣。1973年他进入北京画院，专职从事中国画创作，兼擅人物、动物、山水，尤以人物见长。

为政出道很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李四光》、表现陈毅元帅豪迈气概的《从容谈兵》以及之后为因独立思考而在文革期间身遭不幸的张志新绘制的画像 《思想者》 等现代人物创作， 还有描写历史人物的《公子扶苏》、《霸王与乌雏》等，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为政是一位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思考的艺术家。他的一方专用于自己人物画创作的印章：“千古风流人物”，表明他矢志为中外古今知识精英们树碑立传的宏大志向。近十多年，他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耕耘和探索，他笔下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弘一法师》、《智者巴金》、《白石老人》、《苦禅先生》、《爱国老人于右任》等一系列文化艺术大师的肖像，形象真实生动，倾注了他对这些前贤深深尊敬和热爱的心情。人物形象刻画没有夸张和矫饰，在平凡、淡定的神情与动作中，显示他们的个性，表现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为政的人物画属于“中西融合体”类型，即借用西画的写实造型，将其与传统的笔墨语言相结合，为塑造语言有现代感的人物形象服务。写实性与写意性的结合，是为政几十年来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读他近十多年的新作，可以看出他在笔墨语言上新的拓展。他坚持传统人物“形神兼备”这一核心要求，在人物形象的内涵与丰富性上下功夫。他既重视人物的整体结构，又精心刻画细节，尤其着力于人物眼神和手的描写，传达人物内在的性格特征。而在表现语言上，由于他有书法修养，以书法用笔入画，骨线劲健有力，在长短、曲折、粗细和刚柔中，传达情趣，显示品格。在为政的人物画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刚毅、正直的气象。这种气象既是我们改革开放时代风貌赐予的，又是为政人格修养的自然流露。

与为政绘画成就可以比美的是他的文学才赋，他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奖，出版有《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王为政卷》，小说集《听画》、《傲骨》，散文集《瑞士之旅》以及反映他深厚古典文化学养的《抚剑堂诗词集》等多部作品。不用说，他在绘画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功，都得益于他对人、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丰富体验，得益于他的人文情怀和全面的文艺修养。他的绘画作品中蕴含的文学意味和他小说、散文和诗词中的视觉形象性，给我们在欣赏和阅读中带来不少愉悦和快意！

笔墨·思想·文采

——《千古风流人物——王为政画展》前言 王明明

在北京画院迎来五十五年华诞之际，王为政先生的画作集结出版并举办个人画展，作为好友，我为这位在画院工作了近四十年的老画家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政是一位学者型国画家，他不仅在人物画、动物画、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文学、历史、戏剧诸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颇丰。

为政最擅长人物画。建国后，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指引下，画家们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人物画创作空前兴盛。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引入西方的造型观念和技法来弥补中国传统人物画写实能力的不足，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政便是在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画家。他幼年随画家尚连璧先生学习素描，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附中，1968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承吴冠中、李苦禅、卫天霖等先生，中西绘画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73年进入北京画院成为专业画家，将人物画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向。这不仅是时代的选择，也缘于他对人物画创作的情有独钟。他认为“人”是造物主最成功的杰作，天下万物，“人”是最高级、最完整、最复杂、最细腻、最具个性的。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在研究“人”，用各种手段来塑造“人”。 1977年，他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创作了中国画组画《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其中《毛泽东与李四光》、《周恩来与李四光》曾由新华社发通稿，一夜之间出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上而家喻户晓。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以革命领袖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人物画，深受人们的喜爱，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地位。

在人物画的创作中，为政很好地把握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解决了造型与笔墨的矛盾。为政一直强调笔墨当随时代，他是由西画转入中国画创作，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因此，中西融合，引入西方的造型手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人物画便自然成为他的选择。从他的人物画中，你很难找到传统的笔墨程式，但是，你却能感受到中国独有的意境和情韵。为政虽然在建国后接受学校教育，但早年受家庭影响，比同龄人接触到更多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文学的喜爱使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热衷于文学创作。进入北京画院后，尽管为政将绘画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和至爱，仍难以割舍对文学的热爱。因为他深知，画家所需要的不仅是高难度的技巧，还需要思想和文采。他不愿意做一个“画匠”，也不能容忍作品的苍白、肤浅和平庸。正因为注重文化积淀，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开拓了胸襟与眼界，使他创作历史人物画时得心应手，也使他的作品饱含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读为政的画，你能感受到画里画外特有的文化气息和思想内涵。更为难得的是，为政擅作旧体诗词，他常在画作上题写上自己创作的诗作，这在当今的画家中已极为罕见。

为政将人物画创作当作学术研究的过程。尤其是，他投入到“近现代文化精英肖像系列”的创作，先后画了聂耳、巴金、王国维、弘一法师、冰心、曹禺、荒煤、于右任、齐白石、李苦禅、吴冠中……，创作过程便是他与这些人类精英对话的过程，从他们身上不断汲取思想精髓和人文内涵，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修养，也升华了画的境界。

为政并不局限于人物画的创作，他在动物画、山水画方面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小熊猫为代表的动物画， 用灵动活泼的笔墨表现出这些小生灵的活力。 他的山水画突破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勾、皴、点、染，注意光影与色彩的表现，既引入西方的优秀技法，又具有浓郁的东方情韵，有些作品虽用色浓烈夺目，却给人以纤尘不染、静谧幽邃之感,似一方远离尘世喧嚣的净土，让观画者的心灵得以荡涤。

石涛曾说：“笔墨当随时代”，为政和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画家们一起为中国画的改革做出了贡献，开创了新的笔墨语言。今天，面对西方现代思潮的猛烈冲击，他在创新的同时，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传承着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内涵和灵魂。

壬辰夏于潜心斋

我读为政先生的画

袁 武

为政先生是北京画院在职画家中的元老。在个人展览和新一集画册既将推出之际，命我写一篇“批评”文章。这让我迟疑多日不敢动笔。首先，自己知道是没有资格对为政先生的大作妄加评说的，因为在七十年代末，我刚起步学画时，他已经是大作频频问世的名家了。再者，我仅是用画笔创作的画家，虽然也常写些文字东西，但多为评述自己，从来没评论过别人，更没评论过有辈份的画家。为政先生让我“批评”他的作品，显然是抬举我了。但为政先生是一个做事严肃认真的人，这一点无论是看他的作品还是接触他本人，都能感觉到。既然对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就会一直等我交卷。“批评”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后学者，又是同行，我很愿意在这里谈谈为政先生的人物画作品给我的启示和影响。

第一次拜读为政先生的作品，是他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组画《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这套纯以国画写意技法完成的作品令我耳目一新，极为喜欢。特别是简洁明亮的色彩和行笔利落的线条、墨块，让当时身为工人的美术爱好者的我 ，感到画技复杂而难以驾驭， 几次临摹都败下阵来。 想来原因很简单，一是当时不懂生宣纸，是用图画纸，先刷清水后，模仿笔墨吸收和渗化的效果，无法画出为政先生笔下的节奏感和墨韵味；二是我连速写和素描都没学过，造型能力是零，怎么能临摹那么丰富组合的画面？可见当年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对绘画的理解是不知深浅的。但那套组画却成为我多年研究笔墨的范本，只是当时对作者为政先生一无所知，甚至不知当时家喻户晓的《小熊猫》也出自同一位作者。记得当年我有一本很小的挂历，封面就是为政先生所画的棕黄色小熊猫，造型有趣，技法奇妙。我一直以为有两个画画的王为政，这不仅要怪当时信息和出版不发达，更说明两个作品题材的跨度很大，我还无法接受一个画家如此超长超宽的表现力！

真正从艺术层面上理解和认识为政先生的作品，是在1980年我考上大学后，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专业是中国人物画。好的国画作品，都是我热情关注的，为政先生的《从容谈兵》和《公子扶苏》是我当时很欣赏的作品范画。前一幅以肖像形式为陈毅造像，是改革开放时期难得的革命家肖像作品，因为在此之前的政治人物题材，还多有“高、大、全”的革命印迹，画面中的人物总是照片移植的，古板而写实，作品中的造型不自然，作者的表现不自由。为政先生的国画人物已完全不再是这种简单生搬、模拟的画肖像手段。这幅创作巧妙地表现了陈老总生活中特有的一个情景“下棋”，而构图却一实一虚地对比，舍弃下棋的对手，几乎是正面角度写画了陈毅元帅的形象。那元帅的气概，那淡定自若的神情，跃然纸上，既没有纯粹画像的呆板照片式构图，也没有简单地为画下棋而过于生活化的场景。更令我敬佩的是人物特征描绘得准确传神，国画技法却又挥写得自由精湛！为政先生的造型功底确实是很扎实深厚的，他所表现的人物形象不是磨出来的，更不是抄照片，而是写出来的，是有笔有墨的表达和呈现。如《毛泽东和李四光》、《今日得宽余》、《智者巴金》等一批优秀的肖像作品。谈到笔墨，让我最先想到的是为政先生的《公子扶苏》这件作品。水墨交融一气呵成的浓墨披风，笔墨是在节奏中气贯而下的，真正应了古人的“气韵生动”的美学理念。其实人物画的难度不是造型，中国画的难度也不是笔墨，真正的难度是将造型与笔墨完美地结合，顺畅地表现。在当今人物画家中，为政先生很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同是画人物的，我深知有多少画家是没过这个坎儿的。很多画家用笔墨和宣纸去画素描一样的国画，擦、蹭出的形象，又腻又紧。很多画家会做笔墨效果，却没造型能力，将人物的形象画得没结构，也站立不起来。傅雷先生曾说过：“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没有思想就没有自我。”这应该说是评判一个画家的基本标准。

为政先生是有很高文学造诣的国画家，也正因为有此财富，他创作了大量古人词意的作品。他在不断复述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的词意中摄髓传情自立高格。特别是对苏东坡，他不止一次地将诗人的意境表现在画作中，又完成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画面场景宏阔、人物众多，既有远近空间，又有聚散组合。为政先生不仅很好地展现了“千骑卷平岗”的雄壮场面，更是准确地刻画出了东坡突兀不凡、老夫同少年的振奋心性及复杂情怀的内心世界。这是我所见到的为政先生所画人物最多的一幅大场面制作，不知为政先生是否也要“老夫聊发少年狂”？当然，为政先生还没到“老夫”的年龄段，但画如此气势磅礴，如此繁杂的景物还是需要作者的能力和定力的。

为政先生是一位做事认真而态度严肃的人。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他在发言中不经意地说自己有一个创作，几易其稿，历时二十年。会后我了解到，他指的是《国歌》。此画初稿作于1984年，到了2001年画了第二稿，都展出、发表过了，自己仍然不满意，2003年又画了第三稿，前后整整二十年。在他的画集中，我欣赏到了这件表现聂耳形象的巨幅大作。无论是形象刻画还是表现方法,为政先生都没有用他纯熟的笔法和明快的墨法,画面的用笔浑朴、 沉厚， 视觉效果苍凉、恢弘，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长卷式的构图，使沉雄浑厚的国歌旋律，回荡在展开的画幅中,令人感动和振奋。面对这幅以黑和白、虚和实构成的巨作，你会看到生命的凝固、情感的高翔！为政先生心中若没有江河日月、大荒大泽的情愫洗礼，怎能构制出这样的大风骨、大气概的经典画卷！好的作品，是由丰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

这就是我读为政先生作品所得到的启示。

2012年5月27日晚

岔路风景

——王为政的美丽诗篇

王为政是一位具有浓郁文学气质的国画家， 这位将最敏感的青少年岁月洒落在沸腾的六十年代的完美主义者，不仅积淀了文学、戏曲和音乐的功底和灵性，而且还陶冶了中西绘画方面的才情和学智。正如他自己所言，“对于我来说，在生命里打下印记最深刻的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最敏感的青少年时代，我的世界观形成于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是继五十年代“彩墨画科”争论风波之后，折中融合派绘画美学观念兴盛的时期，王为政所受的教育，当直承此时期的新国画品貌。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他甚至主张“中国画、西洋画不要分开，中国画里的人物、山水、花鸟也不要分开。”所以，他画的画虽然在传统水墨画的范畴之内，可是，个中却融汇着中西艺术的基因，而在题材方面的自由发挥，则成就了这位难得的多面手。

在王为政的观念中，“中国传统绘画从来没有停止在某一阶段，而是在不断地发展，任何一个高峰都只不过是发展过程中一个环节，它只能承上启下，而不应该也不可能阻止下一个环节的发展。吴道子根本想不到梁楷会搞出个泼墨人物，马远、夏圭也无法预测石涛、八大的新花样。中国绘画具有西方绘画不可替代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语言，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不可以沟通和互补。拒绝吸收外来艺术的长处，停止民族艺术的发展，等于自杀。”他进而将这种发展的观点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来看待——“我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到今天为止，甚至文学和美术都没有分开，我非常适应这种生活，我也非常自豪这一点。”他就是这样在生活和艺术的岔路上摸索前行的方向，一路欣赏这寻常路途中难得见到的岔路风景。

王为政童年跟随其祖父接受国学教育，这为他后来在文学与绘画相通的艺术实践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又促成了他对敏感、细腻的抒情格调的钟爱，因此，他的老师吴冠中先生用“爱抒情”来评价他的这一绘画气质。然而，正如王安石所言，“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孤琴”，古人以抒情为上，而情溢者多善画，善画者又多为内心“荒寒”、“悲壮”之辈，比如苏东坡即自有“萧条淡泊”之念，欧阳修亦怀有“闹和严静，趣远之心”。今人相去古人已经很远，那种淡泊的心智也少了许多，但荒寒悲壮的心境却并未就此根除。在王为政的画面中，他所呈现的美丽诗情是显而易见，而他画面中透露的悠远绵长的孤独的悲情，却不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的。这是王为政绘画中难得的一种品格。“茫茫艺海泛孤舟，四十四年白了头。梦断莱茵听逝水，黄河扬子意中流。”王为政在一幅自画像的题诗中，表白了他的恪守与孤独。

王为政是一位“两栖”于文学和绘画的艺术家。他的人生和艺术都经过许多岔路，他给我们带来的岔路的风景，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细思细量。

以人物画为主的王为政，在戴着镣铐和枷锁跳舞的时代，曾经有几幅主题性创作为他获得了最初的声名。而在解脱了镣铐和枷锁之后，他的人物画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2003年以来，他逐一为近现代的文化名人作肖像，形成了“千古风流人物”系列，并一直持续，还将延续到将来。他利用这样的契机，这我们社会的精英和脊梁作画传，将包括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和文学史等学科门类再一次做了一个现实的串联，从而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文化工程。他希望通过这些人物的精神品貌的刻画，不仅传达他自己的崇敬与仰慕，而且凸显这些人物的史学作用和意义。

在王为政的名人肖像画系列创作中，所描绘的人物基本上省去了空间中的背景，或全身像，或半身像，或面部的局部特写，虽然不尽相同，甚至是有较大的差异，但从中都可以看到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内在关系。特别是这种简约、概括的风格，可以连接到从魏晋时期萧绎的《职贡图》到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以及宋元以降的大量肖像画的传统，显现出与西洋肖像油画注重环境渲染以显示身份地位的不同。在具体的表现中，王为政对皴、擦、 勾 、 染等技法的运用， 施之于人物的塑造， 衣纹的处理， 常常因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如《白石老人》、《荒煤先生》、《智者巴金》等，是以渴笔勾勒轮廓，再据深浅明暗皴擦勾染细部。而在《弘一法师》、《爱国老人于右任》、《东坡问月图》中，人物脸部又用改造过了的明暗法以浅绛笔墨描绘。这些作品都比较注重骨法和肌理，属于“笔胜于象”的类型，此外，还有一些“墨胜于象”的作品，比如《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老子出关图》等，但大部分作品还是既用笔勾皴，也用墨晕染，比如《渊明赏菊图》、《屈子行吟图》、《国学大师王国维》等。无疑，王为政已经脱离了唐、五代的规范，“李思训大亏墨彩”、“吴道子笔胜于象，亦恨无墨”、“项容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张璪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这些在他看来已不很重要。

为了表现对这些所尊敬的文化名人的理解，王为政一方面运用传统的题跋形式，另一方面发挥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特长，或纪录像主二三事，或据自己的感悟自作诗句，或摘登像主的名诗名句，如此等等，都表现出了一种精心的运筹帷幄，传达出了绘画风格与主题不能传达清晰或透彻的许多内容，使画面增加了许多可以品读的意义，从而也形成了他这一系列的风格和特色。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都误以为王为政是专长“小熊猫”的画家，就好像大众所熟知的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一样。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绞尽脑汁的主题性创作，王为政和许多同时代的画家一样，希望能够在自己的空间中获得一份自在的清闲，因此，他借“小熊猫”而得到了自由。他又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他画的小熊猫确实是生动喜人，还有其它一些禽鸟，均有独到之处，正好像岔路中的意外风景一样。但这不是他具有终极目的的追求。当然，作为中国画家，他如果一直不断地去画小熊猫，当然也会成就一片景象，正好像“动物禽鸟”系列中的作品一样。可是，他在“文化名人肖像”系列之外，还有“碧湖沉梦”与“烟雨江南”系列等。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不同的系列，在王为政的意象和哲思的世界里，一位低眉垂目的窈窕淑女和一只提足静眠的丹喙白鸟，都拥有同样的温情和柔美，故而他可以用一个《有所思》为两幅不同题材属性的作品命名。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王为政在构思时都大量运用了叙事手法，而在表现中以变化的意象和叠加的诗情，加重了联觉的味道，无疑，象征和隐喻，已然构成了王为政绘画语言中传达诗情的重要砝码

王为政早年受过很好的西画教育，因此，他所画的类似于风景的山水，或者是类似于山水的风景，也好像岔路上的风景。其“碧湖沉梦”与“烟雨江南”系列，不管是“碧湖”风景还是江南水乡民居，在自然界纯美的意境中所透露出的孤独沉思，又荡起悠扬的音乐性元素。他既有自然的热望和迷恋，飘逸洒脱，又像浪漫派的交响曲，在华丽优美的帷幕后面，传出声声江南丝竹，清澈秀美，幽深绵长。

与“碧湖”风景不同的是，王为政在“烟雨江南”的图式中，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具有区域文化特点的山水诗情。其节奏与韵律，如他对待诗词平仄格律的钟爱一样，画家也赋予了这缠绵悠长的烟雨江南以特有的丽质和柔缓的脚步。他像古往今昔对比来的众多文人墨客一样，钟情于江南的幽暗、含蓄、低缓、缠绕的流水小巷，以此区别了北方的开阔、通达、雄浑、有序的胡同，从而透露出了他自己的文化身份。他对变化中的水中映象的描写，通过对江南水乡不同角落的水质与岸上房屋倒影之间的光影变化的观察，彰显了自己所擅长的色彩表现语言的魅力。在用白和黑表现江南水乡民居时，画家并没有将白和黑决然地分开，而是给予了许多细部的过渡，尽管泾渭分明的白和黑能够表现纯净的诗境，但王为政眼中的江南似乎少了几分明快，而多了一些潮湿的暧昧。所以，他会在墨色的晕染中加上一些石绿，甚至江南的水也不需要那么的清澈，在一些常人罕至而又轻易可以到达的里弄沟渠深处，搭岸而生的矮树下的水，照样绿得那么的富有诗意。

丹青余墨也风流

——王为政诗词集《丹青余墨》 郑伯农

认识为政近二十年。早就知道他是美术界的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诗书画兼擅。读了他的诗词集《丹青余墨》，仍然感到惊讶。他的诗有很强的冲击力，犹如一股气浪，冲得我心潮荡漾。

作为中外闻名的优秀画家，为政的诗词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合绘画创作出来的。我不懂绘画，不敢妄评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得失。作为绘画的外行、诗词的票友，我觉得他的诗和画结合得很好，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前者不是后者的附属品，单独抽出来，也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好诗。吴冠中先生在谈论为政的创作时说，“在创作中，他视抒情为第一要素”。 为政的终生伴侣霍达说，“作为画家的王为政，还深深地爱恋着文学。在作画之余，他读书万卷，笔耕不辍”。“画家本色是诗人”。“也许，正是这种诗人气质、学者素养成就了他的绘画艺术”。我很赞成吴大师和霍女士的意见。我们不妨看看为政的几首作品：

从容谈笑纵横兵，铁马关山咫尺枰。

八段元戎天不死，至今犹忆喊杀声。

——七绝·题《从容谈兵》

小城月色清如许。硬弓泣，柔弦诉，幽咽泉流翻作谱。把心揉碎，把情牵断，却向谁人吐？

风流终被风流误，未待蟾圆目双瞽。奇技惊天天也妒！百年一曲，孤弦绝响，留与人间驻。

——青玉案·咏阿炳

上面两首，一首写大人物，一首写小人物；一首诗，一首词；一首豪放，一首婉约，都不同凡响。陈毅有三种身份：元帅、外交家、诗人。为政既不写他如何领兵，也不写他如何驾驭国际风云、如何构筑鸿篇巨著，只写他下围棋。虽然展现的只是坐在棋枰前的陈老总，虽然只有寥寥二十八个字，人物的精气神却跃然纸上。阿炳是流落街头的旷代奇才。许多人被他的乐曲所倾倒，却很少有人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为政是画家，对音乐感受之深却不在音乐专家之下。“百年一曲，孤弦绝响，留与人间驻”。这是诗的语言，也是知音者的语言。他的这首《青玉案》，是写阿炳的难得好诗。

诗词有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为政不废婉约，就其主流来讲，可以归入豪放一派。这不仅体现在作者的选材上，更体现在作者的精神气质上。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领略到作者的大胸襟、大视野。他有一首《江城子》，是为绘画《密州出猎》配的诗。下面是它的下片：

淋漓墨气正贲张。岁添霜，但无妨，不尽豪情，一笑扫颓唐。瘦马扬鬃犹可战，威似虎，猛如狼。

这哪里只是写苏东坡，更是借古人抒作者胸中之块垒。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苏东坡说：“老夫聊发少年狂”。搞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癫狂，需要的是冷静和缜密。写诗、搞竞技体育，则需要些许狂气，甚至还要有点“舍我其谁”的霸气。为政在回忆恩师李苦禅的时候，笔底涌出这样的诗句：“侠者襟怀豪者胆，兴来北腿南拳。山东好汉义当先。早生八百载，或许上梁山。”看来，为政的身上流动着恩师的血液。他这条江苏汉子，挥毫泼墨时没有挂着吴侬软语，倒有几分梁山好汉的气魄。

为政把自己的诗词集命名为“丹青余墨”。这个名字告诉读者，他的主业是绘画，写诗只是业余爱好。不过，切不可小看这些“余墨”。我以为作者是很认真、起码是和作画一样呕心沥血地对待诗词创作。不重复前人的话，每有所作，必追求独特的意境、新鲜的语言。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营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 象。譬如写杨靖宇烈士：“英雄死后披肝胆，热血一腔粒米无。”写齐白石大师：“画魂长与国魂伴，不老丹青一布衣。”这些都是一吟就能让人记住的佳句。他善于写人物，也善于写景物。譬如那首游西北时写的《咏驼》，形神兼备，意味丰厚。特别是诗的结尾，令人遐想无穷：

皑皑天山雪，茫茫戈壁沙。

柔峰担日月，健足踏云霞。

不问来时路，且寻梦里家。

一声长啸罢，大野尽霜花。

《丹青余墨》的第四部分是作者的诗论，其中有不少发人深省的见解。对于这一部分的观感还是留待以后再说罢！

壬辰初夏于北京

千古风流画梦中 王为政

三十年前，我作《霸王与乌骓》。初稿采取“宽银幕”式的构图，力求真实再现乌江战后的悲壮场面：损毁的战车，嘶鸣的战马，残破的旗帜，阵亡的将士……两个月后，画还未完成。忽一日，我在睡梦中突然省悟：画得太“实”了，应该“写意”才是！于是一跃而起，直奔画室，弃原作于不顾，重铺一纸，将那匹缱绻低回于故主身旁不忍离去的白马一挥而就，抬腕看表，凌晨二时，睡觉。次日补上自刎身亡仰天而卧的项羽，一切背景、道具统统省却，作品宣告完成，迁想妙得远胜于两月苦功。钱锺书谓，“寻诗争似诗寻我”，仿佛未来的作品已经完成，期待你的挖掘、发现，你寻它，它也寻你，创作过程正是一个两相寻找的互动过程，“众里寻他千百度”，等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时的欣慰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附带说一句，据《史记》正义，乌骓并非人们臆想的一匹黑马，而是“青白色也。”

三十年后，我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北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时任密州太守的东坡先生一时兴起，率属下习射放鹰，并写下千古绝唱《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说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首词，发生在九百年前的那场狩猎，不过是文人的即兴游乐而已，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本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迹。但恰恰因为这首词，作者恰恰又是苏轼，所以永垂不朽。“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说的哪是打猎？分明借题发挥，抒发自己期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豪情，后来者陆放翁“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辛稼轩“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皆与此一脉相承。而今我作此画，当然也无须为那场狩猎纪实，也是借题发挥，以抒胸臆。而要表现“千骑卷平冈”的那般气势，却又“虚写”不得，无法讨巧，当年以少胜多的战术不可再用，于是逆向思维，采取与《霸王与乌骓》相反的布局， 将“倾城随太守”的官民人等，极尽铺排，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扑面而来；马匹鹰犬服饰，均精心刻画，不厌其烦；所有人物，皆神情专注，情绪激昂，造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总之，一切做得“煞有介事”，把狩猎当成一场战争来打。至于对手是谁，猎物何在，都不去管它，重要的是人物之情、画面之势、笔墨之趣，如果观者为此而感动，就可以了。苏轼作此词时年方四十，称“老夫”似乎勉强，而我今已年近古稀，真个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似乎非此即彼，其实，英雄人物是社会人群中的杰出代表，如果删除那些有名有姓、为历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豪杰、伟人奇才、高士名流， 人类历史也真是没法儿读了。 世间万物， “人” 是造物主最成功的杰作，是最高级、最完整、最复杂、最细腻、最具个性的生命，“千古风流人物”则是经历岁月长河淘洗的不同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这些人物传神写照、树碑立传，当不只是为历史留下形象参照，更是一项凝聚民族文化传统和人类智慧精髓的伟大事业，所以，许多人物画家殚精竭虑、乐此不疲，包括不才。无须“行政命令”，亦非“创作任务”，而是历史赋予的使命，画家自觉的选择，正如苏东坡、陆放翁、辛稼轩，有谁命令他们去写那些爱国主义的诗篇吗？

当然，为文为艺，不能仅凭书生意气、爱国豪情，“美术”之“美”，是由“术”来体现的。我十分钦佩作为诗人的东坡先生，却极不赞成他的画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形是神的基础，形是神的载体，形之不存，神将焉附？中国古时不重写生，人物形象程序化，概念化，陈陈相因，早已为徐悲鸿等前辈所诟病。但这也为后来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十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在糅和中西绘画优长的道路上不懈探索，且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现代的观者已不满足于“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西洋绘画塑造人物形象的丰富手段对于有志于人物画的画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在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画家又难以割舍对宣纸水墨的眷恋，不甘心“全盘西化”，无论蒋兆和式的从素描入手还是黄胄式的从速写入手，都是力求寻找造型与笔墨的完美契合。这也正是时代对中国人物画的要求， 无论解构形象的“现代艺术”还是游戏笔墨的 “回归传统”都难以取代写实风格的人物画。宣纸水墨不似布面油画那样可以层层叠加，而是笔笔留痕，无可更改，既要倾力塑造形象，以形写神，又要讲究“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其难度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惟其难，才让人知难而进。中国诗词的格律不是很严吗？李杜苏辛等先贤们虽戴着“镣铐”，却全无羁绊，“舞” 那么自如，那么精彩！画亦如此，愿随而往之。